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命運共同體到全球命運共同體

☉ 莫 蘭（Edgar Morin）

　　莫蘭（Edgar Morin）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近5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在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教育學等領域均有重要建樹。莫蘭博學強記又獨樹一幟，針對西方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的重分析思維傳統，他提出「複雜思維」的整體思維範式，以期彌補各學科相互隔離、知識日益破碎化的弊端。從1950年代開始，莫蘭即開始將「複雜思維範式」運用於其學術研究，陸續出版的《人與死亡》（L'Homme et la Mort, 1951）、《電影與想像人》（Le Cinéma ou l'Homme Imaginaire, 1956）、《迷失的範式：人性研究》（Le Paradigm Perdu: La Nature Humaine, 1973）是他對人──作為生物的人和作為意象世界中的人的開創性研究。

　　人是莫蘭學術研究的中心和出發點。莫蘭的學術研究一方面擴展到人與宇宙的關係、人與生物圈的關係、人與科學發展的關係等宏觀領域，另一方面又深入到人與人本身、不同屬性的人如生物的人、社會的人之間的關係等心理及生理層面。從1977年開始，他發表其五卷本的鴻篇巨制《方法》（La Méthode），這是他對人作全面反思的扛鼎之作。2001年11月，該書第五卷上冊《人的身份》（L'Identité Humaine）問世，系統地論述人不可分割的三個特性：個體的人、社會的人和物種的人。

　　莫蘭不是書齋型的學者，他是當今世界整體走向最敏銳的觀察者之一。《走出二十世紀》（Pour Sortir du XXème Siècle, 1981）、《思辯歐洲》（Penser l'Europe, 1987）、《地球─祖國》（Terre-Patrie, 1993）、《文明政治》（Un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 1997）等是他思考當代世界危機，關注人類前景的甚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對當今社會文明危機的診斷，他提出的走出「單一經濟技術全球化」、走出「數量發展邏輯」、施行「文明政治」等思想，在法國、歐洲已漸入人心。他的主要著作已被譯成西、意、葡、德、英、日、俄等十幾種外語，其中《迷失的範式：人性研究》、《地球─祖國》、《複雜思想：自覺的科學》、《方法：天然之天性》、《方法：思想觀念》、《社會學思考》等已有了中譯本。

　　以下是本刊委託陳彥先生就目前歐洲和世界的狀況訪問莫蘭。

問：今天，我以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的名義，想請您談談歐洲的情況和您對目前世界狀況的看法。首先，我想請您從文化的角度談談歐洲。歐洲目前正致力於歐洲聯合事業，引人注目的是歐洲聯合不是僅僅要開闢一個大歐洲範圍內的統一的自由市場，而是向一個政治聯合的歐洲努力。歐洲何以有這樣一種志向？是甚麼動力推動歐洲走向政治聯合？

莫蘭：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也是十分有意義的話題。歐洲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自然是同歐洲的歷史文化分不開的。現在我們談到歐洲，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地理概念。然而歐洲不是一個地理概念，歐洲不是以其邊界來定義的。歐洲不僅沒有明確的外部邊界，也缺乏一致的內部分界。所以我說，我們不能以歐洲的地理邊界來定義歷史的歐洲，同樣，我們也不能以歷史上固定的地理邊界來定義地理的歐洲。怎樣定義歐洲呢？我以為應該以歐洲是如何形成的和歐洲的特質來定義歐洲。歐洲的起源既沒有獨特的規定性，又沒有原則上的統一性。歐洲的希臘與拉丁之根來源於其邊緣，而且早於歐洲；歐洲的基督教傳統來源於亞洲，在歐洲存在已有千年之後才獲得發展。我們想要找出一個歐洲精神的時候，找到的是一個稍縱即逝而經過消毒的精神。如果我們說歐洲尊重法，歐洲也崇揚力；如果我們說歐洲是民主，歐洲也是壓迫；如果我們說歐洲具有理性，歐洲也是神話的天下，即使在理性這個理念之中，也混雜著神話。從這種意義上，歐洲的特質就是它缺乏同一。

