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電影先驅黎民偉──答周承人、李以莊

☉ 黎　錫

　　筆者是黎民偉之子，有幸接觸先父的遺物，當中記錄了大量中國早期 電影史的第一手資料，筆者加以整理並提供給學者。周承人先生、李以莊女士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82期發表〈黎民偉的若干經歷和評價──勘誤與質疑〉一文，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筆者不是學者，本文謹以一片保存歷史真實的赤子之心，初踏研究門檻之身份，撰文討論，以期拋磚引玉，並希諸君糾正。

一　對黎民偉的評價

　　1、周、李兩位質疑對黎氏的評價被「誤導」，提出有人「想盡辦法抬高黎民偉……誤導了許多學者」。他們質疑有人稱「黎民偉是中國電影之父」。筆者只是提供了黎氏的資料，從未如此稱呼先父。如果是責備其他學者「誤導」，就不應該了。

　　1905年任慶泰（字景豐）於北京拍攝京劇片段《定軍山》，比黎民偉於1913年拍《莊子試妻》更早；可是「國片之父」一說，實為1953年黎氏追悼會中由當時電影翹楚組成的治喪委員會所尊，成員包括：吳楚帆、關文清、朱石麟、李應生、卜萬蒼、馬徐維邦、金擎宇、朱旭華、鄭用之、謝益之、趙樹燊。他們多非影史研究者，但尊崇黎氏為「國片之父」，乃因黎氏身為革命先驅，一生對電影的無私奉獻及其「風」度、「人」格1。

　　香港電影資料館於2003年舉辦之一系列活動，皆稱黎氏為「中國電影先驅」，而非「中國電影之父」。

　　2、周、李認為黎民偉「在1914年後，直到1923年前，十年間忙於他事，沒有參與任何電影攝製」，從而推論黎民偉「到上海時，對中國電影事業來說，只可以說是一位後來的參與者，並非中國電影最早開拓者」。

　　在上述時期，黎氏積極為拍攝電影籌組資金、購買器材、買書自學。1921年他拍攝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2。在《勳業千秋》旁白中也講到：從民國十年至十七年（1921-28），隨孫中山先生拍攝。歷經廣東至直隸（河北）八省，拍攝北伐戰爭。他親攜笨重的攝影機上前線，翻山越嶺去做這件危險的工作，完全是義務的3。孫中山先生親頒「大元帥令」命將士支持拍攝，後又送贈「天下為公」墨寶以資表彰。他拍下珍貴的中國近代史片段，包括孫氏革命事蹟影片二十四部，及大量北伐戰爭紀錄片，是現存唯一的孫中山電影片段。在當年，雖然也有人拍攝孫氏，但拍得最多，時間最長，又能親赴前線者，只有黎氏，故有「中國紀錄片之父」之譽。

　　學者皆認為此乃黎氏對中國電影和近代史的主要貢獻，是國家珍貴的精神財富。《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指出：「黎民偉是中國第一位長時間致力於新聞紀錄電影的攝製者，……他是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上早期的第一個重要人物。」4但是，周、李兩位多次撰文評論黎氏，為了否定黎民偉是中國電影先驅，從來不提黎氏拍紀錄片對國家的重要貢獻。

　　1913年中國電影拓荒者張石川、鄭正秋拍了中國首部故事片《難夫難妻》，同年，黎氏也在香港拍了《莊子試妻》。如果說黎氏是中國電影事業「後來的參與者」，就是說香港電影不是中國電影的一部分。

　　黎氏積極動員家人投身電影事業，兩位妻子：嚴珊珊是中國第一位女演員，林楚楚是香港第一位女主角，兒子黎鏗是中國第一位著名童星。

　　兩位否定黎氏是中國電影先驅，論據不足。電影史學家李少白先生指出：「黎民偉，中國電影的奠基人之一。」5

　　3、周、李認為有人要「抑黎北海、揚黎民偉」。

　　（i）李以莊認為黎北海對香港電影的貢獻比黎民偉更重大。羅卡先生不同意，他指出6：

現階段，考慮到黎民偉對香港電影開拓的全面性（開設戲院、影片公司、片廠之餘更率先拍攝新聞片、紀錄片），和持久的奉獻（黎北海於30年代中以後已淡出影界，黎民偉在1938年重回香港後，仍艱苦經營片場，支持國防影片的拍攝；籌拍國際發行的英語片；戰後更為香港引入新的沖印技術等等），我認為他對香港電影的貢獻仍然大於黎北海。稱他為「香港電影之父」，仍然是恰當的。

