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二年十二月號　總第 9 期
2002年12月31日

 

「左翼」：符號資本與知識─權力

──從安德森的「犯規」說起1

☉ 吳冠軍

 

一 　「戰爭狂人」羅爾斯？

　　在今夏北京的一次學術座談會中，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作了一個題為《三種新的全球化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術報告，並全文發表在《讀書》雜誌2002年第10期上。安德森在這篇報告中分析了以下三種新理論：「民主的和平」理論，「攻擊性的現實主義」理論，以及「後現代國家」或「市場國家」理論。然而，在評論完三大理論之後，安德森忽然話鋒一轉，轉到「在中國和全世界都享有很高聲譽的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身上。2安氏認為，羅爾斯在《萬民法》中的基本論點，其實與他方才所說的第三種理論──「後現代國家」理論是一致的。這種理論按照安德森所述，就是後現代國家（如北美、歐洲國家和日本）須動用他們的國家力量（包括軍事力量）來控制現代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同時也制止前現代國家（如非洲國家、阿富汗、中東國家）那些諸如屠殺的行為。簡言之，這種理論「正面」提出了一種「新帝國主義」的概念。3 　　在該報告中，安德森如下論證羅爾斯《萬民法》同這種「後現代國家」理論的「一致性」：

根據羅爾斯《萬民法》的劃分，世界分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責任就是派軍隊到不民主的人民那裏去推行民主。但是，我們要注意一點，包括羅爾斯自己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羅爾斯是屬於美國的極端左翼的學者。4

　　然而恰恰正是這段論述讓我吃了不小的一驚：這位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怎麼會如此不負責任地對他人之論點進行肆意歪曲？羅爾斯在《萬民法》中明明白白地區分了五種國內社會──理性的自由人民、合宜的等級制人民、法外國家、負擔不利條件的社會、仁慈專制主義的社會，其中哪曾有把「世界分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且不說《萬民法》中的五種人民（國內社會）在安德森口中劇減為「兩種人民」，單看這五種人民的劃分依據，其中也無一是同「民主」沾上邊的，並且「萬民法」的八條原則中也根本沒有這樣一條：人民要有民主。5

　　在《萬民法》一書中，羅氏明確地寫道：自由人民無權干涉合宜等級制人民，因為它們同屬「組織良好的人民」（well-ordered peoples）。與此同時，自由人民有道義進行譴責的惟有侵犯基本人權且富於侵略性和危險性的法外國家，並在嚴重情況下可以通過經濟制裁的方式來對其錯誤進行糾正。而需要以武力進行干涉的則必須是那種大規模地侵犯基本人權的特別嚴重情形（如對少數族群的大屠殺），並且此處的人權必須是生存與安全這樣的最底線人權（羅爾斯稱之為「緊要權利的特殊種類」）。在這裏，人權而不是「民主」乃是衡量的唯一標準。而且，譴責、制裁及干涉的（長期的）目標也不是將法外國家變成為「民主的」國家，而是將其帶入組織良好的人民社會。對於援助義務上，自由人民應幫助負擔不利條件的社會建立政治文化，其目標也非幫助組建一個「民主」政體，而是使其「得以理性而合理地管理自己的事務」，並且援助方無義務幫助負擔不利條件社會無限制地提高其財富的平均水平抑或任何特定階級的財富，因為建立正義或合宜的制度，並不需要大量的財富。6

　　羅爾斯本人實際上對武力干涉一直持有著高度的反思與警惕。7「萬民法」原則其中一條就是，「除自衛之外，無權鼓動戰爭」。羅氏在《萬民法》中嚴肅批評了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在國際上的不當政策及其「嚴重的錯誤」（great wrongs），尤其批評美國在對日戰爭中殃及平民的城市火海轟炸，投擲原子彈更是「罪大惡極」（great evils），違反了「萬民法」對戰爭行為的限制原則，而且彼時，「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再來次侵略便實在沒有必要」；同樣地，英國1942年底以後對德國城市的連番轟炸，也根本沒有可以被證明為正當之理由……8基於上述分析，我不得不質問安德森：羅爾斯哪裏曾主張過「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責任就是派軍隊到不民主的人民那裏去推行民主」？羅氏在《萬民法》最初的論文（1993）中就已開門見山地提出：「獨裁專制的政體在一個合理的萬民社會中想必不會被看成是有良好聲譽的成員。但是我們同樣不能理智地去要求所有政體都成為自由的。」9可見，即使撇開無中生有的部分不算，安德森的描述恰恰是同羅爾斯本人南轅北轍。

　　《萬民法》這本小冊子及其原初論文中並沒有太多艱澀的術語來讓讀者產生諸多誤讀的可能性，況且安德森之所述根本乃是《萬民法》之所無，要誤讀也誤不出來這樣的「信口開河」。而且還不僅於此，安氏在「莫須有」基礎上更是把對方原意完全說反，把《萬民法》所批評的基本對象竟硬生生倒轉成《萬民法》之基本主張！若按照民主人民派軍隊到不民主人民那裏去推行民主的安氏轉述，那麼《萬民法》也根本不能稱之為「法」了，這不完全成了一本戰爭宣傳小冊子麼！《萬民法》也根本算不上是學理著述了，而只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兩邊（「民主」、「不民主」）數量分別加一加，便又是一場世界大戰！「現實的烏托邦」被描畫成血與火的硝煙戰場；「戰爭行為的限制原則」被轉換為戰爭行為的「發動原則」；「理性多元主義」被等同於正面鼓吹軍事行動的「新帝國主義」！秉承康德（Immanuel Kant）「永久和平」理想的羅爾斯，活脫脫在安氏口中變為一個「戰爭狂人」！依照這一路邏輯下來，安氏理直氣壯地表達了他的憤憤不平：這套「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怎麼就混進了「極端左翼」的隊伍？

　　安德森對「《萬民法》中的基本論點」10的概括與批評實在令人瞠目結舌，讀之色變。對於光看了安德森轉述而沒有閱讀過《萬民法》原著的讀者，豈不是實實在在地受到了嚴重誤導與深度欺騙？而另一方面，對於認真閱讀過《萬民法》因而對安氏轉述強烈不滿如我者，又怎能再對安氏的其它轉述──如「三大理論」的各自代表人物之觀點，再抱以原先的信任態度呢？誰能確保這些學者到了安德森的口中，就一定比「面目全非」的羅爾斯更幸運呢？這已涉及到作為一名學者最基本的學術道德的問題。羅爾斯的《萬民法》當然是可以批評的，但安德森這樣的「批評」則是任何被批評者都根本無法接受的。而且這種「話語」本身已很難稱作為是學術批評，廣場上的鬥嘴也不一定能這樣來。

