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五年一月號 總第
34 期
|
2005年1月31日
|
|
國族的世界想象：2008奧運申辦的媒介研究 |
|||||||||||||||||||||||||||||||||||||||||||||||||||||||
|
2001年7月13日，隨著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平穩的語調宣布「北京」二字之時，中國民眾陷入到了歡樂的海洋之中，因為這意味著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2008年在中國舉辦。之後的2003年8月3日晚，在北京天壇祈年殿前，北京奧組委舉行隆重的會徽發布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與第二十九屆奧運會協調委員會主席維爾布魯根一起，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會徽「中國印•舞動的北京」揭幕，第二十九屆奧運會會徽終於揭開了她的神秘面紗，中國印與奧林匹克運動會走在了一起。 起源於古希臘、在近代由法國人顧拜旦重新復興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作為世界性綜合運動會，由於中國成功的申辦，在還未真正踏上中國的土地之時，奧運聖火由於中國媒體的廣泛參與已經遍布了中國的每個角落和心靈。無論是黨報還是都市報，中央電視台還是地方電視台，廣播還是最新興的網絡無時無刻不在極力地關注著國內國外的有關奧運新聞，掀起一輪又一輪的奧運報道浪潮，中國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被極力地渲染成了令人振奮的「歷史盛典」（historic celebration）。有關奧運的報道不僅是有關體育組織、場館建設、決策人物、運動員動向等的資訊傳遞和交流，更重要的是，這些報道使一個體育運動會成為了一個展現當下意識形態的天然「擬劇場」，它們共同編織成為一個包括與其他資訊報道形成互文的話語體系，背後展示了中國和世界的想象性關係，將國族想象發揮到了極致。本文將選取其中的奧運會的相關媒介報道如張藝謀的申奧片、宣傳片、《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做一分析。雖然文本分析重點在於敘事、修辭、結構的分析，其作用不能取代其他層面的分析包括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但是文本分析並非一定陷入形式主義的窠臼，而是與具體的歷史現實問題息息相關，更何況與大眾傳媒相關的文本本身參與形塑了歷史和人們的意識認同，對文本的解讀必須在呈現歷史的脈絡和歷史的話語構造（discourse formation）中完成。因此，本文力圖從文化研究、話語分析的媒介研究角度理解和闡釋該事件，以此展現中國當前的話語構造和實踐機制，從而明瞭中國當下走向世界的途徑。 一 奧運會申辦報道與媒介事件（media events） 奧運會的申辦對於中國而言，首先以一種飽含玫瑰色的夢想激蕩在人們的心目中的。《人民日報》在最重要的版面連續報道了北京申奧勝利的消息，並專門配發了申奧成功的號外版。其中，有關奧運會的新聞報道的比例佔到了一半以上。中國媒體對申辦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提前預告、決定誰成為主辦城市前的競爭跟蹤報道、現場哪個城市獲得主辦權的報道在立體式的新聞網絡空間中蔓延到各個角落。對媒介報道慣常的干擾成為常事，各種媒介對申辦奧運會全面覆蓋性報道，打亂了各種媒體的正常播出、播放和紙介媒體版面的正常出版。在中國申奧事件中，對申辦奧運會的報道具有壟斷性──所有的頻道、版面都把平時計劃好的節目撤掉至少是調整一下，以滿足申辦奧運會這個事件的全程報道。在極力張揚即將發生第二十九屆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權花落誰家時的重要性方面，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等媒體已經達到難以自拔的程度。 