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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五年八月號 總第
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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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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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必須保衛社會》中的權力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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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pouvoir）是福柯後期著述中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而這一問題作為福柯學術研究的母題，則發生在二十世紀70年代其研究由「考古學」階段到「系譜學」的轉換。福柯有關權力的著述，主要出現在《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以及一些訪談和演講中。1976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一系列講演中，對權力問題更是作了非常明快而又獨特的分析，這些演講稿已經整理出版，本文旨在解讀在這些演講稿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必須保衛社會》（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中的權力問題。也許，我們能從福柯對權力的那種別具一格的分析中得到一點啟示。 一 經濟主義：權力的誤讀 福柯認為，在權力問題上，此前佔主導地位的有兩種理論模式：一種是法律-政治模式，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模式。前者主要以經典法權理論的契約論為代表，在這種理論模式中，權力被看作一種權利，人們可以像擁有和支配財產那樣擁有和支配權力。因為人人都擁有權力，各自為政，往往會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攻擊爭鬥，為了結束這種相互侵害的混亂局面，唯一辦法是「把大家所有權力和力量授予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人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統一為一個意志的多人集體。」（Hobbes, p.131）即個人為了從聯合中獲益而情願將自己的全部或部分利益讓渡出來，建立一個政治統治權並接受其統治。這就是為政治權力建立奠定基礎的法律契約，政治權力的建立正是按照契約轉讓範疇的法律運作模式完成的。這個構想是基於這樣一個想法：即政治權力的構成遵循一個包含著契約交換的法律交易的模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福柯指出，權力與商品、權力與財富之間存在著相似之處。 馬克思主義者儘管諷刺有關權力的社會契約論，但是它依然把權力關係的組建類比成一個法律體系的構建，認為所有權關係都歸因於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利益，最終都基於單一的經濟關係上，並能從中推演出來。因此，福柯認為，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包含著一種經濟功能主義，權力的主要職能是既要維持生產關係又要再生階級統治。在這種觀點看來，人們能在經濟中發現政治權力的存在理由。可見，這種理論模式仍然保留了法律體系圖式，只是用經濟上的統治階級取代了君主，用經濟主體取代了法律主體。 在上述兩種權力分析模式中，福柯覺察到兩者的共同性：權力理論的經濟主義。「在一種情況下，政治權力在交換的程式中，在商品流通經濟中找到它形式模型；在另一種情況下，政治權力在經濟中具有它的歷史存在原因、具體形式原則和現實功能原則。」