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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下）

⊙ 楊奎松

*	本文刪節本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6月號，第83期。本文會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已於上期刊登，今期刊登第二部分，請各位讀者留意。

五　關於1928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來自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要求追加經費的呼籲，共產國際有沒有在1928年的預算中做出反應呢？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皮亞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給其在中國的代表的兩封信裏一探究竟。

　　在4月3日的信裏，他說明了共產國際上半年向中共、日共和朝共撥款的情況。在談到對中共的撥款時，他提到：第一季度應撥給他們25,641美元；第二季度每月撥給他們12,820美元。同時撥給中國共青團7,692美元作為整個上半年的經費，而青年共產國際亦資助給中國共青團10,256美元1。在這裏，給中共的撥款頭兩個季度合計應為38,461美元，平均每個月約為6,410美元。給共青團頭兩個季度的經費合計為17,948美元，平均每個月約為2,991美元。

　　在8月10日的信裏，他說明了共產國際下半年給中共、日共、朝共撥款的情況。具體到給中共的撥款是：下半年經費128,205美元；給中國共青團第三季度3,653美元、第四季度3,666美元，及支援款5,128美元。同時依照商量好的預算，以濟難國際的名義撥給中國黨上半年的經費2.73萬美元，撥給廣州專款8,000美元，撥給廣東和漢口專款各1,000美元2。給中共的撥款平均到每個月，應為21,367.5美元；給共青團的撥款平均到每個月應為2,074.5美元。而從另一則文獻中可知，1928年度濟難國際提供給中共的濟難費，上半年每月為6,000美元，7-10月每月為9,000美元，合計為7.2萬美元，加上通過在國際上開展募捐運動所募集到的5.9萬美元，僅濟難國際提供的經費在頭十個月就達到了13.1萬美元3。

　　注意到這時美元兌中國元的比價約為50：100，可知中共上半年每月可得經費1.28萬中國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經費4.27萬中國元左右；共青團上半年每月可得經費5,892中國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經費約為4,145元。

　　192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共產國際撥款數量所發生的這種變化，顯然與中共中央的反覆要求和新一屆代表大會的召開有關。已知5月和6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曾幾度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和赤色職工國際執委會強烈呼籲給予援助，並提交了新的預算。在他們看來，正是由於經費不足，才導致近半年來黨的許多負責同志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槍殺。因為就連黨中央委員每月也只能得到27元，不僅不能有效地掩護自己，更無法在被捕後實施救援行動4。由於中共中央這時提出的經費預算過於龐大，超出共產國際聯絡局權力所及，因此共產國際的反應只是迅速與濟難國際和聯共（布）政治局協商，然後通知其駐中國代表，準備再為中國黨撥款14,000美元，並由蘇軍參謀部第四局另撥35,000美元，用於救濟項目5。然後，把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那個雄心勃勃的預算送給了斯大林去決定。

　　中共中央新的預算大致分為五個專案：各省的費用、中央的費用、工運費、濟難費和特別費。它提出，共產國際從8月起，每個月應當提供的工作經費應為10.4萬元，另外應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萬元的經費，為7月追加5.7萬元的經費。另外，蘇軍參謀部還應為中共提供軍事工作經費每月3萬元；赤色職工國際應為中國工人運動提供工運費每月2.3萬元；濟難國際應為受難的中國同志提供濟難費每月5.38萬元；青年共產國際應為中國共青團提供團費每月2萬元；農民國際應為中國農民運動提供農運費每月1萬元。共產國際執委會1928年為中共準備的預算總額為20萬盧布，折合中國元約等於22萬元，上半年已撥出12.5萬盧布。共產國際執委會1928年度總預算中尚未分配的經費，也只剩12.5萬盧布了。然而，僅中共中央要求的黨費一項，連同5、6、7三個月的追加經費，就已經達到63.7萬元。若再加上預算中要求的軍事工作經費、工運費、濟難費、團費和農運費等，總共需要195.8萬元。中共中央還要求另外提供一筆100萬元的基金，以備緊急時可以動用。這樣的數字顯然讓共產國際無法接受。皮亞特尼茨基在給斯大林的信中寫道：中共拿縣數乘上要給縣委撥出的一定的錢數，就得出需要給省委撥出的錢數。但卻沒有說明：「有沒有縣委？縣委需不需要錢？」他們提出有4,600名被監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萬元；有1萬個家庭需要救濟，每個家庭4元，共4萬元，合計每月需要5.38萬元。但是，他們沒有說明：「所有被監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濟？能否可以不給救濟？」他指出6：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為他們提供他們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項。無論如何，我覺得，對他們的預算不作詳細討論，是不能給他們撥款的，因為經驗表明，我們給各黨的錢愈多，它們就愈不想深入群眾，同群眾建立聯繫。而在這個報告中所表明的傾向是：要由黨來養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龐大的機關，並且所有經費都要從這裏取得。我認為，滿足他們的要求，就意味著葬送黨。

　　斯大林並沒有輕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預算。為準備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提供了大約10萬盧布之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建議，於6月14日一次撥出9萬盧布給中共應急。共產國際因此電告中共中央稱：3個月內可增加黨費9萬元，約合4.6萬美元，濟難費3個月也可增加1.2萬元。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時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審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況，以便確定對中共中央所提預算的態度7。委員會研究的結果，最終同意為中共大幅增加原定六個月的撥款，聯共（布）政治局因此決定給中共六個月的撥款數可增至34萬盧布8。折合中國元，平均每月已超過6萬元。