　　儘管安德森常以嚴肅使用「左翼」術語的學者自居，但他為了將羅爾斯排除出「極端左翼的學者」之列，竟不惜以歪曲作者原文的鄙劣方式來進行最不嚴肅的攻擊，這究竟是為了甚麼？安氏遠非學界無足輕重之輩，而是被譽為當代西方左翼的重鎮之一，赫赫有名的《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雜誌之主編。如此一位有份量的人物為爭「左翼」這一名號竟出此下策，「洋相」不遠萬里出到了華夏神州，「硬傷」白紙黑字印上了中國知識界影響最大的《讀書》雜誌。既然不是欺東土無人而趁機來愚弄一下，那麼這背後的邏輯確實值得深思。

　　按照安德森在最近一次訪談中的表述，「左翼」一詞基本上即是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同義詞（安氏好幾處將馬克思主義與左翼兩詞對等使用），同被歸為「右翼」的自由主義乃是涇渭分明。11也許正因此，他無法容忍作為自由主義當代主要代表的羅爾斯也湊到了「左翼」旗幟下來同分一杯羹。儘管羅氏秉承的乃是康德主義的啟蒙傳統而非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柏克（Edmund Burke）一直到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這一路蘇格蘭經驗主義傳統或者說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然而在安德森眼裏，康德關於政治哲學的論述（如「永久和平論」）一樣是「很荒唐的」。12在今天，不單是羅爾斯往往遭到「左翼」的除名，另一位重要的康德主義者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同樣早已被「左翼」視為陌路人、「左翼」的叛徒，在中國哈氏更被描述成了「帝國主義」。13而轉向康德的晚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則也是被評論為向「右翼」轉變，常與福柯齊名的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曾被指為政治上的保守份子乃至精英主義者，等等等。14如果作一次地毯式全面考證的話，我們將會發現一張很長的先後被「左翼」除過名的知識份子名單，而羅爾斯只是其中比較著名的靶子之一而已。安德森始終堅持認為：「『左翼』和『右翼』術語就像它們是不可貫穿的一樣是不可逃避的」。15然而值得追問的是：這樣的斷語背後，究竟憑借的是甚麼標準？這樣的標準是一條，還是有許多條？又是由誰來確定（數量），由誰來劃定（位置）？其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觀的「涇渭」，在多大程度上則是主觀的「臆斷」？為甚麼「不可貫穿」，為甚麼更是「不可逃避」？即使我們不把安德森的斷言理解為規範判斷，換言之，即使將「左翼」、「右翼」之「不可貫穿」作為一個具普遍化意味的經驗描述，甚至我們這裏先假設知識份子之間彼此已「不可貫穿」，那麼更須要進一步追問：為甚麼現在知識界是不可貫穿的？從甚麼時候開始不可貫穿？是如何成為不可貫穿的？又是甚麼力量使知識份子們成為不可貫穿？

二 「左翼爭奪戰」與符號資本

　　稍加觀察就會發現，當下的西方知識界存在著一個顯著現象：有如此之多的、甚至享有國際名望的不同領域學者都紛紛自稱「左翼」，開口閉口我們左翼如何如何。儘管他們之間往往沒有任何思想的交叉點（譬如女性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生態環保主義、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等，基本上均是各自為政），但卻同時都緊緊抓住「左翼」標簽不放。從紐約到巴黎、從倫敦到柏林，「左翼」或多或少均是成為了知識份子們所偏愛的認同（身份）的記號。16而晚近以來，此現象尤甚，正如柯林•戈登（Colin Gordon）所描述的，「在過去的幾年中，新左翼的大部分成員都已經習慣於通過援指認同話語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不管用恢復的階級記憶、弗洛伊德的『主體理論』，還是炫耀純粹的學說統一」。17當然事實上遠不止那三種，在「左翼」這張標簽下，各家各派學者們的觀點是如此迥異，大相逕庭，甚至彼此之間充斥著緊張、乃至對立。當下，維護普遍性的自稱「左翼」，維護特殊性的也同樣以「左翼」自居；認同政治以及後殖民主義自稱「左翼」，歷史唯物主義這樣的普世話語也沒有甘心讓出「左翼」；堅持激進革命的是「左翼」，號召解構遊戲的也是「左翼」；堅持宏大理想的是「左翼」，贊揚微小敘事的也是「左翼」；新馬克思主義固然自稱是「左翼」，新實用主義也自稱是「左翼」；代表民族國家主權或民族自決權的堂而皇之以「左翼」自命，而代表世界公益與人權的當然也自認是「左翼」中人；此外，各種類型的多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也紛紛宣稱為「左翼」……這些如此不同立場的學者竟苦苦共享一個招牌，難免要為這個「左翼」名號而大動干戈。遠的不說，近二十年來，這種明槍暗火的爭鬥此起彼伏：安德森曾分別以自戀主義、代價之不確定和倒向市場為由把「地區主義」、「國際主義」與「伯明翰學派的所有後裔」推到了「左翼」的批判席上，而安德森本人則因在《復興》一文中擴大了「左翼」的範圍而遭到「正統左翼」的斷然驅逐；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批評後現代主義乃是「左翼」無法挑戰現存資本主義情況下的一種替代性選擇；而另一種對後現代的驅逐則是因其先行者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均係有名的「右翼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從啟蒙的普世主義出發把「認同政治」趕出了「左翼」；羅蒂（Richard Rorty）則從對「美國理念」的民族自豪感與愛國主義出發強烈拒斥60年代以降佔據美國學院的「認同政治」、「差異政治」以及以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為首的所謂「文化左翼」或「新左翼」；另外，慣常被視作「左翼」新生力量的生態環保主義與綠色運動也曾經被指責為是犯了「自然主義錯誤」的保守主義。18安德森還曾在其《復興》一文中指出，「大眾形式」（popular forms）之批判者自認「左翼」──如霍格特（Richard Hoggart）、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等，而「高雅形式」（high forms）的批判者居然也以「左翼」自稱──如從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到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安氏則宣稱：兩者都不是「左翼」，「他們統共所做到的往往不過是在蒙昧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更糟的是二者的混合，表現出煽動蠱惑和政治冷漠之間不可思議的調和」。19然而，以上這些「左翼爭奪戰」基本上還是在學理的層面上進行，而安德森此番為了表明羅爾斯不屬於他所代表的「左翼」，竟至於以任意歪曲對方作為批評手段，嚴重違反了身為學者最根本的職業道德與學術批評最基本的底線規則。

