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曾數度成為中國學界的熱點，到目前為止可以說仍餘熱未散；制度分析，特別是經濟學的制度分析，自「新制度經濟學」引入中國之後一直持續走紅。然而，文化與制度既是學界的熱點，亦是難點，關於二者的研究觀點紛雜，分歧亦較多，各學科之間尚還缺乏溝通和了解。

　　韋森的新著《文化與制序》（韋森文本中的「制序」，即經濟學界通常所譯之「制度」，institutions）為文化與制度的比較分析作出了一次跨學科的思辨、對話和交流，是有益嘗試。本書是討論"institutions"的第三本著作，在經過政治法律與institutions、道德倫理與institutions之後，作者選擇了一個宏大艱深的主題。因為長期以來，在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模型中，文化這個變量難以把握，缺乏可操作性，通常是被當作「剩餘解釋變量」（青木昌彥語）處理，消失在隨機干擾項m中。但是，撇去了文化這個變量的數理模型，其現實意義與可信度還剩多少也就成了疑問。事實上，愈來愈多的研究表明，文化對於制度的生發、型構，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產生著非常重要甚至是基礎性的影響，捨棄文化變量的經濟模型，其實踐意義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國際上不少經濟學家已開始運用數學和博弈論分析工具，把文化轉為一個內生變量放入模型之中，格雷夫（Avner Greif）在其〈歷史與比較制度分析〉（"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中所做的研究就是一例。但是，韋森在本書放棄了數學和博弈論方法──這只經濟學家的專用工具箱，而是轉由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進路出發，通過大量引證、比較、分析和歸納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人的觀點，探討文化與制度的關係問題。但誠如作者所言，作為經濟學家其無意於僭越哲學、人類學、社會學來對文化與制度作全面深入的專門研究，本書最終的學術追求仍在於制度的經濟學分析。

　　文化與制度之間存在著關係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問的，即使非專家學者的普通人也能意識到甚至道個一二，這就像杯牛奶咖啡那麼清晰地展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但是，牛奶倒進了咖啡後再想把二者理個清楚明白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既然，文化與制度確實相關，那麼二者是甚麼關係，文化是「內生」還是「外生」於制度，二者相互影響程度如何，文化在制度的演進中起甚麼作用，制度安排又如何改變著文化：這就是這本薄薄一百五十餘頁的小冊子所關注和嘗試回答的問題。雖然，期望在本書中可以尋得這些問題的全部答案是不切實際的，但本書確實在某些方面跳出了主流經濟學的沼澤，將經濟學的視角引向了一個新的維度：這或許正是本書的意義所在。

　　在討論文化與制度之間的所有問題之前，首先必須了解我們所言之文化究竟為何物。韋森通過比較人類學界對於文化的廣義與狹義定義，而將制度分析與狹義的文化概念聯繫在一起，即文化「為某一人群所共享的、社會地承傳下來的知識和意義的公共符號體系」（頁21）。這一綜合了古迪納夫（Ward H. Goodenough）、列維─斯特勞斯、格爾茲以及施奈特（David M. Schneider）等人觀點的理解，揭示了文化與人類行為模式的密切關係，從而對了解作為人之行動之結果的自發演進制度與文化間複雜關係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於文化以及文化中的人的認識，文化與制度的關係變得更明晰起來，「文化是種種社會制序的魂（spirit），而社會制序則是一個社會中文化體系的主要載體」（頁32）。或者說，文化是社會制度的映像，而社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在社會過程中的顯化（incarnation）和體現（embodiment）」（頁46）。在對文化與制度之間初步地靜態比較與分析之後，作者再引入了「文化擬子」（cultural memes）的概念，並梳理了「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和「文化播化」（cultural diffusion），從而能夠動態地、歷史地比較文化與制度的關係，達到最終的目的：對東西方社會制度的歷史型構與演進路徑作出比較與分析。

　　事實上，作者在對文化概念的理解剖析中發現了將經濟學的理論分析突破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窠臼的可能性。「經濟人」是目前主流經濟學所恪守的核心概念，由於這一概念在構建經濟學數理模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也是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基石，因此，對此概念的突破一直以來被認為將會重構整個經濟學理論大廈。其實，「經濟人」概念自誕生起也不可避免地飽受質疑，畢竟現實中活生生的人絕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理性最大化的經濟人那麼簡單，這一前提假設已經越來越成為制約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瓶頸，建基於其上的理論模型也多多少少喪失了些現實意義，成為空中樓閣；但另一方面，將這一概念完全棄置不用亦是一種妄想，失去這一分析維度的經濟學，在面對紛繁蕪雜的現實經濟生活時將無從著手。然而，本書中關於狹義上的文化的理解，將人之立足點從理性的虛空中帶回到現實的文化土壤上，將過於抽象化、機械化的「經濟人」拉回到其所處的現實文化背景之中，「沒有存在於文化之外的人，沒有獨立於文化之外的人性」（頁23）。這為未來的經濟學理論分析指出新的維度，即將「模型建構置放在人類諸社會實存的文化場景中人們的真實（包括經濟與文化）行為的理解基礎之上」（頁24）。經濟學作為人之道德倫理的實踐之學，必須重新認識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人──帶著部分理性，部分情感，生活在文化的海洋中的人。但是，這一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新方向──承認人的有限理性，將人的情感因素納入理論分析中，將文化背景帶入模型之中，是否將會再一次變成理性的新暴虐呢？將理性分析深入到理性不及的黑暗中，觸及到躲避理性的人類精神深處：人類的情感變成當代社會科學的附加物，這又是值得我們思索的施特勞斯（Leo Strauss）式的現代性問題。

