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山東省莒南縣的拔地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運動中的一個特例分析

⊙ 張學強

　　莒南縣是抗戰初期開闢的革命老區，位於山東省東南部，東接海濱城市日照，西連魯南重鎮臨沂，北靠莒縣，南鄰臨沭和江蘇贛榆。早在1940年底，莒南全境既已解放，境內既無國民黨政權，也無日偽政權。1941年1月，莒南抗日民主政府建立，1942-1945年，山東分局、山東省戰工會、山東軍區和濱海區黨、政、軍機關移駐莒南，莒南一度成為山東根據地的政治、軍事指揮中心，被譽為「山東的小延安」，1 1942年5月，莒南縣作為濱海區「雙減」實施中心縣，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根據廣大貧民的要求，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拔地鬥爭──少地無地的農民拔出地主的大佃戶經營的土地給自己租種的鬥爭。這場根據地內罕見的特殊鬥爭是怎樣發生的？造成了甚麼樣的影響？本文擬根據部分檔案材料進行梳理和分析，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莒南土地佔有、租佃關係和土地使用特點

　　和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樣，在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實施以前，莒南農村實行的是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但在土地佔有、租佃方式和土地使用等方面又有自身的特點。

　　第一，土地集中在地主手裏，但集中程度在地區間又有極大差別。根據1945年山東分局在莒南大店、溝頭、筵濱三區十一村的典型調查，在戰前的1937年，莒南農村土地佔有情況如表一所示：

表一：莒南大店、溝頭、筵濱三區十一村各階層土地分配表

階層	戶數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地畝	百分比	戶均	人均
地主	169	6.78	957	7.30	34403.85	58.97	203.57	39.95
富農	173	6.95	271	8.94	6038.89	10.35	34.91	5.16
中農	717	28.78	3868	29.52	11158.09	19.13	15.56	2.89
貧農	931	37.37	4817	36.77	5555.36	9.52	5.97	1.16
僱工	157	6.30	642	4.90	176.49	0.30	1.12	0.27
手工業者	124	4.98	627	4.79	333.07	0.57	2.69	0.53
商人	163	6.55	750	5.72	388.14	0.67	2.38	0.52
自由職業者	9	0.36	50	0.38	50.89	0.10	5.65	1.02
流氓	48	1.93	220	1.68	84.57	0.14	1.78	0.38
外出					153.42	0.25
合計	2491	100	13102	100	58342.77	100	23.42	4.43

資料來源：山東省臨沂市館藏檔案，館藏號：3-1-14-2

　　上表中，三區十一村地主共有169戶，只佔總戶數的6.78%，卻佔有34000多畝土地，佔土地總數的58.97％，平均每戶就佔有200多畝；而佔村戶的93.22％的包括富農在內的其它階層總共才佔有41.03％的土地。可見，土地集中的程度是非常高的。2就不同地區來看，土地肥沃的大店區是莒南地主最集中的地方，是莒南最大的封建堡壘，地主有「七十二個堂號，土地戰前為七百頃，而戰後僅四百頃」。3 典型調查也表明，大店區地主佔總戶數的10.55％，佔據了73.55％的土地，136戶地主中，300畝以上的大地主即佔28戶。而在大店本村，地主則佔總戶數的14.77％，土地的86.64％。其它地方土地相對分散，如在筵濱區，地主只佔總戶數的 2.09％，佔土地的13.38％；在溝頭區，地主僅佔總戶數的1.23％，佔土地的14.41％。4

　　第二，舊式收租地主多，新式經營地主少。根據羅崙、景甦兩位先生的研究，明清以來，隨著手工業、商業和貨幣經濟的發展，到清代，在山東已經形成了一個使用僱工經營土地的新式經營地主階層，5並且計算出他們的僱工經營面積常數在100-500畝之間，這個階層的出現昭示了農村資本主義在封建體制內形成和發展的可能。6然而在莒南，直到戰前的1937年，不論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店還是相對分散的其它地區，擁有大塊土地的地主卻大都沿襲傳統的封建剝削的租佃制度，盛行著對半分成的實物地租制，很少有採用僱工生產的新式經營地主。從典型調查的統計資料看，在1937年，莒南地主把其佔有的93.71％的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以坐收地租，餘下的一小部分也大都讓佃戶無償代耕。7箇中原因不是由於商品經濟不發達，相反是因為地主太熱衷於商業貿易。