（En gros, si vous voulez, dans un cas, on a un pouvoir politique qui trouverait, dans la procédure de l'échange, dans l'économie de la circulation des biens, son modèle formel; et, dans l'autre cas,le pouvoir politique aurait dans l'économie sa raison d'être historique,et le principe de sa forme concrète et de son fonctionnement actuel.) （Foucault，p.14）權力真的像經典法權理論分析的那樣以商品作為模型，可以佔有、轉讓嗎？真的如馬克思主義者分析的那樣，權力從屬於經濟，為經濟利益所驅動嗎？福柯的回答是否定的。前者一方面仍然囿於君主主權的視角，強調其合法性基礎，使在現實政治中國王的腦袋早已被砍掉的情況下，仍然在政治理論中保留著它；另一方面，用交易、合同和轉讓等經濟術語描述權力也是牽強附會。馬克思主義權力分析理論把權力僅僅歸結於經濟，把複雜的權力關係做過於簡化和宏觀的處理，因此，在解釋諸如有關「性」、「瘋狂」和「監禁」等微觀現象的權力時顯得蒼白無力。由此，福柯得出結論，經濟與權力的死結不應當屬於功能代替的範疇，也不屬於形式同構的範疇，而是其他的範疇。 福柯主張對權力進行非經濟主義的研究。首先，權力不是被贈與交換和補償的，而是被運用的，它只是在具體的行動中存在；其次，權力最主要的功能並不是經濟關係的維持和再生產，而主要是一種力量關係。福柯通過考察，認為我們一旦設法從權力的經濟主義分析中擺脫出來，就立即面臨著兩種假設：一為權力是壓抑之物，二為權力是戰爭。前者認為，權力是壓抑自然、本能、另一階級、另一些人的東西。從黑格爾經弗洛伊德到萊希（Wilhelm Reich）都持此觀點，為了方便起見，福柯稱之為萊希假說。既然權力是壓迫之物，那麼對權力的分析首先應該是對其壓迫機制的分析，而不是對其經濟功能的分析。第二種假說認為，權力關係的本質是敵對力量關係的衝突，是一種戰爭關係，福柯稱之為尼采假說。他認為，如果權力自身是力量關係的實施與展開，與其用契約、讓渡之類術語或依據生產關係的維持來分析，還不如用戰爭、對抗等術語來分析。把政治權力解釋為戰爭可以通過翻轉克勞塞維茨的命題來完成。克勞塞維茨在他的《戰爭論》中認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它「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克勞塞維茨，第43頁）命題翻轉過來之後則是：「政治是借助其他方法持續不斷的戰爭。」（Foucault， p.14）這個命題有三層含義：一、政治是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力量不平衡狀況的確認和繼續。政治權力的目標不是結束戰爭，也不是試圖建立國內的和平，而是通過無聲的戰爭使在戰爭中形成的力量關係在制度和經濟的不平等中，甚至在某些人的肉體中永久記錄下來。因此，在社會中運轉著的權力關係，本質上是在歷史上某一時刻建立起來的力量關係，這種力量關係存在於戰爭中並通過戰爭建立。二、和平是戰爭的插曲、片斷和移位。在所謂的「國內和平」內部，充滿著政治鬥爭、權力鬥爭和力量關係的改變，和平只是戰爭製造出來的幻覺。亘古以來，人們書寫的和平和制度的歷史，實際上是戰爭和壓迫的歷史。三、終止權力運轉的是最後一次戰爭，只有戰爭才能做出最終的裁決。（參見同上，p.16） 萊希假設和尼采假設並非不可調和，相反，它們甚至以相當確定的方法聯繫在一起，畢竟，壓抑可以被看作是戰爭導致的政治後果，而在關於政治權力的古典理論中，壓抑恰恰也被看作法律秩序上的君權濫用。兩種假說的結合孕育出了一種與十八世紀經典法權理論相對的新型權力分析模式──戰爭－壓抑模式（guerre-répression）。十八世紀哲學體系中的權力被看作個人權力在君權的確立中加以放棄的一種初始權利，作為政治權力的模型，契約提供了它的連接點。當權力過分拓展自身，超越契約的範圍，就有變為壓抑的危險。福柯稱這種作為限制或者說作為跨越限制壓抑的權力分析模式為權力契約模式，它是一種法律模式，在其中存在的對立是合法與非法的對立。與此相反，新出現的「戰爭－壓抑模式」不再設法依據契約論來分析政治權力，而是依據戰爭的模式分析權力。在此，壓抑不再是相對於契約的壓抑，而只是統治關係的簡單後果。在持續性戰爭中加工出來的假和平裏面，壓抑僅僅是永久力量關係的實現，其中存在的對立關係不是合法與非法的對立關係，而是戰勝與屈服的對立關係。 福柯坦言，此前他在分析權力時使用的正是戰爭-壓抑模式。但是，對它的使用也導致了福柯對它的重新思考，他認為，根據這個模式，會有很多地方得不到充分的研究；「壓抑」和「戰爭」這兩個概念也應該得到修正，甚至最終應該被拋棄。福柯接著指出，他對壓抑觀念尤為缺乏信心。通過對刑罰史、精神病學、兒童性欲控制等進行系譜學的研究，他認為，權力機制在這些權力機構藉以起作用的程度與壓抑是截然不同的。結合福柯的其他著述，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一般的命題之下」「權力應該比這複雜得多」（福柯，第226頁），它表現為壓抑性的同時仍具有生產性的一面。 