　　如果將問題全歸之於安氏個人因素而對其加以批評不失為一種處理方式，然而在我看來卻仍是把問題簡單化了。我們須要追問的是：為甚麼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會大量出現爭擁「左翼」這種情況，自我封賞甚至不計「同室」操戈，專斷「左」／「右」甚至不顧學術道德，寧「左」勿「右」甚至不惜矯枉過正，以至於像安德森這樣頗有建樹的學者也竟走上「犯規」之途？在這樣的追問下，我們無法僅僅停留在對安氏個人進行譴責的層面，而有必要對知識份子的「左翼情結」作一個更深入的分析。如果「左翼」如安德森本人所說代表了一種「不妥協的現實主義」（uncompromising realism）20，那麼作為一個經驗事實，無論在哪個社會中，知識份子這個群體確實總是會具有偏「左」的傾向，也就是說，不同於社會上其它的人員，知識份子在氣質上總是傾向於不滿於現行制度而懷有烏托邦理想。正如羅蒂所言：「知識份子作為知識份子，本來就具有特殊而奇異的需求──希求不可名狀，希求崇高，希求超越限制，希求完全自由地應用語言、不受制於社會制度」。21而用希爾斯（Edward Shils）的話來說，知識份子就是對於神聖事物非常敏感、對於宇宙本質以及社會規範具有非凡反省力的那批人。他們獻身於可能性而不僅僅是現實，獻身於可能是甚麼而不僅僅是甚麼。任何要求服從的權威或任何要求不加反思與決定就遵循的傳統都被視作專橫侵犯，知識份子的反思及借助這種反思來決定其行動方針的能力為他們贏得了更多的自主。「在每個社會中都有少數人比周遭的尋常伙伴更探尋、更企求不限於日常生活當下的具體情境，希望經常接觸到更廣泛、在時空上更具久遠意義的象徵。……穿越當下具體經驗之屏幕的這種內在需求，標示了每個社會中知識份子的存在。」22

　　按照知識社會學創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經典闡述，知識份子都是那種不安定的「自由漂浮者」，他們並不那麼受眼前事務的羈絆，並不僅僅只關心「下一步」，正相反，「他們從一種烏托邦的觀點來體驗和了解世界」，「在漆黑一團的漫漫長夜裏扮演守夜人的角色」。23知識份子既不是抽象的熱心家，也不是狹隘的實踐者；既有別於不著塵世的理想主義者，更不是那種只專注於眼前事務的官吏。「知識份子沒有最終目標，沒有實質性物質可以立即據為己有，他們的思想不是試圖離開既定的基礎，而是試圖達到某個東西，他們試圖使之合理化的事物來自別處，來自更為重要的源泉」。對於知識份子來說，質疑和探求──而非確證，成為其永恒的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份子是一些叛逆者」。24正因此，每個社會中的知識份子，或多或少均生來就具有著一種不妥協於現行制度的「左翼」情結。這一點在從羅蒂、希爾斯一直上溯到曼海姆的歷代知識份子論述中已清晰可見。而另一方面，從歷史實踐角度來看，自十九世紀俄國知識份子階層的崛起以及左拉（Emile Zola）等數百人相繼發表的「知識份子宣言」（為一系列短文的統稱）以降，這樣一種理念就形成了，即知識份子必須成為「左翼」或反對派。25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在二十世紀40年代則發現：「從整體上說，知識份子中間經常是那些更活躍、更聰明、更有創見的人，最有可能傾向於社會主義。而它的反對者往往是些沒有多大分量的人。」26而到福柯的時代，「知識份子」和「左翼知識份子」指的差不多已是同一個東西，因為在他所處的二十世紀中後葉，「左翼知識份子」在整個知識界已經居於統治地位了。27

　　對於當下知識份子爭擁「左翼」的現象，布爾迪厄曾作過一個學理上的深透剖析：「知識份子喜歡把自己設想成為解放者，代表著進步力量（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自在悠游，在美國尤其是這樣）」。因而，對於知識份子而言，「左翼」幾乎就是個天然的褒義詞，如果不是「左翼」，甚至就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知識份子。換言之，被劃為「右翼知識份子」的人很可能會被驅逐出文化生產場，無權染指作為知識份子形象中最美好的「堅強的天真」。比如阿隆（Raymond Aron），由於不具備知識份子這一基本形象──「左翼」，因此在法國他成了「不合格」知識份子的代表。28在布爾迪厄看來，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不會心甘情願地被稱呼為右翼或保守主義（如哈耶克就曾專門撰文聲辯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這是因為當一個保守知識份子便意味著要承受雙重夾擊，「總是面臨被統治者和『知識份子』拋棄的危險，統治者覺得他們太『知識份子』了，而『知識份子』又覺得他們太順從於『資產階級』秩序了，他們被迫不斷地在這兩個陣地上戰鬥，通過加入其中的一個反對另一個」。因此，「右翼知識份子」通常首先要證明自己與權力場中的統治地位的關係，才能進行有效的批評；必須要通過雙重的顛覆，才有可能成為「知識份子」，並到達文化生產場。29而「左翼」則根本無此壓力，只要宣稱自己是左翼就能免去那麼多棘手的壓力，難怪有如此之多的知識份子會爭先恐後地要去爭搶或保住頭上這頂「左翼」的烏紗帽。

