頗具深度的中共創立史研究

☉ 田子渝

　　中國共產黨創建史歷來是中國大陸中共黨史學界和中國現代史高度重視的領域，同時也是國外中國史學界的顯學，在過去幾十年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在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前夕，日本岩波書店出版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禎浩所著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以下簡稱《成立史》）。該書出版後，在海外獲得好評，也引起大陸學者的重視。多年來筆者一直關注石川的學術研究，並有幸成為最早閱讀《成立史》的中國讀者之一。研讀後，有幾點體會：

　　第一，《成立史》是海外第一本全面透視中共創建史的專著。中共創建史是海外中共黨史和現代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前蘇聯學者由於在資料（共產國際資料）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起步最早，中國共產黨還在幼年時期，就有文章和著作進行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其成果格外引人注目。日本學者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和中共日本共產主義小組研究方面，走在各國同行的前面，其成果已被大陸學者所引用。美國學者在這方面執西方學界之牛耳，其中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韋慕庭（C. Martin Wilbur）為主要代表人物，與建黨有關的著作，前者主要有《劍橋中華民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後者主要有《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前兩本書不能說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專著，而是有關中國現代史（革命史）的著作，建黨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是陳公博1924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寫的碩士論文，韋慕庭在發表這份珍貴資料時，寫了長篇緒言，對若干事實作了考證和研究。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在海外有較大的影響，但它的著重點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且是個案（李大釗）研究，當然也不能算作中共創建史的專著。此外還有些專門史，往往側重點不同，因此無法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共創建史，限於篇幅就不一一列舉。台灣方面雖然有不少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專家，但長期以來出於政治需要和偏見（所謂敵情研究），以及資料的限制，其研究「踟躕不前，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因此無法將中共黨史的作品看成是學術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永發的著作《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是一次突破，作者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和研究，雖然基本論點和史料尚有不少可商榷之處，但陳著不失為一部重要中共黨史著作。該書第一章「知識份子搞革命」就是講中共創建史，除觀點有獨到之處外，史料大部分還是利用他人的研究新成果。

　　石川的《成立史》與以上著作的不同就在於它是中共創建史的專著，全書共529頁，總字數日文約四十萬字，分五章：「序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附錄有三篇資料：「中日社會主義文獻翻譯對照表」、「中國社會主義書籍目錄」和「施存統在日本警視廳的供詞」。此外還有「書籍、雜誌索引」、「事件索引」和「人名索引」。作者從思想傳播和建黨實踐活動兩個方面，力求全面、公允和客觀地透視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史。

　　第二，窮搜史料，極大地豐富了中共創建史。中共創建史至今仍是研究難度很大的領域，且歧義紛出，主要原因在於原始資料十分匱乏。有關中共「一大」的中文資料一份也沒有，現在人們看到的幾份相關資料來自兩個方面，一是1957年蘇共中央將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一批檔案交給中共中央，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和北京、廣州等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報告；一是1924年陳公博在美國所做的碩士論文。顯然僅靠這些資料是很不夠的。

　　為此石川不遺餘力地搜集資料，且有著十分優越的條件。他於1984-86年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修養不俗，通英文。在留學期間，以及在日本京都大學攻讀研究生時，石川就以中共創建史為研究題目。十多年來，他僕僕於中日之間，勤奮地從故紙堆中尋找資料。他的資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大陸，這是他資料的主要搜集地。他十分細心地從五四時期的《申報》、《晨報》、《少年中國》、《共產黨》等報刊，以及國內主要圖書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等機構，搜集了大量原始資料。他長期密切注意大陸這方面的學術動態和資料的公布，有些在國外很難看到的資料，如中央檔案館和各省檔案館合編的《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甚至像《武漢黨史》這類發行量很少的內部刊物，他都涉獵過。

　　二是日本。日本與中共的創建關係密切，這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日本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的主要橋樑；二是日本共產主義者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有密切的關係，日本是中共日本小組的產生地。對於第一方面，即理論傳播，日本學者經過多年的研究努力，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石川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這個課題研究向前推進。他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出版的著作一一臚列，特別標明每本著作的現收藏地，並對它的版本和相關問題進行考證。然後他又將其中由日文轉譯的母本列出，形成了極有價值的「中日社會主義文獻翻譯對照表」，從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早期在中國傳播時，日本社會科學界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較完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這份資料和該書的「中國社會主義書籍目錄」，是目前我所能夠看到的國內外最詳細的一份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目錄索引，堪為進行本專題研究的首選資料。關於後一方面，即中共建黨的實踐活動，特別是中共日本小組的活動，由於資料的嚴重不足，中國大陸的有關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國內權威著作《共產主義小組》中的「旅日共產主義小組」專題，也只有三份當事人的回憶材料。當事人施存統和周佛海在日本與日本社會主義者有聯繫，引起日本警視廳的監視。這些情況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有關文獻中有所記載。石川將其公布，從而使這段八十多年前的中共日本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顯露出來，填補了這段歷史空白。

　　三是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資料。眾所周知，中共創建與聯共、共產國際的關係十分密切，但長期以來這方面的資料所付闕如。1993年以後，俄羅斯國家檔案陸續開放，其中關於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與中共創建相關的資料，對中共創建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搜集資料方面，石川在日本自有比中國大陸更加優越的條件，使他能夠充分地利用這些珍貴史料。他還聯繫了俄羅斯學者，獲得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通訊》等在國內目前還無法看到的資料，使《成立史》建立在更加可靠的資料基礎上。