福柯借助「戰爭-壓抑模式」置疑傳統法權理論，後者依賴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二元對立，依據「個人為何服從權力」，或者「個人為何抵制權力」這樣的一般問題來從事權力分析，合法性在這一分析中承擔了主要的說明任務。而前者則通過「當權力實施時發生了甚麼」這一直截了當的經驗問題來對權力進行分析。一方面，這一問題含蓄地表達了個人服從權力關係的一般理由並不存在，這與福柯一貫反對總體性、普遍性的東西的主張相吻合；另一方面，這也為福柯獨特的權力分析方法-權力的微觀分析法-提供了支援。 二 權力的微觀分析：從「權力毛細血管」開始 在經典法權理論中，所有的思想家的問題就是了解從個體意志的多樣性出發，怎樣才能形成一個一致的意志或者是實體（霍布斯稱之為利維坦），這個實體因為擁有了靈魂而獲得生命，這個靈魂就是統治權（souveraineté）。統治權是經典法權理論的核心，所有的權力機制都圍繞它得以建構，整個法律體系也是圍繞它組織起來。在此，法律扮演了一個非常卑微而又很不光彩的角色。福柯認為，法律是圍繞權力展開的，是應權力的要求建立、維護它的利益、作為它的工具並為它辯護的。在此，法律作為權力的奴僕和幫凶存在，它的光芒和力量都來自權力，沒有了權力的恩澤，法律之劍就會鋒芒頓失。法律話語和技術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權力內部分解統治事實，以便縮減或遮蔽統治的事實，而代之以統治權的合法權利和服從的法律義務。這樣，經典法權理論從統治權這個中心出發依靠法律為自己粉飾，最終排斥了事實上的統治及其後果。 霍布斯及其理論的繼承者製造了一個龐然大物-利維坦（Leviathan），它是活的上帝，是一個普遍人格（或意志）的體現和統治權的載體。福柯釜底抽薪否定普遍意志的存在，使統治權理論失去了理論依據，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他認為，霍布斯式的分析理論掩蓋了法律效能之外起作用的權力的實際程式、紀律機制。福柯對從宏觀上把握權力，對權力進行自上而下、從普遍到特殊的演繹邏輯不以為然。為權力辯護的法律傳遞的是統治關係而不是統治權關係，然而，這個統治關係並不僅僅是「一個人統治其他人，或者一個集團統治另一個集團，而是指能在社會內部運轉的複雜統治形式，因此，並不是處於中心地位的君主，而是相互關係中的臣民（主體）；不是唯一機構中的君主統治權，而是在社會中內部產生和發生作用的複雜多樣的奴役。
(Et par domination, je ne veux pas dire le fait massif d' < 福柯避開統治權和個人對統治權的服從這個法律中心問題，使處於權力機制最末端的統治問題和奴役問題取代處於權力中心的統治權和服從問題彰顯出來，這就是他的權力分析法即權力的微觀分析。他認為與其對權力的研究立足於統治權的法律建築、國家機器以及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方面，不如把對權力的分析指向統治維度、實際的操作者、奴役程式的具體實施以及最終知識的配置等方面。權力的微觀分析方法包括五個原則： 一、不要試圖從權力的中心、權力的普遍機制或整體效力的角度分析權力的規則和合法形式，相反，分析權力最重要的應該是在權力的極限、在它已經變成毛細血管狀態的地方開始。在福柯的描述中，現代權力已經不再是君主或國家對個人實施的由上而下的統治方式，它已經深入到社會機體最細微的末端，它是以毛細血管的狀態存在的、詳盡無遺的。權力在這些末端突破了組織它、限制它的原則，向這些原則之外延伸，植入制度之中，在技術中具體化並給自己提供介入的物質基礎。因此，福柯不是在君主制法律統治權或民主制法制統治權中探尋懲罰的權力是怎樣建立起來的，而是試圖觀察權力在某些局部的、物質的制度中實際是如何具體化的，也就是說,他試圖在權力運轉離法律愈來愈遠的極端處把握權力。 二、不要在意圖或意識的層面分析權力，不要試圖從內部分析權力，相反，應該研究實際運作中的權力意圖，從權力的外部研究權力。在那裏，權力及其客體、運行空間有最為直接和即時的聯繫，並產生實際的效果，這與霍布斯的利維坦模式恰好相反。利維坦模式構造出一個許多分開個性的集合，它們由國家的一些建構因素集合在一起，統治權構成國家的中心，它是利維坦的靈魂。福柯認為，與其對處於中心的統治權提問，不如提問被權力作為臣民建構起來的周邊的多樣的個人。國家作為上層建築，高高在上，它與日常生活中權力網路的「毛細血管」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同質邏輯關係。因此，我們看到，「在蘇聯社會中……國家機器換了主人，但是在社會的等級、家庭生活、性的身體等方面則或多或少地同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一樣的。」