就以中央電視台而言，為了直播申奧過程，中央電視台專門向莫斯科派出了規模龐大的四十七人的前方報道組，通過莫斯科三個直播點：莫斯科主會場國際貿易中心，河對岸的烏克蘭飯店的遊船碼頭和大會新聞中心的演播室，現場直播了國際奧會投票選出2008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的全過程。中央電視台於2001年7月13日推出了《新奧運》特別節目，CCTV第五套體育頻道圍繞「奧運會」播出了從中午十二點至第二天凌晨一點四十分總計時達十四個小時的節目；第一套節目、第四套節目、第九套節目則從當晚二十一時起與第五套並機持續撥出到第二天凌晨二點。節目總體大致分為兩個段落。晚上十點十分投票結果揭曉之前為第一段落，包括對申辦各國陳述的全程直播、演播室訪談和知識性專題節目。第二段落則是北京獲勝後的歡慶報道。在中央電視台十四個小時的特別節目《新奧運》中，晚上十點至節目結束不到四小時的時間裏，迅急插播了一檔反映全國各地歡慶的新聞：照亮夜空的禮花，排山倒海的歡呼，萬眾歡騰，激情宣泄。隨後跟進播出的幾檔反應新聞覆蓋了全國所有省份，中央電視台十三個駐外記者站都快速發回了全球華人共慶申奧成功的報道。接著的第二天，中央電視台的幾個知名欄目都相應推出了相關的節目。「東方時空」7月14日早晨推出三十三分鐘申奧特別節目〈大喜的日子──新北京迎來新奧運〉，展現了1993年來的八年時間北京城市的變化和發展以及申奧人士（包括何振梁、鄧亞萍）、普通市民的申奧歷程和體驗。隨後幾天的專題報道幾乎全部圍繞著該事件。7月14至15日，央視「新聞聯播」都延長時間，以便對奧運會的歷史事件作全景展示。同時各檔滾動新聞由原來五分鐘延長至十分鐘，隨時補充、插播、鏈結申奧勝利的最新動態內容。在奧運會會徽的揭幕儀式上，上面這一套運作過程又被非常類似地運用，並且在直播史上還首次動用了先進的「移動直播室」技術。該揭幕儀式在CCTV第五套、第四套、第九套、央視國際網站那裏的直播長達兩個小時，包括沿長安街的護送徽寶至祈年殿的直播以及祈年殿會徽揭幕過程。 作為新中國「第五代導演」代表人物張藝謀在申奧中也竭盡全力。其成果最搶眼的莫過於他所導演的申奧片和奧運會徽發布會（包括一部六分鐘的奧運會宣傳片）。2000年4月29日，張藝謀出任北京申奧電視宣傳片總導演。張藝謀以其一貫堅持的帶有「中國性（Chineseness）」的絢麗色彩、奢華手法給了我們更為直接的奧運會的視覺形象。張藝謀的五分鐘申奧片將北京紫禁城的兩扇具有歷史沈重感的大門嘎然敞開，將北京置換為一個高樓大廈聳立、立交橋盤繞交錯、玻璃窗明淨透亮、年輕、熱情具有運動活力的人群居住的現代空間。在張藝謀的奧運會徽發布儀式中，張「想通過祈年殿這個中心舞台，強調「五環」，利用體育運動來表達出那種奧林匹克精神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感覺，這次我們首次動用了『高空索道』，第一次使用高機位，進行全新的轉播，肯定一種用意，就是要代表著古老的中國走向世界，闡述2008年奧運會的會徽理念。再者，中國的觀眾都是看『晚會』過來的，他們看晚會的水平很高，我們就是要通過這種運動形式的演出，得到觀眾的肯定」1。 我們可以看到，奧運會的申辦、會徽的發布以及圍繞奧運會的新聞報道、文藝活動、群眾狂歡等都是在奧運會的媒體空間中得到傳播和敘述。媒體將受眾聚集到一起，明顯不止是為了簡單的傳遞資訊信號，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組織動員。這個時候，媒體共同構成了一種龐大的「景象世界」，使奧運會成為一種「媒介事件」。在居伊．德波（Guy Debord）看來，「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中，生活本身展示為許多景象（spectacles）的高度聚積。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像」，「景象同時作為全社會，或是社會的一部分，抑或統一的手段來展現自身。確切地說，作為社會一部分時，景象尤其是一個集中了所有注視與意識的領域」，2景象主導了社會生活的模式。對奧運會的整個報道過程來看，媒體以一連串富有年輕、快樂，充滿夢想、希望的語言畫面勾勒出了「中國走向世界」的景象，構築了2008年奧運會的口號所號稱的新北京、新奧運與「體育新世界」，從根本上而言，造就了「媒介事件」。 達揚（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在《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指出，媒體事件以典型的現場直播方式，喚起人們廣泛而同期的注意，並以區別於其他的新的敘事方式構造出慶典儀式。