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視新聞評論節目解讀

☉ 凌　燕

　　1993年是中國社會改革經過一段停滯後，重新起步並加速發展的一年。此時，改革初期各階層普遍受益的局面消失，漸進式改革所引發的各種瓶頸效應和轉型綜合症都已成為現實，政治上加強控制、經濟上繼續開放以保持社會穩定成為現實選擇。

　　加強控制並不意味著回收一切已經下放的權力和封閉已開放的社會空間，而是在自己所保有的空間內，強化其官方意識形態宣傳的有效性，凝聚不同利益團體的共識，疏導社會不滿情緒。作為國家級電視機構，中央電視台在企業化轉型過程中，漸次下放除新聞性節目、文藝晚會、直播活動之外大部分節目的製作權，只保留審查權。電視新聞作為官方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塊自留地，開始承擔過去所有電視節目共同承擔的意識形態宣傳工作，但電視的另一身份──營利機構又使其同時奉收視率為圭臬。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新聞業競爭的日益激烈，靠獨家新聞來吸引受眾、壓倒同行的難度越來越大，新聞評論成為媒體面對競爭所能拿出的有效武器，行政級別越高的電視機構，所能批評的範圍和領域越寬，其發言也越具權威和影響力。

　　從官方角度來說，3.5億台電視機無疑是重塑意識形態權威、整合日趨碎片化的轉型社會的有效工具，改革日漸失效的、舊的、極易被指認的宣傳方式，探尋新的、更為隱蔽而有效的宣傳方式已迫在眉睫。

　　廣播電視的實質性改革同時啟動。1993年5月，一個由體制外從業人員、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和鉅額廣告共同打造1的早間新聞類節目──《東方時空》出台，節目被有意無意地區隔為三個空間：《東方之子》圈點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生活空間》為庶民的平凡、甚或艱難的生活尋求生存的意義；《焦點時刻》溝通前二者（以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的視角對庶民實施「關懷」）。《東方時空》在整體上獲得了巨大成功，1998-2000年的年度收視率分別為2.07%、2.11%、1.98%2。

　　一年後的1994年4月1日，脫胎於《焦點時刻》的《焦點訪談》誕生，成為收視率僅次於《新聞聯播》的又一個中國電視神話，其中1998年年平均收視率為27.48%。換言之，《焦點訪談》成了近1/3中國電視觀眾每天晚飯後的一項生活內容。

　　1996年5月17日，作為《焦點訪談》在廣度與深度上的延伸，周刊型欄目《新聞調查》隆重登場，節目以對「社會的關切」、「制度的建設」為選題的方向，以深度報導的形式對重大社會新聞事件進行調查和評說，成為央視的一大名牌欄目。

話語置換：建構國家／社會／個人的新型關係

　　隨著傳媒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批評報導成了迎合受眾泄火及維權需要、擴大市場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電視借助攝像機的權威和特權，往往打擊力度更強，電視批評報導成了與其他傳媒競爭的獨家武器。曝光節目成了既可為電視台樹立良好的媒介形象，又可吸引觀眾的法寶。每日不過13分鐘的《焦點訪談》也因此而集中了每年數億元的廣告額，佔央視全部廣告收入的10%3。

　　傳媒市場化、受眾的心理及情緒需要固然是批評報導的助推器，然而真正為其創造了繁殖氣候的，是媒介主管部門的默許乃至鼓勵。主持人方宏進曾表示：《焦點訪談》能那麼火，70%的分應打給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機構和領導，是他們讓它存在的4。

　　現代化的轉型是一個權力和意識形態不斷分化的過程，地方權力越來越大，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趨於弱化，黨對幹部的意識形態領導也遭到了市場邏輯的嚴重侵犯和削弱，批評報導的正面建構作用開始受到重視，而不再被簡單地視為對黨的權威和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挑釁。在意識形態宣傳主管部門的組織下，電視機構開始積極穩妥地將批評報導作為監控、打擊地方不法勢力，加強幹部管理及道德建設的有效手段，對批評報導的管理，也由過去數量、程序上的嚴格限制改為效能上的控制，即批評報導要「有利於化解矛盾、增進團結、維護穩定」，策略的重要性得以提昇。經過數年的實踐，媒體積累了為豐富的設置議題經驗，對報導的比例、分寸、時機、角度有了規律性的把握。

