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相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

──解讀高爾泰筆下的幾個「犯人」

⊙ 魏邦良

　　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個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勞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裏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級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幸存者還不到一半。

　　高爾泰是夾邊溝農場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其近作《尋找家園》中，高爾泰以細膩的筆觸，冷峻的語調回憶了幾個夾邊溝難友，幾個難友相同的悲慘遭遇令人唏噓不止，而他們在嚴酷的環境下所呈現的不同的人生品質又讓人掩卷沈思。

一　安兆俊：「記住，不光是要活下去，還要活出意義來。」

　　1958年10月1日，高爾泰所在的新添墩分場四個大隊全體人犯，天不亮即起床趕路，步行兩、三個鐘頭，到達場本部所在地夾邊溝，參加慶祝國慶大會。

　　慶祝大會一開始是全體人犯合唱《國際歌》，接著是劉場長訓話。照例都是套話，聽得高爾泰昏昏欲睡。「突然有幾句話，像錐子似地鑽進了耳朵：……個別人狗膽包天，竟敢記秘密日記……沒有馬上治你，是為了給你一個主動坦白的機會……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腦子裏轟地一下，響起了無數蟬鳴，完全清醒了。」1

　　原來，高爾泰一年前進農場時就帶了一堆書，還有一本日記。「裏面都是那種懵懂年齡裏一個自由愛好者一閃一現的小感想。諸如『一個社會裏個人自由的程度，是這個社會進步程度的標誌』，或者『我的世界是這麼大，這麼千山萬水無窮無盡；我的世界又這麼小，這麼咫尺千里寸步難行』之類。毫無操作意義，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別人拿到，後果卻十分嚴重。在那右派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沒人代為保管，又不甘心銷毀，只有帶在身上，終於一直帶到農場來了。」2

　　聽了場長的話，高爾泰直感到天旋地轉。「一時間我覺得，好像腳下的土地在往下沈。別說是外面的形勢，周圍這些捉蝨子縫紐扣打瞌睡的人們，也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親母親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擔心，再也見不著他們了。」3

　　當然是一場虛驚。

　　農場的農業隊第一大隊的大隊長安兆俊已偷偷把那本日記燒了。安兆俊是歷史學家，原先在民族學院研究新疆史。是夾邊溝農場第一批關進來的右派分子之一。當時，在勞改隊和勞教隊，用犯人來管理犯人是普遍的事（這一點與納粹集中營的做法很類似），安兆俊便當上了農業大隊的大隊長。因為是隊長，管教幹部們忙不過來時，也把一些雜事交給他做，其中包括把沒收來的東西分類登記。這樣，他才有機會看到了高爾泰的那本日記，他知道這日記是禍根，就冒險偷偷藏起來，「趁幫竈時，丟在爐膛裏燒了」。

　　奧地利醫生弗蘭克曾被囚禁在納粹的集中營裏，關於集中營裏的俘虜，他說過一番發人深省的話：「集中營中的生活經驗，顯示出人的確有選擇的餘地。有太多太多的實例足以證實：冷漠的態度是可以克服的，暴躁的情緒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獨立，即便是身心皆處於恐怖如斯的壓力下，亦無不同。

　　在集中營呆過的我們，都還記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間安慰別人，並把自己僅餘的一片麵包讓給別人的人。這種人即使寥若晨星，卻足以證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性最後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4而「正是這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5

　　可以肯定地說，安兆俊正是沒有被苦難、被嚴酷的環境剝奪了「人性最後的自由」的人，所以，儘管身陷囹圄，儘管飽受折磨，他仍做到了「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

　　安兆俊看了高爾泰的日記，很喜歡這個有思想的年輕人，也為他擔心，怕他承受不了農場非人的折磨，於是，他冒險找了個機會，對高爾泰說了一番推心置腹而又語重心長的話6：

……真擔心你的承受能力。處境越是絕望，人也越容易沮喪。特別是我們這種，都是些孤獨的個人，沒有個組織的支援，沒有個輿論的聲援，也沒有個社會的同情，……我們這裏，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捨，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於自打耳光，告小狀、一年到頭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是精神崩潰的表現。現在死掉的人越來越多，我想除了餓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潰，也是一個原因。你還年輕，一定要堅強些，再堅強些，要學會經得起摔打。這個，誰也幫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說著他瞟了一下鬧鐘，站起來，說，回去了好自為之。記住，不光是要活下去，還要活出意義來。