　　可見，「左翼」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了布爾迪厄所說的「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並且在某些知識份子群體中已逐漸形成了一種「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而追逐這種符號權力也已成為部分知識份子之「慣習」（habitus）。正像布氏所指出的，不少知識份子沒怎麼花精力在提高他們研究的技術性含量上，而是花大精力於增加其符號性的含量上。這種符號層面是「由一系列實踐性的元話語組成，人們用它（就像理發師用白圍裙一樣）表明了、實際上炫耀了他或她的行為的某種非同尋常的特性」，並從中獲取一種符號性利潤。正由於這種利潤的存在，作為認同或貢奉資本的「符號資本」成為了文化生產場內競爭性鬥爭的手段和對象。30因而，一旦「左翼」變成了某種「尊貴的頭銜」，則必將蛻變為「符號性資產的真正榮銜，讓擁有者有權分享褒揚的利潤」。而符號權力則正是「立足於符號資本的擁有之上」。由於符號資本總是滑動的（如「左翼」這一符號就處於不斷的滑動之中），因此勢必會產生為爭奪符號權力的鬥爭，也即是「為奪取這一建構命名行為的權力而鬥爭」。作為一種構造性權力（power of constitution），符號權力的功能即在於保全或改變社會世界中人們之間的聯合與區分、結合與離異、聚合與游離，它「借由那些用來指稱或描述個人、群體與制度的字詞而運作」。布氏認為，符號權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體的權力，包括「已經建立好而有待神聖化的群體，或等待被建構的群體，如馬克思主義的普羅階級」。31借助於這一分析，「左翼」的建構過程便可得到有效的揭示：當「左翼」標記不斷被賦予符號資本時，知識份子在爭奪過程中便開始形成群體，這一群體則繼續致力於將「左翼」標記神聖化以增加其內含的符號權力。而當這一標記越是被承認，影響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就越是會封閉地在這個標記下進行鬥爭。這就是布氏所揭示的標記的命運──一個在鬥爭中才存在的遊戲。在這個遊戲中，標記本身成為了一種永恒生產和再生產的「幻象」（illusiò），「一種自身就能構成自己惟一基礎的萬能思想」。「左翼」作為一個幻象（「左翼爭奪戰」中的幻象），「是一個遊戲進行的條件，而且至少從局部看也是遊戲的產物」。若沒有「左翼」這一標記，「左翼爭奪戰」便無以進行；而隨著「左翼爭奪戰」的進行，「左翼」的幻象又不斷地得到再生產與神聖化。由此，不需要任何基礎（如批判的實踐），作為標記的「左翼」幻象本身構成了一個永恒生產的遊戲。幻象不止，遊戲不止，鬥爭不止。故而，布氏嘗言：「幻象」同在知識份子場中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野心」具有相同的性質。32

　　安德森本人有沒有意識到成為符號資本與幻象的「左翼」標記無從得知，如果他是未經反思地投入「左翼爭奪戰」並為此「犯規」，那只能說明他還沒有成為布爾迪厄所說的「內行」──「遊戲產生幻象，幻象即在內行參加的遊戲中的投資，內行具有遊戲意識，因為他就是遊戲造就的，他玩遊戲並借此保證遊戲存在」。33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安氏至少沒有注意到布爾迪厄的忠告：這種爭奪符號資本以及認同「幻象」的遊戲不同於商業成功或社會認同，若是通過不正當的理由來獲取，「那麼這一認同可能會使你名譽掃地」。34

三 「左翼」：從啟蒙精神到知識─權力

　　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抑或出於「慣習」，安德森一直都屬於最積極地爭搶「左翼」符號資本與認同這一「幻象」的學者之一。安氏曾多次聲言，「左翼」的對立面即為「反動浪潮」（或稱「反動勢力」）。在這種光明與黑暗般的二元區分與價值高下的對立中，自然哪些知識份子代表著「左翼的航標」成了比知識本身更重要的大問題。35在《新左翼評論》新千年（2000年）的第一篇社論文章中，安德森實際上將「左翼」劃分成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自然是始終以「正統左翼」為標榜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也是安氏本人一貫的理論立場與自我認同。第二個層次乃是安氏此文的重點，亦即後冷戰時期左翼內部適時的「重建」，或者說「復興」（renewal）。「左翼」若要復興自身，就有必要在左翼文化中來一次「激進斷裂」（radical discontinuity）──將霍布斯鮑姆、傑姆遜（Fredric Jameson）、勃倫納（Robert Brenner）、奈恩（Tom Nair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德布雷（Regis Debray）、伊格爾頓、克拉克（T. J. Clarke）、哈維（David Harvey）等人容納進來。這些人在安氏看來實際上是原本的左翼文化散裂後的產物。第三個層次則被安德森本人稱作為「鬆散的左翼」，也就是一個所謂「更廣泛的、同馬克思主義很少甚至沒有淵源的知識份子圈子」，這些人是社會主義傳統之連續性更大層面潰散的後果，儘管他們仍間接地同這一傳統保持聯繫。哈貝馬斯、德里達、巴利（Brian Barry）、布爾迪厄、曼（Michael Mann）、朗西曼（W. G. Runciman）、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森（Amartya Sen）、達斯古普塔（Ashim Dasgupta）等人則在此列。而落在這些名單之外的知識份子，無疑完完全全地不屬於「左翼」。在安氏看來，那些以其承諾批判統治自身、從美德角度批判惡行、揭示官方的偽善以及言行之間的巨大鴻溝等等的批判實踐都不是真正的「左翼」，相反乃是「左翼的自我欺騙」。而安德森則要通過他對左翼的重新劃分與確定來祛除左翼的這些「神秘化」與「含混性」。當然，「偽」左翼還不一定算得上是「真」左翼的敵人。那些經過認證的「左翼」圈當前的首要敵人，則被安氏確定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及其「穩固的意識形態新支點」──「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安氏聲稱，「我們可以把列寧的格言『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國家理想的政治外殼』修改為：『第三條道路』是今天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外殼。」故而，「左翼」必須與之戰鬥。那些期待美好未來（happy ending）的「左翼」都是「福音主義者」（the Evangelicals），而安氏所代表的「左翼」則是真正地繼承了「啟蒙精神」（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36

　　本來，如果這僅是一家之言，那或許大可一閱了之，然而關鍵問題就在於，這種關於「左翼」的界線勾畫與層級劃分以及「敵人」的確定並不是以安德森之個人見解來發表，而是以「社論」（editorial）的方式來規定「作為國際左翼的核心刊物」並具有近半個世紀影響的《新左翼評論》「應當開始採取的走向」，而且在事實上這一關於「左翼」的話語已通過寫入《新左翼評論》雜誌介紹的方式自我確立為正宗，並在該刊物影響範圍內逐漸成為作者與越來越多的讀者所奉行的金科玉律。37考慮到如此一份媒體資源所具有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以及「左翼」本身所內含的符號權力，這種對「左翼」知識份子的劃分與「敵」、「我」陣營的建構，就不得不給予嚴肅的思索。38

