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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八月號 總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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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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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與造反理性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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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國人並不陌生。 為了反思「造反與理性」，我第一次認真閱讀薩特。 薩特，在西方思想史長河中，是為數不多的幾位把文學和哲學結合得最好的之一，在文學和哲學這兩大領域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本來，他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卻始終與每個人相關，衝擊著每個人的生活，薩特自不例外。 縱觀薩特一生及其著述，其中有關「政治」的，並不亞於他的文學創作和哲學書寫。政治既是一種生活體驗，又是一種寫作訓練，更是一次自由冒險。其政治著述主要有：《自由之路》第一、二部：《理性年代》與《延緩》（1945）、《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猶太問題隨感錄》和《唯物主義與革命》（1946）、《自由之路》第三部：《心靈之死》（1949）、《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1957）、《辯證理性批判》（1960）、《造反有理》（1974）等。他還熱衷於遊行、訪談。總之，他處於嚴肅、活潑、緊張、興奮的政治狀態。他支持1968年學生運動，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一起為政治自由和政治正義而冒險。試圖通過「政治介入」把自我他化。在這一介入過程中，薩特追尋著「政治」與「理性」間的關係。 作為社會活動家，薩特的政治興趣絕非是枝節性的，因為這改變了他關於「知識份子及其作用」的看法，他本人也極大影響著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薩特從戎，為戰俘，參與抵抗運動，支持學生運動，參加保衛移民遊行，會見前蘇聯異端份子，發表政論、演講及訪談……對於政治，經歷了從漠不關心而比較主動而日益積極活躍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變革過程，使薩特實現了「脫胎換骨」，努力自我反對或自我否定，使他認識到覺醒知道造反的知識份子成長為智識份子，這為知識份子設計了新形象──新知識份子（新人類）。這一新形象是薩特的創意，與傳統知識份子大相逕庭，選擇涇渭分明的「立場」。薩特的立場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大眾（民眾）。這一點，他的伴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回憶錄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永別的儀式》，中譯本定名為《薩特傳》）中明言： 縱觀薩特的一生，他總是不斷地懷疑自己；他不否認自己的「意識形態興趣」，但他不想讓它給整個地吞沒。他常常選擇「在思想上反對自己」。他努力去「脫胎換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動盪，這一動盪深深影響著他，使他思索知識份子的作用，修正自己過去關於它的概念。……與傳統知識份子相對立，薩特提出新知識份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試圖找到一種新的大眾化的形象。新的知識份子把自己融入民眾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勝利。1 1943年出版的《存在與虛無》（L'Etre et le Néant），不僅是薩特的主要哲學著作，而且是他一生的名著。可以說，在其所有著述中，這本書影響最大。本來，薩特打算寫另一卷討論倫理道德問題，因一些客觀原因而擱置，但有劇作《在密室裏》、《骯髒的手》、《魔鬼與上帝》等，涉及了許多倫理學問題。《辯證理性批判》是一部關於政治問題的論著，宣揚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強調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表現出個人對社會的倫理關懷。無論是薩特的哲學著作，還是其政治學著作，都集中於「人的存在問題」。薩特認為，社會成員應該為某種突發性暴力（如造反、暴動、反叛）進行辯護，甚至加入暴力運動之中，以改變歷史，破壞歷史目標，進而達到完全的道德自由。哲學上的「他人即地獄」，強化了政治上的「反抗」。人的存在與虛無為伴，既然如此，人的存在必然受到虛無的控制。薩特視「他人」為「地獄」，「他人」是「我」的對立物，處處為「我」設置陷阱，跟「我」作對。「我」要獲得自由，就必須擺脫「他人」這個地獄；「我」要存在，也必須擺脫「虛無」這個地獄。薩特的論點是2： 無論何時、亦無論付出何種代價，個人都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人之一生必須成為在任何特定時刻均可質疑的某種目標。人們經常對這一立場提出批評，因為這種觀點所說的不穩定性將會破壞社會生活本身所必要的那種信任感：今天我愛某人，但明天就會完全放棄這種愛。然而，對薩特這一觀點提出的批判，更多地是集中於這一觀念缺乏任何社會性的概念。自由總是擺脫他人干預的自由，從而排斥了與他人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二 造反是猛烈的、強制的、粗暴的、甚至是過火的。薩特將「造反(révolte)」與「理性（raison）」聯繫起來，造反與理性間的關係是政治與理性間的關係的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他主張「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造反是發動反抗行動，這一行動是為了實現造反意圖。造反要求造反者理智地運用和控製造反權（pouvoir de révolte），有理由有道理地進行，這就是造反理性。造反權力（révolte-pouvoir）意指著這樣的東西：pouvoir révolter（能反即能夠造反）。造反是一種行為或實踐，因此，造反理性也是行為理性、行動理性、做事理性或實踐理性。實踐理性在造反行動中表現為意志哲學。我有理造反，故我正確而勇敢地活著，簡而言之，我反故我在。 法語révolte來自動詞révolter，動詞révolter則源於拉丁詞revolvere。有如下一些含義：反抗、造反、暴動、叛亂、反叛。暴動由促使（pousser）、醞釀（fomenter）、煽動（inciter）而起，後必被平息（apaiser）、鎮壓（reprimer）。révolte 與résistance，opposition同義，與résignation（屈從、順從），soumission（服從、順從、屈服、歸順），conformisme（因循守舊、順從大流）相反。se révolter（造反），與désobéir，résister，lutter，se cabrer，se mutiner，s'insurger，se rebeller，se soulever，se dresser同義，與如下法語詞義相反：apaiser（平息），charmer（使緩和），obéir（服從），se résigner（順從、聽任），abaisser（屈辱、屈從），affaisser（使消沉），se soumettre（屈服、服從、聽從、歸順），céder（讓步、屈服、順從、聽任），respecter（遵守），fléchir（屈服、使讓步），capituler（讓步、妥協、屈服），se rendre（聽從、讓步、依從、屈服），succomber（屈服）。造反者反對王權，反抗暴君暴行，反對陋習、壓迫、暴政、不公、恐怖，抵抗侵略和非正義戰爭。如果不把握révolte的尺度，就會走向極端：反一切。造反往往引起革命（révolutionner）、急劇變革（révolution，revolution）、徹底改革，從而使社會發生巨大變革。造反與革命都必須以社會動盪和流血犧牲為代價。當某個社會進入「造反時期」，造反者必須樹立「造反精神」。造反就是同屈從、順從、服從、屈服、歸順、因循守舊、順從大流及其觀念作鬥爭。 révolter這個法語詞蘊藏著好幾個場景：
révolter可以拆分（解構）為ré-volter，再把ré-volter進一步拆開而成ré-和volter。volter則構成如下一些場景：
ré-這個前綴具有「再」、「重覆」、「重新」、「逆」、「反」、「加強」等義。因此，我們可以建立révolter，ré-volter，ré-與volter之間的聯繫。ré-volter是volter加入ré-之後形成的。ré-volter與volter各自構成的場景相互對立和對抗。ré-volter構成的場景是反volter構成的場景的，也就是說，ré-volter是反volter而形成的後果，正是對volter形成的局面、場景、秩序、規則、制度的挑戰、摧毀、破壞、廢除和反抗。它們大小相等，方向相反。ré-volter與volter構成場景與反場景的對立關係。當volter形成的場景不再適合新場景的要求時，就必然引起波動、暴動，產生厭惡和反感，必須點火於舊場景的基層（下層），加以反對或反抗，採取反抗行動，不可退讓屈從。這就是造反，造舊場景的反。反得有理。 官逼而民不順，民則反，反即叛即亂，造反就是發動叛亂,是被激怒者的極端行為，是一種暴力行為。造反與革命僅一步之差。造反往往昇華為一場革命，引起社會的激劇變革。造反觀念是人人都有的，使造反者成長為另一個人。《正字通．又部》曰：「以下叛上曰反。」《呂氏春秋．古樂》：「成王位，殷民反。」《史記．秦始皇本紀》：「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此亦無亡秦之時也。」《新唐書．崔義玄傳》：「時睦州好陳碩真舉兵反。」造反有理的「理」，可作如下理解：理性、道理、理由。《孟子．告子上》：「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廣雅．釋詁三》：「理，道也。」《易．系辭上》：「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三國志．魏志．崔琰傳》：「魯國孔融」南朝宋斐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宋王安石《上蔣侍郎書》：「其於進退之理，可以不觀時乎？」清王夫之《讀春秋左傳議．士文伯論日食》：「有即事以窮理，天立理以限事。」