　　這番話很誠懇，也很精闢，對身處絕境看不到出路的高爾泰來說，安兆俊這番開導堪稱及時雨。高爾泰由此意識到，即使在這樣讓人絕望、讓人窒息的環境下，也能夠「活出意義來」。事實上，對於任何年代、任何處境下的人，安兆俊這番話也如暮鼓晨鐘一樣令人警醒。

　　安兆俊這番話讓我想起弗蘭克的名著《活出意義來》（我疑心安兆俊可能看過這本書，並深受影響，因為身處夾邊溝的安兆俊的一言一行酷似集中營裏的弗蘭克）。在這本書裏，有這樣一段話7：

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瞭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悠閒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閒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

安兆俊就是通過冒死救助他人，冒死開導他人，而使自己被囚禁的生命變得富有意義，可以說，獄中生活為他提供了「提升其人格情操」的機會。

　　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被囚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亞集中營裏。他說：「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安兆俊在高壓下不屈從於強權的淫威，冒死守住完全的內在自由，從而使自己的生命抵達一個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說，夾邊溝險惡的環境為他提供了獲得精神價值的機會。如果他聽說過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句話，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我的言行舉止完全配得上我的痛苦。

　　「人在世間要受到許多痛苦與災難，但是，當人們身處這些痛苦與災難仍然能夠自覺地選擇某種道德及利他的行為時，他便無形中把痛苦與災難轉換成了某種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與災難之中獲得了意義與價值；因其有意義與價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願望與追求；因其有了這樣的願望與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為艱難的處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狀態裏生存下去，從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嚴，顯示出熠熠光輝來。」8

　　我想，把這番話用在安兆俊身上，也是十分貼切的。

　　不過，夾邊溝農場的生存環境實在太惡劣，血肉之軀要經得住非人的折磨，光靠意志還不夠，還得有恰當的方法。

　　納粹集中營裏的弗蘭克某一天實在厭倦透了，於是，他強迫自己把思潮轉向另一個主題。「突然間，我看到自己置身於一間明亮、溫暖、高雅的講堂，並且站在講壇上，面對著全場凝神靜聲的來賓發表演說。演說的題目則是關於集中營的心理學！那一刻，我所受的一切苦難，從遙遠的科學立場看來全都變得客觀起來。我就用這種辦法讓自己超越困厄的處境。我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並加以觀察。這樣一來，我自己以及我所受的苦難全都變成我手上一項有趣的心理學研究題目了。」9

　　身處困境，只有「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才能「讓自己超越困厄的處境」，因為，人必須有一個未來的目標，才能啟動內心的力量。用弗蘭克的話來說，就是「人就這麼奇特，他必須瞻望永恒，才能夠活下去。」

　　安兆俊也用了同樣的方法，讓自己超越了眼前的困境。

　　高爾泰第一次去安兆俊的號子，裏面一疊整整齊齊的《工地快報》，引起了他的注意。「靠裏面的一半，放著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類，還有尺來厚一摞子我們農場右派們編的《工地快報》，疊得整整齊齊，捆得嚴嚴實實。這東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張，發到各小隊，是大家做捲煙紙和手紙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別人用來捲煙或當手紙的材料，安兆俊為何當作寶貝一樣珍藏？許是看出高爾泰眼中的困惑，安兆俊對他說：「那個，你時常看見吧，別看它廢紙一張，將來都是第一手歷史資料，珍貴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張都沒有少掉。著眼於將來，現在就有了意義。」10

　　安兆俊的「著眼於將來」，與弗蘭克的「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簡直如出一轍。或許是安兆俊受到了弗蘭克的影響，或許是兩顆高貴而聖潔的心靈在相似的困境中獲得相同的體悟，兩位不屈之士不謀而合以同樣的方法超越了眼前的困境，也以同樣無私的行為提升了自己的情操。

　　令人痛心的是，安兆俊最終沒能活著走出夾邊溝農場。不過，即便面對死亡，一個人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因為，正如一位偉人所說的那樣，死亡，也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分，你可以像英雄那樣有尊嚴去死，也可以像懦夫那樣在哀號中死去。

　　弗蘭克雖然很幸運地成為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但他早就做好了赴死的準備，且決心讓自己「死得有點意義」。

　　「在病人營舍的第四天，我才剛被分派去值夜班，主任醫官就沖進來，請我以自願方式，前往斑疹傷寒病人區，負責醫療工作。我不顧好友的苦勸，不顧沒有一位同業願效此勞的事實，而決定前往。我知道我在工作隊裏，必然不久於人世；然而我如果非死不可，總得讓自己死得有點意義。我想，我與其茫無目的地苟活，或與其在生產不力的勞動中拖延至死，還不如以醫生的身份幫助難友而死去。這種死，我覺得有價值多了。」11

