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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二年十二月號 總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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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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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蘇維埃區域的社會控制 ──以農會為個案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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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 言 目前對鄉村社會控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二十世紀的鄉村社會和解放後的人民公社及目前的村民自治的研究，而對於解放前蘇維埃區域其作為一種過渡形態的政權和社會控制的研究仍是相當缺乏的。但是，這一段時期的重大意義卻是不可抹殺的，正如胡宗澤在對《十里店》文本的分析中指出：對1937─1948年蘇區土改的考察有助於理解處於杜贊奇討論的世紀之交和世紀初年的情況與王銘銘90年代的調查之間的「過渡」時段的鄉村社會的重大變遷和問題延承。1 而對於這一段時期鄉村的社會控制問題，一般來說，延承了杜贊奇從他對二十世紀初鄉村基本狀況的討論中延伸出的結論，即共產黨革命正是在政權內捲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它的成功不僅在於它幫助農民解決了土地問題，並且更在於它改變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使稅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腐化問題得到相當大程度的控制。2 與此相似，一些學者也認為中共對鄉村的新政，打破了家族、宗族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組織、群眾組織、新型社區組織等，使農村組織程度得到很大的提高。3 這些討論都認為中共革命的勝利正是在於前所未有地使國家政權伸入到鄉村，極大地動員了廣大農民。 另一方面，有的學者在分析建國後鄉村政權時指出：「官方授權」並沒有解決基層政權利用國家權力、權威形成組織化利益為自己謀取私利的狀況，即「官方授權並不意味著國家政權成功地進入鄉村社會」，「士紳和地方作為地方體的控制力量迅速喪失了其地位，但並不意味著國家的直接管轄的真正實現，也不意味著國家可以成功地繞過地方政權與社會建立緊密的聯繫，更不必說通過社會力量監控地方的政權。」4 這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由於「官方授權」帶來基層政權利益組織化的發展，成功地利用國家權威來為自己謀利。 同時，如果我們把這種秩序的轉變理解為一種「過程」，那麼考察這幾者在一個單位更小的空間中所發生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就是極有必要的了。因為所謂的在國家政權──基層政權──鄉土社會之間，它們的各種關係是在被不斷建構的，在這種關係的建構中存在的可能就不是結構所能容納的了的各種「微小但卻真正重要的細節」，也許我們會發現國家政權的一直不僅在基層政權受到扭曲，而且它還可能被鄉土社會所利用來作為重建其自身邏輯上的秩序和關係的工具。 本文即是試圖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農會變遷的初步分析考察解放前共產黨革命區域的政權建設在動員民眾的基礎上是否真正建立了基層社會與國家政權的實質性聯繫，構築了國家──基層組織──農民之間合理互動的利益結構。同時將廣東農運早期農會的組織狀況包括近來以使對其後來演變的分析具有一貫性和延承性。並且本文也試圖將《十里店》的文本材料納入到分析視野中來，以求在對農會變遷的基本構架的「結構性」考察中，不要太過於忽視這些場景中的事件對於「斷裂」和「延承」的重大意義。 二、權力結構的突變──廣東國民政府下的農會 國民黨「一大」後即組織成立了有中國共產黨人林伯渠、彭澤平、阮嘯仙，羅綺園，周其鑒等人參加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接著又成立了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以輔助農民部的工作，同時，國民政府還在管轄區域內訓令各縣援助組織農會和農民自衛團，特別是以駐派特派員和設立辦事處的形式來推進農會的建立，「黨部先後派出特派員八九十人，」協助各地成立農會。