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第三十一回：「有理不在高言，山高遮不住太陽。」 法語詞raison有多層含義：理性，理智；清醒的頭腦；道理，情理；明智；理由；原因；論據，論證等。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這句話可以譯作：「造反有理性」、「造反有道理」或「造反有理由」。換句話說，造反是有理性的、有道理的、有理由的。法語詞raison來自拉丁詞ratio。與raison同義的西文詞有：vernunft, verhältnis, ratio, grund（德語）、reason（英語）、ragione（意大利語）。理解「理性」這一概念，應當聯繫「道理」和「理由」這兩個概念。在一定意義上，它們可以交替使用。當我們認為某人有理性，就可以認為某人有道理、有理由。理性是人類的屬性，表現在個人和人類的信仰與行為中。理性與思考、推理相關。理性的信仰和行為建立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這表明，人具有成熟的判斷力，對現實能夠作出合理解釋，為自己的信仰和行為提供有力的論證。人能夠自覺地聽從於理性。做甚麼事都要認真推究一番。造反這一大事更是如此。 三 《造反有理》是一對話集中的一次對談，並作為一系列對談的總題，發表於1974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它很能代表薩特晚年的政治觀點。《造反有理》這次對談，是在1972年12月進行的，與薩特對談的有維克多（Pierre Victor）和加維（Philippe Gavi）。3我們在閱讀《造反有理》和與之相關的另一篇文章"Qu'est-ce qui fait qu'un petit bourgeois ou un ouvrier se révolter?"（〈甚麼東西使小資產階級或者工人造反〉〔1973年1月〕）的時候，發現薩特在對話中顯得不那麼主動，好像被維克多和加維牽著鼻子走，頗有被拐騙之勢，真是奇恥大辱，甚至在整個系列對話中都如此。這一點，波伏瓦早已刻骨銘心地抱怨過。她說4： 維克多沒有直接表達他自己的任何見解，而是使之出於薩特之口；他以披露事實的名義，扮演著一個代理人的角色。他對薩特說話的口氣居高臨下，傲慢不遜，所有在發表前讀過這一談話的朋友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感。跟我一樣，他們因這個談話具有對薩特「逼供」的性質而震驚。事實上，從薩特第一次見到維克多以來，維克多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和其他許多以前的毛主義者一樣，轉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世界觀成了唯靈論的甚至是宗教性的東西。薩特很不滿意他的這種轉變。 在道德倫理的起源問題上，維克多固持猶太教立場。這顯然與薩特相對立。但在雙方爭論中，維克多是勝者。薩特將維克多招作學術秘書，是為了幫助自己探索政治哲學思想，結果適得其反，維克多變本加厲，使薩特讓步和投降，進而使其放下手中的思想，特別是體現在《辯證理性批判》中的博愛觀。這是薩特不會答應的。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當時，薩特確實衰老了，再也不能閱讀（不管是別人還是自己所寫），失去了判斷、辨別、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唯有聽人說信人言，由他去。此時的薩特真是一個活著的死魂，活著如同死了。薩特處於甚麼地位呢？他實際上並不居於維克多、加維左翼中心，但表面上是，因為維克多、加維圍繞在他的周圍，主要是為了借其名位，推行自己的主張，實現自己的意圖，以迷惑公眾。關於造反，薩特發表演說、表達觀點，就是重述預先安排好的言論和主張。友誼政治關係是一種猶如鐵鏈一樣的強有力的聯盟和勢力。處於其中的人有著共同目的、共同命運，不得不一起工作，以完成某種強制性任務。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如是說5： 聯盟是秘密的，這並非因為它要暗中提防某種隱蔽的、苦於無能為力的「原因」，而是因為「是」（oui）是一個非主動的行為，它不作任何記述或描述，其本身不表示也不規定任何內容，它只是超越或不超越一切地承諾。為此它必須重覆：是、是，必須保持記憶，保證記住自己，向自己作出承諾，為記憶而受記憶約束，否則決無甚麼東西來自將來。這就是法則，這就是在對「是」說「是」和「是」之時，目前狀況下的履行式範疇僅能探討的東西。 在法國60、70年代的風暴環境中，薩特與維克多、加維等人確定建立了策略聯盟或論說勢力關係。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是論說的（discursive），而且是非論說的（non-discursive）。他們必須主動地或被動地把對方拉入共同的思想與行為之中。 薩特認為，一個有影響的知識份子如果有政治理想，並付諸實現，那最好在四十五歲到五十歲之間，因為年富力強才能堅持到底。薩特感嘆1968年「五月風暴」來臨時，對他來說，為時已晚，但他努力讓自己顯得年輕些，這就是他願意與維克多等年輕人呆在一起，並參加他們的種種活動。他們建立了政治友誼（具有政治色彩的友誼）。薩特希望哲學家也應當成為（做）新型的人，應當參加社會活動，應當自問「人是甚麼？」 四 我們在討論「造反有理」這一問題時，儘管不全然是關於薩特本人的思想，維克多和加維僅僅是薩特的「同謀替身」、「同謀複製」或「同謀克隆」─替身與原身（本身）之間存在著巨大區別，但由於薩特始終處於「參與狀態」或「介入狀態」，因此，還是應把薩特、維克多、加維的「話」作為整體來考慮。他們究竟說了（看到了、述了、寫了）些甚麼？為甚麼如此說（看、述、寫）？如何說（看、述、寫）？我們要說（看、述、寫）甚麼？為甚麼說（看、述、寫）？如何說（看、述、寫）？ 從有關資料表明，薩特在1970年至1973年間受法國無產階級左翼影響，並把自己看成其中的一位代表。《造反有理》這本談話錄更是薩特在「無產階級左翼」中經歷的有力見證。他的言論和觀點無疑是左翼的。在《造反有理》這次訪談中一開始，薩特就說6： Pour vous, il est entendu que la pratique précède la théorie. S'il y a théorie,elle se fait d'après la pratique -pensée parfaitement raisonnable, et que nous avons tou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 mais la pratique elle-même comprend une pensée. L'essentiel, c'est l'acte, mais l'acte lui-même est sous-tendu par une pensée. Alors, on voudrait savoir comment vous envisagez une action à un moment donné. Quel est votre but, comment concevez-vous les mots d'ordre, les slogans, quelle est votre perspective tactique et stratégique par rapport à une action donné — on peut prendre n'importe laquelle. Comment vous passez d'un moment où vous n'agissez pas dans un secteur au moment où vous agissez, avec une action très particulière.（對你們來說，當然是實踐先於理論。理論如果存在，則據實踐而產生──完全合理的思想，我們都以某種方式擁有這一思想──但是實踐本身包含某一思想。重要的是行動，行動自身則被思想作為推論的基礎。於是，我們想知道你們如何在一定時機預見某項活動。你們的目的是甚麼，你們怎樣構思口號、設計標語，就一定的活動而言，你們的戰略觀和策略觀是甚麼──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你們如何隨著十分特殊的活動從你們在某個地方沒有行動的時刻轉入你們行動的時刻。） 薩特一開始就給維克多、加維提出「實踐」、「行動」、「活動」、「理論」、「思想」主題，這些字眼及其相互關係，把讀者引向複雜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等領域。「造反」這一反抗行動不僅僅是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實踐。薩特把「行動自身」（acte lui-m me）視為「造反論」的「底座」、「底部」、「底子」、「基極」、「根據」、「源泉」。造反的預見、目的、口號、戰略觀、策略觀等，是造反的基本問題。「實踐」高於「本本」。薩特還關心知識份子的政治活動如何組織，關於這種活動的思想是甚麼。理論與實踐的本質是甚麼？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究竟是甚麼？ 維克多接著說7： Il me semble important de savoir d'abord comment est né ce type de pensée maoïste. Le mouvement mao proprement dit est né à l'automne 68, sur la base d'une destruction. Et cette destruction, ce n'était pas seulement celle d'une organisation: l'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 (m.l.); c'est la destruction de tout un systme idéologique. Je parle ici de l'aile du mouvement mao qui vient du marxisme-léninisme; je rappelle qu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e s'est vraiment constituée qu'avec l'apport des camarades venus du Mouvement du 22 mars. Avant Mai 68, j'appartenais à la direction de l'U.J.C.M.L. Après le 10 mai 68, je constate un désastre idéologique, dans les rangs. (Marxistes-léninistes)（首先知道這種毛主義思想何以誕生，似乎是重要的。嚴格意義上的毛運動，在破壞的基礎上出現於1968年秋。這種破壞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青年聯合會（馬列主義的）這個組織的破壞，而且是整個意識形態體系的破壞。我在這裏談論的是源於馬列主義的毛運動的一翼；我記得，無產階級左翼只是真正與來自三二二運動的同志一起組成的。1968年5月以前，我處於U.J.C.M.L.（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合會）領導層。