　　共產國際在這一年裏也曾有過更大規模援助中共的設想，但未能實現。這就是4月6日共產國際東方部給總書記處布哈林的建議。以米夫的名義提出的這個建議主張，由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創立革命根據地，爭取建立由領導同志參加的軍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務是：1、隨著游擊運動的開展，最大限度地擴大正規的紅軍；2、堅決實施土地綱領；3、建立蘇維埃政權機關；4、首先在毗鄰地區開展農民運動；5、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區建立聯繫和加強工作。」為此，它提議要求蘇聯軍事部門9：

（1）將今年蘇聯軍校畢業的20到30名共產黨員立即派往中國革命部隊活動的地區。規定每個小組都要掌握各種武器的專家。（2）採取措施立即將軍事裝備運往暴動的地區。（3）撥給100萬中國元由中共中央用來進行上述地區的軍事政治工作。（4）盡快派軍事顧問去中國。（5）爭取與上述地區建立無線電聯繫，採取措施運去相應的工作人員和無線電器材。

這一計劃顯然未能具體實施，除了派遣軍校學生和通訊專業的學生回國，以及由蘇軍參謀部派出軍事人員前往上海就近觀察指導的設想很快落實了以外，撥款百萬以及輸送軍事裝備的工作顯然都沒有成為事實。

六　關於1929-1931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1928年下半年的預算沒有能夠在1929年得到繼續。由於聯共（布）成立了預算委員會，對中共以往的收支情況進行反覆審核的結果，是決定要適度削減給中共的經費。決定：「撥給205,128美元，扣留百分之三用於黨在這裏的開支和東方出版社方面可能的支出……剩198,974美元，可以分四次撥出（每三個月撥一次）。」對中國共青團1929年度預算的決定是：「每季度正式預算4,120美元，一年16,408美元。此外，還將有援助款項，第一季度可以給援助款5,128美元，以下季度的援助款額另告。」10由此可知中共1929年每月得款應為16,581美元，以1929年的最高兌換價，應可折合中國元約為3.68萬元；共青團每月得款約為3,080美元，折合中國元約為6,844元。比較1928年下半年平均月預算6萬元的水平，這個數字無疑對中共的觸動極大。

　　還在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得知了共產國際決定削減自己經費到每月3.3萬元的消息。12月26日，中共中央為此專門致信共產國際主席團稱：中共經常費每月6萬絕不能減少，且應提供兵運費每月2.4萬元，特別費年預算也應達到100萬元11。當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自身的問題，開始嚴格進行徵收黨費的工作，要求每月收入20元以下者要交5個銅幣，30元以下者交2角錢，60元以下者交3角錢，100元以下者交5角錢，收入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別徵收。同時則檢討過去經常不照預算開支，導致虧空現象嚴重的問題，決定今後嚴格照新預算開支，各省1.9萬元不變，宣傳部由2,300元壓縮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壓縮為3,000元，給共青團的補貼減少到1,000元，交通費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領導人的生活費均減少2元，原有的娘姨費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但無論怎樣節約開支，黨的經費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缺。新任總書記向忠發不能不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乃至斯大林本人發出呼籲。他一方面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說：「我們收到了關於削減我們預算每月達33,000中國貨幣單位的電報。考慮到中國的條件要求有更大一筆款項，我們打算再次申明我們的理由，請求增加預算。」另一方面則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寫信給斯大林，明確提出：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遍布整個中國，我們的處境異常艱難。六大之前工作人員的損失已經相當嚴重，六大之後被殺被捕的人數更大大增加，六大新中央開始工作不到半年時間，其組成人員就有三分之一多被殺被捕。最近兩個月，包括滿洲、直隸、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廣東、湖南等總共21個省的省委被國民黨摧毀，一些省委的全部工作人員都遭到殺害。基層黨組織的情況自然更加糟糕。任何群眾性鬥爭的結果，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激進群眾被開除或辭退，在失業現象極其普遍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在群眾中建立和鞏固黨組織的影響。在國民黨力量有所加強的地區，農村蘇維埃也受到嚴重損失，許多地方紅軍和游擊隊久經考驗的軍事工作人員陷入絕境，而黨又難以向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所有這一切，重建黨的組織、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建立黨的影響、幫助農村中被打散的軍事人員、派人到軍隊中去做宣傳鼓動工作，乃至於為了預防萬一而設立儲備金，都需要共產國際在財政上給予大力的援助。但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卻突然減少了我們的預算。「在過去的月份裏我們竭力節省開支，把我們工作人員的生活支出縮減到最低限度，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能力克服財政上的困難。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那我們就無法開展工作了，我們在黨內的基礎會更加薄弱。」據此，中共中央懇請斯大林「理解我們的這些困難，並向我們提供我們所要求的援助。我們希望您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恢復我們最初的預算，此外，根據那個預算，您還可以撥給專項經費。這些專項經費的作用主要在於恢復國內被摧毀的黨組織和恢復在農村失去的地位。為此中央必須擁有軍事幹部，如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本身無法解決專項經費問題，那我們請求您將此問題提交聯共（布）中央討論，以期它能在我們處於絕境時給我們以幫助。」12