5 同時，「全省分設六辦事處」即潮梅、海陸豐、惠州、北江、西江、南路、瓊崖，分管若干縣農會工作。6 廣東國民政府期間對於農會控制一個日益突出的特點是：它一方面支持並推動農會活動，一方面又力圖將之控制在行政權之外，作為一個對行政有一定監督權的農民自組織，特別是當它統一廣東後，作為這一區域合法的政府，它日益不能容忍農會對其基層政權的侵犯。 早在《革命政府對於農民運動第一次宣言》中其即指出：「農民協會於其各級中之各部，均有警告、控告以及代理地稅之徵發及解決地稅問題之權，但無直接行政之權。」7 同時，農民協會對於其它官吏，有請求罷免之特權，然此等請求……必須經過會員全體大會四分之三通過，地方或中央審查委員審查之後，始能由政府機關執行之。8另一方面農民協會可派代表至各地或中央政府各機關之農務會議討論各種農業問題。1926年的《廣東農民協會修正章程》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規定。 同時，它還力圖將之與宗族等血緣關係剝離。國民政府時期農會的建立中，這一點得到如此的強調──它明確指出：「對於農民協會會員，絕不可表示地方親族或親戚關係。」9──而與對神權的態度得鮮明的對比：對鄉民「破除其命運論，但不必排斥神權」。10 總的來說，這時期的廣東國民政府絕不是想要「一切權力歸農會」，而是將之與行政嚴格區分，將之定位為一個有力量的不同於行政體系和傳統血緣關係的第三種農民的利益表達渠道。但是，我們看到它在實踐中卻面臨著許多問題。 首先，國民黨還無法打破舊的土豪劣紳、舊官僚對鄉村的直接控制，無法建立與農民的新型的直接的聯繫，也就無法使農會成為一個農民向外聯繫的大道。 國民黨在當時本身就是一個魚目混雜的政黨。它的整個勢力擴展本來就是一個把各種不同力量吸入到黨內來的過程，這也就決定了它本身組成成分的複雜。因而似乎難以說有一個統一的國民黨的農會政策。雖然說一些國民黨人士如國民黨左派是支持農運和農會的，但其實即使它的中央中也存在著四分五裂的派別和勢力，它在地方上組織的就更不純了。廣東省第二次農代會宣言中即明確指出：農會與國民黨的關係分兩個階段，一是省黨部未成立以前，農會與國民黨幾乎是一個混合體，而省黨部成立後「劣紳、土豪在各地居然包辦國民黨起來，利用國民黨抵制農會。」而地主民團也利用國民黨的名義來摧殘農民協會，這種衝突構成了各地農會辦理的最主要的案件。11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所謂的讓行政成為上傳下達的中間途徑的意圖是根本難以實現，這個渠道即已堵塞，農會與基層政權的衝突也就是難以避免的了。 國民黨本身組織上的──不管是中央層級上的還是地方上的──不純和渙散，及其這一時期在地方層次上的黨政合一傾向，使農會本身針對的目標和打擊的對象帶了更深的政治內涵，特別上在農會工作基本上是由共產黨員包辦的情況下，針對劣紳土豪民團的活動與針對國民黨的活動關聯起來。國民黨雖然出於維持地方秩序的初衷要求農會無直接行政權，但是它又無力來清除它自身黨的系統和行政系統中的鄉村舊勢力的代表，造成的是農會對於行政監督及其利益表達途徑的阻塞而成本的高昂，當矛盾集中到一定程度，農會本身擁有的武裝力量爆發出來就對國民政府整個的統治構成了危脅，積怨由此而生。 同時，它還無法打破鄉村舊式各種組織體系。廣東國民政府下的農會只是一個新鮮的、力量忽大忽小的組織，無法與農村中強大的宗族力量及五花八門的各色秘密組織相抗衡，國民政府也沒有力量將這些宗族勢力和各色民間會社都清除，它無法打破鄉村舊式各種組織體系，特別是無法打破家族的強大力量，來構造一個新型的鄉村社區，其中將農會建立成一個新型的傳播選舉等公民意識的農民自組織。因此國民政府之下的農會對宗族和其它諸如大刀會、三合會等等諸多會社幾乎沒甚麼影響力，比如說1926年對廣東農運的一項調查報告發現在廣東活躍的各種會社就有十多個，且都具一定力量，而農會與之有的處於反對地位，有的還算和睦，有的有成會員交叉現象。而對於宗族：廣東根據《三國演義》而來的劉關張的結合是如此緊密甚至跨村跨鄉結合與它族發生械鬥，而「農會不能代替他們的組織」，這份報告認為「他們加入農會等於跨黨」。12 並且還出現這樣的情況：在一個雜姓鄉中，其中一姓申請成立了鄉農會，而一鄉不得有兩農會，因而另外的姓氏就不能成立農會，因而成立農會的家族就借農會的勢力凌辱另外的姓。13 可見，雖然國民黨這一時期試圖將農會的發展限制在「地方自治」的範疇內，但正如梁漱溟嘲笑的那樣：民國地方自治除了把農村搗亂以外，就一無所是了，因為當時「根本無所謂西方近代地方自治所需的足夠權力之國家存在」。14 其次，大革命時期對於農會自身來說，它雖然發展很快，力量很大，但問題卻也很多，也並不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一呼百應。 農會的成立應遵循以下章程：農村有成年農民三分之一以上之申請，由上級報告省協會，經省執行委員會認可，並派員至該鄉召集全體會員大會，依法選舉執行委員會，組織鄉農民協會。」且「各級農民協會之成立，須經省執行委員會審查核准後頒發旗印」。在層級上它設省、縣區、分區、鄉五級，縣省之間設六個農會的派出機構──辦事處。 