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情结

⊙ 曹聪

*	本文的研究开始于作者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工作期间，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资助（SBR-9810256）。本文承俄勒冈大学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得益于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时与会者的评论和建议。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饶毅教授提供了有关生命科学研究的线索。特此一并致谢。

　　近年来，「冲击诺贝尔奖」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例如，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信心十足地提出：「中国科学：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张存浩院士说，中国现在就应明确提出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夺取诺贝尔奖的奋斗目标。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认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是二十年之内的事」，他还相当乐观地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获奖者还不止一个。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同样雄心勃勃地展望，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科学家有望到2010年至2030年左右在数学、纳米科学、量子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多个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就1。为此，中国科学院将基础研究目标瞄准诺贝尔奖，力争在2025年之前做出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2。而2001年年终的一项调查则发现，有17.9%的中国市民预期在未来五年内中国人终将拿到诺贝尔奖3。

　　诺贝尔奖是根据十九世纪瑞典著名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诺贝尔（Alfred Nobel）去世前的遗嘱设立的，旨在奖励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1968年又增加了经济学）中「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但是，把是否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衡量一个科学家、其所在的研究机构甚至国家在科学上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不恰当的。这不仅因为诺贝尔奖涉及到的学科领域有限；即使在诺贝尔所定义的「科学」范畴之内，也有许多杰出成就由于僧多粥少而挂一漏万，或种种（包括非学术上的）原因造成该得奖的没有得，而不该得奖的却得了。再者，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在个别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并不代表该国家科学水平的全面提升（印度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总之，尽管获奖者总体来说是杰出的，有的甚至是天才，他们所获得的科学精英的地位本身并非无懈可击4。

　　中国提出「向诺贝尔奖进军」体现了中国科学界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态度5。由此也引发出一系列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中国科学家是否取得过杰出的成就？为甚么中国科学家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为甚么中国现在会出现诺贝尔奖热？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由此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一根本问题。

一　中国是否取得过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

　　中国向来以中国血统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为荣，虽然他们的成就并不是在中国本土取得的。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推翻宇称守恒定理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杨振宁和李政道仍然持有由国民党政府签发的护照，所以从国籍上讲他们是中国公民）。此后，又有四位华裔诺贝尔科学奖得主：1976年丁肇中，1986年李远哲，1997年朱棣文，1998年崔琦，除了李远哲外他们所获得的均是物理学奖，而李远哲的获奖领域为与物理有着密切联系的化学物理。

　　中国本土科学家尚未走进诺贝尔奖的殿堂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取得过显著的成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董光璧在世纪之交选择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取得的十项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它们是6：

　　1928年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1930年赵忠尧关于电子─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实验；
　　1947年华罗庚发表《组合素数论》；
　　1959年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4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196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96年袁隆平进行籼型杂交水稻试验育种；
　　1985年在云南澄江发现动物化石群；
　　1995年发现地球的内核比地幔旋转得快。

　　然而，诺贝尔奖并不奖励古生物学、数学和地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原子弹爆炸和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并非中国首创，杂交水稻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7。于是，在这十大科学成就中就只剩下两项物理学的发现和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了。无庸置疑，这些成就是相当重要的。

　　1930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研究生研究铅对硬伽玛射线的吸收系数时，通过后来被证实是正负电子对湮灭的实验，第一次捕捉到正电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和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后来，又有两人做了类似的实验，一个没能重复出赵的结果，另一个没有观察到赵实验中出现的软伽玛射线（后来证实那两个实验一个是做错了，另一个是仪器的灵敏度不够），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界对赵忠尧的研究成果的怀疑。与此同时，两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物理学家在评述电子对湮灭这个重大科学发现时，竟错误地把那两篇没能重复出赵忠尧的发现的论文当作是赵的工作，以致进一步影响了对赵的重要研究成果的评价，使他没有获得「理所应得的承认」8。倒是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Carl D. Anderson）于1932年在威尔逊云雾室中观察到了宇宙线中的正电子的径迹，并因此在193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逊在50年后承认，他的发现受到了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启发（当时他在与赵相邻的办公室研究由X射线产生的光电子气体的空间分布），基于赵的实验，并采用了与赵所用的相同的放射源。安德逊当时意识到，赵的实验表明有未知的「新东西」存在，所以想探个究竟。于是，他另辟蹊径，结果不但观测到了电子的径迹，同时观察到与电子质量相当、运动方向相反的反物质──正电子的径迹9。