1968年5月10日以後，在「馬列主義」陣營，我看到了意識形態災難。 意識形態災難是甚麼？ 薩特接著提出的這一問題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 這就是重建時代的思想和看到法國當時通行的思想。重建意味著決裂與解構，時行的思想意味著傳統思想的破敗和傳統信仰的危機、新思潮的誕生和新信仰的確立。 1967年以來，知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生，往往以唯一的方式破壞（摧毀、毀壞、砸爛、打碎）大學：與知識份子傳統決裂，與大學決裂，與工農相結合。但無產階級左翼知識份子還沒有對大學的「特殊實踐（pratique spécifique）」進行思考。知識份子應當與生產者結成聯盟。當時的左翼知識份子受到某股意識形態潮流的制約，但在6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危機中得到鍛煉。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時，社會秩序嚴重混亂，法國也如此。反混亂，是為了還社會於秩序之中，還民眾於穩定之中。憑籍「回到馬克思」，我們可以擺脫這場危機。當年的法國，盧卡奇（Lukacs）等人成為閱讀的中心，阿爾都塞（Althusser）是法國馬克思主義的代表。 維克多認為，「回到馬克思」的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積極或肯定的一面是對走出危機和混亂的出口的肯定，消極或否定的一面是鞏固傳統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加強同傳統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的關係。 造反意味著對舊秩序的破壞，意味著災難、災禍、災害（désastre），意味著社會原結構或原模式的失敗，使社會暫時處於混亂狀態或雜亂無章境地（désarroi），甚至使社會走向破敗。désarroi即dés-arroi，也就是對arroi（秩序、井井有條、井然有序）的分離、解除、去除、破壞。混亂就會令人不安、慌亂。人們生活在這種環境中是不幸的、悲慘的。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必須起來造反。別無選擇。昂首闊步，這是道德良心和社會責任的指引，是使命的召喚。社會秩序儘管混亂，人們還不至於走入死胡同，即使被限制在某種柵欄以內，也只是暫時的，出口是必然而永恒的，猶如水庫、湖泊、江河的水自有其出口一樣。尋找脫身之法是一切人的天性。面對危機和混亂這種可怖的絕境，人們急中生智，也是完全可能的。走出危機和混亂，必須首先在暗中尋找到出口（出路），尋找到直達復蘇和秩序的通道。走出絕境才有出路，也才是應有的結局。出口並不總是向人們呈現著，而往往是隱蔽著的，處於暗中，因此，人們必須付出巨大代價，要有足夠勇氣。出口意味著前途，人們必須找到它，否則，就必然成為甕中之鱉。一切新前途的展現都是努力尋求的結果，也就是說，前途來自於努力，努力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這預示著造反者必須承擔起造反的社會責任，必須為前途而反而戰。 恰恰在1968年「五月風暴」前夕，法國思潮也表現在兩個方面：與大學和研究機構決裂，這是積極的一面；與強加於大學生和工人的正統理論體系信仰和某些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信仰決裂，這是消極的一面。這表明當時的法國人發生了極其深刻的信仰危機。決裂是一次分娩式的陣痛，意味著在舊關係鏈條上劈開一個口子，拉斷繩索，斷裂車軸，突破防線。在它們原有關係上本來就存在著斷裂點，這一斷裂點正是決裂的突破口。決裂打破了舊勢力各方的平衡，解除了大學生和工人身上沉重的各種信仰枷鎖。人們應當運用一切可能手段避免被信仰異化和奴役，應當成為反抗強權信仰的主體，應當為自己的意願而自由地活著。大學生和工人希望尋找到新的信仰，試圖得到信仰自由，不是被動接受強加給他們的一切正統信仰，而是主動積極地自由選擇新的信仰。自由選擇是擺脫正統信仰的開始，也是解放的開始。自由選擇意味著可信的東西進入選擇者的心靈和精神，原來不可置信的東西被可信的東西替代。維克多一幫左翼知識份子與其他知識份子不同，並不回避所發生的信仰危機。信仰危機標明人們對已有的主張、理論、學說、準則、宗教等產生了懷疑和不信任，這些主張、理論等在人們心中發生了嚴重困難，再難以讓人相信，人們對政府持懷疑態度，對政府投不信任票，試圖擺脫、避開、免除強加於他們身心上的各種主張、理論等，反對政府，解除政府的壓迫和束縛，以從這些困苦、恐懼勢力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造反的任務就是擺脫危機，暫時減輕重負，暫時平靜，恢復平衡。信仰危機必然帶來別的種種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社會危機，等等。在他們看來，「五月風暴」正是這一危機的顯影。1968年5月10日後，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合會宣布解散，其成員被分散到此前成立的「行動委員會（Comités d'action）」。5月13日，全法總罷工宣告開始。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人們根本無暇思考所發生的一切。 薩特向維克多、加維提出「你們的解散觀念由此而生嗎？」這一問題。維克多作了肯定的回應，並認為實踐的思想已經產生。造反行動、解散行動獲得了實踐觀念。造反實踐是造反理論的演練和準備，並為造反理論分析提供案例，造反理論試圖證明造反實踐的合理性，它們互相推動。從哲學認識論上看，造反理論是「我思」問題，造反實踐則是「我做」問題。造反理論不僅涉及造反者自身狀況及其擁有的造反知識，而且繫著造反者的行動理性、道德善心、社會責任和價值選擇。造反者愛造反（amour de la révolte），無非是對真理、智慧、理性、善心的執著追求。造反作為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一旦進入百姓日常生活，人們必然進入造反狀態。造反者必須服從法律和理性，只有這樣，才能開闢出一條通向復蘇和秩序的道來。 五 五月風暴之後，維克多等人建立了無產階級左翼，以捍衛五月風暴所取得的成果。左翼思想顯然與五月風暴這一事件有關。他認為，這一事件的基礎是法國專制馬克思主義的破滅。法國專制馬克思主義表現為兩種形式：修正主義與傳統馬列主義（經過修改的）。法國這場大規模群眾運動與法國共產黨及其馬克思思想相對立。8對立就是「一存在者」把「另一存在者」置於自身的對面，反過來，它們因對立而面對面、背靠背，互相對立、對抗、排斥、矛盾、鬥爭，互為對立物和對抗勢力。對立意味著距離，意味著對立者與對立者之間不和、水火不容，導致搏鬥、格鬥、衝突、爭端、爭議。搏鬥、格鬥、衝突、爭端、爭議往往表現為心理、精神、理論、言論、武裝、利害、管轄權（職權和權限）等方面。這就是對立的範圍。對立雙方處於完全不同的兩端，一方總是以強力反對、對抗另一方，它們之間互相設置障礙。對立不僅體現為物質的，而且體現為精神的；不僅體現為人的，而且體現為物；不僅體現為政治的，而且體現為經濟的；不僅體現為個體的，而且體現為普遍的。總之，它體現為一切對立現象之間。對立意味著合力的喪失，是分歧的激化；合力是一致的動力，一旦喪失就使一致斷裂，使固有的聯盟破碎。對立意味著和聲不在，和諧破裂；和聲不在音難悅，和諧破裂使協調關係趨向矛盾，使形勢動盪不定。對立意味著否定服從、順從、聽命、聽從、聽話；如果公眾對這些加以肯定，就會服從陳腐而不合理的規定、命令、秩序、法律，也就只能隨風轉動。對立改變了場合、局面、局勢、形勢、時機，無疑打開一條從暗通往明的道。造反正是某一對立方式所產生的結果。造反建立在身體、對象、時間和地點之上，與此同時，改造身體、對象並把它們轉移到別的時間和地點。 法國共產黨患了嚴重的「妄想狂」或「偏執狂」。任何專制（專橫、獨裁）只要對準廣大公眾，都會遭受反對。專制是一種權力、強權、強力，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代表國家元首意志。國家元首行使權力往往是擅自而專橫的。為了保證專橫權力的順利行使，必須依靠一個絕對專制的政體。如果這種專制體制成了一國主體政治並成為鞏固的統治模式，那麼，該國必奉行絕對專制主義（獨裁主義）。這就是專制的權威性。造反理論的功能在於否證專制權威性的依據，造反實踐的作用在於破壞專制權威的基礎，從而使造反者不堪忍受的獨裁者政體最大限度地毀滅。通過造反，另一種權威將樹立。造反是改天換日的希望。五月風暴份子的「做」建構了思想與實踐的關係。維克多強烈抨擊了工會的「打入內部（滲透）」這一愚蠢辦法。打入內部是冒險行動。工會階級如同一個巨大的犬舍，缺乏從社會實踐出發提出某種思想的能力。在五月風暴的洗禮下，工人階級學會了思考、提高了覺悟並促使和引導他人思考。自此以後，產業工人思想來自社會政治實踐。這就是在社會實踐中鍛煉成長的用途。工人必須為自身利益和合法權利而鬥爭。這種生死攸關的鬥爭必須和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份子的鬥爭理論相結合，才能取得勝利。 獨裁壓制猶如一場「褐色瘟疫」，意味著暴行。獨裁者必然對異己份子和人民實行鐵腕統治和殘酷鎮壓（比如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的暴政）。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丟掉了歷史，居然把起碼的政治正義作為假民主、假人權、假人道的政治交易。這是血腥獨裁的復活。儘管皮氏獲釋回國，然還是個永遠的罪犯。更有甚者，醜惡的新納粹興起，其勢頭並不亞於老納粹。英國歷史學家歐文（David Irving）在其《希特勒的戰爭》（Hitler's War）一書中公然否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史實，並把他捧為「理想主義者」，企圖重新界定納粹，為之賦予「合法性」。9從現實上看，歐洲大地上存在著具有極強政治影響力的種種極右勢力，比如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德國的極右政黨、意大利的極右政黨全國聯盟、比利時的佛蘭芒集團、瑞士的極端保守黨人民黨、奧地利的極右派自由黨，不勝枚舉。這些勢力十分猖狂，納粹的幽靈日盛一日，並且憑借網絡技術大勢傳播。納粹就是法西斯專制獨裁，是世間的幽靈、瘟疫、病毒。這充分表明反納粹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反納粹的鬥爭仍應進行。 哪裏有壓制（repression，oppression），哪裏就有反抗（révolte，résistance），就有鬥爭（lutte），就有反抗和鬥爭的行動或實踐，反抗和鬥爭的聲音，反抗和鬥爭的言論、理論或思想。壓制有時是血腥的。採取鎮壓措施是當政者不得已而付諸行動的具體體現，也是暴政理論的現實化。 壓制是應當遭到反對的，因為它是一種邪惡而令人恐怖的血腥力量，意味著受壓制者喪失尊嚴、自由、財產、住宅等等。造反者為了擺脫這種力量，捍衛自由、民主、善良、安寧、鎮靜，必須無畏地反抗壓制，重新顯示人性的最大威力。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階層、一個集團、甚至個人處於壓制境遇中，就會「透不過氣來」、「難受」、「抑郁」、「沉重」。壓制別的存在者的存在者是不能得到尊重和自由的。