（福柯，第208頁）同樣，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社會政治宏觀層面上的理性原則的確定，也並不意味著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全面的合理化。 三、不要把權力當作統治整體的單質現象，權力關係是在社會內部發生、發揮作用的複雜多樣的奴役。在權力關係的底部並不存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那個充當一般模型的二元的無所不包的對立。相反，權力關係是廣為散布的，權力在無數地方得到實施，在不等關係和運動的相互作用中實施。因此，我們應該把權力作為流動的東西或作為只在鏈條上才能運轉的東西從而加以分析。權力從沒有確定的位置，從未落在任何人手中，不是一件被人佔有的商品或是一筆財富。權力以網路的形式運作，在此，作為網結的個人既受限於其他人又限制其他人，既處於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權力分析不應該把個人或集體當作基本的核心、初始的原子，而權力依附在它身上。實際上，肉體、話語和欲望被認定和被建構為個人，正是權力的最初結果之一，權力正是通過它建構的個人來運行。 四、福柯的權力分析方法的關鍵所在，即我們不應從權力的中心出發對權力進行推演，試圖去看它在下層延伸至何處，在甚麼範圍內被生產，被重新帶到直至社會最小的要素。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對權力做上升的分析，從它最細末的機制入手，沿著它的歷史軌跡、它實施的技術和戰略出發，再觀察越來越普遍的機制和整體的同質形式怎樣對權力機制進行投資、殖民、利用、轉向、移位、展開。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上升分析」（analyse ascendante）的終點並非某種普遍的、確定的理論，而是由此獲得審視社會機體中異質權力空間及其斷層的視角。事實上，福柯本人對諸如瘋癲、性、規訓中的權力效應的分析，都是從最低層開始，在社會的基本細胞裏歷史地調查權力機制如何發生作用。 最後一個原則，福柯承認龐大的權力機器會伴隨著意識形態的生產，但是，權力在自己的微末的機制中運轉時，則沒有也不需要意識形態的伴隨和建構。在權力網路所及之處，存在更多的是知識形成，是一些觀察的方法、記錄技術和權力運作需要的實際工具，而不是意識形態，因此，權力是知識積累的結果，權力運行需要觀察方法、記錄技術、調查程式以及控制裝置等等。 權力的微觀分析法是與利維坦模式相對的一種權力分析方法。利維坦模式塑造了一個國家和統治權作為中心，然後從這個中心出發對權力做自上而下的分析。與此相反，福柯關於權力關係的研究則是「去中心」的，權力不再能夠按照意向性來分析──「誰擁有權力以及他的目的是甚麼？」權力研究不再能夠完全集中於合法的、機構化的權力中心，如國家機構。福柯認為，必須避免司法主權和國家機構的有限領域，應該從事一種關於權力的自下而上的分析，即如果權力產生出了各種各樣的後果，那麼只有在下面，在它運作的最細末的點上來分析權力才能察覺出這些後果，而人的身體是最恰當的分析點，在這個點上，權力的微觀分析能夠有效的展開。正是這種關於權力作用於身體的微觀分析產生出了福柯的懲戒權力和生命權力的觀念。通過這種關於權力作用於身體的的微觀分析，福柯揭示了懲戒權力、生命權力和統治權之間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 三權鼎立：權力的衍生 文藝復興之後，統治權理論描述的那個至高無上的模態和組織方案的權力在民主力量膨脹、工業化道路加劇的社會中變得再也無力支配經濟和政治個體，以至於有太多的東西既在下層又在上層，既在細節上又在整體上脫離了舊的專制的權力機制。為了找回尊嚴，重新控制社會，權力開始了痛苦地變異或分化，其行使方式也被迫從公開野蠻的統治變為隱蔽的威懾。權力的變異產生了兩種與統治權理論描述不同的權力機制：懲戒權力（pouvoir disciplinaire）和生命權力（bio-pouvoir）。需要指出的是，新的權力機制並不是要取代統治權的古老權利，而是補充它，新的權力並不是取消舊的權力，但是將進入它、改變它。 新的權力機制完全不能用統治權理論的術語描述和辯護，但它們共同存在。新舊權力機制根本上的異質在新的權力機制日益壯大的情況下為甚麼沒有帶來統治權理論大廈的坍塌呢？為甚麼統治權理論在君主的頭被砍下的情況下不僅繼續存在，而且繼續組織法律原則並供給歐洲呢？為甚麼統治權理論作為意識形態和重大組織原則能如此持久呢？福柯認為，一方面因為統治權理論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賣主求榮調轉了炮口，從維護君主政體轉為「反對君主政體和一切阻撓懲戒社會發展的障礙」（un instrument critique permanent contre la monarchie et contre tous les obstacles qui pouvaient s'opposer au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另一方面，統治權理論和「以它為中心的有關法律規則的組織可以在懲戒機制之上附加法律體系，從而掩蓋前者，抹去懲戒中固有的統治及其統治技術的因素」。