　　歐洲的概念自十八世紀以來漸漸普遍，這一時代是民族主權的時代，是戰爭與法權的時代，是權力平衡的時代。歐洲自身滋生衝突，同時也產生對衝突的制衡。戰爭使歐洲不可能形成統一霸權，使歐洲保持多中心。

　　歐洲的特質不僅僅是猶太─基督教的傳人，是希臘─拉丁思想的繼承者，是現代科學與理性的誕生地，歐洲的特質更是其同時是某種文化漩渦的生產地和生產物。歐洲文化內部的衝突與對話、互動互滲是一以貫之的：宗教與理性、信仰與懷疑、神話思維與批判思維、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存在與觀念、特殊與普世、問題與重建、哲學與科學、人道精神與科學文化、傳統與演變、新與舊等等。當然，這種二元邏輯（dialogique）存在於各個文化之中，但是都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壓抑和控制。歐洲的特質首先就是這種二元邏輯的強度和延續。歐洲沒有任何組織建構起到了壓倒一方或者禁止一方的作用，甚至不能使一方具有持久的霸權。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歐洲這個文化熔爐一直處於一種燃燒的狀態。

問：近代歐洲是歐洲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人文主義、科學、理性等等對世界產生了強大和持久的影響，這同您談到的歐洲二元邏輯顯然是分不開的。您曾經在《思辯歐洲》一書中談到歐洲近代的歷史特質，是否就是從這個二元邏輯延伸而來的呢？

莫蘭：是的，您所說的人文主義、科學、理性等等都是近代歐洲的產物。您注意到了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是，您有沒有注意到它們的共同特點呢？它們都是歐洲近代世俗化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文化是一種徹底世俗化了的文化。這就是我曾經指出的歐洲近代的第一個特點。從某個時候開始，歐洲不再有甚麼思想、觀念可以神聖或者妖魔化到可以逃脫討論和論戰的檢驗。那些自認為神聖而不可懷疑的宗教與政治觀念，被二元邏輯推到討論和爭議的前台。信徒們自然仍然可以將這些觀念奉為神聖，但是這些觀念本身則被移入到世俗的討論之中。歐洲世俗化雖然開始於文藝復興，但作為結果則是較晚的事情。從歷史上看，任何文化，甚至雅典文化也沒有經過如此徹底的世俗化過程。

　　近代歐洲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否定性。近代歐洲對所有思想、所有理論、所有系統都給予否定。誠如黑格爾（G. W. F. Hegel）在談論懷疑論時所指出的：否定性是精神的動力，否定性正是歐洲文化的動力。否定性以懷疑、諷刺、反對等形式出現，它在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帕斯卡（Blaise Pascal）、休謨（David Hume）等人的著述中都佔有中心的位置。

　　近代歐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我稱之為歐洲問題性（problématisation）的普及。文藝復興是歐洲將問題性普遍化的開始。那時，歐洲重新對上帝、對宇宙、對自然、對人提問題。然後，歐洲經歷了一個個建立了信心的時代。人文主義認為人既然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世間一切事物就可以建築於人文主義之上；理性認為它是一切真理的基準；科學認為它是確定的理論，因為其理論建立於其確定的試驗之上。然而人文主義、理性、科學等等又再被重新提問。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的生命過程乃是一個不斷提問的過程。歐洲長期崇奉生成（Devenir）、歷史、進步，認為這些觀念不會被重新提問，因為它們本身是重新提問的元素。但是，這些觀念今天也完全被捲進到重新提問的漩渦之中了。

問：用否定性與重新提問的視角來觀察目前的歐洲聯合，自然也應該說是某種重新提問了，不僅僅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原因的提問，也是對歐洲生命走向本身的提問。

莫蘭：近代歐洲到1945年就死亡了，正是由於近代歐洲的死亡才會有建設現代歐洲的衝動。歐洲聯合得以啟動和推進，源於戰後逐漸形成的一種歐洲新意識。我說的歐洲新意識不是歐洲被邊緣化和歐洲被一分為二，歐洲人對戰後這一歷史現實是在1945年到1950年已經完全意識到了的。歐洲新意識是在1960年代經濟復蘇之後漸漸上升到自覺層面的。歐洲新意識是對歐洲自身文化、能源、經濟、人口、道德、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脆弱性的認識，是對民族絞殺主義（納粹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反省。歐洲新意識既包括對自己脆弱性的認識，也包括對本身深厚文化積蓄的認識，既是對歐洲各種力量──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的認識，也是對各種力量必須共存的認識。對於這種歐洲新意識來說，一切事物都是不確定的，威脅本身也受到威脅，危險之中也存在著轉機。歐洲新意識最終將歐洲導向一個對歐洲各個地區、各個民族互相依存的認識，因而歐洲新意識就是對歐洲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現在我可以回答您開始提出的問題了。歐洲建設的動力是甚麼？就是這種對歐洲自己的認識。

