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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以降，中國知識份子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邊緣化。1991年，余英時在本刊發表文章，分析知識份子如何被擠出政治權力中心，又如何失落了他們的文化主導地位。文章發表後被廣泛徵引。90年代初，由於國家以商品經濟作為發展方向，知識份子不單沒有回歸主流，處境日益嚴峻。潘國靈剖析90年代知識份子的邊緣化狀態及知識界對這個現象的討論。他指出社會出現一種「經濟簡約主義」的思想，似乎要將經濟價值作為社會的唯一價值。那麼，人文知識份子除了做邊緣人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出路？兩位學者的文章都收錄於「二十一世紀」評論。

　　「百年中國與世界」發表張鳴的〈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一文，刪節本已於四月號刊登。配合土地改革的主題，本欄另載張學強對山東莒縣的拔地鬥爭的個案研究。作者以詳實的資料統計，指出拔地鬥爭雖然一定程度上改善貧民的生活，但日漸成熟的富農經濟卻因而受到沉重的打擊，令生產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運用。

　　此外，「政治與法律」欄目刊登盛邦和的文章，分析二戰後美國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由於二戰結束後的國際冷戰形勢漸趨明朗，美國在日本所主導的民主改革只是一場不徹底的改革。美國對日本故有政治文化的寬容，留下軍國主義復辟的隱憂。

　　岳永逸在「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發表他對村落廟會傳說的研究。作者探討傳說與廟會組織、村落生活、民眾思想的關係。據作者的調查，原來依水修建的廟宇往往有類似的傳說，這反映了村民生存狀態與水的關係。從作者生動的描述，我們可以理解村民傳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最後，「人文天地」欄目刊登三篇文學評論，計有90年代的女性書寫、中國民歌的性題材、以及近代市民文學，在此一併向讀者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