　　在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店，地主大多經營工商業。他們在周圍百里以內的大集鎮上，「開設的當鋪、錢莊、糧店、商號等達一百二十處之多」，「家家做投機生意」，莊家地主一個商號「北福興」一次就在當地收購花生米二百萬斤，運銷到青島；8大店地主糧店更是遍布莒南縣，僅在大店一鎮就有十五個收購糧食的大商號，「五天一集」，「每集收購糧食近十萬斤，一年就收三百多萬斤糧食」。9他們還積極地投資於新興工商業，如「大地主莊維平在濟南開設的電燈公司，就吸收了大店地主的很多投資，在博山經營的煤窯，使用機器開採，規模宏大，資本約在百萬元以上」。10據不完全統計，抗戰爆發前，大店地主「在濟南、北平、青島、煙台、濰坊、沂州府、莒州府、青口徐州等地共有貿易公司五處，車行三處、車站兩處，當鋪六處、藥鋪、藥房、醫院十五處，醬園九處，油坊、酒店六十六處，京廣雜貨鋪一百四十八處，賭場五處、壓會五處、茶館六處，錢莊四處，銀行兩處，針織場一處」11，大店地主經營的商業異常興盛。

　　可見，在近代化的背景下，這裏的地主不是在向經營地主轉化，而是在向工商業性地主發展，正是巨大的工商業利潤使地主對經營土地缺乏興趣，他們更願意把時間和精力集中到工商業的經營上，而把大量土地租給佃戶，沿襲落後的租佃經營方式。也就是說，這裏的「商品化進程」並沒有像黃宗智在研究華北小農經濟時認為的「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伴隨著經營式農業的擴展」，而更像他在研究長江三角洲的小農經營時所得出的結論：商品化進程所帶來的不是以僱佣勞動為基礎的經營式農業的興盛，而恰恰是它的衰亡。12收租地主多，經營地主少是這一地區地主經濟的主要特點。

　　第三，地主土地大塊出租多，零碎出租少，土地使用極為不均。一般說來，中國地主雖然佔有較多的土地，但主要是分散租給農民耕種的，這樣就形成了農民的分散的、小規模的土地經營。土地不多的中小地主自不必說，即如擁有12500畝土地的四川大地主劉文彩，超過20畝規模出租的佃戶也只有兩戶，「絕大多數佃戶在5畝以下」。13然而，在莒南情況卻完全不同。莒南地主積聚了大片土地，雖然沿襲落後的租佃剝削方式，但他們為了收租的方便，也為了便於得到佃戶的代種地、送禮、無償勞役等額外剝削，不願分散地租給生產能力低下、無油水可撈的貧民，而是「把土地分成30-50畝的大塊出租」，並且主要出租給有充足的生產工具、豐富的生產經驗、相對富裕、誠實守信的富農和中農，「3-5畝的小塊出租在大地主家是一種慈善性的出租，為數是極少的」14。這樣就造成了莒南農村在土地使用上的顯著特點，即富農、中農大量租入地主土地，貧民難以租到土地，農民各階層在土地經營規模上相差甚遠。根據山東分局的調查，莒南三區十一村土地經營的情況如表二所示：

表二：莒南縣三區十一村1937年土地經營情況

階層		富農	中農	貧農	僱農	其它	合計
農戶數		173	717	931	157	344	2322
佃農	戶數	44	167	232	16	14	473
佃農	佔本階級百分比	25.4	23.3	24.9	10.2	4.1
經營土地	畝數	9135	16407	7553	285	788	34168
	佔總面積百分比	26.7	48.1	22.1	0.8	2.3	100
	戶均畝數	52.8	22.9	8.1	1.8	2.3	14.7
租入土地	畝數	3425	5561	2162	112	69	11329
	佔本階級經營土地百分比	37.5	33.9	28.6	39.3	8.8
	佔租入土地總數百分比	30.2	49.1	19.1	1.0	0.6	100
	戶均畝數	77.9	33.3	9.3	7	4.9	24.0

資料來源：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山東省農村調查，1953年版，第33-35頁。　　　　　　　　　　　　　　　　　　　　　　　　　　　　　　　　　　　　　　　　　　　　　　　　　　　　