　　當然，歐洲建設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還存在著重大的困難，有些問題一時還難以解決。比如歐洲認同問題，在理論上似乎並不難解決，但實踐上則需要時間。認同是經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形成的，但是歐洲歷史上充滿著各國相互征戰、各民族相互仇殺的記錄，從歷史遺產中難以抽出共同的歐洲認同。歐洲認同只能來自對這個命運共同體的體認，而這個體認只能來自外部的威脅。在歐洲範圍內，民族國家的敵人消失了，於是民族國家的凝聚力就相對減弱，歐洲就有可能走向聯合，超越民族國家。今天的歐洲有敵人嗎？有。不過，這個敵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敵人，不是美國，不是俄國，不是中國。這個敵人是霸權主義，是單一化，是對多姿多彩的世界的摧毀，是對具有豐富個性的文化的否定。

　　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歐洲命運共同體就實際上形成了。1990年代以後，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歐洲進程加快了。但是，新的問題出現了。

問：關於歐洲。在美國與伊斯蘭之間還有歐洲，歐洲對世界的分析，對世界走勢的看法，對世界的作用都不同於美國。怎樣看待歐洲的作用？

莫蘭：歐洲目前的聲音還不大，歐洲聯合進程既沒有完成也不是不可逆轉的。但是，歐洲是重要的。歐洲的重要性體現於它指示著一個方向，指示著超越民族主義階段的可能。民族國家還要繼續生存下去，也有其生存的理由，但是民族國家絕對主權的階段應該被超越。民族國家不應該再擁有絕對權力，所謂絕對權力，我指的是進行戰爭的權力，投擲炸彈的權力。換句話說，目前的世界要求一方面繼續保留民族國家，另一方面限制民族國家的絕對權力。民族國家已經完全不可能單獨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洲聯合，走向聯邦或者走向邦聯，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進程的終點。歐洲完全可以成為一個先例。拉丁美洲整個大陸差不多用同樣的語言，形成共同體有著很大的優勢。而伊斯蘭世界的疆域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劃分的。在阿拉伯國家歷史上，組織聯邦、邦聯的舉動是不乏其例的。在各大聯邦的基礎上，世界力量就可以獲得重組。然而，問題是，目前的歐洲又是十分脆弱的。舉一個最近的例子。歐洲對中東問題的立場是承認巴勒斯坦人生存和建國的權力，耶路撒冷應該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首都等等。歐洲給予巴勒斯坦大量經濟援助，包括機場和一些基礎設施，然而，歐洲所援助的這些工程現在全部被以色列軍隊摧毀。歐洲不僅沒有力量實施這一政策，甚至不能很好地表明這一政策。原因當然是多重的，尤其是歷史的，如德國歷史上的反猶問題等等。這就是說，從政治上講，歐洲還不能真正存在於國際舞台上。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關頭，英國更偏向於美國，而不是與其他歐洲國家站在一起。

　　總的來說，由於歐洲的多重性，歐洲自我否定和不斷提出問題的能力，歐洲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走向文明世界的參照模式，但是，在目前階段，歐洲雖然有了歐洲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但還沒有覺察到歐洲可以向這一方向影響世界的能力。