這樣一個較為嚴密的組織體系設置一方面使得農會組織在上傳下達方面更加暢通，使農會成為「全省農民」的代表，達到團結農民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得農會在特派員的推動下迅速地建立。但是問題卻隨之而來，比如說廣東省農代會二大上就對這樣的情況提出了批評：一次省農會派一名同志在某縣工作，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回電告之成立了縣農協，似乎全縣農民均發動起來了。調查之下原來並不是各區各鄉都成立了農會，只不過是三十個會員成立一鄉會，三個鄉成立一區會，三個區會就成立了一個縣農會。15 這種輕而易舉地自上而下的組織不僅很容易使農會成為一個空架子，而且往往還出現農會僅由幾個人把持的狀況。這也就是這時期各種有關農會的文件都會提到的「組織鬆散」的問題。同時，與組織體系相應的還有這一時期農會的任務也發生了一些潛在的變化。 1926年中共廣東區委的《廣東農民報告》總結一年來廣東農運工作時就指出：一年來農會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含有政治意味的工作如廣州市郊農民要求參加廣州市長選舉，幫助孫中山北伐，幫助廣州政府鎮壓商團叛亂，響應孫中山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等等；另一方面是解決改良農民自己生活的「局部問題」的工作。據統計農會工作中政治事件佔了53%，經濟事件22%，教育7%，會務13%，因而《報告》指出；「兩年來農民運動對於政治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多，對於經濟方面的，各處地方上農民切身利益的建設工作做得很少，所以結果一方面使得許多人以為農民協會常是多事，同時農民群眾感覺不到農會對他們自己有多少好處。」16 並且，國民黨領袖們「他們只想利用農民，並不實際保障農民的政治經濟上的利益，」「在軍事區域裏要農民贊助自己，他們組織農民協會，要求農民為民族解放運動而犧牲，可是他們並不強迫大地主對農民讓步，而且不在保障農民的政治權利。」17 可以看出，由於農會組織體系的不完善如代表制的不健全，無定期的大會等不僅導致了農會淪為少數人操縱的機關，而且農會自身定位的變化也造成了它難以成為一個自下而上利益表達的渠道，難以真正成為農民自享自有自治的組織。 1929年，中共中央重新回顧大革命農運時，針對此種問題指出：一些人認為農民要求鬥爭，要求暴動，而不要求組織，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察，在鄉村中原始的組織和農民自動的小組織不知有幾千百種。而過去農會的失誤就在於「過去我們在命令主義和委派制度的工作方法之下，根本使農民把農民協會看成不是自己的東西，在組織的觀點上訓練的方法都非常機械，使農民不能感興趣」，「所以八十萬農民組織的農民協會倘遇著一個較為利害的白色恐怖，則立即瓦解下去。」18 從以上兩方面來看，一方即國民政府的國民黨本身能力及組織狀況造成了對農會發展的諸多限制，一方面即廣東國民政府之下對農會的定位及農會自身之組織中存在諸多問題，使得廣東國民政府在大革命時期無力也逐步地不情願轉換自己整個的基層政權和基層組織結構，打破鄉村舊勢力，把政權深入到鄉村，把農會真正發展成為一個在鄉村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新型的農民的自組織，並且以它來對基層政權起監督的作用。也因而，這一時期的農會在最初革命政府還未統一廣東，急需打擊反對勢力因而對之加以扶持時，被允許猛烈地打擊地方的勢力而極大地發展起來，而當廣東國民政府作為一個地方性的最高政權建立起來後，它要維持它的整個執政的地位和秩序以至於對農會最後的鎮壓。 國民黨一心想的是將之納入到「地方自治」的範圍，豈知雖然鎮壓了農會武裝，但圍繞農會的建立即已存在的上述兩個矛盾卻也是它的「地方自治」難以擺脫的困境。它還是無法解決如何對它的基層黨政加以監督，而又如何將農民納入到一個新的組織體系中「自有自享自治」從而開闢一個自下而上的渠道的問題。上下無法打通，自治何為實現？梁漱溟很生動地指出：地方自治法規是專等「你犯了錯即送官去辦，送官之後是打是罰一概不管」。而鄉鎮長/所長的職責是處理 一，違犯行政法令者；二，違抗縣區命令者； 三，違犯鎮自治會公約或一切決議案者；四，觸犯刑法與刑法性質相同之特別法者。」19 這種自治幾乎還是自上而下了。 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八七會議上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就指出失敗在於中央跟著國民黨中央提「死板」的組織「農村自治」，即「全國農協訓會說：『建立鄉村自治以鞏固農民之勝利，而消滅鄉村中之無政府狀態』」20。 那麼中共將會與國民黨走上一條甚麼樣不同道路呢？農會又將會面臨甚麼樣的前途？ 三、秩序與運動──蘇區的農會 許多學者指出：中共這時期的政權建設呈現出一種與國民黨完全不同的取向，即自下而上的傾向。「共產黨」與國民黨政權採取了不同的行政策略，它的手段是「動員社會以使之就犯於自己致力於建立的國家政權，而後者則是要拓展現存國家政權的邊界以納入社會。」