　　法輪功癡迷者自焚事件發生在2001年1月23日，直至30日《焦點訪談》才首次報導。重大敏感問題延時報導是國內媒體的不成文慣例，因為「要正確把握報導時機」。但延至七日之後才報導不能不說另有考慮：1月23日正值除夕，即時報導不僅會破壞春節的喜慶氣氛，更因為正逢假期，無法發揮組織傳播（集體觀看、組織學習討論）的優勢，對民眾的刺激不能最大限度強化；1月30日為農曆初七，新年長假即將結束，所有隸屬於單位、能被組織起來的人第二天就要上班，此時報導事件既能借助節慶環境的反襯，又不致影響百姓情緒，更重要的是可以發起連續的學習討論，通過將這一議題組織化來形成社會輿論。

　　對於沒有強烈信仰需要的中國公眾來說，對邪教的癡迷是他們不能真正理解的，官方對法輪功破壞力抽象的宣傳，多少讓人覺得真假難辨。在民間，法輪功作為頑固不化、執迷不悟的代名詞，其「段子」被演繹得五花八門，這些「段子」在戲謔反政府邪教的同時，不免也有對主流權威的顛覆，自焚事件使法輪功真實可感，也使政府任何形勢及強度的宣傳攻勢都具有了合法性。通過播放自焚場面來突出法輪功的殘忍，訴諸突破觀眾心理接受上限的感官刺激，主流宣傳與民眾建立了信任。利用商業媒體喜好但又不能隨意使用的恐怖訴求，反邪教這種國家行為借助商業化手法贏得了民眾的共識。

　　輿論監督在當下與其說是非權力機構／群體對權力機構的監督與批評，不如說是通過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置換，所達成的對權力運行中離軌行為的制衡與糾錯機制。話語的置換強化了「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的媒介形象，弱化了「為政府說話」的真實立場。節目通過向利益被損害、或潛在的受損者提供利益表達渠道的方式，泄導轉型期民眾不斷鬱積的社會不滿情緒，成為權力機構的隱形延伸，發揮著有效的社會整合功能。

　　在民間，《焦點訪談》被命名為「焦青天」，需要關注的是「焦青天」究竟主持了哪些正義？在法律上，「官」「民」並非一體，而是兩種主體，會有利益衝突。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權力群體中個體的離軌意味著局部出現塌方，主流媒體所要達到的便是主動將這些離軌者放逐，以維護制度的合法性。「焦青天」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統一起來，孤立令行不止的權力個體，所鞭笞的往往是那些同時損害了人民和國家利益的行為和個人。因此，輿論監督實質上成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種手段，並不是純粹監督政府的手段。

　　訪談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對象群是權力機關領導。權力機關既賦予監督者以監督權，直接領導監督，又是監督者所要服務的機構，在文本中，或是直接出場，或是作為缺席的在場者，都是輿論的主控者。《焦點訪談》慣用的策略，是在批評揭露了部分地區的問題、個別官僚的腐敗後，總要找到相應的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發言評論，意在說明：一、政策是沒有錯誤的，只是下級部門執行中出現的偏差；二、下層官僚雖腐敗，而上層領導是好的。後者的發言具有輿論的示範性和導向性，通過打擊下級執行者和表明信心來強化政策甚至政權的合法性。