　　由狹義的文化概念達至的文化與制度的關係的存續與互動仍以人為中心，以人之行動，即人的社會博弈為媒介，人生活在文化與制度的Matrix之中：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與格爾茲在這裡相遇。人的社會博弈中生發制度，又受制度的指導；產生文化，又彰顯文化。這樣，從「經濟人」中解放出來的「文化人」最終還是需要被置放到社會制度的網絡結構之中，成為Matrix中的人：「作為社會化了的人、文化了的人、制序化了的人，以及作為社會制序網絡結構中的『身份─角色』，人是承載著一定意義和價值並運用符號、象徵、概念去尋求意義的動物」（頁44）。這句話與其說給人下了一個精緻的、富有詩意的定義，不如說是建構起了一個人的形象：這就是現代社會的人，也就是福柯所說的「大寫的人」。這是韋森在本書中大量綜合了現代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方面的觀點之後的自然推論，因為這就是現代社會科學一直在努力構建的人和人性。我們還無法確言「大寫的人」是否真的是現代性所塑造的畸形人，我們也還無法預見「大寫的人」是否真的將「像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福柯[Michel Foucault] 語），最終被抹去，但這畢竟是我們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建構中心之處存在的人。相較於似乎不近人情的「經濟人」而言，其更具有現實意義與可操作性。因此，本書為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賦予對人類生活世界的經濟學分析一個跨維度的空間。

　　人是文化發展、制度演進以及文化與制度相互作用的中心。本書藉著文化與制度的互動作用來描述、分析和比較東西方社會歷史變遷的動態過程，但韋森最終沒有得出確定的結論：社會歷史的發展似乎既非「經濟決定論」的，亦非「文化決定論」的。但是事實上確定的答案通常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必非我們真正想要的。本書沒有給出確定的結論，但是經過對文化與制度在社會歷史變遷中的互動作用的描述和分析，卻為中國未來的社會制度變遷的走向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中國的未來將走向何處？將如何走下去？這是眾學人最終關懷的問題，並已為此提出了大量觀點與建議。中國已經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市場經濟體制已經進入了發育成熟期，民主化進程業已啟動。但是，在此次從上至下的社會大調整與變遷中突現的種種問題也不得不使人憂慮。事實上，中國社會變遷中出現的種種失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與制度的彼此失調的反映。在這一點上恐怕作為作家的奈保爾（V. S. Naipaul）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在他的代表作《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中就指出了在傳統非洲文化背景下隨意安裝的現代民主制度帶來的殘酷現實。這一現實至今仍如同河灣中的水葫蘆一般，在非洲和南美大陸上蔓延。任何民族、國家在正常的發展狀態下，有甚麼樣的文化必有甚麼樣的制度，反之亦然。制度必須與自身的文化傳統相互適宜，否則無論再如何先進的制度也必定腐爛在傳統的文化土壤之中，這也正是那句古訓──橘生淮南為橘，橘逾淮北為枳──之所言。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的過程伴隨著文化的轉變，這一點已為二十餘年來的歷史所證明。但是，我們對於制度的變革或許有發言權和一定的控制權，但是文化之舟的行駛似乎不容我們去刻意操控。因此，也許我們可以在不長的時間內為中國安裝上「民主化」的制度，而安裝上現代法治社會的文明卻是更為困難得多，這也就要求人們對中國社會的文化問題予以更多的關注。因此，就目前我國的發展而言，雖然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進程被民主化的社會機制的欠缺所拖拽，但是卻不應照搬來一套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中國需要的是既能促成走向現代法治社會又能和變革中的中國文化背景相磨合的制度。這一尋求的過程卻也不是刻意的，其應在制度的自發演進與文化和制度的互動中生發出來。

　　對於長期將頭腦浸溺於數學或是博弈論的經濟學家來說，《文化與制序》或許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書。但是，對於眾多的對於「新制度經學」感興趣或關注於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值得讀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