　　即使你無緣獲得這種「有價值」的死（指因救助他人而死），你也可以讓你的死變成一項「成就」──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

　　一位身患半身不遂的年輕人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剛獲悉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即使接受手術也是徒勞；他又說，他看過一部影片，裏頭有個人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當時，他覺得能那樣迎接死亡，實在是一大成就。如今──這位年輕人在信中寫道──命運也給了他一個類似的機會。

　　1961年夏天，夾邊溝農場因死人太多，面臨關閉。高爾泰被送到另一個農場──靖遠夾河灘勞改農場。在那裏，高爾泰遇見另一個夾邊溝農場的幸存者劉文漢。從劉的口中，高爾泰得知，安兆俊已死在夾邊溝農場。

　　「他說，那傢夥迂得很，已經不行了，還要天天擦臉梳頭。沾一點兒杯子裏喝的開水，就這那麼擦。分飯的時候別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還要找個地方坐下來吃。不管是甚麼湯湯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樣。別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門外邊地上鋪一塊東西，背靠牆坐著看天。有時候還要唱點兒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甚麼。他就是這麼坐著死的。」12

　　看來，安兆俊就是「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的。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安兆俊之死為自己的短暫而富有意義的一生劃下一根醒目而堅硬的驚歎號！

　　北島曾云：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我以為，只有安兆俊這樣尊貴而有尊嚴的死，才會振聾發聵，警示後人，才會有「冗長的回聲」。

　　要活，就活出意義來；要死，就死得有價值。安兆俊正是這樣的人。

二　龍慶忠：藍皮襖是他生命之樹上最後一片綠葉

　　在夾邊溝農場，龍慶忠是個很特別的人，他是夾邊溝農場的首批犯人，但身上的那件衣服始終保持著初來時的光鮮。「他愛惜那件衣服遠超過愛惜自己，也因此出了名。」他是怎樣愛惜身上那件藍皮襖的？高爾泰對此有詳盡的描繪。

　　「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瘦得像把筋。衣架子一般頂著那件引人注目的藏藍色的大皮襖，下面空空蕩蕩直透風。我說只要在腰上捆一道繩子，問題就解決了。他不，他說這是雙面哢嘰布，磨不得，一磨一道白印，哪經得起繩子捆！說著他一一指給我看，袖口、肩膀、肘關節處磨過的地方，已經發白。他很傷心，撫摸那些傷痕就像撫摸傷口一樣。袖口蓋住手背，勞動不便，他不得不卷起一道，露出兩圈雪白的羊毛。羊毛落上沙土，拍不掉，越拍打越往裏鑽。他時不時摘掉眼鏡，眼睛貼著羊毛，頑強地尋找那裏面的異物。休息時也不躺下，只是坐著打個盹。我躺著看他，那纖細的脖子和深陷的兩頰，垂著的下巴和吊開著的嘴，都無不呈現出深度的衰弱和疲勞。但他頑強地要坐著，勸不睡──衣服要緊。」13

　　龍慶忠如此愛惜身上這件藍皮襖，當然是有原因的。他是獨子，自幼喪父。守寡的母親千辛萬苦把他帶大；供他上學，直到大學畢業。畢業後分配在中國科學院蘭州分院，快三十了還沒結婚，一心想把老家的母親接來同住，但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當時的制度，不能住在城裏。龍慶忠對此想不通，就人前人後發了一通牢騷。反右運動中，他們單位「右派」湊不夠數，給了他一個名額。來夾邊溝之前，他不敢告訴母親，第一次對母親說了謊，說是出差下鄉，可能時間較長，請她放心別急。臨走前收到母親一個郵包，裏面就是那件使他在農場大出其名的藍皮襖。他自然將這件藍皮襖看作命根子一樣。

　　在龍慶忠眼中，這件藍皮襖決非一件普通的衣服，而是母愛的象徵，甚至就是母親的化身，所以，他絕不允許藍皮襖上有一道折痕，沾一絲塵埃。蘊積在藍皮襖裏的深厚母愛，是龍慶忠在夾邊溝農場支撐下去的精神支柱。