「這些事件為電視機架起了一道光環，改變了人們的收看經驗」，「我們可以稱這些事件為『電視儀式』或『節日電視』，甚至『文化表演』」。3這種觀念延續了迪爾凱姆以來的社會整合的思想，認為媒體事件的具有強烈的社會功能，「這些事件以集體的心聲凝聚著社會，喚起人們對社會及其合法權威的忠誠」4。在達揚和卡茨看來，現代媒介構造了現代社會的慶典儀式，現代社會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由現代媒介所構造，從根本上而言，屬於「媒介事件」。媒介事件的性格是霸權的（hegemonic）、自稱歷史的（proclaimed historic），大多數媒介事件由政府、政黨、大媒體等建制集團（establishment）操控支配，由此定義甚麼是歷史、甚麼具有重大影響力。奧運會的申辦在現代傳媒的作用下真正的意義在於它是「媒介事件」，是一種儀式性的政治，在文化呈現出多元化，在電影、電視、廣播等媒介的欄目或節目被不同的受眾群體所選擇、分割，大眾傳播趨向「小眾傳播」的情況下，卻仍然具有根基深厚的歷史關照，媒介事件始終表現出它對空間、時間以及對一國、數國乃至全世界的「征服」。 二 新北京空間：世界化的國族想象 中國奧運會的申辦在媒介的渲染下，空間和時間被開創性的建構了出來。如上面闡釋的那樣，這首先在於奧運會進入中國的意義在於它是「媒介事件」。在奧運會的相關報道之中，不僅僅甚至可以說不完全是一種技術資訊的傳遞和認知，更為重要的是，各種媒體的報道在未被明示的意識形態框架下不約而同的進行著頗為一致的表達和描述，這個過程並不是被動的，而是經過了積極的建構，成為了如同阿爾都塞所言的整個社會大眾事件的腳本和再生產的社會工程5，而這種建構創造了宏大的空間和時間。 「新北京」的表述表明了一個新北京空間的到來和展開。北京城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空間。北京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代表了權力的中心，而作為一個大國的古都，北京從來就在中國歷史、文化上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在北京，除了一般意義的看得見的城市特徵如：林立的摩天大廈、繁忙的交通運輸、發達的資訊科技、炫目的商業產品之外，這座意義豐富的城市在與奧運會激情對撞之後，媒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城市想象的空間，塑造了一個看不見的城市，而這正是從深層決定我們並且必須真正面對的空間。 （一）中華世紀壇。是為了迎接性質為西方紀年的新千年而興建的，位於玉淵潭公園的南面，東邊為軍事博物館，西邊為中央電視台。在世紀壇南端入口處的中華世紀壇碑石正面鐫刻的是江澤民總書記手書的「中華世紀壇」五個大字，碑石背面是中華世紀壇銘文。還有總長約270米的青銅甬道，上面鐫刻了從有人類出現到西元2000年的時間紀年。這裏是申奧成功後，中國傳媒表達的第一個空間。在申奧勝利之後，中央電視台的現場直播就立即切換到了中華世紀壇，那裏主持人周濤等站在燈光璀璨、煙花燦爛的高台之上，興奮地宣布中國節日的到來。當晚，江澤民等党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北京世紀壇的慶祝盛典，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了領導人與民同歡的盛大場面。隨後，江澤民等領導人又前往天安門廣場與現場幾萬民眾共同聯歡，中央電視台及時播發了該報道。《人民日報》相應的描述到，「經過長久的期盼，北京周口店追尋文明的燧火將與奧林匹克的聖火匯合；濃縮千年滄桑的中華世紀壇，再次留載了中華民族史上光輝一頁。……今夜屬於北京，今夜屬於中國。」6在媒介的作用下，由中國領導人直接出面引領的盛大慶典，使中華世紀壇將中國與西方文明、中華民族史、整個北京的城市空間的想象融彙在了一處。 （二）長安街。號稱「神州第一街」的長安街最具北京代表性的建築和標誌，除了最具傳統色彩的天安門、中南海新華門、京通運河等，中央電視台、北京飯店、貴賓樓飯店等體現現代化的建築也比目皆是。這裏既是人們遊玩的好去處，也是國家慶典遊行閱兵場所。在2003年8月3日晚，這條富含意味的十里長街成為護送徽寶至天壇祈年殿的專線。19點50分，一輛流光溢彩的雙層直播車──徽寶運送車從世紀壇出發。