　　中共中央的要求並沒有很快地得到反應。共產國際聯絡局的代表明確認為由於在撥款的操作上存在一些問題，才導致中共中央對1928年下半年預算的增加產生了誤解。他們報告稱：審核中共1928年收支情況的結果證實，負責具體撥款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撥給中共的款項要比應該撥給他們的多。共撥出了15,500美元（我們已經注意到，寄去救急的46,000美元他按月撥給了他們。因此1928年最後四個月他每月撥給他們68,000墨西哥元）。很可能由於這種情況，中國同志給斯大林寫了充滿絕望的信。信的副本送給了我們。他們認為，與去年相比，他們的經費幾乎削減了一半，（現在每月撥給他們約33,000墨西哥元）。相差確實幾乎一半」。但是，他們多半是把按月撥給他們的那用於救急的46,000美元連同定期撥款的數額算在一起，當成是正常撥款了。當然，他們也承認，濟難國際1929年撥給中共中央的款項比應撥給他們的少了一半，這對中共中央也產生了壓力。因為幾乎每個黨多餘的錢大都是從濟難國際的錢裏挪用的13。

　　但很明顯，凡是在中國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都不會認為1929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是合理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代表雷利斯基（Lerisky）就坦言：他不理解共產國際執委會為甚麼要削減中共的經費。他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寫道14：

他們的經費是不足的。他們有十八個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錢。他們有紅軍。他們出版四個機關刊物，印製大量傳單。我們不講應由誰提供資金，他們應該弄到自己的經費，但暫時還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錢就會影響工作的開展。無論如何我想像不到會減少他們的預算。這對工作會有影響。他們有三百名黨的工作人員，但這些人拿到預算的很少比例，減少編制不會有甚麼好處。中國人的住房條件不允許在黨員家裏舉行會議，為此需要有專門的房子，而這需要大量的錢。國民黨在按照奸細工作的常規搞暗中破壞活動。國民黨學生得到指示，要潛入我們的組織。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出來，黨的處境是相當艱難的。

　　雷利斯基的質疑不僅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理解，直接參加預算委員會並負責聯絡局的皮亞特尼茨基反而明確告誡雷利斯基不要干預經費問題。然而，眼看中共的經費不僅得不到增加，而且還因為貨幣貶值在進一步減少，特別是注意到共產國際聯絡局的代表為控制中共的開支，竟將每月的經費分成十次，即三天一次小額付給，雷利斯基忍不住還要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寫道：儘管指示我不應干預經費問題，「但我仍認為有義務提及這一問題。現在在當地那裏只付給中國同志3.3萬元。過去付這3.3萬時美元比價為2.2元，而現在付這筆款項時美元比價已為2.8元（2月），換句話說，黨的預算由於貨幣貶值削減了近30％。」如果說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削減了，而且還故意要每隔幾天發放一次，這已經給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和損失，那麼濟難國際經費不能按時到達，所產生的影響就更加明顯了。因為，濟難國際在1929年頭三個月幾乎沒有送來一個戈比。4月之後經過長時間交涉，到後來也只收到了幾千元。8月份以後濟難國際答應寄來1.8萬元，結果一直拖到11月。11月又藉口中國的濟難會還有3萬元儲備，只給了它6,000元，12月只給了3,000元，1930年1月也只給了3,000元，2月負責撥款的代表乾脆告訴中國同志說沒有收到濟難國際的錢。「黨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經費時斷時續，影響到黨的工作，關於這一點代表團已多次給你們寫過信。我認為除了安排好這個問題外，有必要討論一下中國整個預算問題。黨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擴大，黨正在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可能性……，開辦黨校，巡視員經費外出──這一切都要求增加黨的預算。如果這一點做不到，那就仿照西方（波蘭）黨的例子，（應）同時撥給黨用於不同用途的專項補助。」15

　　進入到1930年，隨著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迅速發展，共產國際開始有了新的藉口。他們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設法從紅色區域通過打土豪等辦法，去獲得經費。並且因為自身經濟上的問題，通知中共中央5、6兩個月將停發經費。這種情況不能不進一步引起中共中央的強烈不滿。它在5月18日再度直接寫信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出申訴。

　　在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信中他們寫道：「中共中央請你們注意經費問題方面的以下事實：1、到4月底一直沒有支付給我們6.3萬墨西哥元16，而5月份我們迄今尚未收到應領的半個月的經費。2、每次撥款都延誤，而已撥給的經費中央也無法有計劃地進行分配，因為這些經費大都以很小的數額一點點地撥來。3、共產國際批准給我們創辦報刊的經費，我們迄今分文未收到。但印刷廠無法推遲創辦，我們只得把作為其他用途的錢拿來辦印刷廠，這自然又使其他工作處於癱瘓狀態。我們的工作因此大受影響。由於經費困難，已處於危險之中的機關搬遷，聯絡員出差，給各省組織的經費，救援被捕人員等等，都不能及時進行。這使工作困難重重。儘管半年來中央多方努力，這裏負責經費問題的同志仍未取得任何改善。不久前獲悉共產國際5月和6月根本不給經費，因此這裏的同志不得不自己設法找錢。如果這裏偶爾能找到一些辦法，那根據經驗來看，這只會使本來就一再延誤的撥款工作變得更糟。目前革命的階級鬥爭日趨激烈，國內工作，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工作恰恰要求經費上的支持。在白色恐怖反攻的條件下用錢營救被捕者比以前更有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不多的款項延遲撥付，在最重要的關頭也會造成巨大的政治損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認真關注這一問題。」17