這指的是由共產黨不斷地發動與鄉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運動，「並伴之以農會，互助組等大量新型組織的建立，他們被調動起來，在生產之餘投身到運動中去以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切身利益。」21通過農會、互助組、農業合作社、民兵組織等等構成「組織網絡」是共產黨所發明的一種全新的組織和動員技術，使它「創造一個忠實於國家的組織，而這一組織又牢固地扎根於自然村之中」，從而擺脫了國家政權「內捲化」的陷阱。建國後舊政權通過土改，將自己的權力延伸到鄉村社會的內部，將一部分積極份子吸收為農會幹部，共產黨員，由他們取代傳統的鄉紳或舊的鄉村「精英」。這種「新的國家政權建設是遵從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從經濟基礎的改造入手，推及上層建築的變革。」22 但雖然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體系將自己的政權深入到鄉村，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組織設置自然地發揮作用，也不意味著它能打破國民黨在農會組織體系中即已出現的「空架子」、「人亡政息」、不能有效地組織和發動農民、不能使之成為真正的擺脫血緣關係的農民的自組織等等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在中國共產黨農會建設中均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的，只不過共產黨會以另外的形式來解決，並不會像國民黨那樣束手無策。 本文試圖對中共在組建貧農團/農會中遇到的困境加以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打破如上的困境的，進而考察中共的出路求訴中存在的問題和對今後的歷史有著的深遠影響。 1、從「一切權力歸農會」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1927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中附的《中央農委對於政權問題的決議案》中指出：「農民在鄉村中打擊封建地主的時候，農民協會應成為鄉村中唯一的權力機關」23。7月20日，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共同發出的《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指出：「土地革命的成功必須推翻封建土地的鄉村統治，建立農會形式的革命政權。」並且指出：農會已不是「一種職業組織，而是以窮苦農民為主幹的鄉村的政治聯盟。」24 共產黨指出的「一切權力歸農會」是對於蔣介石政權叛變革命打擊農會的一個直接的反映，在農村中堅決清除土豪劣紳和舊官僚。但後來黨的「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當鄉村開展暴動時，當地黨部應以農民協會為基礎組織革命委員會這一臨時形式的革命政權而不應以農民協會為政權，革委會是過渡形式的政權，它要逐漸發展為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以此執行農會的所有工作，沒有農會的地方直接建立蘇維埃。25「六大」的這個決議案一方面是由於農會畢竟是一種群眾組織一哄而散的群眾大會解決不了甚麼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以農會為基礎的革委會以至蘇維埃政權邏輯上在洗刷了反動份子後其性質與農會是一致的：即在鄉村中的蘇維埃也是農民自己的政權（在其它層政上還有別了「工」「兵」代表一起組成）因而農會也就沒有必要了，所以農會自此逐漸被取消了。 如果事情到這就完結了，那麼可以說共產黨走的道路和國民黨沒甚麼不同，其當初領導農會發起的對鄉村秩序的巨大沖擊也只能說是它與國民黨處於不同的地位而採取的更激烈的手段，當它自己成為政權的主導者，對於自我政權的維護和對秩序的關注又會使它陷入與國民黨政權相同的漩渦中。 可是，歷史並不是這樣的。 2、貧農團的困境 到1930年左右，各地蘇維埃政權逐漸建立，完全取代了「農民協會」「這一已不合時宜的群眾組織」，但是，1931年以後各地又紛紛組織了「貧農團」，作為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的機關。它在各鄉、村都設有委員會，村以下設小組。 在當時，貧農團與政府的關係在《貧農團章程》中作了如下規定：1、貧農團應受鄉村蘇維埃政府的指導；2、貧農團有經常討論蘇維埃工作，意見提交蘇維埃討論執行之權；3、貧農團有經常監督蘇維埃工作和經濟收支之權；4、貧農團應號召全體會員執行蘇維埃的一切法令；5、貧農團有提出自己的後（候）補名單參加蘇維埃政府之權。26 可見，這裏共產黨對貧農團的定位實際上不出國民黨多遠，除了更激烈的階級鬥爭策略以外，貧農團在通常時期還是一個制度化的群眾組織。