世紀壇距離天壇15.4公里。當晚的長安街燈火璀璨、華彩四溢，隨著護送徽寶的敞篷車為主體的「移動直播室」的前行，長安街兩側的建築、環境、歡呼的人群一一進入到攝像機的鏡頭之中。主持人周濤、朱軍也每經過一個地方，特別是經過現代化的建築如北京商業中心西單文化廣場、平面立體交通路口西單路口等之前，也會極力的推介一番。雖然這條古老的長街自明以來就留有皇城禁區的歷史血統，但是經過建國後屢次的改造，長安街在燈火的照耀以及現代建築的映襯下，似乎更強調了中國迎接奧運的現代性準備。嘉賓余秋雨作為一名被邀請的文化學者感慨道：「（我們）一路將現代交付給祖先，這一次將現代交付給世界」。在攝像機的鏡頭下，以CBD和所謂「新三大建築」──新國家大劇院、新奧運主會場和新中央電視台為標誌的「全球都市」的象徵已經出現。「有三千餘年建城史的北京，經過改革開放的洗禮，將以嶄新的、多姿多彩的面貌進入新世紀，她將以飽滿的熱情歡迎全世界的體育健兒和各界朋友，共同參與奧運盛會」7。 （三）天壇祈年殿。天壇祈年殿這座中國最大的壇廟建築，三重簷建築鋪有深藍色的琉璃瓦，層層縮小，呈放射形，頂上冠以巨大的鎏金寶頂。在這個有三層圓形的高大的石台基上，在明清以來一直都進行著帝王的祭天祈穀的神性儀式。交付奧運會會徽的地方也正是在天壇祈年殿。2003年8月3日，潔白的台基、深藍色的殿頂、柱子、彩畫、鎏金寶頂一同構造出富含儀式象徵意義的空間。在張藝謀導演的舞台上，將「中國印」這個會徽交付給國際奧會的官員手中，正好是中國人的託付和祈禱的過程儀式。《燈禮》作為第一幕文藝表演，規模宏大的古代宮燈以幽暗的色調以及鋪設的場景增強了儀式的神秘性。其間，高潮莫過於中國印的交付。在媒介的注視下，吳邦國和維爾布魯根打開紫檀盒，取出一方由和田玉精雕而成、晶瑩剔透的中國「印章」──「北京奧運會會徽徽寶」，飽蘸紅色印泥，和著中國人的靈與血8，在中國宣紙上鄭重地蓋下印記。《中國青年報》認為，「中國印──這是十三億中國人民向全世界的承諾。蓋下這印記，就意味著用我們中國最莊重、最神聖的禮儀，再次向全世界莊嚴承諾」9。最後，由演員演出的運動員、兒童、老人、自行車隊伍等的龐大陣容在《東方的腳步》、《四海的歡騰》、《古都的脈動》、《北京的激情》等演出章節中悉數登場，配合天壇神廟的空間交織出狂歡的景象。正是在這個祭壇，配合最現代的聲、光、電的媒介作用下，將裝扮怪異的紅衣人、掉了車鏈的自行車運動員、白髮蒼蒼步履蹣跚的老年夫婦、天真爛漫的兒童等都送上了前往遙遠時空的急行道路之上。 很明顯，中華世紀壇作為迎接千禧年的現代標誌，天壇祈年殿作為古老的祈神場所，由充滿光電的長安街接連了起來。中國媒介構造了包含中華世紀壇、長安街、天壇祈年殿為代表的立體空間，我們內置在圍繞著奧運會慶典的空間之中。這個立體性的空間就是表徵了面向現代的「中國」國族整體，各種報道緊緊圍繞著「中華」、「民族」、「血脈」等進行。北京這個具有首都血統的地方作為一個整體統一的「中國」──包括了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以及港澳台、海外僑胞的文化和物質載體凸現了出來。在那裏，內中具有矛盾的五十六個民族、港澳台及其海外僑胞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媒介一再宣傳申奧成功是民族主義的勝利，象徵中國共產黨為首的中國擊敗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申奧的層層阻撓，狠狠地打擊了歐美列強囂張的氣焰，也標誌中華民族大一統是很有前途和光輝希望的（台灣香港澳門對祖國申辦奧運會的支援可以體現出來）。這種化約和本質化的敘述，顯然忘卻了台港澳與大陸的意識形態、生活制度的對立，更忽略了台灣與大陸分裂的現實。同時，北京紫禁城以城門10最具代表性，巨大沈重、布滿鐵釘的城門一直以來隔絕著皇室與平民、中國與世界的交流和溝通，起到了嚴密的封閉作用。在張藝謀片子的開頭，它被屢屢的開啟著。一方面，它向世界敞開；另一方面，它為了世界而敞開。中國的國族想象被有機地置於國家/世界兩者所支撐起的空間之中，即使兩者之內和之間有著許多的矛盾與悖論。北京既是個人的故事，又是集體的神話。波倫鮑姆（Judy Polumbaum）認為，「奧運會是個集中的舞台，通過先進的電子科技，讓不同地區和國家交流人力、物力、資源、形象和資訊。在地方的意義上，北京從上海搶回優勢；在國家的意義上，中國增強了自我認知，提高它投射到世界的身份；在國際的意義上，則象徵了中國在全球權力關係中往上爬」11。