　　在給斯大林的信中，他們在重申了經費不及時、不到位、小額撥付無法分配，以及金價上揚，繼續照跌價後的墨西哥元付款，月收入與預算相比減少30％等情況之後，明確告訴斯大林：不能指望來自蘇區的幫助，因為紅色區域提供的支援不僅不經常，而且根本不能滿足工作的迫切需要18。

　　1930年夏，斯大林確定了重點發展蘇區和紅軍的方針，要求中共中央開始把工作重心向農村轉移，為此幫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許多重要文件，並力主派遣大批幹部和工人到蘇區和紅軍中去。顯然，要落實所有這一切，都需要經費的支援。這種情況促使他重新關心起中共的經費問題來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皮亞特尼茨基8月間分別會見了即將回國的中共代表周恩來，保證經費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圓滿解決。顯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壓力，皮亞特尼茨基明確承諾：「今年共產國際駐上海全權代表將給中共支付一切舊債，從4月份起中共每月將領到金幣。」周恩來提出應把款直接匯給中共中央，皮亞特尼茨基則表示：「我負責通過新的途徑把款項寄給中共，我向您保證，在你抵達之前中共將及時收到按照黃金比價折算的所有現款。如果沒有辦到，你可以致電莫洛托夫（Viacheslav M. Molotov）同志，而且我是當著奧斯廷19同志的面說這個話的。」斯大林也對周恩來許諾說：「今後你們應按黃金比價收到經費。」

　　然而事實上，當周恩來於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後，發現情況並沒有好轉。周回國後馬上就向共產國際聯絡局駐上海的全權代表馬克斯（Max）說明了上述情況，沒想到馬克斯告訴周說：經費沒有給夠，這是事實。但共產國際的經費很大程度上要靠將倉庫裏的貨物變賣出去換取現金才能支付，而現在倉庫裏積壓著價值14萬美元的貨物賣不出去，自然不能很快支付中共的經費。周恩來難以理解共產國際經費變成商品的這種情況，要求馬克斯設法解決這一問題，馬克斯答覆稱：「如果共產國際每個月都寄給我新的經費，即固定的月津貼，那麼我就可以支付舊的欠款。」但隨後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要指望馬克斯把庫存的貨物賣掉來付清拖欠的經費，短期內完全沒有指望，況且共產國際即使給馬克斯寄來了經費，他也出於生意上的需要沒有照約定拿它來如數支付給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寫信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亞特尼茨基進行投訴。它在信中告訴他們稱：從2月份到9月份，共產國際一共少支付給中共17.97萬墨西哥元。10月份共產國際寄來2萬美元，馬克斯卻只支付給中共中央不到1萬美元。鑑於周恩來回國，肩負斯大林要求中共中央加強蘇區工作和將大批為蘇區起草的文件送達蘇區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明確說明：「由於經費困難，我們無法與蘇區保持聯繫，我們無法建立一系列聯絡機關，甚至不能派人前往這些地區。由於這個原因所有檔仍然放在中央。」不僅如此，由於經費困難，我們失去了派人到軍閥部隊做瓦解敵人工作的許多機會；由於缺少經費，我們甚至不能轉移我們受到破壞威脅的組織，不得不把它們仍然留在原地；由於缺少經費，中央印刷所遭到破壞後，我們再沒有錢來建立印刷所，報紙已找不到固定的印刷所印刷；由於缺少經費，我們與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無法組織和領導工人鬥爭。不僅如此，即使是為維持現有的工作規模，「中國共產黨每月的開支早已超過了1.5萬美元。最近兩個月實際上我們已經支出了6萬多中國元（大約等於2萬美元）。因此我們已經從中華全國總工會借了22,693中國元。我們從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借了7,630中國元。我們為日報就花掉經費25,576中國元。此外，我們還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經費58,648中國元。這個月的狀況簡直無法忍受，各省委都致電致函來要求提供經費。我們都回答說，沒有經費。」「我們懇請共產國際立即給我們一個具體的答覆，並電告我們。再說一遍，先要付給我們2萬美元，作為拖欠的舊款。然後每個月再給我們補1萬美元，記在我們沒有收夠的經費帳目下（總共拖欠的舊款等於179,700中國元，即52,800美元）。此外，我們請求每月給我們按時寄1.5萬美元，作為固定的資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度過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最困難時期。」20

　　中共中央的這些抱怨，共產國際遠東局也深表同情。它於10月下旬接連致信皮亞特尼茨基指責馬克斯，稱：「財政混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造成了黨、共青團、甚至工會整個工作的混亂」，甚至使遠東局的工作也處於癱瘓狀態。周恩來──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變得焦燥不安了。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你們在這裏自作聰明地說：請出版報紙、呼籲書，請派人到蘇區去，請組織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可是我們卻沒有一分錢，用來招待來上海辦事的人。我們失去了許多人（如在漢口的軍事工作者），只是因為沒有錢租用住宅！」十分明顯，遠東局強烈地批評說21：

中國的政治局，由於不能按期收到經費，也不知道明天是否會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處奔波，開始向私人借債，最後為了黨的需要經常要花工會的錢。政治局一些優秀的委員不去做政治工作，卻花費整天整天的時間咒罵我們，並為了黨的某種需要而到處找門路去弄幾個美元。我們認為，在這裏向您重覆中國同志的一切理由都是多餘的，我們只向您提出請求：為了中國運動的利益請解決資金問題。馬克斯是不會支付的，也不要指望從他那裏擠出錢來。請派一個工作小組來，它會向您講述馬克斯那裏的真實情況。