　　在《透視運城滲灌工程》5結尾，山西省長在接受採訪時說：「說來說去，老百姓是好的，關鍵是幹部。」這句話或可作為包括《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在內的焦點類新聞評論節目的基本立場。但這種表述存在頗多疑點，在現代社會裡，公民──既包括黨政幹部，也包括平民百姓──的權利應當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幹部的權力及責任更重大一些（而這是行政範疇的問題）。「老百姓怎麼做都是對的或情有可原的」，這種思想既不符合現代法律精神，也不利於培養有獨立人格的現代主體。

　　能被普通觀眾指認的意識形態是失效的意識形態，控制輿論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盡量隱蔽意識形態「框架」的輪廓，使之達到自然化的效果。在實踐中，記者編導們總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策略，所謂「硬焦點軟著陸，軟焦點硬道理」6就是在「上」「下」兩頭尋找平衡點；所謂「批評性節目往表揚上說，表揚性節目往批評上說」7，則是體現平衡策略的重要手段。《摧毀黑藥市，打掉保護傘》中的主持人以這樣一段評述結尾：

非法藥品批發給人民群眾帶來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對此必須予以堅決打擊，這是國家的一項既定政策，也同時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由於這些非法經營利潤豐厚，所以，他們往往要想盡一切辦法來逃避執法者的檢查，這的確給治理帶來一定的難度。但是從蒼南縣整治非法藥市的情況來看，只要我們政府態度堅定、工作認真，措施得力，並且持之以恆，非法藥品泛濫的局面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

　　這是《焦點訪談》節目頗具代表性的結語，「人民」、「非法者」、「執法者」、「政府」都被建構其中，各自的位置是：人民利益是受保護的、非法者必受打擊、執法者需要監督、政府可以信任。儘管節目的大部分影像都在表現執法者存在的失誤，但在有定性意義的結尾中，一句「非法者想盡一切辦法來逃避執法者的檢查」，將執法者的責任由主動敘述為被動，由決定性的變為局部的，體制或政策上的漏洞也因此被闡釋為暫時的、能力上的問題。換言之，節目在給民間話語提供利益表達空間的同時，也在規範化、制度化著這種利益表達途徑和空間。

　　通過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置換，主流的官方話語自然而然地滲透進本文的敘事層，巧妙地實現對前者的詢喚和整合。這種置換是否成功，直接決定意識形態宣傳是否有效。

　　「訪談」形式的採用被認為增加了節目的民主色彩，節目的採編人員從案情和社會問題揭示入手，追蹤案發線索，訪問知情者和當事人，直至問題真相大白，節目製作者的傾向也就在事實訪問的展現中顯示出來，藉此增加受眾的參與感和節目的真實性。訪談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事實，記者在觀眾的注視下參與事件的調查，其訪談過程就成了觀眾「可經歷」的事件，具有真實性。讓普通民眾出鏡，用他們的形象和聲音，在滿足公眾知曉權的同時，也滿足了公眾的「話語權」，使節目成為「群眾喉舌」。所「談」只是被「訪」的內容，這種話語權的設置是被嚴格限定的，加以編輯機器的配合，足以完美地縫合、修補這些話語，使意識形態自然地流淌於訪談之中。

　　《焦點訪談》作為中央電視台1994年工作總體規劃中的一項出台，節目有嚴格的審批程序，節目的任務是「引導、溝通、平衡、監督」8，這也決定了批評和暴露的指向都只限於政策的執行和操作層面。

　　1998年5月開始，《焦點訪談》開闢反饋版《焦點的回聲》。從傳播學理論上說，這是滿足受眾對事件結尾的知情需要，但在實際操作中，則是為了平衡地方政府利益，並且重建受眾對地方政府的信心。但這一模式使用過多，產生的實際效果是：被打擊的地方政府可以在《回聲》中獲得安撫甚至知錯就改式的免費宣傳，老百姓對地方政府的信心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重建。

故事化敘述：意識形態的修辭方式

　　「用事實說話」是《焦點訪談》的標版，也是其修辭方式。節目以對個案的故事化敘述呈現事實，刻意製造戲劇性的矛盾衝突，比之提出論點─擺出論據─論證的程序化的評論，在傳播理念和效果上都有巨大進步。然而，「事實」是一個共用空間／文本，事實不能自我說明，需要以一個框架加以詮釋，不同的立場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