　　另一项物理学的发现是1959年由王淦昌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建立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获得的。当时他领导一个以中国物理学家为骨干的研究小组，从四万张照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带负电的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实验发现的第一个这样的超子，是自杜布纳研究所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发现，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个重要空白，也使关于任何粒子都存在其反粒子的理论假设得到了实验证明。

　　王淦昌在动荡的抗日战争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发现，也许更接近诺贝尔奖的成就。二十世纪3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困惑不解。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Wolfgang Pauli）于1933年提出了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1941年，王淦昌设想用轻原子Ｋ俘获的方法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但是，当时浙江大学因战争而内迁贵州湄潭，条件拮据，王淦昌因而无法进行自己所设想的实验。不得已，他只好写成论文，先是投到《中国物理学报》，但因为学报没有足够经费印刷复杂的科学公式，他又不得不把论文转投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该刊于1942年1月发表了王的论文。半年后，美国科学家阿伦（J. S. Allen）根据王淦昌的方案，用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所以，这一实验又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1956年，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Frederick Reines）和科万（Clyde Lorrain Cowan, Jr.）用强大的核反应堆作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确凿证据。当这一研究在差不多40年后的1995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科万已经去世。对「中微子的存在为甚么不能首先在中国得到验证」，王淦昌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甚至辛酸。

　　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1958-65年间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合作攻关取得的。这一「世界第一」受到世界科学界的重视，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专门报导了这一成果10。1966年底，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堤色勒斯（Arne Wilhelm Kaurin Tiselius）访问中国，对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评价很高，认为中国能从书上学到原子弹的知识，但学不到人工合成胰岛素11。研究人员很自然地把他的来访与物色诺贝尔奖候选人联系起来。但当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搞得热火朝天，知识份子已被打倒批臭，中国拒绝了堤色勒斯推荐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的邀请。文革后期，杨振宁访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时，建议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推荐这一成就。不过，这一次中国为了搞平衡，推荐了四个人，而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规则明确规定每个单项奖的获得者不能超过三人12。所以中国科学家还是失去了竞争诺贝尔奖的机会。

　　当然，上述科学研究的成果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不等于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就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以牛胰岛素（一个较大分子的蛋白质）的人工合成为例，杜．维格尼伍德（Vincent Du Vigneaud）在1953年最早合成了一种小分子蛋白质──多催产素。50年代，美国的安芬森（Christian B. Anfinsen）的研究解释了蛋白质的结构与生物活性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科学家在合成牛胰岛素时至少一开始并没有有意识地朝这一方向考虑，尽管他们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梅里菲尔德（Robert B. Merrifield）则于1962-65年间实现了生物分子合成的技术性突破，从而提高了合成的中间产物的得率；而牛胰岛素合成的最后一步──A、B两条链通过二硫键的连接是中国科学家在不断摸索中取得的。美国生物化学家以这些成就分别在1955年、1972年和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些事实说明，无论中国科学家是否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合乎情理的13。

二　中国科学家为甚么与诺贝尔奖无缘？

　　以人数计，中国大陆科学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中国科学家为甚么与诺贝尔奖无缘？马上能想到的原因是他们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寥寥无几。上面提到的在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的两项科学成就中，只有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在中国本土完成。中国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仍然凤毛麟角。比如，中国自然科学奖已连续四届一等奖空缺14，这说明研究缺少原始创新，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国内评选尚如此，到国际上竞争更谈何容易。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2000年被该数据库收入的论文数仅相当于日本和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15，而且被引用的次数低得多，中国科学家所发表论文的杂志的「影响因子」也较低16。