　　布爾迪厄曾指出：在建構社會實體的策略中，「最典型的乃是回溯性地重構過去，以便配合現在的需求」。39客觀地說，這種策略既可能形成或提升符號資本，也可能帶來有價值的理論創新。然而，對於安德森以社論方式專斷地重構「左翼」實體，對於這種層級化的「左翼」結構，對於掩藏在非我「左翼」即為「反動」聲言背後的符號權力，我們不由得要追問：甚麼是左翼？如果說左翼意味著對當下社會現狀的不竭批判，或用安德森本人的話說是「不妥協的現實主義」，抑或《新左翼評論》之刊頭標語（2002年5-6月號以來）──「當代的不順從主義」（contemporary non-conformism），那麼何以可能自我構建出如此荒唐的內部權力結構？何以可能建立起這樣一種特權化的「左翼中心主義」？同是社會學家，何以布爾迪厄是「鬆散的左翼」而安德森本人則是「不鬆散的」左翼核心？40何以名單之內的知識份子是「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即「拒絕與現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對任何一種遮遮掩掩地表述權力的虔誠和委婉」41，而名單之外大量的知識份子則不是？且不說對現代社會激進批判如福柯者、對現行制度冷靜剖析如布爾迪厄者，羅爾斯作為「現實烏托邦」的公平正義社會、哈貝馬斯「反事實」構建的溝通共同體，均是有如天上星辰般美好而人間可望不可即的理想世界，均是作為人類前行的遠景方向與批判源泉而抽象地存在於現實世界之彼岸，因而同現行制度（包括西方各國在內）都存在著極大距離，對於問題重重的當下社會都是富有著巨大的批判能量（儘管布氏與哈氏還算被安德森認可為鬆散的左翼）。我同意安德森所言──「批判性的視野」的喪失即意味著「知識份子的腐敗」42，然而，一旦「左翼」、「批判性」都成了壟斷在安氏手裏的符號權力，沒有進入他所定義的「左翼」結構就意味著「反動」、「腐敗」，這在我看來恰恰陷入了某種「腐敗」。如果安氏要宣告羅爾斯不具備「批判性的視野」、不屬於「左翼」的成員，那必須要展示令人信服的學理論證，而非憑借三言兩語的斷言，甚至在其中還進行惡劣歪曲！就在學理層面上，我要反問安德森：羅爾斯在《正義論》中以大篇幅進行論證的「公民不服從」以及「良心拒絕」，是批判性的還是「反動性」的？是知識份子的不妥協、不順從還是「知識份子的腐敗」？43

　　正是由於安德森極力壟斷符號權力甚至不惜犯規，使得知識份子之間原本積極的、善意的、建設性的批評在安氏手裏蛻變成為了不惜任何手段黨同伐異的學術腐敗。布爾迪厄以其大量的經驗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權力的符號關係傾向於再生產並強化建構社會空間之結構的那些權力關係」。44而後者則恰恰是安德森口口聲聲要拒絕和反對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往學理上說，安氏陷入了阿佩爾（Karl-Otto Apel）和哈貝馬斯所說的「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中；而從實踐角度來說，安氏正不斷生產著他所極力要求批判與反抗的權力。45一方面，安德森以批判性為號召要求知識份子抗拒一切權力與腐敗；另一方面，以《新左翼評論》主編之身份，安氏恰恰正是在典型地制造著福柯所批判的「知識-權力」：安氏版的「左翼」話語之確立乃是建立在其對「左翼」的層級劃分以及對所謂「非左翼」的排斥之上，這一話語從《新左翼評論》的全力支持（作為社論並寫入刊物介紹）中汲取權力並獲得廣泛播散，在此過程中這種關於「左翼」的話語本身產生了一種規範化的權力，反過來再繼續加強這種話語的影響與效力並努力使之上升為一種知識，「權力和知識在話語中結合一起」（福柯語）。46換言之，「左翼」被身為《新左翼評論》主編的安德森加入了一系列標準和價值，以此來規範「左翼」的個體成員，同時這種規訓權力本身又是生產性的，其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斷地強化著這套關於「左翼」的規範標準，由此形成了一個關於「左翼」的「知識-權力」網絡，在網絡所覆蓋範圍內的個體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有意識地反抗以擺脫（包括另立門戶）這一規訓，要麼無意識甚至有意識地接受規訓，成為其中的一個節點並使網絡的原始構成得以強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通過權力來爭奪左翼話語的壟斷與通過爭奪左翼話語來獲取權力成為了同一個過程的兩種面向，並互為表裏。

　　福柯、布爾迪厄、哈貝馬斯與羅爾斯，以及其他諸多的知識份子，他們本人是否認同「左翼」原來根本不成為「問題」，因為這本來至多就是個人的自我理解（如福柯與布爾迪厄等根本就對是否「左翼」無所謂），而到了安德森手裏，卻成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重要「身份」問題。47誰成為「天罡星」誰只是「地煞星」必須逐一敲定。然而安氏甚至沒有找個「天啟」式的外在理由便迫不及待地在《新左翼評論》上自命權威進行評封。我敬重安德森的批判性理想，然而卻不得不指出：他憑借其所掌握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已經不知不覺把這種理想轉變成了現實中的知識-權力。就像福柯所分析的，當下社會的控制不是通過直接的壓制或赤裸裸的權力展示，而是通過間接的規範化戰略來達到的，以此將個體不露痕跡地納入權力規訓網絡之中。「現在總是伴隨著規訓權力的話語是對規範進行論證、分析和專門化的話語，以便能夠按部就班地實施它。國王的話語可能消失，並且由這樣一個人的話語取而代之：他將制定規範，實施監視，區分正常和反常。」這種規訓話語在今天已取代了以往同權力有著赤裸裸聯繫的話語，它通過挑選、規範化、等級化和集中化這四種操作來隱蔽地實施規訓權力。48而這四種操作施行的主要媒介之一就是強有力的媒體機構，尤其是像《新左翼評論》這樣的「國際左翼的核心刊物」，發表／不發表很容易成為一種極為有效的規訓手段，更遑論以「社論」的形式來進行挑選、規範化、等級化和集中化的「戰略布置」。正是基於對權力細致入微的物理學分析，福柯嘗言：「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裏，真正的政治任務是抨擊那些表面上看來中立或獨立的機構的運作，用批判的方法揭去借助這些制度隱蔽地發揮其作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大家共同與之鬥爭」。49