壓制本身也是一種克制力量，也可以被克制、抑制、制止、鎮壓，這依賴於反壓制的壓制力量。造反者站在正義的立場上遣責、懲罰、平息非正義的壓制力量。血腥壓制要造反者付出血的代價。造反者應當對此有充分的身心準備。反壓制是一場政治鬥爭或一種社會實踐。 在法國60年代思潮裏，反壓制行動在理論上得以系統化。社會主義意識只能從外部傳授給工人階級，不能從自發的工人運動中產生，但從科學理論中發展起來。這是列寧在《怎麼辦？》（Chto delat?）一書的中心思想。當時的造反者公開拋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正是立於《怎麼辦？》之上。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運動同科學社會主義的結合，必須以先進理論為指南，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布爾甚維克在1903年把馬克思主義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特殊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即布爾甚維主義）。 儘管社會民主工黨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道路，各國社會民主工黨組成的第二國際相當複雜，時分時合，時而積極推動工人運動，時而反對工人運動，其作用也時反時復，蘇維埃還是應該服從社會民主工黨。服從就是屈服、聽從、歸順。蘇維埃必須服從社會民主工黨的命令和規章，聽眾它的指揮，施行它的綱領，經受它的考驗，與此同時，社會民主工黨抑制著蘇維埃的意志，限制著它的行動。事實上，蘇維埃也是聽話的、順從的、服從的。如果社會民主工黨的工作幹得出色，就不必擁有蘇維埃；儘管如此，蘇維埃還是存在的。其實，應當重建平衡，解散蘇維埃。列寧意識到，蘇維埃是一大創舉，並且應該從蘇維埃出發重新考慮社會民主策略。衝突在列寧思想裏是個永恒的主題。蘇維埃關係表現出嚴重的衝突。衝突往往化作准暴力乃至完全的暴力，進而上升為暴力對抗暴力。這就是造反的理論認可，也是決裂。 1968年以後，無產階級左翼的思想是為解放群眾、實踐思想提供理論指導。被壓迫者的社會運動需要思想指引。毛澤東思想正好包含了當時法國運動中造反者的要求，正是他們尋求的思想，植根於法國政治現象中。法國毛主義出現了。解放（libérer）就是把被壓迫者從專制之下解救出來，使他們擺脫傳統思想障礙，釋放群眾運動的力量。「解放」絕非偶然舉動。實踐和實踐思想閃現於法國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心中。造反者應該解決從被壓迫者的社會實踐內部反對奴化（奴役）體系的造反手段問題。為了解放，被壓迫者必須造反。解放就是擺脫專制和壓制的束縛。求解放就是脫壓制、爭自由。就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而言，解放就意味著打破陳舊而奴化的政治標準體系，因為這種體系與新一代學生社會實踐格格不入。學生們喊出"Grappin nazi"（「格拉潘是納粹份子」）的口號。 誰是真正的造反對象？是各行各業的「頭頭」？不是，不是，不是，而是人為的體制和制度，比如剝削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文化制度、種族制度、婚姻制度、性欲制度、欲望制度……這些體制成為人們（工人、學生、知識份子、百姓）的壓抑性壟斷體系和慘酷桎梏。壟斷體制擴展到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完全成為人們的對立力量和支配勢力。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作「體制異化」。壓抑性壟斷體制是專制或獨裁的一種表現形式，它與民眾之間水火不容。因此，衝突必生，暴力必發。 六 如何擺脫壟斷體制而獲得自由（權）？在尋找走出舊體制獲得自由（權）的道路之前，必須落實到理論問題上。1960年代，西方出了個毛主義。可謂「二十世紀西方盛景」。毛主義被法國人引進，很快使法國激進運動毛化（或者當時政治境遇下的一種中國化）。這為法國激進運動的深入發展鋪墊了道路。法國毛主義就是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maoïsme antihiérarchique），它「就被壓迫力量的本質，就個人、文化、政治的錯綜複雜以及解放鬥爭的標準提出了基本問題」10。薩特、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福柯等都與毛主義有過密切關係。法國左翼勢力極強，不僅表現在國內政治、經濟等領域，而且表現在對外軍事控制方面，比如，1956年至1962年間，法國企圖把阿爾及利亞劃入自己的版圖，把阿爾及利亞變成「法國人的阿爾及利亞」，並以戰爭途徑來達到這一目的。 阿爾及利亞戰爭導致了法國第四共和國的垮台和戴高樂領導的第五共和國的誕生（更加危險的獨裁的出現），還成為激進的青年運動和反戰運動的主導因素。戴高樂政府更加殘酷地以武力鎮壓反戰示威和對付教育問題。實行專制的目的是更加嚴格控制制度的內在結構，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為了限制合法的反對派活動的範圍，戴高樂主義政權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組織的違法活動。反對『合法』的限制。」11造反就是擺脫和拒斥這種專制的限制和控制，達到自治，獲得自由，爭取控制權和自由權。自治標誌著獨立意志的形成，比如，工人要求自治就是實現對工廠的自主管理、控制、核算、經營，然後達到自律，宣傳自治思想，成為自治主義者。如何才能實現自治呢？這是一個具體的行動問題。維克多指出12： Casser la gueule à un petit chef ou séquestrer un cadre, c'était donner un moyen à la pensée des ouvriers pour lutter contre ce système d'asservisement dans leur pratique social, qui dit: on est dans un monde de choses où les choses rentrent en interaction les unes par rapport aux autres, et toi-même, tu est une chose. C'est l'objectif ultime de ce système de pensée, qui n'est pas simplement bourgeois. On doit y inclure toutes les variantes du marxisme autoritaire. La pensée ouvrière qui est contenue, comme des eaux par une digue, par le système hiérarchique, cette pensée éclate dans la révolte...Bref, notre pensé pouvait se résumer pa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Ça signifiait que la révolte engendrait une nouvelle pensée. Notre travail consistait à faire de ce qui était déréglé par rapport au système d'asservissement, une nouvelle règle, à faire d'un acte marginale un acte central.D'où l'importance de l'opération de renversement, dans notre propagande politique. Ce qui correspond à une formule de bon sens de la révolte: on veut que le monde soit renversé.（殺害小頭目或者監禁幹部，這給工人思想提供了一種手段，為了他們在社會實踐中同奴役制度作鬥爭，就是說，人們處於相互作用的物質世界之中，你本身是一物。這是該思想體系的最大目標，而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人們應該包容一切獨斷馬克思主義變體。工人思想，如同堤內之水，蓄積於等級制度裏，這種思想閃現於造反之中……總而言之，我們的思想可以概括如此：（人們）造反有理。這意味著造反產生新思想。我們的工作在於使就奴役制度而言的不規則成為新的規則，使邊緣行為成為中心行為。在政治宣傳中，顛覆活動是重要的。這符合造反的理性形式：有人希望天下大亂。） 對抗性制度是一股強力，而爭取自治和自由的造反行動分散且軟弱無力。造反者的對手總是很強大，他們擁有軍隊、政權、機構，佔據了社會各領域。毛澤東通過農民（或人民）戰爭來解決政權問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大大啟發了法國的造反者，他們必須最廣泛地聯合工人和學生，在1968年「五月風暴」中喊出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口號。此前的「三二二運動組織」已為此作了準備，它在1968年整個學生運動中都起著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學生運動的領袖、聲音和形象（著名的紅色丹尼爾），他和無政府主義者佔據支配地位。這表明，不僅有造反的行動，而且有造反的思想，還樹立榜樣。監禁火車站站長、工廠老板、大學校長、大學區區長等。監禁沒商量，因為監禁有理，為的是抗拒奴役制度；造反有理，為的是反抗壓制政權。對當局來說，監禁是非法的，造反是違法行為，造反者必然遭到鎮壓，也會遭到監禁。這裏存在監禁與反監禁、抗拒與反抗拒、造反與反造反、反抗與反反抗的對抗性問題，它們形成兩大勢力的對立，劃定了有理與無理、合法與非法的邊界。事實上，統治當局對內奴役，對外擴張，這才是真正的非法行動和犯罪行為，必然引起被奴役者（被壓迫者）和被擴張者（被殖民者）的反抗。這充分表明理性與合法在被奴役者和被擴張者一方，即反抗者（造反者）一方。造反是統治當局難以對付的，因為造反者形成了強大的力量，其要求、願望和目的嚴重違背了統治者的意志。 爭自治、取自由之路是艱難曲折的。這條路是造反行動和造反思想交織著的。自治是自由的具體體現，也僅是眾多自由中的一種。通達自由之門，看似近在眼前，實則在千里之外。通達自由之路即冒險之途。自由包含著無窮無盡的欲望和理想：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公民自由、宗教自由、人身自由（個人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意志自由、經營自由、貿易自由、性自由、戀愛自由、選舉自由、政治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舉不勝舉。自由意味著獨立、自主、無約束，但自由的對面存在著限制、不自由，存在著破壞自由的力量，比如專制、壓制。造反者是不會接受專制、壓制及其後果的，造反意在恢復自由，作為被壓迫者必須通過政治鬥爭獲得解放，成為自由的人（公民）、自由的勞動者、自由的思想家、自由的知識份子。