　　（ii）黎北海是香港電影先驅，也是筆者的伯父。有關他在電影方面的資料，已全部公開。相片中有黎北海的，定加註明。2003年夏李以莊想採訪黎北海兒子，筆者立刻告訴了她。

　　李以莊對人說筆者在十多年前欺騙她，說黎北海太太已逝去，使她失去了解黎北海的機會。假如筆者把仍健在的伯母說成死去，合情理嗎？筆者又何必把黎北海兒子告訴她呢？

　　筆者與羅卡先生合作十多年，羅卡先生曾致函周、李兩位表明：我們都沒有「抑黎北海」。

　　我們很希望多了解中國、香港早期電影史，可惜黎北海、梁少坡、羅永祥等的資料極少。

　　（iii）香港第一家全華資的「民新製造影畫有限公司」的創辦，黎民偉的貢獻大於黎北海。

　　首先，在《黎民偉日記》（以下簡稱《日記》）記載：「1922年1月7日與海山大哥往張才律師樓簽天后廟前之地，由予完全承受其名下所有，轉偉名。偉將以棧十號鋪按與林卓明二萬元。週息八釐，收二萬元支票存入廣東銀行，因家庭事憤怒心亂，忘記cross該則，夜後始覺，幸毋損失，大幸。天后廟地，……值銀四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元，並付釐印四百五十元。」7黎民偉以高息向其兄購地，才能建成「民新」。

　　第二、黎民偉是清平樂社員，黎北海不是。他對戲劇、電影的造詣高於黎北海，因此，黎民偉雖是弟弟，卻任總經理，黎北海是經理。

　　第三、黎北海在香港民新只和黎民偉一起拍了一部《胭脂》，但黎民偉還拍了梅蘭芳的舞台藝術，以及珍貴的孫中山先生事蹟和北伐戰爭的紀錄片。

　　4、周、李認為「黎北海真正是香港電影教育的鼻祖」。

　　事實是，早於1924年，「黎民偉和關文清在廣州創辦了香港第一間電影演員養成所（民新演員養成所）」。關文清和黎民偉兩位當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都說得很清楚8。

　　這是香港民新為拍攝香港第一部故事長片《胭脂》培養演員而在廣州設立的。黎北海是在1928年黎民偉離開後才在香港辦演員養成所。

　　周、李兩位只摘引1928年，而避開1924年黎民偉開創電影教育，否定了黎民偉開創電影教育的貢獻。

　　5、周、李質疑：黎民偉參與用清平樂戲箱偷運軍火去廣州，支援革命。

　　黎氏十六歲參加了同盟會，清平樂社員中有海內外同盟會的領導者，如胡展堂、陳少白、鄒海濱等。先母林楚楚曾對子女說過：先父和他的戰友曾用戲箱偷運軍火去廣州，支援革命軍。還在戰場上搬運屍體。余慕雲先生曾多訪問先母，他在《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描述此事時有筆誤9。在黃花崗起義時，清平樂劇社還未成立。周、李兩位抓住余先生的筆誤，提出「沒有清平樂劇社，能有戲箱用於運軍火去廣州之事麼？」作為研究者，不應這樣輕率地否定一段史實。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廣州還有起義。先母口述革命者偷運軍火支援革命軍的史實，可再考證。香港無線電視台1974-1976年的節目《蒙太奇》曾訪問林楚楚，也憶述了這段史實。

　　6、對《日記》的質疑：兩位於2003年的一場講座及以後發表的文章中，多次質疑《日記》被大幅刪改。其實，筆者在《日記》發表前曾寄去初稿並登門徵詢意見，兩位並無異議。但在講壇上，卻當著數十名聽眾，提出1929年2月至12月有三件大事未有記載，公開指責筆者「為甚麼要刪改？」其後又一再撰文質疑「何以缺失？」筆者身份特殊，不願公開論戰，反被誤為默認，拖了一年至今才回應。

　　筆者深知黎氏日記為珍貴的中國早期電影一手史料，故除與電影及社會完全無關之私人事件，其餘皆一字不漏刊載於《日記》中，並加註釋。其實，不少大事如孫中山先生送贈「天下為公」墨寶及簽發「大元帥令」、高劍父送贈「電影救國」墨寶等，《日記》原件皆未有記錄。或許周、李兩位以為筆者有意「去惡」，但筆者亦無「不揚善」之理；筆者當初整理《日記》時，其中提到黎民偉拜訪陳立夫救聯華事，預感將來會有人藉此批評黎民偉，筆者仍不「去惡」，如實刊出，沒想到為周、李兩位所用。

