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評許紀霖著《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

⊙ 許德發

一

　　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上，圍繞著有關中國知識份子徘徊於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問題可說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由於中國近代史上危機之不斷與深化，迫使中國知識份子急切尋找「一個最終解決之道」。從孫中山回答嚴復勸其通過教育解除中國危機時所說的「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到胡適之發奮「二十年不談政治」但終究卻「走上政治歧路」，都深切說明中國知識份子跟政治脫離不了干係，內心極度充滿了張力。這個課題最為著名的論述可以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為代表1。本書作者許記霖先生主要則通過中國近代史上兩位知識份子──黃炎培（1878-1965）與張君勱（1887-1969）──為對比個案，論述在回應中國近代危機之中，他們如何從困惑到選擇不同報國途徑的過程，以此揭示中國近代史上知識份子與政治之間的複雜性：一個選擇教育、一個選擇學術，不過最終都不禁捲入政治旋渦之中。作者長期專治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對中國知識份子與現代化、學術與政治等議題自然可說深得其解2。這樣的切入方式，對許記霖而言，自然駕輕就熟了。

　　不過本書並不囿於上述主題，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同時也處理兩位人物──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聯繫，也出身自不同背景──如何在國共相爭之際，對國共兩黨不盡認同，但又不忍見到內戰的爆發，而成為嘗試一面協調兩黨惡鬥，一面強調民主建國的民主政團同盟盟友。因此，兩位人物在「第三條路」上的碰面以及從合作到不同的選擇可說是本論述的最高潮。本書的分析範疇也至兩人分道揚鑣，即1948年國共兩党內戰高潮時期為止。如此的處理方式，即把這把兩位基本不太相干的知識份子放在同一脈理之下3，看他們如何回應中國不間斷的危機──曾經殊途同歸，但到最後又分道揚鑣──一個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受到禮遇，另一位則被迫流亡海外，更可透視中國知識份子在「形勢比人強」下有限選擇的處境，以及處於國共內戰邊緣的知識份子的無奈與被動。

　　易言之，貫穿本書的要旨是極富現實意義的主題：為甚麼兩位知識份子最終都涉入政治？而為甚麼從殊途同歸之後又作出不同的政治選擇？這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知識份子在國共內戰中的艱難抉擇。誠如作者在引語所言，「近代中國宛如一座雲霧縈繞的歷史迷宮。當知識份子懷著救世的熱忱跨入它的大門，去探尋通向光明的出口時，他們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到處都是陷井，暗壁和死胡同，到處都是難以索解的現實悖論」（頁2）。在這個議題上，作者嘗試從黃、張二人對國、共的感情與傾向的調整中，刻劃大多知識份子選擇中共的各種因素。余英時曾有著名的說法，他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共的誠服是中國現代思想史「最難索解的一頁」，4許著或可被視為是對此議題的初步回答。

二

　　本書共分為四個部分。作為編年的方式呈現，本書首先論述人物的最初生活、家世、教育與歷史背景。兩位人物都是晚清時代出身，此章節描繪他們處於「兩個時代、兩重歷史和兩種文化」過渡期之中。根據作者，兩人都經歷「熟讀經書」的階段，也是清末「洋學堂」的文化產兒，但在門第層次、家庭景況、個人遭遇諸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別，這一方面註定他們具有共同的時代印記，而同時又在氣質上從少年時代起也就顯現出相當的反差（頁5）。作者說，張君勱更關切的是人類的理想和精神的自由，而黃炎培則沒有興趣於純思辨的玄想，寧願著眼於「解決人類生計問題」（頁6）。換句話說，作者在這裏已經埋下伏筆，兩人最終的分道揚鑣可以從家庭與成長背景的差別中看出端倪。