　　在納粹集中營裏，猶太人弗蘭克也曾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一次，在昏暗的晨曦中，弗蘭克和難友們沿著崎嶇不平的道路蹣跚而行。看守們不時吆喝著，並以步槍槍托驅趕著他們。一路上，大家沈默無語，情緒低落。這時，弗蘭克旁邊的一位難友用衣領掩著嘴偷偷對弗蘭克說：「我們的太太這時候要是看到我們，不知會怎樣？我倒希望她們全都呆在營裏，看不到我們這副狼狽相。」14

　　這句話使弗蘭克想到自己的妻子，想到妻子對自己的愛，心裏感到巨大的慰藉。此後，兩人雖同樣默不作聲、相互攙扶著往前走，但兩人都知道，兩人正在思念著各自的妻子。偶爾，弗蘭克仰視天空，他從透出晨光的雲層中竟然看到了妻子姣好的容貌，切十分真切地聽到妻子的聲音。那一瞬間，弗蘭克首次領悟出一個真理：愛，是人類一切渴望的終極，並由此懂得了一個奧秘：「人類的救贖，是經由愛而成於愛。」

　　想念妻子使身處集中營裏的弗蘭克感受到巨大的喜悅，他由此認識到：一個孓然一身，別無餘物的人只要沈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維裏，仍可享受到無上的喜悅──即使只是倏忽的一瞬間。

　　由此，我們也可得出結論，龍慶忠雖在夾邊溝農場遭受非人的折磨，但他珍惜的那件藍皮襖會讓他常常沈醉在想念親人的思維裏，他也因此「享受到無上的喜悅」。

　　在夾邊溝農場，體力活的繁重自不待言，精神上的孤獨也讓人不堪忍受。犯人和看守不可能有正常的交流，犯人之間也因為相互猜疑、防備而十分隔膜。繁重的勞動使人的身體吃不消，而巨大的孤獨則會讓人的精神受不了。不過，我認為，有藍皮襖在身上，龍慶忠是不會孤獨的。要想理解這一點，還是讓我們先聽一下弗蘭克為我們講的一個真實的故事15：

　　她的事跡十分簡單，簡單得不足一道；讀者聽了，也許會以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卻覺得這仿佛如一首詩。

　　這位女郎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然而當我同她說話，她卻顯得開朗而健談。她說：「我很慶倖命運給了我這麼沈重的打擊。過去，我養尊處優慣了，從來不把精神上的成就當一回事。」她指向土屋的窗外，又說：「那棵樹，是我孤獨時唯一的朋友。」從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樹的一根枝椏，枝椏上綻著兩朵花。「我經常對這棵樹說話。」我一聽，嚇了一跳，不太確定她話中的含義。她神智不清了嗎？她偶然會有幻覺嗎？我急忙問她那棵樹有沒有答腔。──「有的。」──答些甚麼呢？──「它對我說，『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如同這位女郎把一棵樹當作孤獨時唯一的朋友一樣，龍慶忠肯定把那件藍皮襖當作唯一親近的人，可以想象，龍慶忠和藍皮襖之間有過無數次溫暖而熱烈的傾心長談，而每次長談，都給了龍慶忠活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在歐．亨利的《最後一片樹葉》中，那個患病少女把自己的生命寄託在窗外常春藤樹葉上，認為最後一片樹葉凋零，自己的生命也會隨風而逝，而藍皮襖，則是龍慶忠生命之樹上最後一片葉子。這片樹葉鮮嫩碧綠，這棵樹就生機勃勃；這片樹葉凋謝了，這棵樹也就枯死了。龍慶忠像愛惜生命一樣愛惜這件藍皮襖，其原因在此。

三　郭永懷：「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

　　在夾邊溝農場的看守眼中，郭永懷應該是最好的犯人。此人到過朝鮮，打過仗，負過傷，背上留著疤痕，如同英雄勳章。

　　「清晨哨子一響，他總是第一個起身，動作迅速利落。我們穿好衣服去打飯時，他已等在那裏了。在工地上也是。每次休息時間一過，他總是剛聽到哨子就從地上彈起來，你還沒拍完屁股上的土，他已經拿著杠子，提著繩子，在那裏等你去同他抬筐了。需要泡堿水的時候，他在裏面泡得最久，泡得腳上密密麻麻的裂口比誰都多都深。需要下冰水的時候，他總是第一個脫掉鞋襪下去，弄得大家不得不緊緊跟上。凡此種種，都無不招人厭，招人恨。」16