　　黎氏是寫私人日記，沒想過日後會是珍貴史料，我輩只能以此作第一手史料考證，而不能要求黎氏的日記能解答一切歷史懸案，否則即認為黎氏隱瞞或編輯者肆意刪節。兩位所提三件事並無記載，羅卡、黃愛玲等多位學者曾閱覽原件；筆者與周、李兩位相識四十多年，曾供李以莊翻閱《日記》原件，為兩位提供很多資料。兩位不再來查閱原件，問清楚，就多次公開指責，令人大惑不解！

　　筆者歡迎研究者查閱原件，並把複本及珍貴的孫中山先生影片送贈香港電影資料館。 　　

二　關於「聯華」

　　1、周、李認為羅明佑、黎民偉經營失敗的原因是：遠離抗日救國熱潮，配合「新生活運動」，宣揚傳統的忠孝仁愛等道德觀念，導致經營失敗。

　　拍攝宣揚傳統道德觀念的影片，是否「遠離抗日救國熱潮」，導致虧本呢？非也。倫理片《人道》，賣座極佳。「《續故都春夢》、《三個摩登女性》、《城市之夜》、《人生》、《母性之光》，俱能賣座。」10反之，聯華二廠拍了涉及抗日的影片，如《大路》、《小玩意》、《狼山喋血記》等，同樣遭遇經濟困難，是最佳反證。其實聯華經營困難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日寇侵華，「一．二八」戰爭，聯華四廠被毀，三十多間電影院停業，造成全國電影業陷入困境。羅明佑喪失了東北的影院，華北的影院陷入困境，資金周轉不靈，設想中的製片業和放映業互助發展的計劃落空。

　　其次是經營上失誤，開銷太大，出品太少，成本比人家的高。

　　第三是阮玲玉的去世，聯華失去了最具號召力的明星。

　　試想如果不是上述的三項主要原因，聯華怎會資金周轉不靈呢？

　　周、李兩位把拍攝宣揚傳統道德觀念的影片，說成是執行了陳立夫路線，導致了經營困難，是要把問題政治化。

　　黎氏是一個革命者，終生堅持「電影救國」的理想。

　　1933年2月「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它標誌著以左翼電影工作者為主的電影界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形成，參加者投票選出了包括黎民偉等人為執委。1936年全國抗日熱潮高漲，「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國防電影運動」興起。黎氏在當年給職工的元旦賀咭上寫著：

國防武力之前衛是「空軍」；國防文化之主力為「電影」。 　　
際此非常時期，言國防者，幸勿忽視電影。祝 　　
新春多祉，並請對電影事業 　　
賜予指導　　　　黎民偉鞠躬 　　

　　1932年和1937年日寇進攻上海，聯華各廠只有黎民偉立即放下廠長職務，先後兩次帶領卜萬蒼、朱樹洪、黃紹芬、金燄、吳永剛等上前線，拍攝了《抗日戰史》和《淞滬抗戰紀實》，前者在當時被認為是「喚醒民眾的愛國教科書」，後者被譽為「血肉的實錄，珍貴的國寶」。從現存的畫面看到，炮彈就在鏡頭前爆炸。他們是冒著生命危險，拍攝這些影片去鼓舞人民的抗日熱潮。

　　日寇佔領上海和香港，先後兩次威逼黎氏為敵偽效勞，皆不為所動，寧願帶著全家十多口逃難，在顛沛流離的日子裡，仍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工作。

　　綜觀黎氏的言行，他一直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絕不會贊同和執行「遠離抗日救國熱潮」的製作方針。

　　聯華的影片都是批判現實的黑暗面，反帝反封建，宣揚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至今仍被譽為優秀作品。聯華的影片在描寫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方面，深度和手法有差別。黎氏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正如酈蘇元先生指出的11：

與激進的革命的文化人士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從愛國主義、人道主義出發，同情人民疾苦，關心國家前途，對貧富不均苦樂不等表示強烈不滿，希望通過社會整治道德規範來改變不合理的現象。因此，他們許多批判是嚴肅的、認真的，也是比較溫和的、改良的。……以道德批判代替社會批判，主張道德自我完善來促進人類進步。…… 　　

　　今天，內地很多學者對於過去有爭議的聯華影片，都肯定它們有正面的積極意義。為甚麼周、李兩位還要把宣揚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的影片與宣傳抗日對立起來，甚至誇大為導致經營失敗的唯一原因呢？

　　今天，祖國日益富強，更需要大力宣揚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這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2、周、李認為《漁光曲》「與黎民偉無關」，甚至說是「掠人之美」。