自由屬於與專制、壓制等破壞因素和阻礙力量進行不懈鬥爭的自由鬥士。這種自由將是新自由，新自由是造反者的前途。 在通往新自由的途中，造反者必須付出巨大代價，必須參與有理造反實踐。造反實踐的目標就是砸碎舊的等級制度，就像打碎碟子一樣，使之不能復原，也像劈柴，使之改變面貌。維護和堅持等級制度的人亦是摧毀對象（造反的目標）。造反者如同碎石工人，要善於行動，要敢於碎石。砸碎等級制度及其權威人物、強大勢力就是被壓迫者與奴役制度進行生死鬥爭，鬥爭具有階級性且必然付諸武力。一切鬥爭對象都是鬥爭者的對立面。只有消滅對立面，生存權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在鬥爭過程中，造反者與被造反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雙方的力量對比也是變動的，雙方的思想、觀點、立場也是對立的，因此，除了造反行動較量外，還存在著造反思想的較量。造反者的思想在造反行動中必然顯現出來，並指導著造反行動。造反者與專制、壓制、等級制度及其權威人物的鬥爭是正義的。正義的造反，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人們是會堅決支持的。因此，造反有理。有理造反行動是新的造反思想的源泉。造反是對舊的政治力量、奴役制度、體制結構的破壞，必然引起社會動盪，發生流血事件。 「監禁老板有理（或監禁有理）」、「造當局的反有理（或造反有理）」這一思想在公眾中得到了廣泛傳播。造反者監禁（關押、隔離）的是位居高位的「壞蛋」、「卑鄙家伙」、「下流胚」，比如「工頭」、「老板」、「大學校長」、「大學區區長」、「眾議員」、「貪官污吏」等等。 1972年2月25日，前雷諾汽車廠工人、無產階級左翼毛主義份子皮埃爾•奧維尼（Pierre Overney）被開除之後，仍回工廠門口，與同伴一起向工人們散發小冊子，與工廠安全部門的頭兒特拉莫尼（Jean-Antonie Tramoni）發生爭吵，特拉莫尼拔槍打死了他。這一事件激起了工人的反抗。不少工人因反槍殺事件而被開除，但仍回廠呼籲工人起來造反，遭到保安人員攻擊。對此，毛主義份子十分不滿，不僅抗議，而且把矛頭指向政府的高級官員，比如比朗古爾（Renault-Billancourt）最重要的人事官員諾格雷特（Robert Nogrette）被他們監禁在一秘密處所。他們還關押工廠老板，並讓老板妥協。政府當然會施加壓力，造反者也會提出一些釋放被監禁者的交換條件。雙方互相退讓，被監禁者會得到釋放，被開除的工人也會恢復工作。 監禁和釋放都是有條件的。此起彼伏的運動表明，監禁、釋放、再監禁、再釋放，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被監禁者因監禁而失去人身自由，因釋放而恢復人身自由。監禁和釋放對被監禁者必然產生不同的身心感受。監禁和釋放都與工廠的工人和老板之間的衝突和矛盾相關，使工人和老板之間在利益、權利和義務上達到相對平衡。工廠是工人和老板發生衝突和矛盾的直接場所和環境，是衝突和矛盾的舞台。衝突和矛盾的結果是，或者老板被趕下舞台，或者工人被趕下舞台，或者兩敗俱傷，然後互相妥協退讓。 監禁行為既有物質的作用，又會導致物質的後果，也具有精神象徵性。監禁的物質性和象徵性融合在一起，從而形成巨大的毀滅力量。這有助於造反思想與監禁觀念流傳於大眾之中，深入人心，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造反有了物質和思想基礎之後，監禁（「工頭」、「老板」、「大學校長」、「大學區區長」、「眾議員」、「貪官污吏」）就更有理由、更加正義。 七 監禁老板有理（on a raison de séquestrer les patrons），就是說，監禁老板是對的或合法的。監禁了老板等於合法限制了他的自由。老板（無論是誰）一旦受到監禁或關押就被置於監控和監視狀態，受到嚴密注視、看管。老板的處境發生了變化，已由原來的財產所有者淪為財產的喪失者，由自由的人成為不自由的人。不論是誰，都會因監禁而改變自己的身份。即使是高官顯貴，也是如此。誰應被人們監禁，人們就監禁誰。被監禁者是老板（誰？為甚麼？怎麼樣？何處？）。當人們從電視、報刊等媒體裏發現有人被監禁，總會發出疑問：誰？誰？甚麼人？甚麼人？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這樣？是怎麼被監禁的？被監禁者現在何處？ 「誰」表明監禁存在著明確的指向性對象，是被監禁的那個人（那些人），就是說，有（一個）人被監禁；這些人（被監禁的那個人或那些人）也許著名（大人物、有名），也許不著名（小人物、無名）；也許顯名，也許匿名；這些人或許因地位、職業、身份各異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但都是監禁中人，不是通常的人，是失去自由、受到看管的特殊人。被監禁者不論地位高下，一旦被監禁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存在者，而是一個有污點的監禁對象，他所處的地點也發生變化，比如被監禁者原來是老板，在被監禁之前，居於他自己的辦公室，可以自主自由地調配他的財產，而在被監禁之後便被關在監獄，其財產很可能被剝奪，由自主自由的人淪為不自主不自由的人。他周圍的人不再是下屬和工人，而是看守和形形色色的犯人。他的境況因監禁而發生了巨大變化。可以說，監禁改變命運。誰（甚麼人）被監禁（誰被誰監禁或者誰監禁誰）？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正確解決是監禁的理論前提和政治原則，是合法監禁與非法監禁的分水岭。被監禁者不應當是一個（群）任意的對象，而是一個（群）確有監禁原因才有被監禁這一結果的特定對象。誰會成為監禁的第一人？很可能就是罪惡滔天的人。監禁者在進行監禁之前一定對監禁對象有所考慮和選擇，進而爭先監禁第一個應當被監禁的人。 監禁者絕不能愛監禁誰就監禁誰，應當知道自己應該監禁的那個（些）人，應當監禁常常談到的「那個惡棍」，很久以來就想予以監禁（只是條件還未成熟）。在監禁之前，監禁者必須弄清誰是應該被監禁的人，必須弄清監禁和被監禁的原因或理由。就是說，被監禁者為甚麼被監禁？監禁者這麼做到底是為甚麼？因為被監禁者（壓迫者）曾經壓迫監禁者，應當為壓迫付出代價。壓迫者的壓迫使被壓迫者不堪忍受，他們為甚麼不遭到反抗而受到監禁呢？為甚麼不呢？ 「怎麼樣」表明監禁被監禁者的過程。被監禁者受到監禁不是一個隨便怎麼樣（胡亂或馬馬虎虎）的過程。要想成功監禁被監禁者，必須費一番苦心，研究方案，布置法網，設計線路。被監禁者在被監禁之前大多不會自投落網，必然會作最後掙扎。這預示著監禁的困難。戰勝困難就得付出代價。因此，監禁過程就是鬥爭過程。這的確是難以把握的。 被監禁者被監禁之後，去甚麼地方（何處）？「所到之處」並不是被監禁者的自願選擇，而是不得不去的地方，不得不面對的狀況。這就是監禁的強制性，就是被監禁者的被動性。監禁者要被監禁者上哪兒，被監禁者就得上哪兒。不管在哪兒，被監禁者都不會感到愉快。「所到之處」是一個條件十分惡劣的地方，被監禁者一旦被投入其中便開始狼狽人生。「所到之處」確定了被監禁者的現實處境和慘酷事實，是被監禁者的新環境。被監禁者必須適應這一特殊的新環境。「何處」標明存在著監禁處所（被監禁的老板所在地點、空間或機關，比如「禁閉室」、「看守所」、「公安局」、「監獄」、「秘密處所」）。被關在禁閉室的不僅僅是「老板」，還有「工頭」、「大學校長」、「大學區區長」、「眾議員」、「貪官污吏」等，在其他情況下，還會有許許多多其他被監禁者（包括造反者、反抗者、起義者，不論他們有名無名）。在監獄（在那裏、在那個地方、在某個地方）有監禁，即存在監禁。監禁的存在是事實。有監禁或者存在監禁在每一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含義，監禁對象也不相同。監禁機關這一空間形式所表達的監禁內容隨著時代變遷而顯示出差異。監禁機關構造了物質性格子（圖表），對其內容（犯人及其罪行）進行分區監視和管理。監禁對象要轉化為監禁機關的內容，還必須經過監禁行動使監禁對象成為實體，才能實現。這一過程的結果就是把監禁對象變成形式化的內容，即使之成為監禁機關的內容，否則，監禁機關就是一個空的或荒的「空間」，就會無所指，成為一個個空盒子。監禁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監禁機關（空間形式）荒寂，從而極大豐富了監禁機關。監禁機關的功能是指向人的肉身。 歷史上有關監禁的文獻匯編，如同監禁機關一樣，也都有著自身的存在形式。監禁文獻匯編這一語言形式所表達的監禁內容因時代不同而各異。監禁文獻建立了符號性格子（圖表），是一種表達形式，對其內容（犯人及其罪行）進行分類記錄和分析，把犯人及其罪行存入檔案，使之成為歷史學的重要資料。監禁對象要轉化為監禁文獻的內容，還必須經過寫作行動使監禁對象成為實體，才能實現。這一過程的結果就是把監禁對象變成形式化的內容，即使之成為監禁文獻的內容，否則，監禁文獻就是一個空的或荒的「空間」，就會無所指，成為一個個空格子。寫作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監禁文獻（語言形式）空洞，從而極大豐富了監禁文獻。監禁文獻的功能指向人的靈魂。 監禁機關與監禁文獻之間不斷發生聯繫，彼此滲透，彼此分離。監禁機關構成非論說或環境，諸如體制、制度、政治、經濟、法律，而監禁文獻構成論說或陳述，諸如體制觀、制度觀、政治觀、經濟觀、法律觀。這兩種形式雖然很不相同，但也存在著一定聯繫：非論說（環境）產生論說（陳述），論說反過來決定非論說，換句說，監禁機關（空間形式）產生監禁文獻（語言形式），監禁文獻反過來決定監禁機關；體制產生體制觀，體制觀反過來決定體制；制度與制度觀、政治與政治觀、經濟與經濟觀、法律與法律觀之間，也存在著類似關係。監禁機關與監禁文獻都是一張巨大圖表或一個龐大格子（類似於空白地圖），都是形式化表達方式。監禁機關重在監視和管理犯人及其罪行，監禁文獻重在記錄和分析犯人及其罪行。監視和管理、記錄和分析都是行動（行為或實踐），其行為區別在於物質性監禁與符號性寫作，其功能區別在於限制肉身與教化靈魂。監禁文獻本身在書寫行動上對監視與管理進行抽象化，監禁機關本身在監禁行動上對記錄和分析加以具體化。可以說，監禁文獻如同一架抽象機器，監禁機關如同一架具體機器。監禁文獻與監禁機關之間建立起抽象和具體的關係。這兩種形式之間存在著某種密切聯繫和某種明顯差異。它們都是不可省略的，都顯示了監禁和寫作的不同功能。 八 誰監禁了老板？是「on」，即人、人們、人家、大家、有人、別人、我（們）、你（們）、他（她）們、無論是誰。他們與老板水火不容。他們之間互相對立。人們（on）監禁。「on」這一泛指代詞表明了監禁的「泛指功能」，與此同時，如果同具體身份或具體主項（主體或主詞）相聯繫，就可能獲得「特指功能」，從而確立「具體形象」，比如「人稱代詞」──「我」,「指示代詞」──「這個」,「非人稱」──「世界」、「體制」或「制度」、「觀念」等。 人們監禁。我監禁。這個監禁。世界監禁。體制或制度監禁。觀念監禁。總之，監禁這一功能總有它的主體（主詞）和客體（實體），就是說，沒有主體和客體，就無所謂有否監禁。「x監禁y」這一表達形式說明「監禁的存在」、「存在監禁」、「有監禁」。「監禁」體現了某種關係，根據某種規則和環境進行自我規定。監禁主項是隨著監禁類型和監禁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何謂監禁者？何謂被監禁者？「監禁者」和「被監禁者」究竟會是誰？並非總是清楚明白的。監禁者和被監禁者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取決於具體情形。監禁者與被監禁者的位置是不斷轉化著的。監禁者與被監禁者只是某種情形下的可能性身份、地位、位置。 