　　從表中可知，在戰前的1937年，富農佃戶15佔富農戶數的25.4％，是各個佃農階層當中佔本階層戶數百分比最高的一個階層，44戶富農佃戶租種的土地佔到租地總面積的30.2％，每戶平均租種達到77.9畝；167戶中農佃戶佔租地總面積的49.1％，但每戶平均佃入只有33.3畝，不到富農佃戶的一半；232戶貧農佃戶只佔租地面積的19.1％，每戶平均租入僅9.3畝，而且貧農佃戶還不到貧農總戶數的四分之一，絕大部分少地無地的貧農租不到土地；從各階層戶均經營規模看，富農戶均經營土地52.8畝，中農22.9畝，貧農僅有8.1畝，這個差別是不小的，其中也可見富農經濟是比較發達的；如果再單看佃戶的話，根據表一富農平均自有土地是34.91畝，即使富農佃戶都是純佃農，其經營面積最少也是77.9畝，而根據史建雲對河南、河北、山東等省租佃關係的研究，「富農中的佃農絕大多數都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純佃農是很少見的」。16這說明這些富農佃戶戶均經營土地規模都應當在100畝以上；而貧農佃戶即使不是純佃戶，其加上自有土地5.96畝，經營面積也最多只有15.29畝。富農、中農佃戶大量租入土地，在土地集中的大店區更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有八百頃（至少有六百頃）租給少數（至多百十人）大佃戶，這些大佃戶，本身很多是富農」，17 根據這一說法，在大店還可能存在著經營面積至少在300畝以上的大佃戶。這樣在土地使用和經營上，農民內部各個階層就產生了極大的懸殊。總之，莒南封建地主集中了大量土地，但並不從事僱工式的農場經營，而是大塊地出租給富農和中農佃戶，從而導致貧農經營的土地極其缺乏，這是莒南農村生產關係狀況的基本特點，也是莒南減租減息運動中開展拔地鬥爭一個根本原因。

二、莒南拔地鬥爭的開展、做法及結果

　　拔地鬥爭是在莒南減租減息運動中開展的第一次群眾性運動。拔地是莒南過去就有的習慣，無地少地的貧民，在某一季（多是麥季以後）與地主說通租種其佃戶的地，至多不過一、二畝，一季即歸還原主，一般租額較高。能向地主拔到地的，必須是在地主及其掌柜的面前有面子的人，否則是辦不到的。18溫和的拔地習慣發展成為群眾與地主面對面的尖銳鬥爭是在減租減息運動的宣傳和發動過程中。

　　1942年1月，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明確規定了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根本策略；附件還規定了「二五減租、分半減息」的具體標準。19同年3月，劉少奇代表中央來到山東濱海抗日根據地檢查工作，針對山東的減租減息運動的落後狀況提出了嚴肅批評，指出「群眾工作在山東存在著不應有的忽視，是山東抗日根據地最薄弱的一環」，「根據地日漸縮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發動群眾，沒有解決群眾的切身利益」，而「群眾運動的中心環節是甚麼呢？就是要轟轟烈烈的開展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20

　　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山東分局於1942年5月4日發出了《關於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定》，要求「認真實行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和發動群眾運動，為建設山東根據地的第一位鬥爭任務」，21並且確定莒南、臨沭為濱海區的兩個「雙減」中心縣，派出大型工作團進行試點，創造經驗。1942年5月16日，濱海區農救會雙減工作團莒南分團組成，分團決定以大店、筵濱兩個區為實施中心區，每區以五個村為實施中心村開展工作，22 5月17日，莒南雙減工作團深入各區村，進行調查宣傳，發動減租減息鬥爭。23 在試點工作中，雙減工作團重點分析了大店租佃關係的狀況，感到廣大貧民最急迫的要求，不是租額高低的問題，而是沒有土地耕種的問題；另外，由於在減租前地主負擔公糧，佃戶不負擔，而在減租後，實行地主和佃戶共同負擔救國公糧的政策，特別是當時有些地方在減租後佃戶負擔過多，甚至超過了減租額，導致一般農民對減租減息沒有興趣，而由於「累進率之失當」，「致使大佃戶吃虧」，大佃戶對減租更是持反感態度。24在這種情況下，工作團決定結合過去拔地的傳統，首先在大店開展拔地鬥爭，發動起群眾，然後再落實減租減息政策。當時決定拔地的對象主要是少數的富農大佃戶，這主要是出於以下幾個考慮：