　　羅卡先生和筆者編寫《黎民偉：人．時代．電影》時，筆者負責編排相片和黎氏寫的日記、文章等。

　　周、李質疑我們刻意誤導讀者，把《漁光曲》和《大路》與一廠的作品混編在一起。事實是：在該書「黎民偉日記」的「黎民偉」一節以及後面「黎民偉電影事業簡表」，介紹黎氏作品時，都沒有《漁光曲》和《大路》，也從未說此兩片由黎民偉製作；但當介紹整個聯華的主要作品，當然應當包括這兩部影片。我們編書時完全是按照影片拍攝的年份先後來排列，絕無刻意誤導讀者之意，兩位未免多疑了。

　　周、李責備筆者：稱黎氏「是『總廠的負責人』，將聯華的功績都歸於其名下」。筆者在《黎民偉日記》的文章中只說黎氏是「總廠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2。兩位看漏了此兩字，卻關係重大。

　　筆者說黎氏是「總廠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因為：

　　（i）黎氏是主要創辦人之一，是羅明佑的主要合作者。他是董事，是最高決策機構董事會的成員之一。

　　（ii）編、導、演、攝、製以至行政，黎氏都做過，資歷、經驗豐富，一直參與總廠的決策。

　　（iii）黎氏在〈歷史失敗之回顧〉筆述：在聯華經濟困難時期，「因一二八事變，再以東山房產押款二萬元以維持之。……因八一三事變，因維持至影響霞飛路私產拍賣。」13如果不是總廠負責人之一，他何需這樣做？

　　說出這個人盡皆知的事實，就是「將聯華的功績都歸於其名下」？

　　黎氏是「總廠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漁光曲》當然與他有關係。所以，《漁光曲》的獎狀數十年來一直由黎民偉珍重地保存著。周、李明知這個事實，卻一而再地撰文說《漁光曲》「與黎民偉無關」，甚至說這是「掠人之美」，兩位真是言重了。

　　在黎民偉逝世後，林楚楚遵循他的臨終囑咐，把《勳業千秋》和《淞滬抗戰紀實》兩片，以及《漁光曲》的獎狀送往北京，無償地交給國家，雖然當時家庭經濟十分拮据。金燄在1979年8月7日上海《文匯報》撰文及《黎民偉日記》均有述及。

三　幾點質疑的商榷

　　1、周、李認為《偷燒鴨》是香港第一部影片。

　　羅卡先生在《當代電影》撰文〈黎民偉與早期香港電影製作活動的再考察〉14，他親赴外國查證，《偷燒鴨》資料極少，並有疑點，他認為此片和《莊子試妻》還需進一步求證，才能定論，此文甚具參考價值。

　　2、周、李質疑《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上寫的一段話：「民新舊有製片廠一在上海，一在香港，一在廣州。」兩位質疑：「民新有三個嗎？」

　　黎氏在自述文中指的是「製片廠」不是「製片公司」。以「民新」命名的製片廠確曾在三地設立。

　　3、周、李認為聶耳不是聯華培養，此處謹補充有關資料。

　　聶耳1931年加入聯華，先當提琴手，開始作曲，後提升為音樂主任，直至1935年遇難。先父告訴筆者，聶耳的許多作品是在聯華一廠寫成，如《義勇軍進行曲》等；攝影師朱樹洪也撰文憶述：有幸能在聯華一廠聆聽他演奏《義勇軍進行曲》15。聶耳於聯華期間，有其他兼職，為其他公司的影片作曲。說聯華給聶耳提供了機會，還是聯華多年後沾了聶耳的光，二者並無衝突。

　　附帶補充：聶耳與黎家私交甚篤，聶耳更經常到訪。先母亦曾提及：聶耳很喜歡黎鏗，認他為「乾兒子」，黎鏗也親暱地叫他「耳朵先生」；聶耳的《賣報歌》，就是為黎鏗而作。聶耳不幸遇難後，先母說：最有資格去拜祭他的就是黎鏗。

　　筆者對電影史學者非常敬重，有些評述難免有偏差，只要不是存心歪曲，可以諒解和探討。筆者認識有限，提出上述澄清供史家研究。

　　但是，不應輕易地給別人扣上「想盡辦法抬高」、「嚴重搞混歷史」、「誤導學者」等大帽子，這對電影史的討論並沒有好處。

黎 錫　曾任香港電台電視部高級攝影師，與羅卡合著：《黎民偉：人．時代．電影》及編訂《黎民偉日記》，並與友人合譯《電影語言的語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