　　因為不能按照預算支付經費而使斯大林向蘇區和紅軍大量派遣工作人員的工作受到阻礙的情況，就連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前往上海就近幫助制定聯絡和指導蘇區與紅軍辦法的蘇聯軍事工作人員小組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蓋利斯（Karl Gailis）為首的這個小組到達上海，並進行了數周的工作後，就直截了當地致電第四局負責人別爾津要求匯款。蓋利斯指出：「黨的財政狀況非常嚴峻。他們從莫斯科得到的預算不能保證完成現有任務。」要想指望紅軍把蘇區裏面一些值錢的物品拿來變成現金，在目前的條件下幾乎行不通。黨現在比任何時間都更需要錢。因為黨如果不掌握一定數量的資金，培訓人員和派遣他們去蘇區是絕對辦不到的。「在黨現有資金的情況下，只能偶爾派遣個別一些工作人員，根本談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員需要花費200到240墨西哥元，用於購買食品、車票等花銷。」現在必須要花錢來「建立通往蘇區的固定路線、向蘇區派遣人員、寄發指示等。在這方面迄今為止都以手工作業方式進行工作。人員派去了，但是在他們出發後，誰都不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們中一部分人失蹤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擱好幾個月，而到達的人員也無法報告甚麼。在護送站沒有建立固定的路線之前，軍隊的工人化、指導人員的派遣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紙面上。中央沒有錢，周恩來特別請求我向你（他不認識你）提出這個問題並給他們以幫助。我們局認為有必要幫助他們，因為中國人的經費狀況的確不好。他們不能經常收到從共產國際方面寄來的錢，而開支卻很大。舉例說吧，印刷所被搗毀了，要建立一個新的印刷所需要1萬墨西哥元（3000美元）。劉雲犧牲了，主要是他沒有錢租用住宅。」在目前的情況下，「當一切勢力為了消滅我們而動員起來圍剿黨和蘇區的時候，應該通過發放一次性補助金的辦法去幫助中國人。」為了瓦解軍閥部隊、建立固定的路線和聯繫、向蘇區派遣人員等目的，至少應當匯來10萬美元作為一次性補助金22。

　　得知這種情況後，斯大林顯然對皮亞特尼茨基的工作提出了批評。這導致皮亞特尼茨基不得不找其下屬算帳。在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遠東局的申訴信後，他馬上寫信給在中國上海長期負責為此撥款的馬克斯，指責他自作主張地將錢投入了企業，沒有按照市場的比價向中共支付金美元，等等。這位代表也非常委屈，他抱怨說：他在中國工作了三年之久，從未聽到過皮亞特尼茨基提出甚麼意見，這意味著他過去的工作沒有問題。而把大部分的款項變成商品運到上海來，爭取將本來是用於掩護的假公司確實變成一個企業，也是皮亞特尼茨基同意的。至於沒有能夠按照預算支付給中共經費，多半也是因為莫斯科寄來的錢不夠，且明令其「每月支付1萬金美元，並把整個款額壓縮到10萬金美元」，並非他個人的作為。但無論如何，馬克斯還是逃脫不了自己的責任。由於他和聯絡局之間就整個公司的運轉問題並沒有留下任何文字上的記錄，他自知自己將會成為這種局面的犧牲品23。

　　馬克斯被調離之後，中共得到共產國際的撥款變得順利多了。儘管共產國際依舊沒有增加對中共的經費，仍舊是每個月1.5萬美元，但再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著幾天一次跑去領取那些小額現金支票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1年的整個上半年。在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的自供狀中，他的供詞也清楚地記述了共產國際經費沒有變動的這種情況。他寫道：「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美金，（相當於）中國五六萬元。」24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由於經費問題而發生的爭論已經幾乎見不到了。這裏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整個中共的工作重心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已經發生了轉移，即六成以上的幹部和工人骨幹被派到蘇區和紅軍中去了。再加上羅章龍等工會幹部另立中央，中共發生嚴重分裂，其城市工作自然大為收縮，機構和人員都大幅減少，所需各種經費自然也就相應減少了。第二是與蘇區和紅軍的聯絡線在蘇聯軍事工作人員小組的指導下建立起來之後，蘇區與中央之間的聯絡開始變得暢通起來，結果中共中央很快就從紅軍那裏得到了幾十萬銀元25。這意味著，中共不再完全指望從共產國際那裏取得經費支持了。隨著1931-1932年間中共中央機關接連遭到破獲，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被迫分別離開上海前往蘇區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終甚至完全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來自莫斯科的這種固定的經費支持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

七　關於1936-1937年間莫斯科提供財政援助的情況

　　定期經費援助的停止，並不意味著來自共產國際的一切形式的資金的或財政的援助從此就都沒有了。被停發的經費，相當部分被用來建立了一個「中共基金」。這個基金的建立，無疑便利了專項援助經費的提供。由於文獻資料的欠缺，目前尚無法弄清在1933-1934年間除了人員培養、輸送等方面的撥款以外，這個基金發揮過怎樣的作用。1935年，共產國際動用這個基金所做的最大的舉動，似乎只有援助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人重建十九路軍的努力。當時，這些福建事變的發動者向莫斯科求援，並以「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名義與中共代表團展開了合作談判。在共產國際新任總書記、直接負責中國事務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親自過問下，共產國際表示可以考慮按照雙方所達成的條件從中國基金中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撥款。「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這時要求的資金援助包括：提供10萬元訓練軍事幹部；提供20萬元購買兩千支步槍；提供10萬元用於各項軍事開支；提供4萬元用於「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各項開支，等26。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態度前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銘樞等人的條件沒有能夠被接受。最後，中共代表團只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提供了大約2萬美元27。緊接著，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把統戰工作的重心轉向了南京政府，這一合作過程未能繼續下去。