(l'organisation d'un code juridique centré sur elle ont permis de superposer aux mécanismes de la discipline un système de droit qui en masquait les procédés, qui effaçait ce qu'il pouvait y avoir de domination et de techniques de domination et dans la discipline.) (Foucault, p.33)最終應允統治權的民主化，使人們產生了統治權在自己的手中的幻覺。 統治權雖然沒有消失，但是它們必須作出妥協，出讓部分領土給懲戒的權力和生命權力。傳統的統治權理論圍繞統治權這個中心從上到下對權力進行宏觀分析，把權力視為某種先於其實施、具有恒常齊一性質的事物。但是這種權力分析不能正確地解釋眾多的微觀權力關係，因為細微的權力關係彌漫於身體、性、家庭、親屬關係、話語等等之中，而在這些細枝末梢的角落裏，宏觀權力機制缺場了。十七、十八世紀，一種新的權力機制-懲戒的權力-應運而生，填補了統治權無法入駐的領土。這種新型權力機制是建立在人類科學基礎上的，它利用科學話語通過諸如家庭、學校、行政機構、醫藥衛生機構、監獄等作用於人的肉體、人的靈魂，從而既能提高他們的力量和提高他們的效率，又能使他們馴服，最終保證社會的內聚力。統治權話語中的權力源自法律規則，它的實施是一種司法程式，懲戒的權力與法律是不相容的，它有自己的話語，它是知識創造的工具和認識的複雜的場，它站在知識巨人的肩膀上。這樣，至此至少已經存在兩種權力機制：一種是圍繞統治權的法律機制；另一種是通過懲戒運轉的權力機器。權力同時通過法律和懲戒技術運轉。前者權力運作的機器是國家、軍隊、警察、法律等，這時權力主要是否定的、禁止性的。而後者的權力主要運作在家庭、學校、醫院、監獄等，在這裏，瘋子被排斥，兒童的手淫被監視和被禁止，人們被嚴密的監視，處於全景敞視的狀態之下，通過懲戒和規訓，這種權力製造出符合社會需要的、人們可以從中獲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主體，因而，權力不僅是壓抑的、否定的，更是生產的、肯定的。 懲戒的權力試圖支配的是人的群體，以使這個人群可以而且應當分解為被監視、被訓練、被利用並有可能被懲罰的個體，「它以肉體為中心產生個人化的後果，它把肉體當作力量的焦點來操縱，並同時使這個力量既有用又順從。」 (elle est centrée sur le corps, elle produit des effets individualisants,elle manipule le corps comme foyer de forces qu'il faut à la fois rendre utiles et dociles.) （Foucault, p.222）十八世紀下半葉，又出現了另一種權力-生命權力，它也是針對人的群體，但不是使他們歸結為肉體，而是使人群組成整體的大眾，這個大眾受到生命特有的整體過程（如出生、死亡、生產、疾病等）的影響。懲戒的權力形式以個人化的模式沿著人-肉體的方向完成，福柯稱之為肉體人的解剖政治學；生命權力以大眾化的模式沿著人-類別的方向完成，福柯稱之為生命政治學（biopolitique）。 這樣，至今在權力家族最終形成了統治權、懲戒權力和生命權力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正如吳蜀聯盟抗曹一樣，後兩者也似乎結成了聯盟，合力與統治權爭奪地盤，那麼，生命權力有哪些領地或是勢力範圍呢？首先，控制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繁殖等一類的生命的整體過程，最終實現人口質量的全面提高。福柯認為，十八世紀下半葉當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的繁殖等這些過程與所有經濟和政治問題相聯繫時，它們就成了知識的物件和生命權力控制的首要目標。例如，人口統計學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調查，得出人口過多或過少的結論，然後，通過各種途徑控制出生或鼓勵生育，達到干預整體出生率的目的。中國二十多年來的計劃生育政策為福柯的生命權力說做了一個恰當的注腳。防止並消除流行病是生命權力控制死亡率的重要內容。事實上，流行病已經不僅僅被看作一種病，它也是對人的力量的剝奪、工作時間的消減、經濟代價的付出，它既有治療的代價，又有生產的損失。