在實際中它雖然被賦予了以上的對政權的監督權，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下卻難以有真正的力量可以這樣去做。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看到了這一點，它看到農會不自己武裝起來不去沖擊舊衙門和打倒土豪劣紳、舊官僚就無法真正地發動農民，就無法沖破在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的千萬重屏障。但在根據地政權建立後，蘇維埃政權本身就在文字上規定了是民眾自己的政權，並且它還採取選舉的方式產生（當然這是上級定候選名單的等額選舉），因而貧農團/農會只能是一個群眾組織，它在一般情況下基本上只能是蘇維埃政權的動員組織，執行政府的命令和指示，比如： 據1933年湘贛全省對群眾團體組織工作的統計表明，貧農團做的工作主要為：
可見，貧農團基本上是一個執行政策的組織。正如共產黨看到大革命時期的農會「在命令主義和委派制度方法之下」，而使得農會難以成為農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一樣，革命根據地在基層的政權建立之後對農會與蘇維埃政府關係的定位以至於後來三三制政權下對其的取消同樣也導致了原先存在的一些問題。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即指出鄉代表對於擴大紅軍、優待紅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等問題有決議時，都只是到貧農團「發表」一下，而沒有使貧農團加以特別的討論。28 特別是在當時的基層選舉制度下，貧農團更是難以發揮作用。毛澤東對長岡鄉選舉就指出了三個缺點：「（1）宣傳沒有指出，蘇維埃是群眾自己管理生活的政權，選蘇維埃代表是群眾最重要的權利。（2）候選名單人數恰如應選人數，沒有比應選人數增加一倍，因此群眾對於候選名單沒有批評。選舉委員會組織候選名單問題上沒有起甚麼作用，只有黨的活動，（3）工作報告會議上沒有盡力發動群眾對鄉蘇工作的批評。29 在這樣的情況，很難說作為群眾組織的貧農團能提出甚麼批評與建議，最起碼是很難如張聞天說的那樣農民團體「除了響應號召幫助政府，發動群眾來接受政府的要求之下，下邊發生不公開的事，可代表農民向上級控告或發動群眾與之作鬥爭。」「甚至可以發動群眾反抗。有組織，才有力量。」30 但是，張聞天的這段話正是針對事實並非如此而發出的感嘆。在張聞天看來：「政權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同時還需要自下而上。完全取消群眾團體，將來要吃虧。」31 其實有了群眾團體，而它們發生不了作用，也是會吃虧的，共產黨已經看到這一點。早在農會/貧農團成立過程中它就指出：「許多地方雖然能有十萬幾十萬的農民群眾的鬥爭，但每每只是幾個同志在那裏活動，而（不是）黨的組織在那裏盡其責任，有些地方雖然有農會組織，但沒有深入群眾（都只在區協沒有到了鄉農協），或者雖有組織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農運負責同（志忽）視黨的集體領導而習於個人的活動。」32 這種情況日益突出，特別是在黨急需發動起廣大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從而動員起鄉村的各種資源進行對國民黨政權鬥爭的時刻。正是它對於這種鬥爭策略的選擇成為了其尋求辦法打破僵局的動力。 3、打破僵局 貧農團是土地改革動員的核心，但實際上中央卻往往發現分配土地、劃階級等權力被掌握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組織的領導人的手中，而貧農團往往出現前文說的那樣的閒散的狀況。同其它的群眾組織一樣，有事則被叫去聽一些「解不下」的「政治」，或者每逢甚麼紀念日被召去開會聽訓，之後就沒甚麼活動了。特別是像鄉貧農團主席之類的往往平時均在本村過日子，所以對於鄉的工作也就難以組織了。這個直接的後果就是農民難以發動起來。而要發動農民這是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的一個根本的鬥爭策略，是它一個根本的工作出發點和歸結點，因而這也就成為共產黨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土改對於鄉村來說不僅意味著它分來了土地和財產，它同時還使基層政權之權力大大地膨脹了。土地改革不管是以鄉為單位進行，還是以村為單位進行，村民們都會發現幹部和黨員「循私」。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那樣的情景裏，絕對平均主義泛濫，絕對的平均難以達到，對基層幹部的意見也就不斷積累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基本上靠政治起家的鄉村幹部，作為一種新型的鄉村精英，他們比以前的地方精英更擅於使用政治權力。並且這種權力的運作原則與以前的如費孝通筆下的鄉土社會中士紳或其它的鄉村精英對鄉村社會加以影響的方式是不同的，它並不佔有象徵資本和文化資本，在鄉村中也相應地不享有由此帶來的權威和威望，他也不努力去攫取這些資本，因為他的權力來源並不是基於此。