　　論從史出，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和生命。《成立史》資料十分豐富，其中僅「參考資料」便達二十九頁，文獻近六百份，從而使著作奠定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

　　第三，尋求新的研究方法，力求反映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創建史。據不完全的統計，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版了五六本有關創建史的專著，但離「完整歷史」還有相當一段距離。其主要原因有兩點：史料和觀念需要充實和解放。大陸的研究長期以來將注意力放在個案研究上，而沒有將當事人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考察，是以這些當事人後來的地位來論評中共創建史。這樣就很難恢復歷史的真實。例證之一就是包慧僧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的爭論，如果包換成毛澤東，可能就不會有爭論了。石川從世界的角度來考察這段歷史，側重點在對中共建立與蘇俄、共產國際的關係作了全面的詮釋，取得了一些新突破。如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繫之初，共產國際並非一開始就定格於李大釗、陳獨秀等領導的共產主義小組，還有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和姚作賓的「共產黨」（亦稱「大同黨」）等，雖然他們的黨很快就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但他們曾與共產國際及日本、朝鮮等遠東國家的共產主義者有聯繫，因此研究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不應該將他們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又如石川注意到《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即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將它作為自己的刊物之時）以後的封面圖案原是美國社會黨黨徽的模仿，他通過考察共產國際來華代表魏金斯基（Gregory Voitinsky）的經歷，發現他曾參加美國社會黨，並通過一些事例提出美國也是中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俄情況的渠道。這個結論體現出石川不囿於傳統與不斷創新的勇氣，其見解延長了人們研究的視線。再如他通過對《晨報》的閱讀，提出了《晨報》在1919年4月開闢的「馬克思研究」為「宣告五四時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大幕開啟」，而不是傳統的《新青年》。同時他考證李大釗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幾乎承襲了河上肇的觀點」，而使李大釗了解並接受河上肇觀點的是《晨報》駐東京的特派記者陳溥賢，因此這位被歷史塵埃封存的人物，被石川挖掘出來了。石川的探索被大陸學者所採納，唐寶林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指出，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有著特殊貢獻的人物為北京一李二陳（即李大釗、陳溥賢、陳啟修），上海的二李二陳（即李達、李漢俊、陳獨秀、陳望道），以及廣東的楊匏安。這個名單基本上反映了那個時代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絢爛畫面。日本學者評論：「本書的考證密度實在令人驚歎，已達到他人不能企及的程度。」迄今為止，它「不但在日本國內，而且在世界上，是最有深度、最真切的一部中共創立史專著。有很多中共官方的一般說法無疑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成立史》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用「中外法」（橫向比較研究），這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歷史從來是複雜、連續和立體的，尤其是中共創建史，僅用「中外法」是不夠的，還需要用「古今法」（縱向比較研究），這正是《成立史》的缺憾。由於這個缺憾，《成立史》基本沒有涉及中共為甚麼會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誕生這個根本性的話題。將外來因素（蘇俄、共產國際）視為中共成立的決定性因素的觀點，在海外十分流行，這是將複雜歷史簡單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之所以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當然與蘇俄和共產國際有著密切關係，但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內因，即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會於二十世紀初在神州大地上出現，並很快形成澎湃之勢，從根本上講，是近代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中共的產生是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關係和矛盾劇烈運動和衝撞的產物。

　　《成立史》基本上沒有脫離海外「外因決定論」的舊窠，認為中共成立史是在各方面接受了國際性的契機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將書名定為「成立史」而不是「創立史」。筆者對此不敢苟同。中共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誕生，成為近代中國發生巨變的里程碑，因此無論從中文的詞義，還是從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來看，「創立」比「成立」更準確地復原了中共歷史。

　　為了使「外因決定論」成立，石川還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提出質疑。他指出這個在中國大陸幾成定論的說法來自高一涵的回憶。回憶錄固然重要，但不能作為寫史的主要依據，治史者「需要紮實的資料鑒別能力和嚴肅的考訂工作」，「多發掘、多利用確鑿的第一手史料，堅持回到歷史現場的原則」。據此他提出二點疑問：一是關於中共建黨這樣重要的大事，僅憑一個人的回憶，而沒有其他文獻資料來證明就作結論是輕率的；二是提出這個說法者並不是事情的親歷者，而且當時他遠在日本，因此就令人對其真實性產生懷疑。筆者十分認同石川對「口述歷史」的原則立場，對他的質疑也覺得有可取之處，但對他通過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的質疑而來論證「外因決定論」則不以為然。如前所言，中共的誕生決不是偶然的，是中國近代救亡運動發展的結果，因此必然有文獻資料留下來。首先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前夕就已開始在中國傳播，這一點石川作了大量研究，其本身就說明中共建立的思想基礎已經奠定。五四運動前後湧現出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為中共創立提供了物質條件。1919年9月5-7日，已經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李漢俊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翻譯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菊容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後，寫了一個「附言」，上面鮮明地表明自己是無產階級一份子，「人家叫我做民黨叫革命黨，我應該在這一點有切實的打算」。李漢俊所說的「民黨」、「革命黨」，根據他翻譯的文章和「附言」的內容來看，指的是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是清楚的。這個史料證明，至少在共產國際代表來華前六個月，就有先進的中國人在考慮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

　　一部權威性的中共創建史，理應在中國大陸產生。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了多部中共創建史的專著，它們各有特色，亦各有不足，現在《成立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航標，只要我們進一步開闊視野，廣泛吸收海內外最新史料和研究成果，相信這樣的扛鼎之作在中國大陸產生的時間不會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