　　低水平的研究至少与国家和企业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低投入有关。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一直在0.5-0.7%之间徘徊，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只占研究开发经费的5%左右，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1.5%。但是由于缺乏切实措施，这一目标成了空头支票17。低水平的研究投入，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1978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机密机械研究所王育竹曾经在激光冷却捕卸原子的研究初期领先国外同行五到十年，但由于缺少两台总计价值120万元的激光器，只能靠其他科研课题的经费节余，逐渐添置了一些实验仪器和设备，原本可以一次完成的实验被分成几次几十次做，直到1993年，才最终完成实验，但他发表论文的时间比国外同行晚了十几个月，眼睁睁地看着朱棣文等三位物理学家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8。

三　政治对科学研究的干扰

　　中国科学与诺贝尔奖无缘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首先，政治对科学的侵蚀是不争的事实。1957年的反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积极性，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带来更大的冲击。在这十年期间，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却在批斗学术权威，焚烧科研成果，大批科学家与其他知识份子被贬为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科学家即使没有受到冲击，也很难有勇气继续从事研究。因此，科学家在文革中如果没有失去生命的话，至少也失去了与生命同样弥足珍贵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生涯。在这方面，神经药物学家邹冈的经历也许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6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的邹冈和他的导师张昌绍发现，吗啡最有效的镇痛位点在第三脑室和导水管周围灰质，这一研究结果被认为是吗啡镇痛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他们1964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英文论文，因为引用率高而于1993年被出版《科学引文索引》的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选为「引用经典」之一）。不久，邹冈又取得了另一项重要发现：荷包牡丹碱很可能是脑内主要的抑制性信号分子GABA的颉抗剂。有关论文原定于1966年在《中国生理学报》发表，但文化大革命使之流产。事实上，邹冈被迫放弃了这一很有希望的研究项目。1970年，当邹冈从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上读到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小组的论文，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发现是正确的，而且更进了一步，他颇为失落和伤感。澳大利亚科学家指出，邹冈论文没有得到及时发表不仅对邹和中国是一个悲剧，也推迟了整个神经药理学研究的进展19。文革的一个严重后遗症，是高等教育的中断耽误了整整一代年轻科学家的培养，使得中国的科学事业不但不能继往开来，而且有后继乏人之虞。

　　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左右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具体表现在从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观点上对学科进行褒贬。另外，党和政府为科学家确定科研重点，科学家主要是追随政治领袖的意志，从事能够显示政治领袖英明的研究项目，而由个别科学家主导的研究项目数极其有限。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对科学的影响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但自上而下的方法依然在组织科学研究活动时占据重要位置。

　　政治甚至使科学家的人格异化。例如，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曾异想天开地说，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在已有「水分」的两千多斤的基础上再增加二十多倍，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提供荒谬绝伦的依据20。数学家华罗庚在反右运动中逃过一劫后，便放弃了数论研究，把精力投入到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普及和应用中，以逃避政治运动21。

四　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是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把科学家引向短期和伸手可及的项目，而主张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则不太赞同科学家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成就的年龄段为26-45岁22，而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科学家施展才华的机会太少，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

　　其一，决定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地位的是其年龄。中国科学趋于年轻化并不能保证青年科学家能够畅所欲言。事实上，青年科学家在科学决策过程中人微言轻，即使是拥有中国科学最高学术头衔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因其年轻，在有资深科学家在场时发表意见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更不用说那些前程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其他青年科学家了23。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后与他的老师吴大猷的一段对话颇为意味深长。吴说：「李远哲如果是在台湾，我可以断言，他是不可能获诺贝尔奖的。」李远哲本人则承认：「我在美国三十年，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平等相待。」24中国教育的近亲繁殖使得学生依附于老师，而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挑战老师有如犯上，有悖于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的价值观25。中国知识份子不向权威挑战的所谓忠诚和团结，成了科学进步的历史包袱。