（當然不可排除其中也有重疊，但是一個現象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即如周錫瑞在陝北農村實地調查後指出：那些早年投身革命的人往往在家庭中和村子裏無權無勢，對他們來說加入紅軍，參加革命是一個機會，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很厲害」組織的一部分。33 可以看出，當初由於革命經歷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鄉村幹部相當多是一些原來鄉村中處於邊緣地位的，沒甚麼牽掛的「勇敢份子」，這在衙前農運中就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 隨著土地改革的展開，其政治活動領域不斷擴大，又使其可以插手鄉村事務的方方面面，在土地分配，財產分配等方面享有獨一無二的權力。比如1939年中共中央黨校對延川縣禹居區第三鄉進行的關於黨員階級結構的變化調查的結果就表明：黨員轉化為「新富農」的比例比群眾上升得快，幹部又比一般黨員上升得快，」這表明「成為土地革命的積極份子與黨員多是享受分配鬥爭果實的有利條件」34。在這樣的權力操作空間很大的情況下凡人都難以做到無私和秉公奉職，所以往往被看作是「不公道」、「不厚道」的。村民並不質疑如「擴紅」、「交公糧」等等上層政權要求的義務，矛盾是集中在村幹部的不「公」上的，特別是在極端平均主義的擴大化的普遍反中農的「左傾」之下，這些問題就更突出了。 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徇私」的權力不僅是對經濟利益的分配權，還有的就是新的鄉村精英對於原有鄉村秩序的挑戰和背離。比如在《十里店》中，柯魯克夫婦就發現，村民對於婚姻問題是如此熱心以致於村長不斷地利用權力挑撥青年夫妻離婚，好讓自己親朋好友討到老婆成了村長最讓人不能忍受的徇私行為，在村民看來不管是定婚還是結婚都是至死不可變的，而新任村長則違犯了這一條基本的原則。35 這種狀況使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以「吳滿有方向」即把這種按經濟狀況來說可以歸於「新富農」或「新中農」的黨員幹部現象歸於提倡艱苦樸素和勤勞致富以承認其合理性來解決問題。但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前和解放戰爭時期黨本身的基於對主要矛盾判定的土地政策卻不允許這種情況的出現。 在中央看來這表明了富農等階級的異己份子混入了政權和黨內，同時幹部的官僚主義和腐化也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果說這種鬥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黨內和政權系統中組織發動的，那麼在解放區貧農團則被明確地被指定為土改整黨的主力。 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針對當時土改中存在的問題指出：「基層幹部，特別是黨內幹部思想不純，作風不正與領導中的官僚主義，對群眾不負責，強迫命令，自私貪污，甚至欺壓群眾」，這是前一階級晉察冀和其它地方土改不能徹底的基本原因。劉少奇指出：「兩個月來我即考慮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所發現的唯一有效辦法，只有經過貧農團和農會，發動群眾放手發揚民主，以徹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黨政組織與幹部，並造成樹立民主的條件。」36雖然這樣一來，「必致有數十萬黨員及大批幹部被群眾拋棄」，但土改「必須徹底完成，農民民主自由必須保障，作風必須改變，脫離群眾的幹部必須撤職，犯罪者必須得到應有的處分」37，因而這次會議決定：確立經過貧農組織及農會發揚民主，以完成土改並改造黨政民各組織及幹部的方針；建立各級農民代表會，並在適當時機建立全國農民總會作為各級最高權力機關，對各級政府實行無明文規定的罷免權、選舉權，政府公糧、預算、徵兵、徵夫計劃等，經農民代表會通過後實行。38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土改整黨迅速展開，但由於缺乏明確、細致的政策規定，許多區基層黨員被一律停職被鬥被批，工作隊跟隨被發動起來的群眾犯了「尾巴主義錯誤」，結果，大量基層黨員被當作「石頭」踢開，發生了大量亂打亂殺現象。這就是1947年土改整黨中犯的「搬石頭」的「左」傾錯誤。 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重申新民主主義理論，對土改整黨中存在的「左」傾進行糾偏。他一方面肯定了貧農團、農會、區村人民代表會議及土改整黨造成了在農村中面目一新的現象，但同時又強調黨和群眾的關係中黨絕不能犯尾巴主義錯誤。