　　懸念和衝突是故事的基本構成要素。《焦點訪談》的批評報導前半部分往往是非法者的劣行表演，後半部分必有正義角色出現；基本的「故事」模式是：善良無辜百姓利益受損→記者調查證實→上級領導懲罰非法者→百姓利益得到補償；一般出鏡人物為：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級主管領導／拯救者；常用的影像符碼是：法律文件、卷宗、證章、合同等，這些物品充當了「英雄」的寶物，而記者則代替我們行「英雄」之職。

　　《新聞調查》更是自覺地將故事視為意義生成的方式。記錄東北農村基層選舉的《大官村裡選村官》，策劃和編導在節目策劃過程中就已經為未曾謀面的人物安排好了故事，「最好是頑固勢力老村長寡不敵眾，新辦法給了村裡能幹人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場較量即將展開，欲知結果請看《新聞調查》」。最讓編導們興奮的是現實生活比他們所能想像到的更富有戲劇性，選舉中殺出了一匹黑馬──一個老村長根本沒放在眼裡卻險些爆出競選冷門的前抽水員，使得故事／選舉一波三折，頗具喜劇色彩。在敘事上，節目模仿情節劇的作法，將40分鐘的節目分成三至五個段落，用預告或倒敘的方式製造並強化懸念，每個段落都設置有矛盾和衝突發展的小高潮，段落之間都有一個設計用以承上啟下的片頭，一方面吸引新的收看者，一方面留住上一段落的收看者，其間往往借用肥皂劇的基本手法──重複和延宕，保證所有突然闖入的觀眾都能明白事件原委。

　　故事化離不開過程展示，了解或親自參與某個過程是一種特權。手術的過程只有醫務人員參與，審判的過程一般也只有相關人員在場，對於大部分事件我們都可以知道其結果，而不能參與其過程，因為很多秘密蘊藏於過程中──魔術之所以為魔術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其過程。這種特權式的體驗足以將普通觀眾牢牢地固定在電視機前。

　　「事實」是用來「說話」的，換言之，敘事是為了說理服務的。因此，採用故事化敘述的新聞專題節目，在敘述上或由記者旁白評述，或由不同的採訪對象對記者觀點驗證式的回答，兩種形式交替使用，使事件流程零散化，觀眾只能像觀影一樣任由記者引領，理性思考被觀感體驗所代替，其傳播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故事化無異於一個溫暖的陷阱，當觀點、事件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說出、演繹出之後，現象便遭遇個人化、特殊化，必然性被偶然性所遮蓋，無疑削弱了其普遍意義。

　　生活是難以用「故事」窮盡的。對於國內觀眾而言，由國家級媒介以新聞形式講述的一切故事，其真實性都是不容置疑的，當一個故事以真實的形象出現，也就意味著它是封閉的，真實的結局是唯一合法的結局，真實事件中的張力被視為偶然而排除，對於關係的把握，也只能採用簡單化的處理，總是停留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框架內；結論自然也流於簡單甚至片面。

　　故事是有頭有尾的，而生活中的具體事件卻是在不斷延續的，人為地截斷這種延續過程，將使事物的其他很多可能性被忽略。當一種社會現象以有頭有尾的故事形式出現時，社會現象被闡釋為一個由命運或其他偶然性所決定的、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時，就會被故事化解讀，從而拒絕觀眾的體驗式、認同式解讀，失去應有的影響力。

　　大多數故事有著我們所能認同的主角，過多地強調個人，我們就會忽視人是社會群體的代表，忽略社會及其制度。在故事中，文本和現實之間的界限被想像性地取消，故事敘述的最終圓滿同時也就意味著各種現實困窘的解決。

