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

☉ 成 慶

　　書寫思想史，即是描述一個時代的公共觀念史。公共觀念是存在於一個社會的普遍觀念和意識形態，它負載的是一個民族、國家歷史文化的積澱和變遷，因此，我們往往從思想史中就可以洞察到一個時代背後的社會、經濟、政治變化的深刻根源。不如此，往往就不能洞察到人類發展中觀念的獨特力量，正因此，我們方能發現思想史的真正魅力所在。

　　張灝的文章無疑是能夠體現思想史魅力的文字，他在大陸發表的文章甚少，也因此顯得甚為低調。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許紀霖策劃的《張灝自選集》，書中收集了張灝的一些代表性文章，其中部分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在大陸發表。但是今日重讀某些文章，仍然有振聾發聵之感。

　　相信人們對〈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文仍印象深刻。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一直將西方民主思想奉為圭臬，但是為甚麼中國不能內生出民主的精神呢？這一問題長期以來被拆解成社會、經濟、政治的部分來進行探討，少有純粹思想史的分析。張灝在此文中以幽暗意識作為中西思想史比較的核心概念，分別疏理了各自在政治體制建構中的思想史進路。文中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也存在幽暗意識，但是由於受儒家思想主流的「至善論」的壓制，長期處在間接映襯的位置。由此，無法在政治思想上產生對權力本身的真正警醒，陷入了對「聖王、德治」的執迷追求之中。

　　直到近代，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一思想的徵兆，比如胡適等人倡導的「好人政府」就是一例。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一面服膺於民主體制，但是一面卻無法真正體會到，民主所需要的並非僅僅是政治架構本身，因為一個制度平台的背後往往孕積著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那一代知識份子的思想還受著強大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在政治實踐中，仍然擺脫不了傳統政治行為的方式，比如對開明專制的渴求，對權威的迷戀以及對「道德政治」的親近。但是「五四」運動一方面割斷了傳統的價值聯繫，出現如張灝所謂的「文化取向的危機」；一方面又要求建立新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完成社會的轉型。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同時面臨著重構局面，對於傳統的急風暴雨式的破壞，道德秩序無法完成自身的轉型，從而在這一基礎上的政治制度，就如建在沙灘上的大廈，隨時可以推倒再來。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集權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多次搖擺就表明，穩定的民主秩序不僅僅是外在的一套制度設計，它需要一個社會的普遍觀念的支撐才可能完成。

　　為何民主傳統無法從傳統中孕育出來呢？張灝重點分析了聖王的理想和《大學》模式，他認為，由於這兩種模式最終都倚靠在成德理想之上，一方面，這種理想可以激發出儒家強烈的批判精神，但另一方面這一精神卻始終只能停留在道德理想層面，無法轉為制度的實踐。正是儒家思想的這一局限，最終限制了民主傳統的形成。

　　如果說〈幽暗〉一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儒家傳統和西方民主傳統輪廓的話，那麼〈超越意識和幽暗意識〉一文則是對儒家傳統的「聖王精神」進行庖丁解牛式的解讀，從而從這一精神中分離出超越意識和幽暗意識這一對概念。後一概念在〈幽暗〉一文中已有詳盡分析，前一概念則包含了「天人合一」以及「天人相應」這兩種模式。「天人合一」的內在超越模式主要是來自於軸心時代。關於軸心時代和超越精神，張先生另有〈從世界文化看樞軸時代〉（《二十一世紀》，2000年4月號）一文作了專門的闡發。這一內在的超越模式主要強調了個人的道德轉化可以建立起一個內在的獨立權威，這樣也就使得對於現實的政治權威有了內在的評判標準，直接導致了權威二元化的局面。而「天人相應」模式則重點強調了現存秩序的神聖性，從而直接削弱了思想的批判性和獨立性。但是這兩種模式的發展是糾纏不清的，因此使得傳統中的批判資源始終無法實現突破。如果觀察西方思想史，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傳統長時期以來扮演了對世俗政權的精神指導角色，任何世俗事務都必須經過宗教檢驗，從而造成政治秩序和精神統御的二元結構。而正是宗教的這一超越性源頭，使得西方能夠不斷打破舊有的政治秩序，實現變革。但是中國傳統的批判性因素卻不得不始終在現存的政治秩序中遊蕩，無法超越其上進行批判和指導。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中國的政治結構能夠保持長期的穩定而無法突破。

　　正是由於幽暗意識和超越意識未能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扮演正面和積極的角色，所以中國無法內生出一套和西方民主體制相近的制度，在現代化浪潮一次又一次衝擊後，中國便不得不面臨轉型的各種危機，首先就是政治和傳統文化和價值的危機，這一危機直接激發了中國近代史上革命思潮的興起，關於這一點，張灝在〈中國近百年的革命思想道路〉中就有十分精練的闡述。

　　由於中國的幾次局部和激進的政治改造一一宣告失敗，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價值取向，都無法順利進行重塑。隨著各種激進思潮的相繼湧入，和傳統中的某些激進道德思想發生共鳴，從而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民眾迅速接受了革命思想。這種革命思想最早則是以民主作為其表現的，國家的危亡和精神的危機交織在一起，使得整個民族有了一種整體的危機，因此就認為民主是救國救民的良方妙藥。但是正如張灝分析的，在當時的中國，共和主義的民主成為普遍接受的觀念，一味強調了民眾的積極參與而忽視了制度實踐，從而喚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漫主義運動。這一種群體的轉化意識的最終結果，就是讓中國長時期陷入了激進民主運動過程之中，而無法實現平穩轉型。

　　如果聚焦到個人，我們可以看出，在群體意識轉化的背後，可以找到個人轉化意識的支撐。一方面是西方傳入的啟蒙的個人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傳統中「大我」和「小我」的區分。這兩方面使得個人轉化和群體轉化能夠順利契合在一起，完成了激進思想從個人到群體的洗滌過程。

　　張灝的研究範圍集中在1895-1920年，他稱之為「轉型時代」。我們也的確可以看到，儘管鴉片戰爭的發生早在1840年，但實際上，社會轉型卻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才全面展開。這一過程是中國面臨傳統和現代、中國和西方二元概念糾葛的發始端，也是不斷重新審視自身進行重塑的起點，但是這一過程直到今天還未結束，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風雨之後，仍然面臨著與「轉型時代」相似的問題：政治秩序如何重建以及民族文化價值如何定位等等。從今天的社會現實和思想狀況我們也可以看出，商業文化的侵襲和傳統價值的闕失，使得中國能夠高速完成社會經濟的轉型，卻又使得民族的思想文化出現「空心化」的趨向。當中原因一方面是長期的激進思潮割斷了傳統文化的聯繫，另一方面則是與市場社會本身的強烈「文化消費」特質有關，文化僅僅成為消費品，而無法承載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集體記憶和精神。這一危機並非剛剛發生，而是早已開始。本書的最後部分「傳統與現代化」就點明了中國近代史一路下來的這一最終問題，而後兩篇關於殷海光的文章也正好為這一問題做了最好的註釋。殷先生晚年的思想轉變就深刻表明了中國社會的傳統變遷和現代化之間的內在衝突和緊張。個人在轉型期間的心靈危機和對現代化的兩難態度在殷先生身上都有極好的印證。但是他只不過是一個縮影而已，他的背後真正反映的是中國的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