監禁老板無理（on n'a pas raison de séquestrer les patrons），就是說，監禁老板是不對的或非法的（on a tort de séquestrer les patrons）。被非法監禁者是老板（誰？為甚麼？怎麼樣？何處？）。無理監禁應當被阻止和消除。如果不存在監禁的主體和客體，就沒有監禁。沒有監禁即不存在監禁或監禁不存在。這表明了監禁的反面。 一切非法監禁、拘捕都應當糾正。即使是公安局拘捕百姓，只要是非法的，也應當糾正，應當還百姓公道。一切監禁都是殘酷無情的。被拘捕者到了公安局，十之八九都被捆綁，都遭到審問和挨打。幹警用木棍、電棒、腳和手敲打被拘捕者的頭、臉、胸、背、腰、腿、腳以至全身，然後用水澆，致使被拘捕者數次暈倒，過不了多久，這種程序重覆進行。次日仍然如此進行：木棍、電捧、腳、手一齊飛向被拘捕者，邊打邊問，被拘捕者不堪忍受折磨，為了堵住其口，割掉其舌頭，打爛其嘴，鮮血直流，之後把他捆綁在門板上，或者給他戴上手銬和腳鐐，不給他水喝，不給他拉大小便的自由。你還不招供麼？那就再讓他吃苦頭。如此這般，其身心俱傷。這就是「刑訊逼供」。「刑訊逼供」迄今盛行不衰。 監禁（老板、工頭、大學校長、大學區區長、眾議員、貪官污吏等），就是造反。監禁是造反的一種具體方式，工廠是監禁和造反的現場。因此，我們對「監禁老板有理」的分析同樣適用於「造反有理」的分析。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就是說，造反是對的或合法的。有造反即存在造反或造反存在。 誰造反？是「on」，即人、人們、人家、大家、有人、別人、我（們）、你（們）、他（她）們、無論是誰。他們與被造反者水火不容。人們（on）造反。「on」這一泛指代詞表明了造反的「泛指功能」，與此同時，如果同具體身份或具體主項（主體或主詞）相聯繫，就可能獲得「特指功能」，從而確立「具體形象」，比如「人稱代詞」──「我」,「指示代詞」──「這個」,「非人稱」──「世界」、「體制」或「制度」、「觀念」等。人們造反。我造反。這個造反。世界造反。體制或制度造反。觀念造反。總之，造反這一功能總有它的主體（主詞）和客體（實體），就是說，沒有主體和客體，就無所謂有否造反。「x造y的反」這一表達形式說明「造反的存在」、「存在造反」、「有造反」。「造反」體現了某種關係，根據某種規則和環境進行自我規定。造反主項是隨著造反類型和造反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何謂造反者？何謂被造反者？「造反者」和「被造反者」究竟會是誰？並非總是清楚明白的。造反者和被造反者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取決於具體情形。造反者與被造反者的位置是不斷轉化著的。造反者與被造反者只是某種情形下的可能性身份、地位、位置。 造反無理，就是說，造反是不對的或非法的（on a tort de se révolter）。被非法造反者是老板（誰？為甚麼？怎麼樣？何處？）。無理造反應當被阻止和消除。如果不存在造反的主體和客體，就沒有造反。沒有造反即不存在造反或造反不存在。這表明了造反的反面。 至關重要的問題是，監禁誰（甚麼）或不監禁誰（甚麼）？造誰（甚麼）的反或不造誰（甚麼）的反？總之，做甚麼或不做甚麼？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著實踐思想、組織觀念、策略理論、鬥爭戰術的差異。不管是肯定回答還是否定回答，都需要理性思考。 解放被壓迫者（主要指工人和農民）的實踐思想，就是解放被剝削者思想的想象（力）。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要求擺脫壓迫者和剝削者在實踐思想上造成的種種障礙、重負、制約與束縛，為工農運動劈山開道，而不是固守、控制實踐思想和想象力。被壓迫者要想取得造反的勝利，必須首先解放思想，解放了的思想將指明造反的方向。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表明一系列由小到大的行動如何實現解放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思想的欲望。這種欲望，在反壓迫反剝削的人們捅破老板辦公室的門，沖進去，抓住老板的時候，曾經受到堅決抑制。這表明，監禁欲望與監禁行動之間存在著距離、矛盾和障礙。造反者要把欲望變成行動，必須付出沉重代價。監禁欲望與監禁行動之間的距離、矛盾和障礙就是造反理論與造反實踐之間的距離、矛盾和障礙，實現造反理論到造反實踐的過渡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造反理論和造反實踐都是對傳統社會規範的違犯（違反、違抗），集中表現在反專制和專制主義。造反運動組織處於工人階級外部，其任務僅僅在於引導工人走上造反之路，然後就宣布解散、重新改組或者繼續存在，諸如「人民事業之友」、「鬥爭委員會」、「真理和公平委員會」、「前無產階級左翼」、「同性戀者革命行動陣線」、「無產階級左翼」、「工廠反警察組織」、「奧維尼抵抗組織」、「共產主義革命同盟」、「婦女解放運動」、「阿拉伯移民組織」、「三二二運動組織」、「法國（馬列）共產黨」以及「第二國際法國支部」。 正如菲爾茲（A. Belden Fields）指出的那樣13： 無產階級左翼毛主義份子是60年代的產物。它以一種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於1968年自發性的起義。其複雜理論的完成是在「三二二組織」中曾堅守街壘的活動份子與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前毛主義份子走到一起的時候。後者曾因自己沒有出現在街壘上，進行過自我批評，實際上他們曾堅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壘路障。 從1969年到1973年，這些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前成員已經遠遠彌補了他們在路障之夜的消極表現。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連德政府的倒台一類事件之間的相關性，不管是否接受結構道德的觀念作為唯一反對取代主義的可靠保證，不管是否同意青年的觀點認為過火行為和壓迫使老一代領導人耗盡了熱情……不論人們如何解釋這種境況，事實是老一代激進份子的影響現在已遍及許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個人的語境。 …… 因此，無產階級左翼運動代表著早期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義與法國烏托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及法國的實踐糅和在一起的一個大雜燴。 對無產階級左翼的產生、發展和完結發生過巨大影響的老一代思想家，如阿爾都塞、薩特與福柯，都是法國人。在某種意義上說，無產階級左翼運動就是法國人運動。 加維問：領導這場革命運動的應該是誰？ 維克多曰：當然是民粹主義者14。 民粹主義承認在被壓迫者的運動中存在著精神創造力。這意味著對民粹主義的遣責。猶如我們批評列寧思想中的考茨基主義，人們反過來反駁了我們對列寧《怎麼辦？》所持的對立論點，諸如民粹主義、經濟主義、工運中心主義等。其實，普遍的現實情形是，維克多等左翼份子都是民粹主義者，因為他們認識到，在被壓迫者中間存在著精神創造力。列寧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喊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完全與俄國社會民主原則相對立。 九 甚麼是造反？誰（或甚麼）是造反者（反抗者、暴動者、叛亂者）？造反者如何造反？造反者為甚麼造反？薩特的核心問題是，造反與理性之間究竟有何聯繫？如何運用造反權？有理造反，是一種革命行動，絕非莫名其妙，關於造反之言也非胡言亂語。革命是造反的升級。無理造反，無異於無理取鬧，便是反革命行動。如果一個社會發展到非造反不可的地步時，造反就是好，否則就是糟。造反與理性之間關係的建立，表明造反與理性共存、同在、合置、和處（coprésencem, coexistence），既然如此，造反必須聽從於理性，受理智控制和指揮，還允許人們議論、爭辯、思考。我們作為造反者的旁觀者，應當擁有足夠的評判力，能夠從眾多的造反行動中辨別出哪些是理性造反，哪些是非理性造反，還要區別真正的理性和虛假的理性。只有那些具有真正理性的造反，才是我們擁護和支持的。我們還要反對那些盜理性之名的所謂造反。真正的理性可能阻止反動的造反。虛假的理性具有欺騙性，理當遭到懷疑和批判。 在造反問題上，我們必須首先明確知道甚麼是造反，知道為甚麼造反，知道如何造反。知道甚麼是造反，就是從本體論和邏輯上澄清造反的內涵、外延、範圍和界限。知道為甚麼造反，就是思忖造反的充足理由，弄明造反的前因後果，做到有理由（理性、理智、道理）去造反。知道如何造反，就是有毅力（意志）去造反，有力量（精力）去造反，勇敢而智慧地支造反。知道為甚麼造反，體現了薩特關於造反的核心問題之一──「造反與理性之間究竟有何聯繫？」。知道如何造反，體現了薩特關於造反的核心問題之二──「如何運用造反權？」。 知道造反的理由之後，要堅信造反言論有理，這是關於造反的知、言、智（慧），做到「真有理由」。一定要把造反和理性聯繫起來，把造反控制在理性領域，理性地思考造反，理智地管理造反。在發動造反之前，必須進行有力思考、論證、說理、辯論，應當證明造反在甚麼情況下進行才是有理的。造反必須站得住腳，絕不能不管有理無理都把一切造反視作理所當然。理性是判斷和發動造反的原則。要有充分理由如此造反，否則，便是以甚麼利益為名幹出嚴重違反民意、違背情理、毫無道理的事情。 在堅信造反言論有理之後，要同意造反，要堅持造反。同意造反，就是堅定造反意志，這是關於造反的德、心、仁（義），做到「真有毅力」。造反有一個度的問題，即造反要有節制、要適中。造反意志在行動中體現出來。造反一旦發動起來，就必須堅持。堅持造反，就是要有力量去造反，造反有力，這是關於造反的行、氣、勇（氣），做到「真有力量」。力量是勇敢的象徵。 符合正義的造反就是公正的行動，否則就是不公正的行動。真有理由、真有毅力、真有力量，構成「做（造反）」的基礎，造反才能成為正義的「做（行動）」，這樣的造反才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這樣的造反才是正確而有價值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造反，就是非正義的。有理造反，是正義與真理的基礎和根據。沒有理由去造反，沒有毅力去造反，沒有力量去造反，則構成「不做（不造反）」的基礎，「不做（不造反）」才是符合正義的選擇，才是正確而有價值的，如果造反，便是無理取鬧，就會很糟。無理造反，是非正義和謬誤的基礎和根據。 在正義的造反與非正義的造反的相互參照中，我們會明白是非、曲直、可否、真假、善惡、美醜。如何正確選擇是否參加造反或進行造反反思，並不是容易明朗的，因此，必須對發生著的造反首先尋找起因和理性，進而選擇是否同意和堅持造反。總之，要敢於且善於使用我們的理性和造反權，才能獲得造反的勝利和正確的社會後果。只有這樣，造反者才能說：我知，我義，我勇，我有理，我存在。不屈從，就反抗。但是，造反者不能獨自一人對付屈從，一個人反抗是不行的，必須最大限度地聯合大眾。為了改變舊社會舊制度的面目，人民大眾不得無動於衷，必須聯合起來，共同造反，甚至接著反抗，進入造反狀態，置身於危險境地。這正是歷史上英雄人物的立場。造反者並不孤獨，因為他（她）造別人（暴君、凶手……）的反，也造惡象（苦難、壓力、恐懼、煩惱……）的反，反一切把反者自己置於死地的人物和現象。