　　以《新聞調查》的首期節目《宏志班》為例。

　　宏志班是北京市某中學創辦的特殊班級，擇生原則有兩個：一是北京市月收入不足200元的家庭中的孩子；其二是品學兼優。對被招收的學生，免全部學費，並在高中三年每年可獲得1,500元的生活補助。學校本意是利用這個特殊群體的艱辛觸動學校的真正主體──上千名生活優越的機關子弟。它的戲劇性在於，宏志班是將極個別品學兼優的都市底層孩子收編至普通市民階層，其餘大部分成績一般的孩子則成為被遺忘的／不可改造的。於是，在最底層的孩子中間，人為地分出兩極，即成績好／可改造的和成績一般／不可改造的。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會背景下，這些邊緣人的生活本身就易引發宿命理解，宏志班更使這種誤讀有了落腳點。它的觀賞意義如同一齣「苦兒成長記」，宏志班的學生成為悲劇明星和家貧志遠的媒介英雄，滿足普通市民的虛榮和廉價的同情心理，而引導、提昇的使命卻退至無限遠，以致我們看著片中／劇中人物的艱辛而盡情揮淚，卻不會產生幫助他們的欲望，因為那是他們的「命運」，我們無力也不必解救他們。宣傳訴諸情感本是為了促使行動，在這樣的敘事中，觀眾的感動卻止於情感宣泄，不僅沒有促成行動，而且在情感方面也沒有深化和昇華。

　　《新聞調查》將這種故事化的敘述方式具體化為「主題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和「人物細節化」的原則，這樣的敘述邏輯在吸引受眾提高收視率方面的確行之有效。然而，因為關注細節，在這類節目中，最易引起觀眾共鳴的不是事件的實質、主要人物的行為動機、目的、手段及結果，而是「態度」；換言之，不是本質和過程，而是表象。囂張、目中無人的表情和言辭最容易引起觀眾的義憤，對這些人的「修理」，甚至比對重罪犯人的懲罰更讓觀眾感到快意。一般情況下，得罪或不配合記者的人都會在節目中或至少是在觀眾的情感反饋中得到相應的報應。一方面，這是由於觀眾將自己認同為記者一方，並以當事人對記者的態度判定是非；另一方面，大眾化的思維不關注深度，而以平面化的意義，即事件與事件、事件與人（自我）的關係來代替。這種傾向同時影響記者和觀眾，在鏡頭內外的人感到解氣快意的同時，中國老百姓原本就比較淡薄的法制意識便無影無蹤了，而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只要態度「誠懇」，卻可能得到同情和諒解。

　　對新聞事件進行故事化的敘述方式並非央視首創，《新聞調查》的編導們不諱言節目對《60分鐘時事雜誌》和《20/20》等國外同類電視節目的借鑒，但這種敘述方式並不完全是「舶來品」，中國的敘事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法制化、民主化進程中，如何利用有力的表現手段來進行實現輿論監督？央視新聞評論部的編導策劃們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針對公眾社會預期心理，借助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使三者實現最佳組合，從而完成欄目的構架。可以說，故事化敘述與輿論監督的結合只有在今天才能顯現出強勢，或早或晚出現十年，都難以取得現在的轟動效應。

　　由於央視在節目製作形式上對地方電視台具有示範作用，使得地方台的同類節目也都採取了類似的表現手法，這種敘述方式雖然利於吸引觀眾，但負面作用也不可忽視：同一性質的社會問題和現象換了人物和發生地，就是一個新故事，闡明的意義卻只能在同一層面簡單重複。最終理性的觀眾不僅會對節目和這種輿論監督失去興趣，還可能對提供這種監督的權力機關產生懷疑。

小　結

　　《焦點訪談》問世七年有餘，播出近三千期節目，在中國電視熒屏和國人的政治生活中都佔有了重要位置，成為透視中國電視文化的最佳文本。以下僅就《焦點訪談》的社會功能作一疏理。

