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思想的史華茲闡釋

☉ 岳宗偉

　 　　海外漢學界對於中國「軸心時代」思想的探討，迄今為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無疑應首推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以下簡稱《古代》，文中註明頁碼的文字均引自此書）。該書是史華茲漢學研究的顛峰之作，無論就其內容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就其研究方法而言，都給人煥然一新之感。

　　早在1966年初，史華茲就開始謀劃此書。他說，在開了幾年中國思想史課程後，對中國思想史的探討興趣與日俱增，並希望寫一本總的關於中國思想史的闡釋性專著，證實有這樣的中國思想史，它是活躍變化的、新穎的，而且又影響社會的發展。他還反覆提到自己的研究方法，說要盡可能地將思想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繼續用比較的眼光分析文本和諸種問題，同時注意「高層文化」和「大眾文化」關係的梳理。

　　著作的導言深刻闡述了該書的全部思想和動機。他的學生──亞里桑那州立大學中國思想史教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認為，《古代》是史華茲幾十年來教授、思考中國思想以及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科之間關係的結晶。史華茲不僅想說明中國古代思想與當代跨學科問題的關聯，而且意欲彰顯中國文化內部的多樣性和它的張力。在史華茲看來，有些專家對中國文化的闡釋和建立的範式，要麼是掩飾了中國文化的內部張力，要麼是簡化了中西對比研究的複雜性。史華茲從不將自己的評論當作對中國文化內部具有持續、共同的趨向的觀點的全盤否認。當然，這也是史華茲學術研究的一貫立場。可以說，《古代》一書新見迭出，幾乎完全實現了史華茲二十年前的設想。就其所論及的範圍而言，書中對上古時期文化取向、早期周代思想、孔子、墨子、道家、孟子、荀子、法家、陰陽家以及公共話語等項逐一進行了考察。對儒家的探討佔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其餘諸家則近三分之二。《古代》一書為以往的同類著作所不及，不僅在於它在一種宏觀的敘述中將諸子學派的思想建構起來，更重要的是其微觀的條分縷析和濃墨刻畫別具一格。

　　《古代》一書呈現的如下特點是我們不應忽略的方面：

　　（1）正如林毓生所指出的，從歷史編撰學的角度來看，《古代》是一種突破。不僅在於它是西方第一部專門論述先秦思想史的著作，更重要的是，比較歷史的研究方法在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雖然史華茲敏銳地注意到了語境在塑造觀念含義的過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但他卻堅決抵制這樣的觀念：在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語境之中，人們的關懷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的確，他堅持認為，不同的文化包含有共同的成分，但它們幾乎演化成了不同的化合物。儘管他對各種簡單化的基要主義主張表示不滿，但他卻又對各種文化之獨特個性的根源與深層底蘊而深深著迷。他說：「在所有這些文明之中，對於新意義的探求，都是不斷地通過此前存在過的文化取向而折射出來的，因而值得注意的並非個性身份，而是進行有意義的比較研究的可能性。」（頁3）因而，在《古代》一書中，他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與古代世界文明的比較、對比而探求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的認同與理解。

　　（2）史華茲此書從世界史的視角來把握整個中國古代思想，不僅是歷史編撰學上的突破，更是方法論上的突破。後者尤其體現在史華茲對於中國古代的整體文化取向與其具體的「問題情境」（problematique）（存在於不同的思想流派當中）之間辨證關係的研究，這可能是迄今為止對古代中國思想最為透徹而又全面的分析。

　　史華茲指出，我們有必要「從整體文化取向的層面下降到公認的問題情境的層面上」，這一討論大膽地超越了韋伯（Max Weber）在比較世界史研究中的「理想型」（ideal type）分析方法。整體文化取向與具體的問題情境，大致相當於中國文化的共性與中國文化的學派特點之間的關係。「問題情境」一詞是史華茲獨創，該書中譯者程鋼將其譯為「問題意識」，主要是用來描述一個學派內部面臨著劇烈的矛盾衝突、不斷產生內部分化過程的學術畫像。它看重的不是某個學者發現與提出問題的能力，而是一個學派在發展到某一階段時呈現的特點。作者對「問題情境」的強調，表明他特別關注具體學派思想的微觀研究。

　　有必要指出，史華茲「問題情境」一詞的使用是和另一術語「通見」（vision）緊密相關的。程鋼認為，文中頻繁出現的「通見」一詞被作者賦予了特殊含義，指的是某個學派大部分成員共同的總體觀點與立場，代表了學派的總體特性，是一個學派進行內部認同的特徵。史華茲使用「通見」而不是「學說」來表達一個學派的思想，就是出於研究方法的考慮。作者在討論《論語》文本問題時說：「和筆墨上崇尚約簡的（chiaroscoro）繪畫風格或中國風景畫一樣，通見之中可以包含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及內容豐富的模糊性（fruitful ambiguities）。」（頁63）我們認為，對「問題情境」與「通見」的分析，即是作者對整體文化取向與具體思想流派關係的考察與辨證的一種方法。