　　通過此次安德森「犯規」事件可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左與右是根據主體的朝向而決定；在知識份子世界中，左翼與右翼竟成了由「主編」的朝向而決定。今天這位主編大錘一敲，羅爾斯即被宣判開除出「左翼」。不需要學術批評，不需要嚴密論證，安氏欽口一開，《萬民法》頓時化作「新帝國主義」！恰好形成反諷與對照的是，在那篇部署「左翼」規範化戰略的社論文章中，安氏還把由他主編的《新左翼評論》稱為「嚴肅對待『左翼』這個術語的雜誌」（journal that took the term 'left' seriously）。50而我要指出的是：同「後現代」這個術語一樣，越是把「左翼」作為一個標簽進行強調甚至將其神聖化、規範化、實體化，就越是會落入自相悖反的荒謬陷阱。嚴肅對待「左翼」最好的方式，恰恰是不去把「左翼」關鍵詞化和特別化，不去圍繞「左翼」術語本身做文章。因為如此一來，「左翼」本身產生了符號資本以及隨之而來的符號權力；二來，在「左翼」與「非左翼」（既包括被開除出「左翼」的也包括本身就不認同「左翼」的）之間很容易形成某種陣營化的「敵」、「我」思維與黨同伐異的非學理甚至情緒化衝突；三者，在神聖化、規範化、實體化「左翼」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生產出知識-權力的規訓網絡，使得「左翼」成為其本身最應批判的對象。也許，這次「犯規」是爭奪符號資本與符號權力鬥爭中的一次失手；也許，這是安德森情緒化的敵我意識思維下的一次失態；也許，這是知識-權力網絡試圖規訓反抗著的個體的一次失敗；或許更有可能的是，以上這些因素內在地交織在一起，共同導致這次惡性的「犯規」事件最終爆發。但無論是哪一種原因，這一事件都值得所有以批判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嚴肅地對待與反思：作為一名以「左翼」自命的學者事實上卻倚借制度性力量而不斷生產與升級知識-權力，甚至不惜以嚴重歪曲的惡劣手段黨同伐異排斥其他批判性的知識份子，這種獨斷行徑無論如何同「左翼」反抗權力的批判精神正是恰恰項背的。

　　如果「左翼」如安德森所說，乃是「啟蒙精神」的真正繼承人──「今天最需要的是啟蒙精神而非福音主義者」51，那麼這樣的「左翼」就斷然不能成為某種規範化的封閉實體乃至特權化的層級結構，而應是在各個層面呼喚不拘一格的批判實踐。批判不應該被劃上任何界線，批判本身就是一種可能越界（即始終存在跨越界線之可能性）的實踐。康德兩百多年前就曾要求人們不要把已現實存在的「先在」當作教條，而是通過批判來確定這個先在的可能性條件。這就是批判的態度：鑒於某種東西已經給定，那麼就要去思考在甚麼條件下這個先在這樣給定而不是那樣給定。以這種批判態度為核心，康德作出了啟蒙的號召：「我們的時代特別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一切事物都必須接受批判。」52因而，對於通過劃界線來特別化「左翼」的做法（不管是安德森版本還是其他人的版本），首先須要追問的就是界線及其標準（安德森版的「左翼」界線連「先在」也算不上）。在這裏，批判即是由對界線的分析與反思構成，而批判本身則又已包含了進一步批判的可能。用康德的話說，「一個時代決不能使自己負有義務並從而發誓，要把後來的時代置於一種決沒有可能擴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認識、清除錯誤以及一般地在啟蒙中繼續前進的狀態之中」。5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追索「甚麼是啟蒙」之問的福柯當年一路追到了「批判的本體論」，「連接我們與啟蒙的繩索不是忠實於某些教條，而是一種態度的永恒復活──這種態度是一種哲學的氣質，它可以被描述為對我們的歷史時代的永恒的批判」。54因而，對於「左翼」，我們只須留存於心的是：那是一種啟蒙（而非獨斷）的精神氣質，一種永恒（而非短暫）的批判性態度。如此足矣！

 