一個「新新中國」的時代業已到來，新的民族想象正在形成，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12。 三 再次印證：一份自我催逼的新奧運時間表 在各類媒體的報道中，奧運會有關的設施建設的篇幅佔據著很大的比重。北京古城的搶救性保護、對北京大型儲煤場等的環境治理、交通建設、其他建設始終是媒體訴諸的焦點。各類場館的進度報道一應俱全。其中，「水立方」之稱的國家游泳中心以及「鳥巢」之稱的國家體育場成為其中關注重點。在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的官方網站上，奧運會會館的建設被專門單獨列出。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星羅棋布而風格獨特的體育場館，將成為新世紀北京建設國際大都市的嶄新風景」13。 國家體育場「鳥巢」方案主要由2001年普利茨克獎獲得者瑞士建築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中國的媒體對此基本一致叫好14。媒體上在展示其華麗的模型和動畫造型之後，認為該建築是除了現代的可靠技術成就的結果，還是一項體現中國文化的展示載體。這個巨型體育場的外觀如同樹枝織成的鳥巢，其灰色礦質般的鋼網以透明的膜材料覆蓋，其中包含著一個土紅色的碗狀體育場看台，恰似北京故宮青灰色的城牆內矗立著紅牆壘築的宏大宮殿，飽含東方式的含蓄美。德梅隆在媒體上宣稱，國家體育場是「其他中國建築上的東西，比如菱花隔斷、有著冰花紋的中國瓷器。它又像是一個容器，包容著巨大的人群，這些都是中國的文化」，「外部廣場我們以中國的十二生肖為標誌作出十二個分區，這樣觀眾就可以拿著標有「龍」或者「虎」的票，尋找自己的入口」15，這裏必將誕生最好的運動成績。這種建築外包裝為國外設計師設計、現代的玻璃、鋼筋構造，裏面包含了一種屬於中國的文化形式，極為重要的再現了上述的中國／世界的二元空間。但是這種寓言性的建築象徵更多的卻是表現了中國和世界的雙重想象，鳥巢外面的蓋子是真正的訴求物件，這極其認真地宣告了自己的時間表──走向現代世界。 不僅如此，這種建設顯得過於著急，具有追趕工期的意味，〈國家體育場工程基礎樁5月10日前完成〉、〈青島奧帆賽基地工程建設進展順利〉、〈2004年：北京奧運場館建設整體進入開工建設高潮〉16等向我們見證了感受。這樣的建設及其速度顯示了人們在時間上的緊迫感，中國走向世界、對現代性的追求時不我待，只能快馬加鞭。這種著急著急得有些幽默，很多場館在沒有徵求奧會專家意見之前就匆匆上馬，有一個場地在施工完成後才發現跑道的方向完全錯誤，不得不拆掉重來（奧會執委丹尼斯·奧斯瓦爾德視察北京時提到的問題）。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以不計，但這種行動和決心是非常必要的。 在與雅典的對照中，北京取得了優勢。「在雅典得到本屆奧運會主辦權後成立的組委會中，居然沒有一名成員來自之前的申辦委員會！組委會成員對於之前的工作一無所知，所有的工作都要從頭開始。於是我們看到，在一年之後，組委會的工作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現在，離奧運開幕只有短短的四個月時間，奧運場館還有一半沒有竣工！」，不可思議的是，雅典經常停電。在北京，離北京奧運會還有四年，已經有場館接近竣工，讓北京辦今年的奧運會恐怕都來得及。其實，同北京一樣，雅典作為歷史古城，遺跡眾多，奧運場館的建設因為要破壞或遷移一些古跡，多次遭到了市政府官員和遺產保護部門的反對。況且，時間的延遲，並不等於工作不能在最後一刻圓滿完成。而這種情況卻成了北京沾沾自喜的由頭，大國對小國的驕傲、向現代性社會的發展速度的自豪溢於言表──「雅典 太慢了！北京 太快了！」17。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由中國／世界架構起的空間應被置於時間的主軸上加以考慮，中國的前行之輪被緊緊的束縛在設定好的時間之鏈上。關於奧運會的時間敘事被相應的置於一個更龐大、宏觀的歷史敘事之中。從過去的歷史來看，本次申奧成功是對歷史恥辱的洗刷。93年，這個與雨果名著同名的年份，在中國媒體那裏有著許多的傷痕記憶。1993年，經歷了80年代末的創傷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北京代表中國提出了舉辦2000年奧運會的申請，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提出申辦奧運會，這是對世界的一聲呼喚。