39 隨後5月8日和6月28日中央兩次發出中央關於晉綏整黨的指示，進一步對過去的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指出那些認為貧農團比黨要好一些，不承認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把黨降低到群眾水平以下是錯誤的，是削弱黨的力量，破壞黨的團結的。40 至此，各地在1948年普遍地開始糾正「左」的錯誤，禁止整黨中的亂打亂殺。 4、出路與問題 我們看到貧農團在這一場運動中真正發揮了從未有過的熱情，不管是在如「搬石頭」中爆發出來的小農的復仇主義狂熱，還是從1948年開始在這一浪潮被糾正過來後如《十里店》中描繪的那樣的和平的在鄉民討價還價之上的新秩序的建立，我們看到中共通過發動貧農團/農會整黨重組基層政權在根本上發動了農民。 首先，在土改整黨中，中央通過工作隊進駐農村，幫助組織貧農團，劃分階級，復查土地，重新分田，再成立新農會，召開村民代表大會，選舉新的村長和其它村幹部。在這一套程序中，首先挑戰的就是舊的基層政權。特別是在「老區」黨對它的政權穩固足夠自信，基層政權不再是鞏固根據地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了，它成了不斷挑撥共產黨的中央政權與民眾關係的制造麻煩者。不像國民黨對它那已經爛掉了的基層惡政束手無策，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都告訴了它發動群眾，從而讓中央的指令在基層得到真正的貫徹和執行是其成敗的關鍵。以此，它打破大革命時期農會組織上下阻塞的困境，由工作隊深入農村直接建立新的貧農團，並且以此打擊群眾對之已有不滿的基層政權，將上下勾聯起來，讓貧農團/農會以自己認為「公道」的方式解決那些在村莊中歷史的、現實的、個人的、公道的等等糾紛。 另一方面，這在調整鄉村中積蓄的各種矛盾的同時，也激化了鄉村中的各種積怨，整個農村被捲入一場階級鬥爭的大舞台中去，在相互的打倒與被打倒中，誰也無法逃脫這一齣戲。因為誰也做不到明哲保身，階級鬥爭的邏輯激化了矛盾，也給了人們釋放矛盾的出路。而其中國家政權將成為仲裁者，這也最終使得國家政權進一步地深入了鄉村，與農民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繫，從而創造出了一種完全不同於蔣介石政權的全新格局，呈現出一種所謂的自下而上的國家政權建設的形式。 其次，村莊內本身的非組織化、貧農團實際上的不起作用也得到糾正，家族勢力將以宗派主義被打擊，同時反對各種迷信也是工作隊幫助群眾劃階級，選幹部中一直宣傳的。比如《十里店》中，柯魯克夫婦就指出在十里店土改整黨中反對宗派主義是工作隊的一項重大任務，十里店這個處於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小村莊有三大姓即王、傅、李三大家族，有下街（王家）寨上（李家、傅家）的對立，在寨上又有李家和傅家的北頭和南頭的對立。宗派主義之所以是一項工作隊一開始就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因為貧農團/新農會及村幹部的選舉必須是基於階級成分和其它的諸如辦事公道等標準而不是血緣關係來進行的。41 同時，過去分散的村民以貧農團或農會會員的身份被召集起來開會，在各種選舉和推舉中，舊的村幹部得到批鬥和控訴，而各種評價和矛盾得以伸張和解決，貧農團在獲得了真正的權力之後，對整個鄉村生活真正地發生了影響。 但是，在基層政權被打擊，最高政權試圖與農民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繫的時候，中央也會發現它有時被愚弄了。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它發現打擊基層政權的結果在使國家政權大大深入了鄉村，重樹了最高政權的權威，動員了村民的同時，也使得鄉民在許多情景裏「利用」了最高政權：村莊的這場由工作隊推動的以貧農團為主體的群眾運動並不完全是在最高政權的控制之下的，它也有自己的邏輯和情景。「對於一個農民的日常生活領域而言，真正對他有意義的，是其所置身的一個特定的『社群』。社群由一系列調節關係構成，它們規定了社群策劃能夠使成員對資源得到應有的分享權，要求其成員在享有其所應得的一份權利和要求時，承擔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不管是「村社話語」，還是鄉村本身的鄉規等等的運作，我們看到在劃階級、選舉貧農團、整黨、訴苦等等過程中，在「階級話語」之下往往隱藏的卻是村民從他們自己的村落視野出發，在他們的熟人網絡中基於村落中所共享的這些關係及其之上的評價，由此來形成鄉村自身的對諸如「公正」、「公道」等等尺度的判斷。42 1948年譚政文在總結土改經驗時就指出：土改整黨中群眾最突出的要求就是「公正」，因而他強調在這個過程中務必作到公正無私，讓群眾滿意。43 當然黨中央認為的「公正」可能與鄉民的判斷相去甚遠。 比如在十里店，工作隊就發現：農民常常「僅僅因為一個幹部的態度脾氣不好，或者搞『破鞋』而批判他。」但「我們必須從政治觀點來判斷幹部，他們在階級鬥爭中表現怎樣？對於反封建採取了甚麼立場？這些才是關鍵問題。」