　　1、認為大佃戶本身大都是富農，擁有較多土地，「承佃土地只成為附帶的需要，故不能投入足夠的勞動與肥料，使土地收獲量減低，這是落後性的生產」；

　　2、「如果他再轉佃給別人時，他本身便居於二地主的剝削地位，這是更殘酷的剝削制度」；

　　3、「大佃戶對貧僱農來說，不但常居於經濟的優勢，有時且慣用政治的鉗制」，「挾地主欺壓貧農僱農，為貧僱農所不滿」；

　　4、大佃戶「是村莊人口極少數的極少數，僅僅為了這批人去減租，便失去動員組織基本群眾－貧農僱農的中心」，「動員和組織群眾工作就此便岔了道」，而廣大貧民深受無地耕種之苦，迫切地想租到地種，只有滿足廣大貧民的要求，才能發動和組織群眾。25

　　5、大佃戶不願減租。

　　於是，雙減工作團於1942年舊曆端午節，在大店下河村組織大店周圍二十餘村的千餘貧民，結隊遊行，向大店地主請願，要求租地。大店地主接待了農民代表，表示願意接受貧民的要求，當場「慨然應允」，宣布退出大佃戶租地一千五百畝，分租給貧民耕種。26隨後，由農救會與地方公正人士成立各村聯合租地委員會，先將地主自己抽出的麥茬地四百畝分租給貧農，其餘從大佃戶抽出的一千多畝先行分頭訂約，秋後再接手耕種。所定租約皆按二五減租規定，並確定五年租期，租到地種的貧民共計486戶。27大店拔地鬥爭取得勝利後，全縣各地的農救會積極響應，拔地鬥爭發展到全縣。6月底，山東分局和濱海地委在臨沭召開幹部大會，把莒南拔地鬥爭的經驗進一步推廣，拔地鬥爭從莒南進一步發展到整個濱海區，從此，濱海各地「拔地代替了減租」。28截至1943年3月，濱海區「三縣拔地81戶，種地戶四個縣統計1338戶，拔田地（兩個縣未統計）15852畝」29 至1943年夏，拔地鬥爭更加「變本加厲」地發展，直到1943年秋才結束。在一年多的拔地鬥爭中，莒南左的錯誤愈演愈烈，不僅打擊了初具規模的富農經濟，也嚴重侵害了中農甚至一部分貧農的利益。拔地鬥爭的主要錯誤做法有：

　　1、拔地對象的一般化、擴大化

　　拔地是根據莒南土地集中的地方，特別是大店的特殊情況提出和開展的，當時決定拔地的對象是極少數的富農大佃戶，但拔地鬥爭的發展，卻普遍拔到一般的富農和富農佃戶、中農甚至是貧農佃戶頭上，嚴重侵犯了基本群眾的利益。表三是1943年夏，拔地鬥爭尚在進行之時，山東分局對拔地鬥爭對象的統計：

表三：莒南筵濱、溝頭、大店三個區十一村拔地對象統計

階層	戶數	百分比	畝數	百分比
富農	42	37.50	659.72	45.13
中農	64	57.14	745.10	50.95
貧農	4	3.37	31.55	2.16
其它	2	1.99	25.65	1.75
總計	112	100	1462.02	100

資料來源：山東省臨沂市檔案館，館藏號：3-1-5-1

　　在112戶拔地對象中，富農佃戶有42戶被拔（根據表1中統計，總共有44戶富農佃戶），富農佃戶佔被拔戶數的37.50％，被拔土地佔被拔土地總數的45.13％；中農佃戶佔到被拔總戶數的57.14％，土地佔50.95％，另外，還有四戶貧農佃戶的土地被拔去。30到1943年夏，莒南拔地鬥爭更加「變本加厲地拔到自耕農的頭上」，何家店四戶富農、四戶中農的自耕地被拔去19.20畝，將軍山前一戶地主（僅15.93畝土地）、三戶富農、十四戶中農自耕地被拔去39.10畝。31針對極少數大佃戶的拔地鬥爭發展成為農民內部平均土地使用權的鬥爭，不管是富農、中農還是貧農，也不管是租種他人土地還是自己的土地，只要比別人多了，就要拔出來分租給他人。