　　在1934年夏天之後，莫斯科就與中共中央和中共在各地的武裝力量失去了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向中共提供援助自然沒有可能。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終於在陝北建立了一台可以用來接通與莫斯科電訊聯繫的大功率電台。在給其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的第一封電報當中，它就迫不及待地向後者說明了自己的財政經濟情況。電報稱：紅軍已經與張學良和東北軍建立了統戰關係，並準備發動抗日反蔣的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但是，東北軍月餉兩百萬元全靠南京，一旦發動反蔣即完全斷絕。陝西雖然物產較豐，但供給楊虎城部三萬人尚嫌不足，甘肅人口二百萬，稅收不足十萬元，紅軍所處的陝北地區更加困難。「請你們訊問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再則向美洲華僑及各國工人募捐有希望否？財政問題之外，軍火問題也是重要的。我們希望的是飛機、重炮、子彈、步槍、高射機關槍及架橋技術等，請訊問按政治情勢所許，可能幫助我們至何種程度？」28

　　1936年8月下旬，由於共產國際否定了紅軍與東北軍發動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要求中共把統戰的重心轉向南京政府。中共領導人不得不聯名電告王明轉電共產國際，陳說利害，請求援助。電稱：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如不能與東北軍聯合反蔣，南京國民黨一時又拒絕停止剿共，紅軍迫於生存的需要將不得不向較富庶地區發展。如此不僅將被迫放棄現有蘇區，而且將導致內戰大規模爆發。「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黃河）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29

　　剛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來電，斯大林就很快批准了軍事援助的方案。9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直接覆電中共中央書記處稱：「同意你們佔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與此同時，蘇軍開始準備經過外蒙古向中國紅軍提供將近600噸的軍事裝備和彈藥，包括1.5萬-2萬枝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彈藥，要求紅軍主力經過寧夏前往綏遠定遠營方向進行接運30。

　　莫斯科的來電無疑是一個讓中共中央和全體紅軍將領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面對這幾乎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寧夏戰役計劃，並於9月14日先後通知了正在北上的二、四方面軍，要求後者與紅一方面軍密切配合，共同佔領寧夏，以接取國際援助。但是，這一作戰計劃由於南京政府中央軍推進過快，在10月下旬宣告失利。紅軍三個方面軍被分隔在黃河兩岸，各自為戰，軍事形勢更形艱危。特別是因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早已是靠向張學良借錢買糧以度日，如今二、四兩個方面軍又來到甘北，紅軍人數猛增一倍以上，糧食問題更難解決。而二、四兩個方面軍又來自溫暖的西南地區，部隊不僅全無過冬準備，甚至久經征戰之後，大部分戰士單衣和單鞋都已破爛不堪。甘北的冬天又來得格外早，11月初已經開始下雪，許多戰士倍受凍餓之苦，傷病者與日俱增。雖然這時求助於張學良和宋慶齡，紅軍解決了部分糧食需求，並得到了幾萬雙鞋子和一萬套冬裝，但不論糧食還是衣服，都還有一半以上的部隊沒有解決問題。故中共中央要求共產國際緊急寄送款項的心情極其迫切。這時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明確電告王明等：「請你們迅速地確實地將幫助我們的經費從天津、上海兩處交款」，「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否則，「你們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31。

　　實際上，還在9月20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就已經開會討論了對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的問題。季米特洛夫為此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寫了專門的報告，請求提供200萬盧布的貸款。經過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後，10月18日，共產國際就已經致電中共中央表明要從財政上來援助中共了。其電報稱：「我們準備向你們提供數目可觀的現金，以便你們能夠在國內自行購買必需的物品。」11月3日，注意到南京政府的軍隊與日偽軍將要在綏遠爆發戰爭，莫斯科在要求紅軍改向新疆接運軍事物資，並主動將援助物資的噸位提高到1,160噸的同時，也制定了專項撥款援助的計劃。1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過王明和陳雲電告中共中央稱：「經濟上不能按月幫助，決定對你們幫助的總數五十五萬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萬。你們大約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們指定的上海轉款人手中收到。」32對此，中共中央已急不可待了。張聞天剛過了一周即致電王明等催促說：「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裏等候。上海方面也已通知小開（指中共這時的談判代表潘漢年－引者注）準備接收。」33至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來自天津和上海接收到共產國際第一筆匯款的消息，張聞天更是沉不住氣了，又去電訊問王明等：「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34

　　終於，來自共產國際的第一筆援款於12月初到達了上海，很快即轉送到甘北蘇區。隨後，經過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產國際還進一步擴大了援助的規模。據《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他在12月2日曾再度致電蘇聯政府財政人民委員會，要求在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50萬美元另5,000盧布給中共35。在與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覆交涉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於1937年3月2日頗為興奮地電告中共中央說：「我們為你們撥款80餘萬美元，這筆錢將送交給你們。另外，你們還能夠指望收到相同數目的另外一筆援助。只是轉交這些錢在技術上存在著極大的難度。但無論怎樣都必須確保實現這一轉交。」36不難看出，共產國際和蘇聯這段時間先後向紅軍承諾提供的援款數量應當在200萬美元以上，它對正處於危難中的中共和紅軍無疑有重要的幫助。