問：能否具體談談您對歐洲建設進展的看法，尤其是在歐元問世之後？

莫蘭：我們仍然在一個危機和前景不明的時代，歐洲的東擴是必要的，歐洲有自己的歷史、文化，歐洲國家有很多共同點。但是，歐洲的東擴又會提出很多問題。目前歐洲的運行體制仍然是全體議決制。全體議決制會使歐洲決策處於癱瘓狀態。歐洲越是擴大，這種癱瘓的可能就越大。怎樣找到走出這種全體議決制的辦法，使得歐洲能夠以多數議決制決策？歐洲因而需要找到一種組織方式，使得歐洲不僅僅是一個數個國家的相加，或者僅僅是一個擴大了的自由市場。我認為，歐洲應該按照不同的速度發展：比如一些國家願意進入政治聯盟，甚至軍事聯盟是一種速度；另一些國家不願意就可以不要加入。所以，我說歐洲絕對應該擴大，歐洲也應該找到一種方式同俄國聯合起來。俄國也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最為豐富多彩的歐洲文化的泉源之一。當然，從地理上和技術上講，歐洲難以將如此之大的一個俄國全部包容進來。所以必須找到同俄國聯合和合作的合適形式。在這些方面，歐洲目前進展不大，甚至處於某種危機之中。不過，實踐證明，歐洲是在危機中走過來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歐洲仍然會走出危機。

問：今天的歐洲，同全世界一樣，處於全球化的潮流之中。

莫蘭：我們現在正經歷著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啟動，將世界漸漸連成一體。毋庸置疑，在這一進程中，西方通過奴隸貿易、強權、搶劫、征服，將世界其他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今天，在非殖民地化之後，世界仍然留下了昔日不平等的烙印。的確，西歐在幾個世紀之中曾經是統治世界的中心。這也許是最為殘酷的統治，但卻不是唯一的統治，成吉思汗、帖木兒都曾統治世界，儘管他們的統治很短暫。但我同時要指出的是，從西歐這塊土地上所產生的價值，也成為非西方國家解放的武器，使他們得以掙脫西方的統治。如民族自決的思想、人民主權的思想、女權思想以及國際主義的思想等等都產生於歐洲。這裡存在一個歷史的悖論，也是我所說的二元邏輯：歐洲一方面是對世界進行惡虐宰制的中心，另一方面，這些被宰制的民眾，也只有在拿起產生於歐洲的權利思想時，才可能從歐洲的宰制中解脫出來。

　　今天我們說的全球化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市場全球化，但是還有其他的全球化正在展開：人權全球化、民主全球化，還有如吸毒的全球化甚至恐怖主義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的趨勢不僅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還隱含著相當的危險性，因為這個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沒有節制、沒有導向機制的過程，而且人類迄今為止也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問題的關鍵所在。在我看來，這些多重多元的全球化可能促發我稱之為「社會世界」的興起。

　　甚麼是社會世界呢？我們首先要看看建立一個社會需要一些甚麼因素。需要一塊地域，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塊地域就是地球；需要一套傳播網路，我們現在有前所未有的最先進的傳播網路；我們還需要一套經濟體系。這套經濟體系也已存在，但可惜目前的世界經濟體系缺乏控制和調節，特別是缺乏導向。也就是說，經濟的發展並非導向人類的需要。換句話說，我們缺乏一套控制系統、一套指導系統。我們開始有了一點法治系統，如海牙國際法庭，但這僅僅是一個最初的起步。我們開始有了一點共同的制度體系，但很脆弱，如聯合國。我們也有一些還處於胚胎階段的嘗試，如京都的環境保護協定，旨在避免人類生存狀況繼續惡化。這是我們現有的可以形成社會世界的一些因素。但是，我們還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因素。

　　無論我們願意與否，人類目前都面臨著生存與死亡這樣的共同命運。核爆炸威脅、生化武器的威脅、環境污染的威脅，從根本上講，也有經濟問題，經濟缺乏調節的問題。進一步說，我們甚至存在一個文明問題。我們如果要共同治理全球性的這類威脅到人類生死存亡的問題，要尊重各個不同的文化，我們就必須有一個「文明政治」。所謂文明政治就是一些規則，適用於所有人的規則。我們都是這個星球上的公民，但我們缺乏共同的星球公民意識。