　　2、拔地方式上的強迫命令

　　拔地開始是採取和地主商討、談判的方式，根據地主、佃戶自願的原則，在爭取他們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但開展起來後，卻變成「強迫的由農救會決定之後，強迫執行，並且指定要拔好地」，在筵濱何家店，「有的麥田已經種下了花生，被拔出後硬給耕去了，另種黃豆地瓜」，有些地主在地被拔出一年後「還不清楚他們的地拔給誰種了」。32還有些農救會「竟把拔地當作處罰落後分子的手段」，強迫命令的方式使拔地失去了社會同情，被拔地主對政府不滿，而一些被拔去土地的佃戶對分得土地的農民則非常仇恨。33

　　3、拔地租額規定得太低

　　拔地鬥爭開始時，實行分成租制，所定租約，皆按二五減租規定，並確定了五年租期；後來拔出的土地則要求實行定租制，但在產量上估計的太低，致使所定地租大大低於按照二五減租應交的數量。如「規定每畝交麥11-28斤，而產量則是40-135斤，按照二五減租標準，交租37.5％，應交15-50斤」，「地主雖不願意，也無可奈何」。34

　　4、拔地分配上沒有按照提高生產的原則

　　拔地在分配上應優先分給勞力多，肯經營的無地少地的貧農，使他們的剩餘生產力得到發揮，從而達到提高生產的目的。但在分配中卻沒有按照這一提高生產的原則，「只以其參加鬥爭的積極性作為分配的標準」，一些積極分子分到了土地卻無力經營或者不會經營，只好把地退回。一些農戶勞動力少，沒有牲口農具也硬分給地種，有的分給沒有勞力、忙於做生意的人，還有一些懶漢二流子也分到了土地。35拔地分配強調鬥爭的積極與否，土地使用上的平均與否，卻沒有照顧到提高生產的原則。

　　經過一年多的拔地鬥爭，莒南農村封建剝削土地制度之下的租佃關係和土地使用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根據1943年山東分局對莒南三區十一村的典型調查統計，農戶使用土地的規模空前減小。具體情況見表四：

表四：莒南三個區使用土地分級統計表

使用土地面積	戶數	百分比	畝數	百分比
不耕地戶	442	16.18
5畝以下	890	32.56	3673.61	10.17
6-10	633	23.17	4817.80	18.32
11-20	456	16.69	6548.90	24.90
21-30	138	5.05	3384.35	12.85
31-50	105	3.84	4159.22	15.82
51-70	44	1.61	2645.00	10.06
71-100	21	0.77	1711.81	6.51
101-150	3	0.11	359.44	1.37
共計	2733	100	26296.13	100

資料來源：山東省臨沂市檔案館，館藏號：3-1-5-1

　　如果把土地佔有情況和使用情況作一比較，對於拔地鬥爭的效果就會看得更加清楚了。拔地後，佔有土地五十畝以上的有87戶，而使用土地在五十畝以上的只有68戶；佔有土地一百畝以上的有七十戶，使用土地一百畝以上的只有三戶，幾近千分之一；佔有土地一百五十畝以上的還有37戶，而使用土地一百五十畝以上的一戶也沒有了。36拔地鬥爭使富農、中農佃戶租種的大量土地被強行拔出，分成小塊轉入到無地、少地的貧民之手，土地使用和土地經營空前平均化、細碎化，租佃關係更加普遍化了。

三、對莒南拔地鬥爭的思考和認識

　　莒南拔地鬥爭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停止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充分「保障地主的人權、地權、政權、財權」，實行減租減息政策的歷史條件下，農民爭取土地使用權或者說爭取土地租種權的一場特殊鬥爭。它不能改變封建土地佔有和剝削制度，只能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下佃戶使用地主土地的極端不平均狀態，因而可以認為它是農民內部平均佃權的鬥爭。這一鬥爭使得一部分無地少地的貧農租到了一定數量的土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提高了他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但是這一鬥爭的直接打擊對象卻是這一地區富農和富農佃戶的農業經營。對於富農和富農生產的性質，中國共產黨經過大革命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長期探索，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經有了比較準確的認識。1942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中明確規定：「富農的生產方式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故黨的政策「不是削弱富農階級和富農生產」，「而是獎勵富農生產和聯合富農」，對於富農封建性剝削的一面，規定「租息照減」。37顯然，根據這一政策，拔地鬥爭嚴重侵犯了富農的利益，錯誤的性質是十分嚴重的。這裏的問題是：拔地鬥爭主要是針對那些富農佃戶，特別是一些大佃戶而發起的，對他們的打擊是否應該？造成了甚麼影響？要弄清這些問題，必須要考察這些富農佃戶的經營性質和經營狀況，這也是正確看待拔地鬥爭的關鍵所在。