　　其二，青年科学家本身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又没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诺贝尔奖得主的代际传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知识积累的结果26。中国老一代科学家中有不少人在国外求学、研究时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没有受到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他们有可能在中国培养出杰出人才。只是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科学家才有机会集中精力投入科学研究。但是，优秀科学家、尤其是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人数之少，使他们很容易被推上科学管理岗位。而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以及稀缺资源与职位挂，一些青年科学家也愿意离开研究第一线，结果，他们用于科研、指导学生或阅读科学文献的时间可能仅占10-20%27，青年科学家在富有创造性的年代脱离科研，意味着他们的科研生涯提前结束。

五　缺乏良好的研究环境

　　六位中国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或在中国完成大学教育，或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如前所述，这似乎应该成为一个历史包袱。但是，他们成名都在美国。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出成果的关键还在于有一个有利于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包括选题的自由、高明的导师、浓厚的学术氛围、获取信息的便利和尖端的实验设备等。正因为当时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有志者便选择出国留学，利用国外的优越条件在一些学科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创造出举世公认的成果。二十世纪70年代起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滞留国外并在国际科学界赢得声誉，原因也在于此。

　　另一方面，中国的研究环境有可能限制在国外成就卓著的科学家的创造性。赵忠尧的正负电子湮灭实验是他科学生涯的峰巅。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普顿（Arthur H. Compton）两个高足之一的阿尔瓦勒兹（Luis Alvarez）步其导师后尘，于1968年荣登诺贝尔奖的殿堂28；而曾经用实验证明康普顿效应从而对导师的诺贝尔奖作出很大贡献的另一高足吴有训，回国后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接近诺贝尔奖的成就。杨振宁也承认，如果他在50年代初回国，就有可能与诺贝尔奖无缘，因为他不可能了解到当时物理学界对宇称守恒定理的争论29。同样，如果崔琦没有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获得诺贝尔奖。这一现象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来描述也许再恰当不过了。

六　价值观的不同

　　科学共同体和诺贝尔奖尊重科学研究中的首创精神30。比如，丁肇中的获奖研究涉及到几百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但得奖者仅他一人，因为研究的思路是他提出的，结果是在他的指导下取得的。前面提到，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之所以没有获得推荐，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科学家受到平均主义观念的影响，不能心平气和地选出对此研究贡献最大的三个人。

　　另外，诺贝尔奖不是由科学家自己申请，也不依靠政府推荐，而必须由同行科学家推荐。最后，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基础研究的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属于由个别科学家提出的小科学研究。而中国热衷于在全国范围调动科学技术人员，用组织工程甚至是搞运动的方式来研究科学。比如，「两弹一星」就动员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七　提出进军诺贝尔奖的背景

　　根据不很准确的统计，一个国家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诞生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1917年立国，39年后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捷克斯洛伐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中国建国已经50多年，诺贝尔奖对中国科学家仍然很遥远。中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显然产生了紧迫感。

　　为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4年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每年遴选约一百位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让他们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科研。科学技术部从1997年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与发展规划」，准备在五年时间内用25亿元支持50个左右的课题，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等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自身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建立一批体现科学发展水平和综合科技实力、国际上有一定地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科学工程；部署相关的、重要的、探索性强的前沿基础研究；培养造就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并建设一批承担国家重点科技任务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形成若干跨学科的综合科技中心。1998年末，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则开始实施「长江学者计划」。很明显，这些国家项目的潜在目标就是争取诺贝尔科学奖。