　　因此，我認為必須倡導一種文明政治。這種文明政治旨在承擔和解決已經全球化了的西方文明所帶來的問題。

　　從今天的眼光看，西方文明的積極因素已生發出越來越多的負面效應。工業發展生發出環境污染和生物圈的破壞，技術的發展使人類不得不服從一個人為的機械決定論的邏輯，越來越精確的定時制、日益細密的專業化等等。科學的發展也是同樣的，它不僅僅只生產好的一面，它也生產破壞的力量，如原子武器、操縱人類基因等，所有這些，都說明科學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界的征服的結果是正負兼有的。我提倡的所謂文明政治就是針對這些負面效應。比如說，在我們國家裡，我們將生產數量放到第一位，而將生活質量這個最基本的要素放到第二位。很顯然，物質數量的增加，並不就可以改變生活質量。

　　如果我們的文明政治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社會世界的話，我們就應該解決世界經濟的協調問題，單一的經濟全球化依靠一個競爭的機制，競爭的機制有其調節作用，但是競爭機制本身必須受到調節和制約，受到法律、規範的調節。如果要建設社會世界的話，我們就應該盡可能縮小貧富差距。如在非洲大陸，我們不能僅僅用美元來計量貧富，計量差。美元的計量是不可靠的。貧富差距表現在甚麼地方？表現在人們無力抵禦傳染病、艾滋病，表現在人的平均壽命，表現在人們所受的苦難和羞辱。所以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真正的世界協作互助系統。然而，目前世界上的富國對此毫不關心。也許，人類可能還要經受一些災難才能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問：2001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九一一」事件。有評論認為，「九一一」事件是當今世界的重要分水嶺，「九一一」之後，世界進入一個新階段：文明與恐怖主義的鬥爭成為這一階段最主要的人類衝突。您對「九一一」事件的影響怎樣看？「九一一」事件難道真的將人類帶進這樣一個新階段了嗎？

莫蘭：「九一一」事件並沒有使世界的基本狀況發生變化，但是，「九一一」之後，世界面對問題的態度、處理危機的方式、世界的組織方式應該發生變化。「九一一事件」給我們帶來了甚麼教訓呢？

　　我以為，「九一一」首先告訴我們，我們星球上的人類是可能滅亡的，不僅僅是在一定期限內可能滅亡，而且從現在開始就可能滅亡。我們的文明製造了摧毀我們人類的手段。

　　第二點，二十世紀是兩種野蠻方式結成聯盟的時代。一種野蠻是摧毀與屠殺，人類歷史自古有之；另一種野蠻來自我們西方文明內部，來自技術的冰冷與匿名的統治，來自只關心計算與利潤的觀念。本拉登主義就是這兩種野蠻的新聯盟。

　　第三點，西方文明也生產出三種針對這兩種野蠻的解藥，儘管這些解藥還不夠強大，甚至是脆弱和受到威脅的。這三種解藥是普世人道主義、民主和世俗性。我們要保護的不是西方文明中的野蠻，而是西方文明中的美德。

　　第四點，對於自己痛苦十分敏感的西方，對於別人的痛苦卻是麻木不仁甚至毫無憐憫之心。對世貿中心的三千名死難者的極大的同情心，與對死於轟炸的阿富汗平民和對巴勒斯坦的無辜受害者的無動於衷形成鮮明對照，這正如歷史上西方對包括廣島在內的亞洲與非洲死難者毫不動情一樣。

　　第五點，我們絕無可能通過卑鄙的手段獲得一個高尚的世界。建立一個社會世界已經刻不容緩，唯有建立社會世界才可以回應「恐怖世界」。我們現在必須超越經濟主義的意識形態，它主張以世界市場調節社會世界，而我們主張以社會世界調節世界市場。

　　第六點，美國及西方正在瘋狂與智慧之路中間搖擺，一條是災難之路，另一條是艱難與不確定的。智慧的選擇不是一個帝國式的政治，而是適用於社會世界的文明政治。瘋狂之路是十字軍，是妖魔化，是盲目的善惡二元論（善中有惡，惡中有善，這其實同中國的陰陽互動觀念是一致的），是加強戰爭歇斯底里，是使衝突雙方互相屠殺。智慧之路是人類協作和地球共同體意識覺醒之路。我們都是地球的子女和公民。

　　第七點也是最後一點，我們應該在保留自己的文化之根的前提下，進行一場思想、精神和個體存在的更新，以使我們理解他人，這也就是所謂去自我中心和去族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