八　關於抗戰期間莫斯科提供財政援助的情況

　　抗戰期間共產國際從資金上援助中共的情況，過去最醒目的一筆是來自於關於王稼祥的回憶。回憶稱，王稼祥1938年從莫斯科回國時，曾經帶回30萬美元。經過研究者們多年的研究之後，如今這一情況已經被寫入正式出版的《王稼祥年譜》之中37。

　　依據現在已經公開和披露的檔案文獻資料，這樣的記錄看來還有不少。

　　1937年9月，潘漢年致信王明，轉達毛澤東和張聞天要求共產國際再度按月提供經費的請求。他在信中寫道：中共中央急需錢，因為有許多戰士犧牲在前線，而南京只提供了很少一點薪金。而且要把工作擴展到全國範圍去，也需要一筆數目適當的資金。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你們能夠繼續按月撥給經費38。而後，在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又通過任弼時和王稼祥電告共產國際書記處，提出黨在財政上的困難極端嚴重，國民黨每月只發餉50萬中國元，合美元約16萬，連前線部隊開銷都不夠。因為沒有錢，缺少武器，擴軍困難不說，部隊挨餓受凍十分普遍。他們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經費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飛機送來」39。這時在武漢的王明、周恩來等也通過延安轉電莫斯科，要求盡快得到財政上的援助，以便為部隊購買緊缺的各種槍支和彈藥。對此，季米特洛夫給予了高度重視，緊急同蘇共政治局領導人進行了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記中，他就記下了他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談話後的結果：「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40

　　兩個月後中共中央重新又提出了援助請求。這一回是前往莫斯科匯報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稱，目前有三批人員急需救助，一是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出來的近四千政治犯，他們受盡折磨，健康狀況極差，要回到黨的隊伍中來重新工作需要治療和營養；二是數千因傷致殘的紅軍人員；三是大批被國民黨殺害的烈士的遺屬以及當年留在蘇區失去了生存條件的紅軍親屬，以及現在在黨、政、軍工作的六千家屬。任弼時寫道，目前黨只能保證各機關工作人員的簡單溫飽，抗戰後原定每人發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補助金，也因經費匱乏經常發不出來，缺醫少藥更是家常便飯，毛澤東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國黨急需在物質上和醫療上得到蘇聯的幫助。

　　任弼時的求援信沒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細節，只說明「隨後我們會向您提供具體的數位和資料」。莫斯科批准的援助數字還不得而知。但聯繫到7月份回國的中共代表王稼祥帶去30萬美元的援款，可以想像它或許會與這一情況有關。當然，對此也有另外一種解釋。那就是，因為任弼時這時還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請蘇聯向八路軍提供一些武器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對此的態度是：「給八路軍武器援助，這要蘇聯政府決定，不過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這可能不是幫助了你們，而是害了你們。」因為這會惡化國共關係並為國民黨孤立和封鎖延安提供口實。最後，「共產國際從它的外匯中撥出三十萬美元送給中國共產黨」41。

　　能夠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舉了大量用於印刷的機器和其他各種用品的名稱。中共中央強調，這些物資對於八路軍在居民當中和在部隊裏開展文化宣傳工作是極端必要的。據當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憶，經過國民黨的同意後，蘇聯人確實把一批印刷機械送到了延安來。

　　在此之後的一份重要文獻是1940年2月23日的。這個時候周恩來正在莫斯科醫治傷臂並匯報工作，他顯然再度詳盡地匯報了中共財政上所面臨的嚴重困難。季米特洛夫為此一面要求周恩來告訴中共中央，盡量動員所有國內的資源以解決困難，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來提交的預算表，說明他贊同周恩來的說法，強調周恩來提出的預算是可信的，每個月黨的經費的缺口為58,280美元，軍隊的缺口為30萬美元，他「認為可以在1940年向中國黨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據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關部門下達撥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覆很簡單：我很忙，「很多東西我未能讀完，請你們自行決定。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42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莫斯科與毛澤東之間圍繞著如何對待蔣介石國民黨的問題發生了爭執。但是，由於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應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還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數目更大的一筆援款。據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電告毛澤東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16日，季米特洛夫又寫信給莫洛托夫，說明這筆援款數額巨大，用途甚急，而由於國共關係惡化，蔣介石拒絕蘇聯飛機飛往延安，因此援款不能及時送到。他提議：「由於使中國同志盡快獲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們認為有必要採取非法手段用飛機經過蒙古發送經費。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這樣成功地做過。請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這種方式組織這次行動。」43

　　來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各種物資幫助，可以說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即使在共產國際於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後，這種情況事實上也還在繼續著。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顯示，季米特洛夫仍在與蘇共政治局領導人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討論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問題。這一年的12月7日，季米特洛夫還在向聯共（布）領導人轉達中共中央的援助請求，並提議幫助中共中央5萬美元44。