如2003年春天在世界很多國家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不但對人們的生命造成了重大威脅，製造了巨大的社會恐慌，而且還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政治權力也受到挑戰。因而，它最終導致了政治與醫學的聯盟共謀，權力在它們的共謀中穿行。生命權力的這些功能導致了十八世紀末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醫學的誕生，其主要功能是公共衛生，「包括協調醫療、集中資訊、規範知識的機構，還有開展全民衛生學習和普及醫療事業的活動」 (avec des organismes de coordination des soins médicaux,de centralisation de l'information, de normalisation du savoir, et qui prend aussi l'allure de campagne d'appretissage de l'hygiène et de médicalisation de la population.) （Foucault, p.217）生命權力干預的第二領域則是為弱勢群體庇護，為因偶然事件而喪失生活保障人提供幫助。這些人包括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受到意外事故傷害的人，殘疾人以及其他各種異常人。針對他們，生命政治學不僅要求建立救濟機構、醫療機構，而且還要建立一些更健全、更經濟的機構，如保險、個人儲蓄、社會保障機構等；生命權力最後一個領域是對人類負責，對人類的生存環境負責。（參見Foucault, p.216）即為了人類的持續長久的利益，權力承擔起了環境保護、保持生態平衡的重任。 隨著生命權力的實踐，國家開始負責把人口當作資源加以管理，政府利用生命權力話語使身體成為社會關注的物件，並利用社會政策這類工具製造特定類型的人口。例如，衛生政策用來保證人口的健康狀況，製造健康的勞動力。禁止同性戀的政策確保人把性能量用來繁衍後代，製造出國家未來的公民、工人和消費者。由此可見，人們的肉體被視為資源，可以用來滿足社會利益、國家利益。 生命權力作為權力的第三種形式，與前兩種權力有重要區別。福柯認為，統治權理論在對權力的絕對支出中建立絕對權力，這種權力在君主專制的歷史中是獨裁的、陰暗的，是「使人死」的權力，能夠置人於死地，君主的權力只能從他們可以殺人開始有效果。統治權理論話語中的權力在君主的頭被砍下之後，變換形式依然存在。與此不同，生命權力旨在提高人口質量、優化人們生活，使人們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因而，相對於統治權的權力，它是「使人活」的權力。 懲戒權力與生命權力既有重疊又有區別。前者圍繞肉體產生個人化的結果，它把肉體當作一種有力量的有機體，並試圖把這個有機體馴化為既實用又順從的力量。而後者一方面也涉及肉體，但並不是圍繞肉體以肉體為核心展開，而主要是作用於生命，集中在人口或大眾身上，「它試圖控制可能在大眾中產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控制或改變其出現概率。」 (cherche à controller la série des événements hasardeux qui peuvent se produire dans une masse vivante.) （Foucault, p.222）生命權力不是通過對個體的訓練，而是通過生命總體的平衡，達到某種生理常數的穩定，實現人類整體的安全。福柯認為，這兩種權力機制一個是懲戒，而另一個是調節，處於不同的層面，也正是這樣，它們才不會相互排斥，而且可以結成同盟，可以說，大多數情況下，針對肉體的懲戒機制和針對人口的調節機制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在微觀領域內，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人和社會進行塑造和管理，與在宏觀領域和整體範圍內運轉著的統治權形成犄角之勢。
參考文獻： Michel Foucault，M.1976,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Seuil/Gallimard .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福柯：1997，《權力的眼睛》(M)，上海人民出版社 克勞塞維茨：1992，《戰爭論》（M），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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