不願死去的人們，起來造反。該造反時就造反。說「造反」比說「不造反」更具有理性。因此，「造反」成為首要問題。 所謂毅力，就是堅強持久經受無法補救的威脅我們的麻煩和不測的意志。實現這一意志，需要靈活的身體、智慧的大腦、有力的武器，但不加考慮地逃跑就愈加危險。有策略地堅守，可以嚇跑敵對勢力；有策略地撤退，也可以瓦解敵方。堅守與撤退、造反與不造反可以交替進行。 我們還應當善於控製造反，這是造反節制或適中問題。所謂節制就是使造反適度地發生、進行、收場。不過分造反，只能適度造反。這便是理性。做甚麼都不能過度，過度就不德而罪。「行善積德過了頭，常人就應稱為瘋子，君子就應稱為小人。」賀拉斯（Horace）這樣定義「節制」。一切正當的造反一旦過分進行就必然受到譴責。有節制的造反，才能把造反控制在理性和正義範圍，造反者才可配稱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義者」。過分造反有百害而無一益，造反者作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義者，應當懂得有害與無害、有益與無益的限度。否則，有害現象或無益現象，就會肆意損害民意。過分的確對我們起著消極作用，限制著造反者正確行使造反權的能力。總之，別超越理性。這正是造反者在政治生活中必須遵守的內心的道德律令。這樣的造反者才是有道德的人。不然，只能表明造反者還很不成熟，造反尚處於未成熟狀態。知識份子加入造反者行列，參與關於造反的論爭，其主要目的就是引導那些不成熟的造反者，使之有能力正確運用自己的理性，進而擁有意志和力量，他們擔當起啟蒙造反的任務。知識份子幫助公眾理解甚麼是造反，為甚麼造反，如何造反，甚麼樣的造反才有理。在造反的環境中和四周，人們可以聽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語聲：不許爭辯，只許造反；或者相反，不許爭辯，不許造反。我在廣州火車站親眼看見那些缺德的警察任意打人，打人者說：不許爭辯，打你有「理」。 勇敢，就是不怕危險、困難、犧牲，有膽量。 要正確判斷造反者或者造反論者，首先應當弄清他在造反時期每天的所作所為是否有用於社會和公眾，是否有理有節有勇。弄清他造的到底是誰的反。造反者是否達到懂造反的年齡，是否喪失理智和判斷力，是否蠻不講理、違反情理、毫無道理、有正當理由。我們不能僅僅知道造反有理，而且應該知道造反無理。總之，要有能力判斷在何種情況下可以造反，在何種情況下不可造反。這就是智慧、意志、勇敢。 要取得造反的勝利，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言而慎；莊而和；仁而變；勇而退。 能言造反已不易，將造反理論付諸行動，更不易。其實，言造反和實現造反都能做到，問題是要有理由、有節制、有勇敢。皮浪（Purrhôn）同狗搏鬥，如同我們（不論年幼年長）為了免遭狗咬而揮舞手中的棍棒、投擲石塊與狗進行搏鬥一樣，逐漸知道甚麼是勇敢，如何成長為勇敢者。皮浪說：「人是很難拋卻一切的；應該時刻準備並努力同一切作鬥爭，首先要付諸行動，如果行動做不到，至少要體現在理性和口頭上。」15 我自己就經歷過這種勇敢訓練。在我八、九歲的時候，父親叫我獨自一人去外婆外公家，開始我很不願意，因為一路上要經過幾個大院子，每個院子都有好幾條狗，很凶猛，其中，有一條狗還飛起來咬人，還有一條狗悄悄咬人，牠們在我家鄉很有名。父親見我不願啟程，就十分耐心地給我打比方，教我如何與狗搏鬥。於是，在父親的啟示下，我被說動了，手持四尺竹棍，就大膽上路了。途中，先要把橫臥在路上等著咬人的狗吼醒，然後用力揮動竹棍，進行殊死搏鬥，輔以石頭追擊，經過數個回合之後，我方必勝，狗方必敗。類似的戰鬥，我經歷過許多次，不僅總結出了與狗搏鬥的經驗，而且樹立了勇敢信念，練就了一顆勇敢的心。這為我後來克服種種困難打下了良好基礎。父親不僅教會了我如何戰勝狗們帶來的麻煩和威脅，而且教我懂得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勇敢者。 二十多年過去了，當我途遇困難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不怕，要勇敢，今天我也如此訓練我小女兒，她也慢慢懂得甚麼叫勇敢，逐漸成長為天真的勇敢者。我從父親那裏得到了一筆勇敢財富，我女兒現在正在從我這裏學習勇敢。人學會勇敢地活著，這是最重要的。人的一生就是不斷勇敢地戰勝困難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是如此，人類的歷程也是如此。雖然世上每個人都要迎戰困難，但得各自具體地慢慢地體驗，這是阻止不得的生活流向。對於困難，我們得反抗或造反。造困難的反，當然有理。要取得造反的勝利，必須智、意、勇。世間經過勁風盪滌，必然得出「一清」，人心也為之「一亮」，這便是生活和思想、實踐和理論中的陽光。人類歷史上關於勇敢的故事，無窮無盡。這些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是人要經得起折騰，為了人類幸福、社會公正要不屈不饒地鬥爭。 十 我們在「造反有理」的路上遇到了薩特，是我們在哲學上、歷史上反思「造反」的理論前提。 我們要進一步引出的問題是：「做甚麼（做何事，faire qch.）」有理？「做甚麼」的「基礎（base）」是甚麼？也就是說，通過薩特、維克多和加維，我們應當宣示做－基礎問題的提問法和風格（problémathique et style des questions du faire-base）。結合著薩特們講，就是挖掘出造反這一做的基礎、起源（理論的、歷史的、現實的）。鬥爭、革命、改革、變革……統統應當有理。做事總該有理才行。有理可行天下，無理寸步難移。 2000年2月27日，紐約暴發抗議浪潮，反抗迪亞洛案判決。2月25日，紐約市最法院宣判連開41槍射殺無辜黑人移民迪亞洛的4名白人警察二級謀殺罪名不成立，並且當庭釋放。這一不公正判決立即引起迪亞洛家人、律師以及大批反種族主義者的強烈不滿。27日，數千名紐約市民在聯合國總部集會，遊行示威，抗議該判決，要求聯合國關注美國愈益嚴重的人權問題。示威的人們不停地從1數至41，接著是長時間的沉默悲憤。 寫到此（2000年3月17日），又聞科索沃槍聲。聯合國特派團和北約在「科索沃問題」上執行極不公正的「扶阿抑塞」政策，「種族清洗」暴行愈演愈烈，導致阿塞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也導致阿塞兩族與國際維和部隊之間的矛盾激化，引發了規模巨大的暴力衝突，阿族分離主義勢力的恐怖活動籠罩著塞族居民。哪裏有不公和暴行，哪裏就有衝突、遊行和反抗。科索沃的嚴重局勢引起了南聯盟政府和人民強烈的反應和抗議。 美國等霸權國家在南以人道、人權名義進行血醒屠殺。南政府和人民不反抗，便是怪事。如果反種族主義者不反迪亞洛案的不公，那將是種族歧視主義者進一步發展的日子的來臨，謀殺和災難將合法化。 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種族主義、分裂主義還十分猖獗，危害著人類的安全與和平，給無辜平民造成痛苦與傷害。恐怖主義份子製造恐怖事件，比如劫機、爆炸、槍殺等。很明顯，今天，依然存在著反恐怖主義的使命。反恐怖行動，今世猶存。恐怖活動理當受到懲罰和反對，但恐怖不僅是恐怖，而且存在著恐怖以外的種種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外交因素、種族因素、意識形態因素等。反種族主義、反分裂主義的任務也十分艱巨。反恐怖主義是人類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活動、造反行動。在政治事件、政治活動、造反行動的壓力下，知識和智慧必然發生意想不到的偶然變化。這種壓力促使、挑起人們產生戰鬥激情、政治熱情、造反精神。通過有理造反擺脫險境，獲取豐富的政治經驗。 在薩特那裏，做，就是遊行，就是造反。遊行是實現說（演說、談話）、寫（寫作、陳述）和看。嚴格意義上的做不是說、寫、看。看和做是非論說，說和述是論說。僅僅坐而論道，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躬行（做、行、實踐），走向大街小巷，散發傳單，高呼口號，發表宣言，伸張正義。做者（誰？為甚麼？如何？）就是做的主體。做的對象（誰？為甚麼？如何？）就是客體，就是所說、所寫、所看。 論述造反與論述「造反」是有區別的，前者表明論述造反這一行動，後者意味著論述人們稱為「造反」的東西，論述「造反」這個主題或「造反」這個詞、這個概念、這個詞項及其所指（進入「造反」這個詞的一切）。在法語中，我們可以構造出兩種表達形式：parler de révolte （論述造反）和parler de "révolte"（論述「造反」）。 "parler de révolte"這一表達形式還透露出另一層意思：以造反的方式來論述或說話或談論，或者說，用造反行動和造反事實來說話，使造反理論付諸實踐。拿出行動來！拿出事實來！這兩種形式都表明了論述與造反間的關係。人們所言必與造反有關。 論述造反與論述「造反」這兩種形式，相當於「說造反（parler（-）se révolter（révolte））」與「述造反（énoncer（-）se révolter（révolte））」。從「說造反」到「述造反」表明了「說（口頭）」與「述（前書面）」的分離，也標誌著從說（口頭－聲音）經述（前書面或前符號）到書面（寫－符號）的過渡，要完全實現符號性呈現，還必須「寫造反（écrire（-）se révolter（révolte））」。（書）寫就是將與造反相關的所看、所說、所述、所做、基礎、所讀、所思、所創、所示呈現於紙的符號性實踐。寫就是建立造反理論的學者行動，是思想家的天職。 下列形式，無論是在漢語還是在法語等外語中，都顯得比較陌生，甚至奇怪而顯得不那麼合適宜。因此，這些是比較冒險的表達形式。
看造反，在法語中，可以表達為如下形式：voir se révolter，voir-se révolter，voir révolte；同樣地，說造反，即parler se révolter，parler-se révolter，parler de révolte；述造反，即énoncer se révolter，énoncer-se révolter，énoncer révolte；做造反，即faire se révolter，faire-se révolter，faire révolte；使造反以某種（理論的或物質的）東西為基礎，即baser se révolter，baser-se révolter，baser révolte；讀造反，即lire se révolter，lire-se révolter，lire révolte；思造反，即penser se révolter，penser-se révolter，penser révolte；寫造反，即écrire se révolter，écrire-se révolter，écrire révolte；創造反，即créer se révolter，créer-se révolter，créer révolte；示造反，即annoncer se révolter，annoncer-se révolter，annoncer révolte。 上述表達形式充分表明了一種動作、行為、實踐與另一動作、行為、實踐在時間上的「同時（性）」。它們也在某一特定空間同時（à la fois, simultanément, en même temps, du même coup, la même fois）發生。「同時」表明人的行為具有並列性，即表明兩種行為可以兼得。兩種行為或兩件事同時發生也為自身提供了同一空間、同一地點。 