由於媒體的大力宣傳，中國每一個國民基本認為申辦此屆奧運會十拿九穩，但在前兩輪投票大勝之後，走到蒙特卡洛的最後一刻，這個世界大家庭的盛會以兩票的差距戲劇性的與我們擦肩而過。之後，中國媒體在指責美國干涉人權，粗暴踐踏奧林匹克原則的同時，《人民日報》在1993年9月24日頭版發表社論〈堅定不移地走向世界〉，用奧林匹克精髓「參與比取勝更重要」來慰藉自己的創傷，並重新將焦點放回到國內，指出「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志氣，首先把國內的事情辦好」。 當中國經歷了八年漫長等待才迎來勝利之後，幾乎所有媒體的評論定下了相當一致的調子，此前的沮喪、失望和痛苦一掃而空。這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願望的實現18。「正是他的堅定不移地實現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向世界的雄韜偉略，引領中國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經濟騰飛和民族振興」。1993年之後八年時間，對於中國來說，所有的一切成就和壯舉都是國人在領袖的激勵下以及對奧運情結的期待而創造的。《人民日報》的為北京喝彩〉中一連用了無數個「八年」字樣表達了這種情感，八年的環城快速路、立交橋、高速公路、交通基礎建設、以及移動電話、家用電腦、人均住房、環境綠化、國民生產總值，直至到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特大洪水的度過，歷數了中國為了奧運所做的事情。這八年都是為了奧運所準備的八年。比八年更具縱深的時間同時也被設定，八年引申出更為宏大的敘事。早在現代奧運會誕生時，中國就與她發生了聯繫。奧運會就像一位歷史的見證人，目睹了一百多年來中國所發生的驚人巨變。通過奧運會，中國近代的屈辱史、現代中國的成功史歷歷在目。從「東亞病夫」的頭銜，到奧運會在中國的冷遇──「當現代奧運會的第一份請貼送至清朝政府手中時，昏庸的清朝大臣竟不知是何物而束之高閣」19，直至1932年劉長春「單刀赴會」洛杉磯，被譏笑為「小中國人」，以及後來的解放前的奧運歷史都在媒體的渲染下慘不忍睹。自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是1984年後，媒體普遍認為，國家的巨變和社會的進步為體育不斷注入發展的活力，而中國參加近五屆奧運會的成績，正是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強盛的反映。「無法突破奧運金牌『零』的記錄；今天，躍入世界三強。過去，政府不知奧運為何物；現在，北京第二次申辦奧運就取得成功。奧運會，見證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東方巨人的迅速崛起，見證了中國從貧窮落後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驚人巨變」20。 這種宏大的敘事方式無疑涵蓋了對「現代」時間的共同理解和構造。大世紀、千禧年、現代性是媒體報道的意指方向，單向線性式的社會進化論思維模式就是其實質所在。這不僅包含了對時間的記憶，更包含了對時間的矯正。奧運會的報道既是一出關於追求奧運、世界的分時段話劇，更是一件力圖將奧運會的成功申辦轉喻為新中國縮影的宣傳品。正因為此，各個媒體的宣傳上，「更高、更快、更強」成為了最頻繁的宣傳語。在走進大世紀、迎接千禧年、追求現代性的時間之路上，經濟、政治、運動、身體等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依從於這種敘事。 四 正在進行中的新奧運神話 在現代社會中，體育運動與大眾傳媒從來就有著割捨不開的密切關係，奧運會作為現代體育的最高級別會事，與大眾傳媒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媒介事件」。奧運會製造的不僅僅是表面浮現的財富，而是這一巨大的產業同時也一刻不停地依賴上述的空間時間框架建構著一系列極其誘人的意識形態，通過「體育」實現對「中國人」的想象和規訓。通過北京奧申委和媒介之間的合作，整個申奧事件的表現帶著儀式性的崇敬，所用語氣表達出神聖和敬畏。