九　幾點簡單的總結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依據已公開和出版的文獻資料說明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情況，還存在許多令人遺憾的地方。十分明顯，除了1932-1934年間還存在著資料空白之外，我們對中共建黨過程中，以及對抗戰期間共產國際援助情況的了解，也不盡完整。即使就那些資料較為充實和連貫的年份來說，文獻記載的詳略不等及其收支差異，也增加了我們今天理解和分析問題的難度。事實上，筆者在這裏之所以沒有提供一張更容易看懂的年度帳目表，也恰恰是因為對把複雜的歷史情況簡單化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缺少足夠的把握。比如，筆者曾經逐年列出過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黨費的大致數目（如下表），但它顯然既不能清楚界定黨費的範圍，也無法包含那些明顯無法計入其中的來自共產國際的各種特殊的或專項的撥款。因為我們至今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繁多又是曇花一現的這個費、那個費具體是何時開始，又是何時停止支付的；更不用說，還有相當一些很重要或很具體的援助資料可能並不在今天公開的這些檔案文獻之中。

年度	1921- 1922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黨費總數	0.66萬元	1.5萬元	3.5萬元	約4萬元	7.2萬元	18萬元	44萬元	40萬元	45萬元	45萬元
黨員總數	約170	約380	約700	約900	約1萬	5.8萬	13萬	不詳	不詳	不詳
人均開支	約40元	約40元	約50元	約40元	約7元	約3元	約3元	不詳	不詳	不詳

　　但即使如此，通過上述資料的整理和分析，我們還是可以簡單的得出幾點重要的結論出來：

　　（1）共產國際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裏，這種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經費的形式給予的。在以後的日子裏，它變成了針對中共所需的臨時性的專項撥款的形式。中共中央一度雖希望能夠恢復按月提供經費的形式，但未能實現。

　　（2）共產國際的這種援助，對於中共，特別是其前期的生存和發展，曾經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其經費援助的多少，與黨的活躍程度乃至發展的的快慢，明顯地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數額多，中共開展活動的範圍就大，影響也就隨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斷，哪怕只是暫時減少，都不可避免會妨礙中共許多工作的開展，甚至可能給中共造成損失。這種情況即使在改為專項撥款之後，也還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至少，在一些關鍵時期，共產國際的緊急撥款，對黨的命運發生過重要影響。

　　（3）由於共產國際是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領導之下，其援助的目的自然會帶有濃厚的俄國色彩。由於各自的利益所在和考慮的目標不盡相同，共產國際的財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實現的快慢，事實上並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發展的實際狀況。中共中央固然也能夠體諒共產國際自身的困難，但它不能不更多考慮中國革命自身的處境和需要。雙方為此發生矛盾衝突在所難免。

　　（4）中共逐漸擺脫對於共產國際財政支持的全面依賴，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農村根據地的開闢和紅軍力量的發展，取決於中共逐漸把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並切實在農村立穩腳跟。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在中共全面依賴於共產國際財政支援的情況下，還是在日後中共政治上完全獨立自主的情況下，共產國際的這種援助都很難真正束縛住中共的手腳。所謂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就這一點而言，或者是可以成立的。

註釋
1	〈皮亞特尼茨基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1927年4月3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396。
2	〈皮亞特尼茨基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8月10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525。
3	〈阿龍施塔姆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9月29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8），頁36。
4	〈蘇兆徵和向忠發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8年5月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445-46。
5	〈皮亞特尼茨基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6月6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525。
6	〈皮亞特尼茨基給史達林的信〉（1928年6月11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483-85。
7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29號會議（特字第28號）記錄〉（1928年6月14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493。
8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35號會議（特字第34號）記錄〉（1928年7月26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521。
9	〈米夫給布哈林的信〉（1928年4月6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472。
10	〈皮亞特尼茨基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12月14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8），頁52。
11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信〉（1928年12月26日）。
12	〈向忠發給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電報〉（192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給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9年2月27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8），頁77，84-86。
13	〈卡佐夫斯卡婭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9年4月3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8），頁101-102。
14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29年9月30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8），頁172。
15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3月20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77。
16	在附件中說明，6.3萬元包括2月所欠經常費3.5萬元，報刊維持費4,000元，印刷廠創辦費1萬元；3月欠經常費1.1萬元；4月欠經常費3,000元。
17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30年5月18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159-61頁。
18	《中共中央給斯大林的信》（1930年5月18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157頁。
19	即雷利斯基。
20	《中共中央政治局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12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369-73。
21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0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400-401。
22	〈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11月28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416-17，479-81。
23	〈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1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429-32頁。
24	轉引自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台北：正中書局，1965），頁159-64。
25	〈蓋利斯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作「蘇區和紅軍」的副報告〉（1931年5月7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10），頁280。
26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League" for Negoti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Regard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Draft),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pp.41-47.
27	《王明致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7月15日）；Resolut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CCI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CP Representative and Chen Mingshu, June 19, 1936,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pp.48-50.
28	《中央書記處致王明、康生電》（1936年6月16日）。
29	《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1936年8月25日）。
30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澤東、洛甫、恩來、博古電》（1936年9月11）；《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頁46。
31	《中央書記處致王、康、陳電》（1936年11月8日，9日）。
32	《王、陳致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1月12日）。
32	《張聞天致王明、陳雲電》（1936年11月20日）。
34	《張聞天致王明、陳雲電》（1936年12月5日）。
35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頁48。
36	ECCI Secretariat to the CC CCP Secretariat, March 2, 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p.67.
37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90。
38	Wang Ming;s Note to Moskvin and Pan Hanniaan's Letter to Wang Ming, September 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2, March-April 1997, pp.10-11.
39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 495/74/291.
40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頁64。
41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296-97。
42	RCPSMH，495/74/317.
43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頁107。
44	Dimitrov to Molotov, December 7,1944,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2, March-April 1997, p.59.

楊奎松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八期　2004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