　　提出「冲击诺贝尔奖」也迎合了中国政治领袖的考量。虽然六位华裔科学家得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他们或是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在中国完成学业，或在大陆以外接受教育，并都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和取得成就，也就是说，他们的得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自从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开国门以来，42万留学生中有25万人以上尚未回国。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在1986-98年间，大约有21,60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中17,300人滞留美国31。而滞留海外者往往是最优秀的。据估计，有大约300名中国生命科学家为国外主流学术社会所接受，得以在高质量的学术机构领导自己的实验室，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科研经费资助。他们当中只有五人回国，而这五人并不属于其中的前20%32。1999年，在五种国际顶尖生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中的作者中，有15%原来来自大陆，但供职于欧美和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机构33。二十世纪中国十大科学成就中「地球的内核比地幔旋转得快」的发现，就是由留学生宋晓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出的。尽管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和优惠政策吸引优秀留学生回国，但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指出，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当中不乏出类拔萃者，有可能在20年内像杨振宁、李政道等那样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他们的成就并不会为中国大陆带来太多的荣誉，反而会给中国政治领袖造成压力，所带来的冲击也将远远超过杨振宁和李政道当年得奖，这说明大陆在科学和教育方面需要更多的检讨。同时中国也不能像对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或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样大加挞伐。「向诺贝尔奖进军」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的，它要挽回的不仅是中国科学的「面子」，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面子」。

　　最后，对诺贝尔奖的热情也反映出中国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情绪。诺贝尔奖所具有的国际象征性就像奥运会金牌一样吸引中国人，因为两者所用的语言均跨越国界34。尽管存在着「中国可以说不」的过激情绪，中国至少愿意接受并且渴望拥抱奥运会和诺贝尔奖，其象征意义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地位的承认。这也是中国为甚么会对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耿耿于怀。中国媒体报导说，直到半个世纪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情况解密之后，人们才了解到一系列离奇之错致使赵忠尧错失诺贝尔奖，并耸人听闻地说「世界欠中国一个诺贝尔奖」35。但事实是，安德逊在1934年、1935年和1936年被连续提名，而赵忠尧从来没有出现在候选人之列36。媒体又称，如果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参加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家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37；媒体还在不断炮制中国籍科学家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新闻」38。如今，中国正沉浸在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喜悦之中，如果科学家在诺贝尔奖上取得突破，狭隘的民族自尊（实际上是自卑）心理无疑将得到进一步的满足，让国人陶醉其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以为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

八　诺贝尔奖不应成为中国科学家追求的目标

　　虽然「冲击诺贝尔奖」这一话题表达了中国科学界要在诺贝尔奖方面实现「零的突破」的急切心情和对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现状的乐观估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提出争取诺贝尔奖可能有其正面效应，可以提升中国科学家的境界，推动中国的科学研究。但是，它是一句情绪化的口号，诺贝尔奖不是靠一时的冲击就可取得的，也不是像「两弹一星」那样攻关出来的。对于一项原创性的科学发现，而且必须是世界第一的，其成功与否及何时成功是无法预见的。得奖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其实，不只是诺贝尔奖这一级的科学发现，其他任何创新发明，除了政治、经济、技术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和科学家的才智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机遇。在科学史上有许多重大发现是在偶然中得到的。同时，在诺贝尔奖的推荐和评选中还充满着非学术的因素。