在申奧過程中塑造了一個個英雄人物──許海峰、李寧、郎平、李小雙、鄧亞萍、王軍霞……一個個優秀運動員前赴後繼，頑強拼搏，贏得世界性的榮譽，他們代表了新一代的中國人。 這樣塑造出來的「中國人」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國人有許多的不同。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是指由中國幾千年文明史演化而成的，以個體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體育文化，崇尚自然平和的體育精神。西方體育文化是指源於古希臘、羅馬的西歐文化，它是經過文藝復興和產業革命，在工業生產、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以競技運動專案競賽為特徵的一種體育文化。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段時間裏，競技體育長期以來也不受重視，倒是大力提倡整齊劃一的廣播體操，這與計劃經濟模式下的整個意識形態有關，視競技體育如拳擊、足球等為野蠻的個人主義的東西，整齊劃一的廣播體操不僅成為最普及的群眾健身運動，而且也成為集體主義的象徵。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接納世界，並渴望與世界擁抱，體育上的奧運戰略就是這種開放心態的體現，競技體育也相應的得以解凍並提倡，奧運冠軍因為『為國爭光』而獲得高額獎金，在很多場合受到民族英雄般的禮遇，甚至成了每年一度在中國收視最高的春節聯歡晚會中的重頭戲。21 因此，一方面，媒體對2008奧運會相關的報道映證了依然有效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體育，此時似乎成了表達民族主義情緒的『天然』媒體；另一方面，媒體也表達了對他者世界的狂熱訴求，凸現了資本和娛樂的狂歡。這種書寫實則呈現出了傳統文化／現代化、民族風格／世界想象之間的奇異結合。北京及其文化形象的傳統性、獨特性，一方面越來越傾向於一種文化懷舊式的認同書寫，這種北京形象帶有濃厚的國家和民族的想象，另一方面卻被作為民族文化批判的一部分。這種結合還蘊涵了一種線性的時間進化觀，使我們必須面向具有現代性意義的未來。媒體在這種意義上通過奧運會這種體育盛會塑造了「新北京 新奧運」的想象，以及對「中國人」形象的重新定位和自我認同。這成為中國和世界變化的一個象徵，中國將「新奧運」標誌性地提升為正在進行中的新意識形態。 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論而言，民族國家（nationhood）是以一個文化顯現的體系而存在，民族國家仰賴的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身份。想象的共同體是為了集體身份的建構，透過具體的文字和語言形成的敘事，傳達至散布的社群，再經過一定時日的累積和不斷的傳遞，便形成一種文化身份的認同。同時，民族國家本質上又是一種現代的想象模式，源於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過程中的一次深刻轉變22。這種現代民族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新意識形態的形式。中國申辦2008年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宣傳來看，民族主義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又引導著中國走向世界、接納世界。這個時候，中國呈現出了最為傳統古老的文明，同時又體現了最現代的景觀，就好像張藝謀的宣傳片那樣總是被明顯的分為兩段：古老和現代。中國既展示了自己和軀體，又被他者窺探；既對自己的文化抱以自豪的心態，同時又極力渴望超越；中國人在國族意識的包圍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時又在商業資本支配的欲望下進行著狂歡。 但是，在部分的承認安德森的理論對中國的適用性後，這裏仍然有一些質疑。是否文化的合理性就能夠涵蓋所有行為行動的合理性？或者意識的合理性問題就能夠遮蔽、掩蓋其他問題？想象的共同體是否可以直接放置在中國新意識形態之下進行平行的挪用？