註釋
1 我在這篇文章及其續篇《甚麼是左翼？──安德森「犯規」事件再思考》（即將發表）中試圖通過安德森「犯規」事件而提出一個當下的知識份子問題並對此作出分析，而不是作為一篇論戰文章來發表。布爾迪厄當年曾深深擔心《學術人》一書遭到與其本意完全相反的閱讀，並產生一種「對號入座」效應或標簽效應，「如果我的書被看作一篇論戰，我會立即對它產生厭惡之情，寧願將它付之一炬」。這兩篇文章自是與《學術人》無法相提並論，並且無法做到布氏所使用的那種全新行文方式──「話語蒙太奇」（即用大量文本資料來排擠掉作者主觀因素以形成無厚此薄彼之感），然而作者的心情卻是一樣。如果這篇旨在反對「標簽」的文章反是加深了知識界的標簽化，那麼還不如最初就付之一炬。請參見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華康德（Loic J. D. Wacquarnt）著，李康、李猛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93、96-97、281-83。實際上，布爾迪厄自己也承認無法完全達致一種不偏不倚的觀察者立場，即「絕對的非個性」。見該書，頁381-382。
2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三種新的全球化國際關係理論〉，《讀書》（北京），2002年第10期，頁8。
3 同上書，頁7-8。
4 同上書，頁8。
5 參見羅爾斯（John Rawls）著，張曉輝等譯：《萬民法》（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頁4、40。羅氏為《萬民法》設立的八大原則是：人民要自由獨立，其自由與獨立要受到其它人民的尊重；人民要遵守條約與承諾；人民要平等；人民要遵守不干涉的義務；人民要有自衛的權利，除自衛之外，無權鼓動戰爭；人民要尊重人權；人民在戰爭行為中要遵守某些特定的限制；人民要有義務幫助生活於不利條件下的人民。早先的《萬民法》論文裏只有七條原則，最後一條乃是擴展成書後增設的。參見羅爾斯，舒煒譯：〈萬民法〉（論文），載汪暉、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388。
6 羅爾斯（John Rawls）：《萬民法》，頁63、67-73、83-86、112-119。
7 羅爾斯弟子波格（Thomas W. Pogge）在《羅爾斯小傳》中指出，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羅爾斯的海外從軍經歷就已使他開始反省戰爭。二戰快結束時，羅爾斯堅決放棄升任軍官的機會，因為在他看來，軍隊乃是一個「陰鬱之所」。60年代，羅爾斯反對越戰，但他不主張罷課，仍堅持講課，反對把政治活動引入課堂。1995年，一向不寫時事評論的羅爾斯提筆寫就引起當時很大社會影響的〈廣島五十年〉，嚴厲地對美國進行了批判。在結論處羅爾斯寫到：「戰後五十年的今天，我們應該做的是回顧並好好地重新認識我們的錯誤。……我們本來就不應該認為自己沒有道德上的過失而開始了戰爭！」參見波格（Thomas W. Pogge）著，顧肅、殷茵譯：〈羅爾斯小傳〉，載羅爾斯著，姚大志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川本隆史著，詹獻斌譯：《羅爾斯──正義原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95-200；何懷宏：《公平的正義──解讀羅爾斯〈正義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3。
8 羅爾斯：《萬民法》，頁40、101、104-8。
9 羅爾斯：〈萬民法〉（論文），載註5《文化與公共性》，頁377。
10 安德森等：〈三種新的全球化國際關係理論〉，《讀書》（北京），2002年第10期，頁8。
11 汪暉：〈新左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安德森訪談〉，李陀、陳燕谷編：《視界》，第四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97。安德森在這篇訪談中對「左翼」的使用同其在2000年為《新左翼評論》所寫的那篇著名的社論文章頗有些不同，倒和他更先前的文章保持一致。在那篇社論中，安德森很有些要把「左翼」從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中釋放出來，而在一個更廣泛的視域下進行重整的雄心。還好在此篇訪談中，我還是讀到了一句安氏平心靜氣的話：「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左翼的知識份子，都需要尊重別的傳統，而不是對別的傳統如自由主義持有簡單的敵意或拒斥。」然而，如若安氏真的始終這樣平心靜氣的話，那麼我想他應該是完全可以避免這種嚴重的「犯規」行為的。見該書，頁100。Also see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5-24.
12 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三種新的全球化國際關係理論〉，《讀書》（北京），2002年第10期，頁4。
13 參見霍爾斯特（Horster Detlef）著，章國鋒譯：《哈貝馬斯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頁117-121；張汝倫：〈哈貝馬斯和帝國主義〉，《讀書》（北京），1999年第9期。
14 福柯與布爾迪厄都以強調知識份子對權力的批判、對制度的抵抗著稱，然而他們先後曾被某些「左翼」知識份子歸為自由主義乃至保守主義。不過福柯與布爾迪厄都對此根本無所謂，或者付之一笑。See Michel Foucault, "Polemics, Politics, and Problemiz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trans. Lydia Davis( London: Penguin, 1991), 383-84. 並參見註1《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頁117；麥克尼（Lois McNay）著，賈湜譯：《福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144。
15 安德森（Perry Anderson）：〈《西方左派圖繪》導論〉，安德森、卡米勒（Patrick Camiller）編，張亮、吳勇立譯：《西方左派圖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21。
16 當然，每一地方也總存在著知識份子，他們像福柯等人那樣並不接受「左翼」這套標簽化的符號。與此同時，也當然有不少知識份子以「右翼」或保守主義為認同對象並且不為此感到羞恥，但公開認同（被指責是另一回事）「右翼」確實從未像認同「左翼」那樣勢頭旺盛。諾齊克（Robert Nozick）就曾經說道：「並不是所有知識份子站在『左翼』一邊。跟別的社會集團一樣，知識份子的觀點也是沿一條曲線分布的，但就這個群體而言，這條曲線是向政治上的左側移動和傾斜的。」「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儘管最近新保守主義者吵吵嚷嚷，但知識份子總的來說，還是倒向左翼的。近來這一比例或許會多少有一點變化，但總體上說，比起其他社會經濟地位與其相當的群體來說，知識份子依然是偏左。」參見諾齊克著，秋風譯：〈知識份子為何拒斥資本主義〉，《思想批評》（網刊），《諾齊克專輯》。
17 戈登（Colin Gordon）著，趙娜譯：〈問題、精神實質、事件──福柯論康德和啟蒙〉，載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編：《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頁249。
18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21-22. 同時也可以參見該文中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新左翼評論》的重建與西方左翼思潮的發展〉，《世紀中國》（網刊），《星期文粹》，2002年6月（譯者佚名，其中有若干翻譯錯誤，譬如布爾迪厄被譯成布羅代爾，並且有諸多刪節）。Also see Anderson,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14(March-April 2002): 5. 另請參見張亮：〈《西方左派圖繪》譯者附記〉，載註15《西方左派圖繪》，頁333；胡鳴劍：〈《新左翼評論》的自殺〉，《國外理論動態》（北京），2001年第10期；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著，華明譯：《後現代主義的幻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羅斯諾（Pauline Vaillancourt Rosenau）著，張國清譯：《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頁234；霍布斯鮑姆，周紅雲譯：《認同政治與左翼》，載楊雪冬、薛曉源編：《「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12、115；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李惠斌、楊雪東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0-11。And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20.
20 Ibid., 14.
21 羅蒂（Richard Rorty）著，王曉明譯：《哈貝馬斯與利奧塔論後現代》，載王岳川、尚水編：《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71。
22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 (October, 1958): 5-22.
23 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李朝暉、牟建君譯：《保守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頁18、254、127-28；曼海姆著，黎鳴、李書崇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158、264、164。
24 曼海姆：《保守主義》，頁127、130；曼海姆著，徐彬譯：《知識階層問題：對其過去和現在角色的研究》，載《卡爾•曼海姆精粹》（南京：南京大學，2002），頁188、207。
25 參見羅斯著，陳玉涓譯：〈信仰捍衛者與新階級〉，載羅賓斯編：《知識份子：美學、政治與學術》（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134。古德納認為「知識份子宣言」是一篇文章，然而據法國學者西里奈利考證，當時並沒有一份宣言是出自該標題之下。「知識份子宣言」顯然是一系列宣言的統稱。請參見古德納（Alvin W. Gouldner）著，顧曉暉、蔡嶸譯：《知識份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71；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劉雲虹譯：《知識份子與法蘭西激情：20世紀的聲明和請願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7。
26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著，馮克利譯：〈知識份子與社會主義〉，載馮克利編：《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244。