　　（3）「公共話語」（common discourse）的探討也很值得注意。陳列古董或開列菜單式的一家一派探討，成為思想史研究的通常模式，雖然迄今為止這對於我們把握思想史的概貌和走向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式，但其不足之處，一是使人只注意學派之間的歧異而忽視共通性，一是讓讀者難以了解某一時代思想界的一般情形。在這方面，史華茲《古代》一書，從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突破。

　　史華茲認為，當我們轉向公元前四世紀和前三世紀的「諸子百家」時便發現，僅僅依靠這樣一個路數，即把獨立的思想流派整整齊齊地編排成系列，就成為一樁很成問題的事情，尤其當它們被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思路時更是如此（頁173），這些話中已經蘊含了作者對強分諸子學派、只重各家思想互異的不滿之意。作為回應，史華茲精心挑選出三個「在戰國時期的整個話語中起著相當重要作用的術語」即「性：本性或人性」、「氣」、「心（心／心靈）」（頁181）作為對象，分析了儒、墨、道家以及《左傳》中對這些話語的關注和表述，揭示了諸子思想之間的相通性、互融性。

　　當然，史華茲揭示的這種研究思路，並非所有的學者都贊同。葛瑞漢（Angus Graham）在評論《古代》一書時曾加以對比：

一些研究中國思想的西方學者傾向於把中國人想像成和我們一樣，而另一些人則不然。一種傾向是運用那些超越文化和語言差異的概念，透過所有表面的不同，去發現中國思想中對普遍問題（universal problems）的探索。另一種傾向是透過所有的相同點，去揭示那些與受文化制約的概念系統相關的，以及與漢語和印歐語言結構差異相關的關鍵詞彙間的差別。史華茲的《中國古代思想的世界》就是前一種觀點的非常突出的代表。（轉引自郝大維 [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著，蔣弋為、李志林譯：《孔子哲學思微》〔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5。）

　　（4）雖然史華茲自認文本的考察不是其專長，但他仍然在文本考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見，很值得參考。針對魏禮（Arthur Waley）、津田左右吉等學者發現《論語》本身有許多被他們稱之為非孔子乃至反孔子的段落，以致於根本不能用作孔子思想的原始資料的看法，史華茲說：

儘管以嚴格的文獻學分析和歷史學分析為基礎的文本考據學是非常重要的，靠後的部分章節中確實包含有晚出的材料，這種以所謂的邏輯不一致和思想不符合的理由為基礎的文本考據方法，必須以懷疑的眼光予以審查。津田左右吉、魏禮、顧立雅以及其他人所斷言的邏輯矛盾與思想不一致，往往是以翻譯者以及解釋者本人未經審查的知識論預設為基礎的。儘管在對於必要的邏輯關係與一致性未作出縝密細緻的預設以前，我們不敢貿然從事這項事業，但我們在研究比較思想的課題時，應該至少把如下的永久性誡令牢記在心：切勿相信未受檢驗的關於這一問題的先入之見。（頁63）

　　史華茲認為比較思想的方法是解決此類文本問題的方法之一。他說：「比較思想研究所具有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之一，是它有能力向此類未受檢驗的所謂邏輯一致性與思想融貫性學說的假說提出挑戰。」（頁63）就書中所涉及《論語》而言，史華茲所採取的是上面提及的「通見」的分析方法：「我對《論語》潛含的通見進行論述的努力，乃是以如下的信念為基礎的：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儘管文本中缺乏明顯可見的組織結構，但的確傳達了關於某種實在的前後一致的通見。」（頁63）

　　又如，史華茲對於《老子》文本的解釋也有別具一格之處。他說：

某些學者認為，它的許多格言與警句有可能引自公共的知識財富，例如廣為人知的諺語之類，劉殿爵乾脆稱之為文集（anthology）。然而，我仍然傾向認為，無論該書的來源多麼分散，也不論究竟是誰最後把它編輯定稿，它的確成功地反映了理路上極其統一的富有詩性色彩的世界觀（poetic vision of the world）。近年來剛發現的現存的最老版本──馬王堆帛書──總的說來可以支持這一看法。（頁196）

　　對於述及文本的理解，史華茲都是建立在其對「通見」的分析之上。

　　當下的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是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和離合變遷的進程；一是觀念的，往往棄沙揀金，著眼於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研治歷史的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於「史學的偏見」；而後者為習哲學者所慣常使用，不管是追溯源流，還是具體分析，關鍵處均呈現出觀念鋪陳和範式架構的氣象，難免有「良知的傲慢」之譏。因現代學科體系之分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取向，使得古代思想世界在糅合了現代意識的闡釋之下，要麼偏於一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要麼宏大敘事，泛泛而言，浮於表像。即使晚出的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試圖打通社會史與思想史的「新文化史」的著作，也沒能很好地彌補由上述原因造成的裂痕。史華茲此書所提及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相信能給我們提供某種啟迪或暗示。對於並不景氣的思想史研究來說，史華茲的《古代》一書，可能會為我們尋覓到另一條出路而提供有益的借鑑。

　　也許正是鑑於以上的睿智和沉潛，該書以其公認的成就獲得了美國多項學術大獎，比如美國亞洲協會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Prize）、美國歷史學會布里斯底特獎（James Henry Breasted Prize），以及愛默生獎（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