44 在各色各樣的關於階級劃分的標準中，在大規模滲透的階級話語之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所謂的階級標準也已脫離了它的本來意味，而滲透這鄉村關於公正、厚道、熱心等等價值的判斷。 但總的說來，在工作隊指導下的貧農團/新農會在土改整黨中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權力。其實，正是這種權力而不是別的發動了農民。共產黨領導著廣大的由貧農團/農會組織起來的農民在以經濟利益的重新分割為核心的這場運動中打碎了阻礙在最高政權與千千萬萬原子化的農民之間的贏利型的基層政權和鄉村中舊有的血緣等組織形式，而將他們均團結在貧農團/農會的身邊。在這個進程中，最高政權的權威得到確立和鞏固，新的基層組織在貧農團和農會的討論中選舉產生，鄉村中原有的基於經濟利益與基層政權的矛盾得到釋放；違悖鄉村禮俗的人將到懲罰，最高政權和民眾都得到了滿足。正是由此，共產黨打破了廣東國民政府之下農會組織體系的僵局，成就了它的輝煌戰果。 四、歷史與邏輯的局限──結局 當我們回顧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時，中國共產黨以它非凡的戰略勇氣和魄力打破了中國近代以來國家在基層社會的無可作為，它以農會/貧農團為核心圍繞著土地的重新分配和農村各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開展了基層政權的整頓和黨的基層組織的清理，在打破農村各種舊有的組織體系的基礎上，也打破了因土地改革而帶來的基層政權權力膨脹下的腐敗和各種問題，從而真正較為有效地將中共政權深入到了基層社會，打通了上下勾聯，呈現出一些學者指出的中共解放前根據地時期政權建設的自下而上的特色。 但是最終我們看到這種所謂的「自下而上」的國家政權建設其實只是在階級鬥爭的邏輯下進行的。這種模式帶來的不僅是在歷史現場的亂殺亂打等「左」的偏差，而且在原有的思想資源下人們也無法逃脫歷史和邏輯的限制──歷史的遺憾就在於這樣的一個邏輯的假設：土改整黨結束後的政權就完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了。因而，貧農團/農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一邏輯成為支配農會興衰變遷的一個支配力量。同樣的是基層政權也難以實現真正的選舉了。在以上邏輯之下，以貧農團擴大到農會，再擴大到代表會議選舉並監督村一級組織的做法似乎難以在階級鬥爭之外和平的秩序下得以制度化。 並且最高政權也意識到了它的被利用，在糾正「尾巴主義」的過程中，它發現它不得不依賴它自己體系內產生的人員而不是鄉村推舉的人員來更好地貫徹它對於鄉村秩序的主張和政策，以使其更好地就範於自己的目標與設計，實現它對於鄉村社會的改造。 但是新政權建立後會發現基層政權仍是令人頭疼的問題，因而在階級鬥爭的邏輯下，在從以往的經驗、歷史資源中尋求出路時，我們會發出，當歷史翻過這一頁，那被無數浪潮洗刷過的岩石逐漸露出它本來的顏色時，同樣的一幕戲卻將再次上演。一個兩難的困境將放在新的政權的面前：要麼是官僚主義，貪污浪費等等風氣的盛行，群眾得不到發動；要麼是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甚而像「四清」這樣的同「搬石頭」一樣的翻版：繞過基層政權，工作組深入農村發動群眾。但是作為一個執政黨它雖然比之當初的國民黨政權要有魄力和勇氣，也因而成就了一番偉業，但是如果說這樣的方式在建國前還是亂世出梟雄，那麼到了建國後，中共發現要理順鄉村利益、權力關係在沒有新的資源和思路的情況下，在固守革命史敘事邏輯的情況下，即便規定了主要矛盾已經轉移、階級關係已發生變化，要應對鄉村的各種問題最終也不得不時時回到這種政治模式，而造成對於中心任務和主要矛盾已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判定的違背，而一個制度化的全新的鄉村權力關係格局遲遲未能建立。 在十里店這個小村莊，土改整黨結束後，當一切歸於平靜，群眾組織已不能發生甚麼實質性的作用，它們曾擁有過的權力已成過眼雲煙，它們無力挑戰基層權威，因而這些組織也難以對農民自身利益有何關係，也就難以真正將「不積極」的農民組織起來，他們再一次回到鬆散狀況中去，而屢遭打擊的家族勢力，「封建迷信」一有機會就又死灰復燃──其實也等不到那麼久，十里店土改過去不到半年，當工作組再次回到舊地檢查，已發現算命先生風水先生又出現了，小販又偷偷賣起了敬神的線香，到處又風傳被推倒的神農（藥王）廟又要重建了…… 這一齣戲，何時能得以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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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 20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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