　　我認為莒南富農佃戶的經營是採用資本主義方式進行的一種農業規模經營，比一般的富農經營（僱佣少量僱工幫助經營自己的土地）具有更加濃厚的資本主義性質。主要依據是：

　　第一，土地經營規模更大。如前所述，莒南富農佃戶每戶平均經營土地超過了一百畝；在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店，可能還存在著為數不少的經營面積超過三百畝的富農大佃戶。而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富農佃戶很少將土地轉租從而使自己居於二地主的地位。因為根據統計，莒南富農出租土地的很少，只佔其總戶數的十分之一，出租面積僅佔其所有土地的4.34％，38而出租原因則「多是因為自己的土地耕種不了和不能耕種而又不願意僱人耕種而出租土地」，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拔地中被強行拔出而出租的，典型調查統計顯示，23戶出租戶中強迫被拔出租的即佔13戶。39另外，抗戰以來，糧食價格不斷上漲，根據統計，高梁價格從1937年的每斤0.03元上漲到1942年減租前的每斤1元，增長33倍，而常年男工的實際工資則由1937年折合1500斤高梁下降到1942年增資前的150斤，下降10倍，40這就說明富農的僱工經營利潤是很大的，事實上也是「大佃戶們對土地經營有比較高的興趣」41，因而，他們轉租土地的情況應當是非常少見的。這樣，莒南富農佃戶經營土地的規模比中國一般富農在自家田園上的僅「在數十畝之間」42的經營規模要大得多，其大量租入別人的土地耕種而不是出租自己土地給別人耕種則充分說明其封建性的一面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富農佃戶大量使用僱工，支付貨幣工資。富農佃戶的大規模土地經營，使得他們成為農村的主要僱主階層。在土地集中的大店和溝頭，60％以上的富農都使用僱工，而經營大片土地的富農佃戶使用僱工的數量就更大。耕種百畝以上的富農一般要「僱兩三個長工，養兩個大水牛」，43農忙時僱工則更多。據此推算，耕種300畝以上的大佃戶常年僱工應在6-8人，當然如果使用畜力則僱工會減少。富農和僱工之間，在經濟關係以外不存在人身依附關係，「幹不幹在你，僱不僱在我」，44僱工報酬在戰前是以貨幣工資的形式支付的，一個長工年工資一般是5-10塊大洋；1937年抗戰開始後，改用鈔票，一般在20-50塊之間；45直至1942年5月，由於物價上漲，僱工生活狀況惡化，為保護僱工利益，山東分局明確規定僱工工資一律改為糧食工資制，實物工資才開始取代貨幣工資。

　　第三，富農佃戶是商品糧的主要供應者，農業利潤的主要獲得者。根據山東分局的調查，抗戰開始後，出租地主由於負擔過重，每人租糧收入「全年除吃糧及負擔外，尚不足糧食為二十七斤二兩」；中農「不足二十九斤十二兩」；貧農「不足四百零一斤」，而每個富農則除去吃糧和負擔外，「尚餘二百八十六點五斤」，46這是指一般的富農，而在自有土地之外大片租入土地經營的富農佃戶餘糧則必然更多。在抗戰時期，糧食缺乏的情況下，富農佃戶把大量餘糧投入市場，成為莒南農村能夠提供商品糧食並且獲取農業利潤的一個重要的生產階層。　　總之，富農佃戶大量租入土地，向地主交納地租，採用僱工經營，向僱工支付貨幣工資，產品投向市場，獲取農業經營利潤，除了沒有廣泛採用機器生產以外，和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並無二致，這說明富農佃戶經營是一般富農經營和富農經濟的發展和擴大，而比一般富農經營具有更加濃厚的資本主義性質。

　　認為富農佃戶人少地多，經營不善是發動拔地的一個直接原因，事實證明這是沒有經過充分的調查得出的不正確的結論。

　　首先，富農佃戶不存在缺人手的問題。這是因為，在土地使用特別集中的地區，無地少地的貧僱農極多，存在一個很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富農可以「大批僱佣短工，及時耕作」，相反，貧農雖然勞力充裕，但「往往在忙時出僱短工，不得不把自己的地暫時放下，去給人家耕作」，47加上他們的土地貧瘠，自己無心料理，因此常常是很多貧農的土地由於缺乏足夠的人力而陷入半荒蕪狀態。

