《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二月號•第五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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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經接近世紀尾聲,這一期所刊載的三篇文章,都與「世紀」有關。如同中國近代許多名詞一樣,「世紀」也是一個外來語。中國過去只有帝王紀年,代之以耶穌誕生為起點的「世紀」,不只是簡單的用詞變化,可以說是從華夏中心主義走向全球化的某種象徵。閭小波研究梁啟超的文章,通過一系列資料疏理,認為儘管無法斷定梁氏是中國用「世紀」的第一人,但以梁任公當年影響之大,風頭之勁,可以確認「世紀」一詞實因梁氏之文而大行於中國。

  大同理想對二十世紀的巨大影響是眾所周知的,但陳的大同思想一直沒有受到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視。楊際開研究了陳大同理想的三重結構,它同康有為的大同及今天我們所知的大同理念有很大不同。這種以家族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不是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觀念呢?

  葛兆光對百年來中國的宗教史研究作了概括性回顧,他認為1950年以前是文獻學與歷史學階段,1980年以前為哲學史研究階段,1980年代屬於社會文化史研究階段,而1990年代以來則開始了宗教史研究的轉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