旅法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時，按合理的思維應該是對國人諾貝爾情結的一次巨大滿足，但是事與願違的是國內充斥的多是對此的否定之聲，認為高行健不是純粹的中國人，不能代表中國，或者認為諾貝爾獎從來與政治脫不了關係，中國的諾貝爾情結可以休矣，很少有人從文學的角度評價作品，或者很少諾貝爾獎是針對個體作家的榮譽，而非整個國家。這種情況的出現在我看來也正是新意識形態使然的23。 對於奧運會，中國有著很好的開脫理由，因為奧運會對獲勝運動員的頒獎必須升國旗奏國歌，絕對不會有一個沒有國籍的運動員參賽。雖然台北也參賽，但必須在前面冠上「中國」的大名，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不肯。奧運會對於參與國來說，其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甚至軍事的象徵意義遠遠比體育運動本身要重要得多。我們國家多年來的奧運戰略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地得到資金、政策的大力支持，主要的原因也正在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升起在賽場上，雄壯的國歌響起，運動健兒流下了激動的熱淚」、「揚我國威，壯我中華志氣」之類的陳訴是當我國運動員奪冠拿金牌時的標準的解說詞。這樣，中國媒介把奧運會為代表的體育是描述成「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全國各個行業、各條戰線的同志們都要大力發揚振興中華、為國爭光的愛國主義精神；大力發揚頑強拼搏、爭創一流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勇於創新．力攀高峰，同心同德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把中國體育運動員在奧運會和各種國際和地區賽事上的行為上升到愛國、愛民族高度24。 兩相比較來看，新意識形態從本質上而言仍然是由國家掌控、充分突出現代民族性特徵的意識形態，新意識形態仍然是中國和其自身想象關係的再現。在此，李歐梵很敏銳地指出了中國現代性是未完成的現代性，其中功利性因素與民族主義互相糾纏,「在中國作家營造他們自己的現代想象的過程中，他們對西方異域風的熱烈擁抱倒把西方文化本身置換成了『他者』。在他們對現代性的探求中，這個置換過程是非常關鍵的，因為這種探求是基於他們作為中國人的對自身身份的充分信心；實際上，在他們看來，現代性就是為民族主義服務的」25。在這裏，「迷信將來」與對未來的短視、現代眼界與對舊物的執著又以複雜的方式糾結在一起，奧運會的到來成為了民族主義的一場盛宴，奧運會成為民族主義想象下的奧運會，內在的精髓精神（即使有「人文奧運」的口號）依然沒有得到真正發掘。中國的奧運會情結最終只是中國的世界強國夢想的一種替代性實現的神話。 在古希臘舉辦的奧運會，其基本政治結構為城邦，當時民族國家的模式尚未出現。作為城邦舉辦的奧運會與現代深受民族國家以及商業資本衝擊的奧運會有著非常不同的實質內容。城邦奧運會從本質上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文奧運，它教導人們去認識人自身，特別是對人的「身體美」的崇敬和信仰，它超脫了世俗的事務和紛爭，表現了人類在精神上的追求和超越。有了這樣的崇高理想，一旦奧運會舉行，希臘各個城邦之間的戰爭必須立即停止，以便使運動員專心致志的發揚公平競爭的精神，這一點才是真正的奧林匹克精神。以此觀之，奧運會是否必須與國家緊密相連？北京作為首都是否是天經地義的舉辦城市26？新意識形態下的奧運會到底能夠承載多少奧林匹克的精神呢？
|
|||||||||||||||||||||||||||||||||||||||||||||||||||||||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四期 2005年1月31日
|
|||||||||||||||||||||||||||||||||||||||||||||||||||||||
|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四期（2005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