　　其次，富農佃戶有比較充足的生產工具和肥料。根據調查，作為主要農業生產工具的畜力（牛、驢、騾、馬）在農民中的分配情形是：富農1.57頭，中農0.71頭，貧農0.19頭。48可見，富農的畜力是最充裕的，其次是中農，貧農畜力極其缺乏。富農一般都有一牛一驢或兩頭牛，而且都是大牛大驢，通常是合犋使用，利於深耕，這是一般貧民望塵莫及的；由於人口、牲口多寡不同，在肥料使用上就有很大差距，「一個普通的富農每畝上糞4-8車，一個普通的中農每畝約能上糞3-6車，一個普通的貧農每畝約能上糞2-3車」。49

　　最後，富農佃戶生產效率高。富農佃戶富於生產經驗，而且使用的都是好地，在抗戰以後糧價上漲的情況下，對於土地經營興趣很大，這些都決定了莒南富農佃戶的農業經營比貧農好得多。根據調查統計，「種植的好壞產量能相差一倍至一倍半」，「上地種的好的可達250斤（高梁），種的壞的只有100斤，中地好的130斤，壞的60斤」，50而據大店老農回憶說，「（地主）租地都是按一犋牛（為單位，50畝），租給有牛的戶，（他們）地耕得也深，產量也高，貧農差遠了」。51

　　一般說來，中國地主、富農集中了大量土地，出租給廣大貧農，進行封建剝削，而對於富農，則認為其土地的大部分採用僱工幫助經營，約有30％左右一小部分出租給農民，這也是論證中國富農具有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兩面性的主要依據。而在莒南，特殊的封建租佃關係卻造就了一個大量租入地主土地、採用僱工生產、從事農業規模經營的特殊的農村富農佃戶階層，這是中國農村的一個比較少見的現象，在對這些富農佃戶的經營性質、經營狀況的認識上，當時是不清楚的，這是錯誤地發動拔地鬥爭的主要原因。拔地鬥爭沒有觸動封建剝削的租佃制度，卻沉重打擊了莒南初具規模的富農經營，使莒南封建租佃關係更加普遍化、農業經營更加小農化，封建體制內孕育著的農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了令人痛惜的蛻變。拔地鬥爭彰顯了歷史事件在歷史的合理性和社會進步的合理性之間的緊張矛盾。1943年8月，山東分局對拔地鬥爭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查，認為「抗戰以來，由於糧價昂貴，大佃戶們對土地經營感到比較大的興趣，不用力耕種土地的大佃戶實際上只是個別現象，但我們的許多同志把這個別現象一般化，甚至根據富農是『剝削者』這個簡單的理由，而無限止地削弱富農，這是一個思想上、政策上的錯誤」，52要求各地「整理去年的拔地鬥爭，沒有與地主定契約的發動他們直接與地主訂立租佃契約，不使一個地主不知道他的地是給誰種了」，並要求各地「停止強迫的拔地運動」。53應該說，這是對莒南富農佃戶經營狀況及性質的正確認識，也是對拔地鬥爭作出的正確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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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苑書義把中國的富農分為四類即：自耕富農、半自耕富農、佃富農、半地主式富農。認為佃富農就是自己全無土地，完全依靠租入土地的佃農。（參見苑書義、董叢林：《近代中國的小農經濟變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史建雲認為，佃富農中完全依靠租入土地的純佃農極少，絕大部分都是半自耕農。這樣，他的佃富農的概念就包括了半自耕的佃富農和純佃富農兩個內涵。（參見：史建雲：〈近代華北平原佃農的土地經營及租地負擔〉，《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為避免歧義，本文使用「富農佃戶」的概念，既指半自耕的佃富農，又指純佃富農。
16	史建雲：〈近代華北平原佃農的土地經營及租地負擔〉，《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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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輯》，第15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頁372。
42	成漢昌：《中國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頁32。
51	筆者訪談錄。訪談時間：2002年11月17日。地點：大店九村。訪談對象：莊虔衛，男，1921年生，貧農。莒南縣委宣傳部、大店鎮政府為我的調查訪問提供了方便，在此謹致謝意。

張學強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五期　200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