　　中国科学家对夺取诺贝尔奖并没有太多的冲动，因为他们知道还没有取得与这一科学殊荣相称的成就，而且也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大跃进」取得这样的成就。相反，他们反而会面临被要求「早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巨大压力，这不但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而且有可能造成弄虚作假的现象39。中国谚语说，「欲速则不达」；追求短期效应将牺牲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目标，包括夺取诺贝尔奖。科学发展战略必须是长期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像「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与发展规划」和「知识创新工程」之类三年五载的项目。科学研究的重大发现是不能通过政治干预、行政命令或计划来实现的。而由于中国研究开发资源的缺乏，追捧诺贝尔奖并对与此有关的学科给予过份的资助，也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学科的发展。行之有效的做法是从体制上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正如另一句中国谚语所说，「水到渠成」，只有各方面的条件成熟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说现在冲击诺贝尔奖正此其时，不仅急功近利，也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科学事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培养了一批批科学研究人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仍有不小差距。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进军诺贝尔奖」的口号，李政道泼冷水说，得奖不是目的，做科学工作才是目的。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鼓励年轻人探索前人没有从事过的研究，并且弘扬科学精神40。确实，使中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使中华民族再度辉煌，才是最终的目标。当然，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甚至获得较多的诺贝尔奖，必将使中国科学在国际上占有重要一席；而占有重要一席，必然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冲击诺贝尔奖不应是纸上谈兵，而需要中国政府的切实措施和科学家脚踏实地的努力。再用一句中国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注释
1	《科技日报》，1998年8月4日；《中国科学报─东方报导》，1998年11月27日，第1版；《联合早报》（新加坡），1999年2月22日；《北京晨报》，1999年11月2日；《侨报─中国科学周报》（纽约），2000年8月20日，第C2版；《中国青年报》，2000年12月15日；《科技日报》，2002年4月17日。
2	http://www.cas.ac.cn/shownews.asp（2002年6月12日）。
3	http://www.horizonkey.com（2002年1月11日）。
4	Harriet Zuckerman,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Robert Marc Friedman, The Politics of Excellence: Behind the Nobel Prize in Science (New York: W. H. Freeman Book, 2001).
5	中国并不是唯一热衷于诺贝尔奖的国家。日本更是雄心勃勃，提出在未来50年夺取30个诺贝尔奖。见Howard W. French, "Hypothesis: A Scientific Gap. Cause: Japan's Ways", The New York Times, 7 August 2001, A6。
6	"Chinese Wins of Science Century", China Daily, 30 December 1999。当然，中国科学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不止这些。如，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海恩斯（Richard Haynes）认为，中国对青蒿素治疗世界头号「杀手」疾病之一的疟疾作用的重新发现「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奖」。见David Lague, "Chinese Medicine: Revolutionary Discover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4 March 2002, 34-37。
7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中国科学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又何必为没有被诺贝尔奖承认而耿耿于怀呢？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国地球科学家刘东生因在运用中国黄土沉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而在2002年获得世界环境科学界的最高奖──泰勒环境奖（Tyler Environment Prize）。见 http://uscnews3.usc.edu/chronicle（2002年8月6日）。
8	Bingan Li and Chen Ning Yang, "C. Y. Chao, Pair Creation and Pair Annihi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 vol. 17 (1989): 4325-35.
9	Carl D. Anderson, with Herbert L. Anderson, "Unraveling the Particle Content of Cosmic Rays", in The Birth of Particle Physics, ed. Laurie M. Brown and Lillian Hodde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1-54. 安德逊也声称他发现正电子纯属「偶然」。见Burton Feldman, The Nobel Prize: A History of Genius, Controversy, and Prestige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0), 123。
10	Victor K. McElheny, "Total Synthesis of Insulin in Red China", Science 153, no. 3733 (15 July 1966): 281-83。
11	Chen-lu Tsou（邹承鲁）, "Chemical Synthesis of Crystalline Bovine Insulin: A Reminiscence",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20, issue 7 (July 1995): 289-92.
12	与杨振宁教授的通信（2001年8月21日）。另一说法是，杨在1972年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过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推荐参加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工作，但被周婉言谢绝。直到1978年底杨再次提出此建议，科学界才专门组织了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总结评选会议，并向杨寄出了推荐材料。见葛能全编着：《钱三强年谱》（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页230-32。
13	邹承鲁教授在其关于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些研究，见注11文。