　　一、利益表達與社會情緒疏導。在階層分化重組過程中，社會成員利益意識的自覺，必然導致其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願望增強，從理論上說，這種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可以增加社會成員對政府的認同感和個人的成熟感，但由於我國政治制度改革滯後，沒有提供相應的表達空間，《焦點訪談》在相當程度上代行了這種職責，提供政治參與和表達機制，通過這種機制建構和詢喚分化的社會主體，使改革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變革，而成為一種同舟共濟、共享艱難式的參與和認知，而那些不理解或不滿於改革的人，將同時承受倫理和道德的譴責。

　　在《焦點訪談》和《新聞調查》龐雜廣博的評說話題中，「反腐敗」和「減輕農民負擔」始終是頻率最高、分量最重的兩個話題。顯然，這兩個語詞聯繫著轉型期政府面臨的兩大難題，也是普通百姓所關注的政治話題。對同一話題的共同興趣為電視媒介彌合二者之間的斷裂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利益基礎、動機又使這種彌合只能止於表層，在為普通百姓找回現實利益、滿足他們的利益表達和宣泄需要的同時，完成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生產。

　　二、監督和打擊地方政府與其他職能部門。地方政府忽視國法和政策，偷漏稅、亂收費等，維護中央利益、重塑國家威嚴，是中央政策和法律的有效執行者。中央政府在過去不僅不需要也沒必要運用新聞手段去制約地方政府，而在利益分化的今天，不僅要依賴過去的行政手段，而且更需要運用媒體手段「殺一儆百」。從這個意義上說，《焦點訪談》是中央政府在新的歷史階段所創造的新型治理手段9，而遠非獨立的新聞監督。民主政府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然而我國的制衡機制非常薄弱且不規範，媒介尤其是新聞評論類節目在事實上構成了一種制衡力量。

　　三、重建中央級宣傳機構的權威。在電視傳媒的企業化轉型過程中，作為營利機構，收視率被奉為第一準則，商業因素的過份侵入，損害了中央台的權威性，焦點類新聞評論節目通過發出其他傳媒機構不能發出的聲音來重樹權威。當前具有社會使命感的一代正漸漸從社會舞台中心退卻，年輕一代原本就缺乏政治參與熱情，工業化又造成社會分化及社會主體之間的疏離，靠甚麼來維繫意識形態的權威？當發生重大事件需要鼓動群力群策參與時，由誰、在哪、如何去發動？從這個意義上看，《焦點訪談》節目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於推動某項具體政策的實施和問題的解決，而在於重構一個權威的廣場和會堂，以便設置社會議題，確立框限社會的聚焦點。

　　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權這兩種互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為社會各領域、各層面發展變化的普遍特徵和價值觀圖騰，中國社會隨之帶上了碎片化特徵。電視取代20多年前安裝在每個家庭中的高音喇叭，將日趨分散的社會成員詢喚至一個影像構成的「政治廣場」，發揮著具有高度動員力量的整合功能。

　　四、滿足政治和禁忌消費。泛政治化社會中的民眾對新聞／政治有極大的熱情，觀眾在消費電視節目時，也在產生出意義和快感，當觀眾得知國家領導人也在觀看同一節目，視覺的平等帶來政治平等的想像和滿足，尤其節目中相當一部分內容過去屬於內參範圍，一種禁忌消費般的快感便可從中產生。大量偷拍鏡頭帶有刺激性，對一些掌權者的審判式的採訪和調查讓我們找到了當家作主的感覺。在正義之名下，我們看到了許多過去不可見的東西。

　　焦點類新聞節目在初期的確能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包括監督行政執法機關、疏導民眾情緒、重塑國家威嚴等。但模式的形成意味著遮蔽性的突顯，使輿論監督呈現具體化、瑣碎化，雖在多種權力機構和話語力量之間遊刃有餘，但卻漸漸喪失了從前的社會民主建構力量和預期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

凌　燕　女，生於1973年12月，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影視專業博士，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