27 福柯（Michel Foucault）：《論權力》，載包亞明編，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23。
28 註1《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252頁；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270、259。
29 註28《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頁336。同時請參見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我為甚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載哈耶克著，鄧正來譯：《自由秩序原理》（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187-206，。
30 對於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來說，小到一張畢業證書，都具有著其所對應的符號資本。參見布爾迪厄：〈圍繞符號秩序的鬥爭〉、〈知識份子場：一個分裂的世界〉，載包亞明編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37-38、80-81。
31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著，王志弘譯：〈社會空間與符號權力〉，載包亞明編：《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頁306、309；布爾迪厄：〈里程碑〉，載註30《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頁138。
32 註28《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頁194、232、275。
33 同上書，頁348。
34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知識份子場：一個分裂的世界〉，載註30《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頁81。
35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著，葉彤譯：〈文明及其內涵〉，《讀書》（北京），1997年第12期，頁67。Also see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14.
36 See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9-19. 「左翼核心思想家」（key thinkers on the left）名單（完整名單總共32位）已然被寫入《新左翼評論》的刊物介紹中，並且以「新自由主義」與「第三條道路」為敵對方這一內容也已正式寫入了作為基本定位的刊物介紹中，請參見《新左翼評論》網站（www.newleftreview.net）的"About NLR"欄目。有必要提及的是，在1994年發表的文章中，安德森曾認為「左翼」是「一個從啟蒙精神中誕生的傳統」的觀念必須被超越，「左翼」不能成為拋棄「社會主義」理念的矯正派。「左翼」的「敵人」被定為「資本主義」（不管是「極右的」還是「中間性的」），而矯正派則被安氏批評為「具有對敵人非自願的敬意」。那時的安氏仍呼籲要有「系統性的變革」。因此，安德森在2000年社論中的這一復興「左翼」戰略遭到了許多原來與安德森一樣的「正統左翼」的猛烈攻擊，後者稱安氏與《新左翼評論》已「自殺」了。參見安德森：《〈西方左派圖繪〉導論》、張亮：《〈西方左派圖繪〉譯者附記》，載註15《西方左派圖繪》，頁21-22、333。
37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6. 「國際左翼核心刊物」乃是《新左翼評論》在其刊物介紹中的自稱，請參見《新左翼評論》網站的 　　"About NLR"欄目。
38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曾以《新法蘭西雜誌》和法國主要的幾家出版社為對象，對學術媒體與出版社所積累的符號資本作過經驗研究。簡要地說，由於1910年創刊的《新法蘭西雜誌》在知識場中所佔的統治位置，其目錄因此成為了符號資本的一種展示（即決定哪些作者能在上面出現）。而在法國，「獲得學術成功的作者」中一半以上的人屬於三家出版社──伽利馬、瑟伊和午夜出版社。由此不難看出在英國歷經年代的《新左翼評論》以及「新左翼書屋」（New Left Books，現改名為Verso出版社）所掌握的巨大資本。參見註28《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頁320-321、176-180、188。另外關於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論述，請參見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資本的形式〉，載註30《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頁189-211；註1《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頁161-62。
39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社會空間與符號權力〉，載註31《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頁305。
40 安德森主要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歷史社會學，現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機分校歷史與社會學教授。
41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14.
42 汪暉：《新左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安德森訪談》，李陀、陳燕谷編：《視界》，第四輯，頁106。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界目前確實存在著不少汪暉所說的完全喪失批判向度的「庸俗的自由主義者」（比如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如果歷史上曾經有過、並且依然存在著『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他們就是『庸俗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拒絕對實際的歷史關係進行批判性思考，拒絕從當今世界的變化中理解自己的社會。」這些「知識份子」對現實社會絲毫不作批判，心甘情願做現行制度與權力的辯護士。參見汪暉：《〈文化與公共性〉導論》，載註5《文化與公共性》，頁47。
43 羅爾斯的批判實踐有很多，前面曾提到過他在〈廣島五十年〉中批判了歷史上美國以及英國的不當國際政策與嚴重錯誤，以及堪稱罪大惡極的對戰爭行為限制原則的違反。這裏再提一例。羅爾斯在《萬民法》中曾和阿馬蒂亞•森一起批判：飢荒並非是個自然危機的問題，而主要是政府之過，乃政府不關心人民福祉的結果。羅爾斯對聽任人民挨餓的統治者行為進行了嚴厲批判，並且其批判對象不僅是常常大規模發生飢荒之地區的政府，而且還包括組織良好人民社會的政府。因為這些社會中也有飢餓現象卻未有實質性的救助方案。因此羅氏認為，必須對這些「高效政府」施加壓力。參見羅爾斯：《萬民法》，頁116-117。
44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社會空間與符號權力〉，載註31《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頁306。
45 哈貝馬斯曾以「述行矛盾」批評過福柯，比如福柯反對理性的霸權，但他本人卻也使用著理性的話語。不過需要指明的是，如果說福柯面臨這一困境是由於他理論本身所造成的，那麼安德森陷入這一矛盾則是完全因其實踐造成。兩者之間自是不可同日而語。See Karl-Otto Apel,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225-30. Also see 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80-81).
46 福柯（Michel Foucault）嘗言：「權力得以穩固，為人們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它不只是作為說『不』的強權施加壓力，它貫穿於事物，產生事物，引發樂趣，生成知識，引起話語」。參見福柯著，佘碧平譯：《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73；福柯著，蔣梓驊譯：〈真理與權力〉，載杜小真編：《福柯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頁436。Also see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99), 100.
47 在同汪暉的那次訪談中，安德森曾承認羅爾斯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羅爾斯本人從來沒有這樣自稱過）。當然，這個名號在安氏心目中也許要比「鬆散的左翼」更外圍了。參見汪暉：〈新左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安德森訪談〉，載李陀、陳燕谷編：《視界》，第四輯，頁100。
48 參見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29-30；福柯著，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70-71；理查•沃林（Richard Wolin）著，張國清譯：《文化批評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272。
49 福柯（Michel Foucault）、喬姆斯基著（Noam Chomsky），叢莉譯：〈論人性：正義與權力的對抗〉，載註46《福柯集》，頁238。福柯稱他的權力研究為「權力的微觀物理學」，參見註48《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28。
50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18.
51 Ibid., p.15.
52 See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99), 9. 並參見夏特萊（Francois Chatelet），冀可平、錢翰譯：《理性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22。
53 康德：〈答覆這個問題：「甚麼是啟蒙運動？」〉，載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27。
54 福柯著，汪暉譯：〈甚麼是啟蒙？〉，載註5《文化與公共性》，頁441、433-34。我對福柯「批判的本體論」這一提法稍有保留。在我看來，「批判的本體論」須應改寫為「實踐理性的本體論」。具體分析我將另文展開。

 

吳冠軍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員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　2002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