14	《经济日报》，2002年2月2日。
15	http://www.chinainfo.gov.cn/search/show_info.jsp（2002年7月3日）。
16	这一情况开始有所改观。见饶毅：〈中国科学的发展与挑战──以生命科学论文在国际期刊上的发表为例〉，《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2年2月号，页83-94。
17	Richard P. Suttmeier and Cong Cao, "China Face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chievement and Uncertainty in the Search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Asian Perspective 23, no. 3 (1999): 153-200.
18	《文汇报》，2002年8月29日，摘自李剑君、陈子丰：《厚积薄发──朱棣文的科学风采》（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19	Michelle Hoffman, "Los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Scientist 82, no. 1 (1994): 18-19.
20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21	《人民日报》，1969年6月8日；王元：《华罗庚》（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页291-306；Caspar Schweigman and Shuzhong Zhang, "The Teaching of Hua Loo-Keng: A Challenge Today?", 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 16, no. 3 (1994): 36-46。
22	Paula E. Stephan and Sharon G. Levin, "Age and the Nobel Prize Revisited", Scientometrics 28, no. 3 (1993): 387-99.
23	与一位青年生物化学家的访谈（北京，1998年12月5日）。
24	赵红洲：〈我们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现代化》，第17卷第1期（1995），页7-8。1999年9月24日，李远哲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作了一次题为「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演讲，强调了挑战权威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性（www.cuhk.edu.hk/ipro/990928c.htm）。
25	儒家论资排辈和尊敬长者的传统，也可解释为甚么日本在研究方面有显著投资但在诺贝尔奖的竞赛中表现不佳。见Howard W. French, "Hypothesis: A Scientific Gap. Conclusion: Japanese Custom", The New York Times, 7 August 2001和James R. Bartholomew, The 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 Building a Research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26	同注4Zuckerman，页99-106。
27	与青年科学家的访谈（北京和上海，1998年和1999年）。
28	王大明：〈吴有训〉，载卢嘉锡主编：《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页108-109。
29	《侨报─中国科学周报》（纽约），2000年8月20日，第C2版。
30	Robert K. Merton, "Prior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Robert 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 Norman W. Stor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86-324。
31	Issue Brief: Human Resource Contributions to U.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rom China (Arlington, VA: 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udie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January 12, 2001)。
32	《科技日报》，1999年5月13日，第1版。
33	《侨报─中国科学周报》（纽约）, 2001年7月8日，第C2版。
34	同注9Feldman，页12。
35	《中国科学报》，1998年10月7日；《科学时报》，2002年6月6日。
36	Elisabeth Crawford, J. L. Heilbron, and Rebecca Ullrich, The Nobel Population, 1901-1937: A Census of the Nominators and Nominees for the Prize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Berkeley, Calif.: Offic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136-49. 作者要感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前任主席爱克斯朋（Gosta Ekspong）提供这一文献线索，并对此作出的澄清。与爱克斯朋教授的通信（2000年9月24日）。挪威奥斯陆大学弗理得曼（Robert Marc Friedman）教授告诉作者，诺贝尔基金会已经开放的前五十年的档案中没有关于赵忠尧是候选人的纪录。令人欣慰的是，他同时提到，赵忠尧和安德逊两人的导师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在提名时十分关注自己一个圈子里的人，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忽视他人的贡献；而如果当时安德逊的论文以及密立根提名时没有提到赵，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就无法评价赵的贡献。与弗理得曼教授的通信（2002年7月2日），和注4Friedman，页176、330。　　事实上，英国物理学家布兰科特（Patrick Maynard Stuart Blackett）在发现正电子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承认，不过他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授予布兰科特诺贝尔奖时称表彰他在威尔逊云雾室方面的贡献以及原子物理和宇宙辐射的工作，但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立的运筹学对英国合理使用军事资源的贡献，以及他提倡的政府和科学界携手创造更公平社会的理念与当时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相近。见注4Friedman，页220-21、256-67。
37	"Time for Chinese Scientists to Cast off Age ─ Old Shadow", China Daily, 29 December 1999.
38	如，《神州学人》周刊（电子版），2000年11月24日。
39	"China's Hopes and Hypes", Nature 410, no. 6824 (1 March 2001): 1.
40	〈中科院喊进军诺贝尔奖李政道泼冷水〉，《世界日报》（纽约），1999年11月7日，第A8版。

曹　聪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曾于Isis、Minerva、The China Quarterly和Asian Survey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