看造反（voir se révolter）意味著「看」與「造反」同時進行，就是觀察（或旁觀）、經歷、碰見、思考、嘗試、認識、理解造反並加以判斷（評價），預見正在發生著的造反的某種動向或趨勢，與此同時，提醒造反者注意可能出現或將要發生的某種不利情況，也表現出造反者試驗造反的行為──這裏存在著一個未來時間問題，因為「看」和「造反」總是進行著，總是向前，並且在確定其現在狀況的同時，預示著未來狀況。「看造反」這一結構本身不僅敘述現在，而且訴說著未來。看，哪怕匆匆一瞥，也能滿足人們的某種欲望。觀察者或旁觀者目睹著造反場景，猶如看一齣戲、一場球賽，可能比造反者本身看得更加清楚，進而作出合符理性的判斷，提出比較客觀的看法。 但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看得見，是否有能力把造反看得清楚。人們有看（觀察或旁觀）造反的權利嗎？這樣看是否恰當？看造反實際上已經開始體驗、經歷造反，甚至開始主動或被動地捲入其中。這一看本質上充滿革命性和冒險性。造反在某時某地把人們攏集起來，號召人們為它付出代價。看者的眼睛好像一面鏡子，把造反和造反者映在這面鏡子裏。看的過程就是映的過程，換句話說，看造反的過程就是映造反和造反者的過程。看造反不是一個事件的單一時間，而是包含著兩種行為或兩個事件的雙重時間，甚至多重性：同時（性）。同時（性）是理解「看造反」的鑰匙，如果缺乏時間的同時（性）觀念，就難以理解「看」和「造反」的合置。「看」與「造反」的同時（性）表明「看者」與「造反者」之間構成某種同謀關係，也意味著它們共同存在。「看者」與「造反者」很可能共同承受憂患和危險，甚至共同承擔責任。因此，我看我造反，故我在。這是一個新的「我思」公式。 同時、共謀、共同為擴充和更新「我思」公式提供了可能性。進一步講，造反不僅需要看，而且需要說、述、做、奠、讀、思、寫、創和示，也就是說，看之後，接著說、述、做、奠基、讀、思、寫、創和示。在此基礎上，我們完全能夠擴充和更新「我思故我在」這一笛卡爾公式。「我在」之因遠不止於「我思」，在「我思」之外，還有別的。同時、共謀、共同並不意味著拒斥或捨棄「我思」──因為在上述系列裏已經有「思」的一席之地，而且把「我在」之因擴展到了「我思」之外。「思」與「非思」共同構成「在」的內在原因，在福柯意義上說，「論說」與「非論說」共同對「在」發生作用。總之，我們不能停留在「思」一層。說、述、做、奠基、讀、思、寫、創和示，與看一樣，同造反構成同時（性）結構，反映著以同時（性）為特徵的行為的「共謀關係」。因此，我們也必須以「同時（性）」觀念理解這種共謀關係。 就造反而言，有法國的造反（在法國的造反或造反在法國）、美國的造反（在美國的造反或造反在美國）、英國的造反（在英國的造反或造反在英國）、中國的造反（在中國的造反或造反在中國）……不勝枚舉。造反在時間上也存在著種種類型：過去的造反、現在的造反和將來的造反。造反還因民族不同而各異。可見，造反不是一個單一含義上的概念，而是一個複雜概念，也是一個令人膽戰心驚的概念。造反是人類進程中的轉換性活動和破壞性行為，也不斷更新著自身的形式，其意義和價值也在不斷地發展，因此，我們無法總計造反（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我們反思造反，必須弄清造反的語境、背景、環境、範圍以及性質，必須對造反進行界定，不然難以弄清楚「甚麼是造反？」這個基本問題。 西方造反觀念，體現著西方人類行為本體論（人文學本體論），形成西方的人文－勢力結構（思想－習慣結構），同樣，中國造反觀念，體現著中國人類行為本體論（人文學本體論），形成中國的人文－勢力結構（思想－習慣結構）。 十 一 法國知識份子極大關注社會和政治事務，是法國人特有的敏性的典型反映。 薩特的造反觀與1968年五月風暴和法國左翼密切相關，也正是這種典型反映的自然延續。福柯關於造反(révolte, résistance)和權力（pouvoir）的思想可視作薩特造反觀的一個有力增補。法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晚年愈來愈熱衷於政治鬥爭，支持鐵路工人罷工和失業者行動，頗有阿爾都塞、薩特、福柯等法國知識份子的遺風。可以說，布爾迪厄現象體現了他們在今日法國的連續性。薩特所關注的造反引起的倫理問題是甚麼？甚麼呼喚造反？造反的本質是甚麼？造反將給我們甚麼啟示？最公正的造反和最不公正的造反在何處？面對造反，知識份子有何為？這些問題總是而不斷地糾纏著我們。 造反提升為行為、責任。造反是一種做（行為、行動、實施、實現、實踐），因此做者必須對他的一切做全權承擔負責。如果做者在行為的最初階段，能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將來會成為准醜行或醜行，進而受到社會和民眾的遣責，那麼應該立即與當前所做決裂，作出檢討。行為是道德意志的外現，因此，它每前進一步都必須符合道德意志的種種規定，道德意志就是行為（或造反）活的律令。行為不僅只是行為，還有種種律令。這表明，行為讓行為者認識到當下所做是自己（而不是別人）的行為，它與善惡（倫理問題）之間存在著本質聯繫，同時與別人的行為或行為律令之間存在著本質聯繫。道德意志規定並限制著行為的各個環節。 任何行為如果要算作道德的行為，必須首先跟我的故意相一致，因為道德意志的法，只對於在意志定在內部作為故意而存在的東西，才予以承認。故意僅僅涉及外在的意志應在我的內部也作為內在的東西而存在這一形式的原則。16 人類行為的崇高目標是求善。善是行為的普遍價值和道德意志。求善意圖是行為的普遍內容。 在造反過程中，必須把求善作為造反者的崇高目標，因為造反是一種社會責任（對社會對人類盡責），義不容辭，就是說，造反是社會人的責任。求善意圖把造反、行為和責任統一起來，因此，我們應當在善的道路上理解造反這一特殊行動，只有求善的造反才是理性的。 造反是一種破壞性力量，一種群體實踐。造反意味著暴力，因為造反的根本對象是暴力，也必須用暴力來反抗。造反實踐與壓迫勢力相關，因為它威脅著壓迫勢力並動搖其根底。造反者作為工人，只是價值低廉的勞動力，如果作為被殖民者，就一文不值了。如果資產階級（資本家）是人，那麼工人只不過是亞人，被殖民者簡直不是人而是豬和狗。因此，工人和被殖民者不甘屈居於亞人或豬狗的地位，必須起來造反，否則永遠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和身份。他們必須為生存而造反，為改變自己和他人的境遇而造反。因此，造反不僅是一種道德行為或政治實踐，而且成為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如果資產階級社會把封建社會中的人變成無業遊民，這已不再是它的優點了（總之，這不是優點，而是他們在阿拉伯共同體上的唯一存在行動），而是一種在資本主義初期如此清晰地顯示資本主義的卑鄙性的野蠻行動。恰恰由於這一點，否定返回來針對殖民階級。由此，它也必然轉變為行動。」17造反理論轉化為造反實踐。壓迫和殖民必然加劇暴力，暴力必然引起造反（反抗）。造反是反對暴力的政治手段，可以克服或征服一部分惡勢力。造反的演進類似於暴力的演進。「暴力的演進在這裏是很明顯的：首先實踐－惰性中的異化結構作為實踐而在殖民化中變為實在；它的（臨時的）勝利作為整個實踐（軍隊、資本家、地產商人、殖民者），它在代表剝削者和剝削人之間基本相互性結構的實踐－惰性系統中出現。但是在異化本身中，只有當每個人作為他人，在自己的日常實踐實現並承擔這個新的系統存在時，這個系列存在才存在。」18造反的演進與暴力的演進是並行的，也是對立的。暴力一旦激化，就會遭到抵抗（造反）。哪裏有暴力，哪裏就會有造反。造反的勝利是民眾、工人、農民、被殖民者的實踐的勝利。造反者在造反實踐中很可能成為自毀性主體。自毀具有強烈的悲劇色彩。 造反意志決定的善惡或善心惡心（良心壞心），取決於造反者的自我傾聽及心中的良心標準，正義的造反是良心所指引，這一指引很可能在造反行為之後成為一個罪名，成為秋後算帳的依據或證據。良心宣示了造反者應做的事。正義的造反行動（行為、實踐）完全符合造反者自身的政治信仰，非正義的造反行動則違背了這一信仰。有良心的人或正直的人完全能夠對自己的行為實踐的是非對錯作出內心的正確認識和準確判斷，也就是說，完全能夠對是非善惡作出科學的理論詮釋。造反者在造反的同時應當意識到或認清自己的造反的性質，甚至注意到造反的後果。在造反的征途上，造反者應當意識到自己或知道自己，也應當讓他者意識到或讓他者知道。這便是造反者的自我意識（或覺悟）以及讓他意識（覺悟）。如果造反是正義的，就應當發動；如果它是非正義的，就應當放棄。這便是造反者擁有的造反理性。造反與理性的統一和符合，便是造反者的善心。 善心（conscience，良心、誠心或道德心）存在於人心之中，是一種覺悟，更是一種自悟，可用來判斷處於受理性支配的人的一切實踐活動，讓人意識到或注意到自身所為所作的社會作用和道德責任，對自我職責作出清晰分析，還可以幫助那些失去覺悟、意識或良心的人蘇醒過來，可以成為懲罰那些喪盡天良者的尺規並拯救他們。善心不是生而俱來的，它的養成必須學而知、學而能、後天教育而成，當然，喪盡或失卻的善心也必須通過對人的重塑和再育而得到恢復。個人善心在政治環境中上升為政治意識，在階級環境中上升為階級意識，在集團環境中上升為集團意識，在集體環境中上升為集體意識，在群體環境中上升為群體意識。個人善心的他化或擴大化表明善心的個體性與一般性。 善心也是一種信仰。善心作為信仰，應當是自由而可信的。人們可以而應該自由選擇人心所向。無論是政治信仰還是宗教信仰，都是信者對自身的托付，並為自己尋找精神慰藉。一個個體信不信仰「甚麼」，其效果迥然有異，因為信仰是深植於每個人內心基底的內聚力量，也是判斷行為的有效標準。如果沒有或喪失這種力量，人的一切行為都將是慘酷的。有信仰的人與無信仰的人形成慘酷的對照。信仰意味著誠意、誠心、善意、保證、許諾、信任。如果人們背棄了它們，就會淪落為不義之人、惡者，失諾者、失信者，就會產生欺騙人的惡行。有了信仰，人們就可能相信那些確知的東西，對已所為、人間、前途、未來充滿信心。造反只有持守正義，才能贏得公眾的信任，公眾也才會表達信任，相反，如果僅以正義的名義去幹失善的事（醜行），必然會辜負公眾的信任，最終犯下背信罪。 於是，善心與造反建立起密切關係，造反又與道德發生聯繫，造反善心和造反道德從而形成。善心是每位正義的造反者內心的自覺的責任意識。善心是人心中的聲音，也是造反者的嚮導，指引著造反者踏上正義之路，引導他們對造反過程進行反思，並及時糾正造反過程中產生的偏激行為。凡是錯誤的行為都會受到善心的遣責。憑善心造反，造反者就會問心無愧，造反者就會因自身過錯而臉色變得蒼白，心裏忐忑不安。意識到過錯是善心的復還和再現。一切有善心、美德、正義、理智的造反者，都不應當「專注於盡量積聚錢財、獵取榮譽」，而應當在意「智慧、真理和性靈的最高修養」。19蘇格拉底英勇赴死前這樣對雅典人高呼。 盧梭在《愛彌兒》中這樣解釋「良心（善心）」概念。「我將闡明，如果單單通過理智而不訴諸良心的話，我們是不能遵從任何自然的法則的；如果自然的權利不以自然產生的需要為基礎的話，則它不過是一種夢囈。」20良心或善心遵循著天地規律，是進入道德境界的人心中的真正呼聲和不朽靈魂；它是審視、審查、監督人的力量，迫使人不得不增強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它是人逐漸形成的內在品格或內在德性，是斜著朝向善的道德評判力。 薩特是法國左翼造反者的靈魂。我們說：薩特就是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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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七期 200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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