　　農場裏生存環境十分惡劣，犯人幹的都是強體力活，郭永懷如此積極，如此奮不顧身，無異於找死，而他這樣不要命地幹，也會把其他犯人活活拖死。

　　為了整治他，晚上開會時，大家眾口一詞，都說他「假積極」，說他有管教幹部在場就出力氣管教幹部一走就磨洋工。郭永懷靜靜聽著，一言不發。「隊長叫他表態時，他就說他不是那樣。但既說不出道理也提不出證據，只能引來滔滔不絕的反駁和義正詞嚴的新的指控。他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但好像也不太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樣下死力幹活，不管你怎樣整治他他都接受挑戰，一不告饒二不放癱。……就像你踩一塊頑硬的小石頭，怎麼踩也踩不碎它，也就不踩了。」17

　　在夾邊溝農場，犯人們又餓又累又睡眠不足，人人力求自保，郭永懷的這種表現實在不可思議，另外，他的死命幹活也不是為了討好看守，完全自覺自願，這就更令人費解了。一次，高爾泰和他搭夥抬土，倒了土後，郭永懷拿著杠子飛奔回去，高爾泰則拿著筐子慢慢走。郭永懷不滿高爾泰的偷懶，終於找了機會對高爾泰說了一番肺腑之言18：

　　一天，他忍不住了。同我一道慢慢走，說：老高，我們到這裏來，可不是來玩的呀。我知道他要說甚麼，連忙說，我的身體不能同你比呀。他說，我的身體咋能同你比呀，我同誰都不能比，我從小沒爹沒娘，光著屁股給人家放牛，天天吃的是糠，是菜，吃糠吃菜長大的，咋能同吃飯長大的比呀！

　　我回答說，所以你也要保重點兒。他說，現在幹就是保重，這也同打仗一樣，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我打過仗，這樣的事見了不知道有多少。

　　原來，郭永懷如此拼命幹活，是出於兩個荒唐的念頭：「幹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郭永懷怕死，無可厚非；但他有這樣的念頭，則荒唐透頂，愚昧到家。因為有如此不可思議的荒誕念頭，郭永懷才把外在的強制性的苦役變成了內心的自覺追求。如果所有的犯人都像郭永懷這樣想，這樣做，最高興的當然是看守了。

　　魯迅曾說，專制的統治者倘想統治他的臣民，最好的辦法是「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注射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覺神經「完全的麻痹」，不能思想，但保留運動神經的功能，還能幹活，也就是「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19

　　從郭永懷身上，我們可看出，這種「奇妙的藥品」，就是一些愚昧的念頭如「幹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之類；向人們注射這種「奇妙的藥品」就是讓人們失去思考的能力或者乾脆沒有思考的習慣。郭永懷是一個典型的愚民，他以自覺自願的方式為夾邊溝農場獻出最後一絲力氣（因勞累過度，他很快就死了），同時，他也為看守們推廣愚民政策提供了一個活標本。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統治者挖空心思推行愚民政策，郭永懷這樣失去思考能力的「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恐怕不在少數。統治者這樣做，當然有其險惡的用心，如果人人都像郭永懷這樣聽話，這樣把外在殘酷的壓制變成內心的自覺追求，那麼「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禦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20

　　一個未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一過的，一個失去了思考能力的人如郭永懷，更是可憐的，當然也有一點可恨──他是愚民政策的犧牲品，但也因為主動臣服專制暴力的淫威而成為一個潛在的無意的幫兇──在夾邊溝農場，他累死了自己，也拖垮了別人。他之所以「招人厭，招人恨」，其道理在此。

　　因為愚昧，郭永懷把歪理（「幹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當作了真理，於是，他越怕死就越拼命幹，而越拼命幹，當然就死得越快。愚昧讓他陷入怪圈難以自拔，愚昧讓他無意間成了一個乖順的奴才。愚昧讓他徹底失去反抗心理，如同被閹割的人徹底失去性欲一樣。

註釋
1	引自高爾泰：《尋找家園》（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頁118。
2	同註1，頁119。
3	同註1，頁119。
4	引自弗蘭克：《活出意義來》（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69。
5	同註4，頁70。
6	同註1，頁122。
7	同註4，頁70。
8	引自《書屋》2004第六期第77頁。
9	同註4，頁77。
10	同註1，頁122。
11	同註4，頁51。
12	同註1，頁125。
13	同註1，頁136。
14	同註4，頁38。
15	同註4，頁72。
16	同註1，頁142。
17	同註1，頁143。
18	同註1，頁143。
19	引自錢理群：《與魯迅相遇》（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215。
20	引自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06。

魏邦良　皖馬鞍山市安徽工業大學東校區文法學院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四期　2005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