　　當他們正值風華正茂之時，正是中國維新、革命風潮興起之際。在洋學堂南洋公學就讀時期，由於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啟發，黃炎培就立志通過教育以救國。然而張君勱卻更相信康有為變法自強的路徑。張君勱嗣後隨著近代留學潮而到日本攻讀法政。在日本，他參與著名的《新民叢報》的編輯工作、認識了立憲派主將梁啟超，與梁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這對他起了很重要的影響。至於黃炎培，他沒有機會出洋留學（這是他們以後思想不同的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但在政治傾向上亦歸入張騫的預備立憲公會，與張君勱所屬的政聞社可說殊途同歸。他們政治上皆可說相對的保守，都要求在秩序中改良。作者敏銳的指出，就整體而言，這是他們早期經驗所造成的──一個秀才、一個舉人。然而對於政治，張君勱更為積極，一直緊隨梁啟超從事立憲的宣傳活動。顯然的，作者要說的是，即使不同的性格，中國的近代命運卻把他們第一次的連接起來。他們都不禁捲入政治旋渦，在革命與立憲兩大陣線之中皆選了後者。

　　第二部分則依時代之層序，作者把背景置於辛亥革命之後，即民初政局的困亂至國民黨北伐成功及清黨時期。這是中國一段黑暗的時期，他們都經歷成長之後的志業的選擇以及與政治之間的徘徊。黃炎培與五四人物如魯迅、陳獨秀等一樣，都陷入困惑，並從第二次革命失敗與復辟中重思啟蒙的意義。黃炎培又從立憲之路回歸教育，他確信教育辦不好，政治也一定搞不好，從此他開展了職業教育的理念。在另一方面，張君勱卻更投入政局之中，加入進步黨，嘗試體現自己憲政救國的理想。政局的紛嚷以及挫折，張君勱只好陪同梁啟超旅歐。出國前他們「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為思想界盡些微力」（頁71）。這道出中國知識份子進退維谷的困擾，張君勱旅歐後又滯留德法，師事德國哲學家倭鏗與法國柏格森。這對他留下很大的思想影響。他自己說，「去了一政治國，又來了一個學問國」（頁72）。經此衝擊，他又回到啟蒙道路，「一心並力於政治社會的教育，而期收於十年百年之後」（頁74）。

　　第三部分主要敘述人物在1931年至1936年的事故。這也就是說，這是日本發動七七時變的前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可以想見，他們更面對緊迫的外在壓力，困惑與選擇更是充滿張力。作者認為，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知識份子自甲午海戰、五四運動之後，另一個大規模投入政治救亡的歷史起點。黃炎培在這個時候似乎也不能守注自己的教育志業，張君勱則更巨大的角色互換於自己的學術與政治的路途中。在民族危機的催迫下，張君勱開始計劃組黨（1934年創辦），又出版《再生》雜誌，並正式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不同的性格，自有不同的反應方式，黃炎培雖然開始過問政事，但沒有直接介入實際政治運作，此刻還保持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要負責人的本位。

　　第四部分，背景則是抗戰時期。這一部分與下一部分可說是本書的重點所在。這一時期黃炎培從一個比較堅定的教育工作者又無奈的走向政治。很吊詭的，黃此刻又覺得「政治辦不好，教育也辦不好」（頁106），這說明了救亡與啟蒙之間迴圈的悖論。他們兩人至此又回到交叉點上，一起參與國民黨召開的參議會。在憲政上，他們立場一致，同為黨外人士，互動頻繁。這一時期，也是國共鬥爭拉據的時期。處在二大黨之中，使他們相信黨外人士絕對應該團結以起制衡的作用，以促進國家民主改革。因此，他們都積極參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建工作，原本就不一樣的政治出發點在二大黨對立中被暫時掩蓋了。然而這一部分其實已經可以開始看到兩人對中共立場分歧處。黃炎培的個人經歷與民粹立場使他在「延安之行」之後，顯然傾向中共。

　　最後一部分，背景指向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時期，這也是兩人走在平行線上最一致的時刻，也是最終在政治上分道揚鑣的關鍵時刻，可說是本書的高潮處。此部分題為〈從獨力到依歸：不可違抗的必由之路〉，即可知本部分也著重於勾勒原本中立知識份子最終調整對國民黨與中共感情天平的歸趨原由。兩人夾於國共之間，致力及奔波於和平解決兩黨紛爭之中。然而，張、黃最後經國民黨「偽國大」之後，由於張的參與其事，而「翻過這座人生旅程的分水嶺後，他們雖然還維持著淺淡的私交，但政治上彼此實實在在地分了手。」（頁242）

　　從內容鋪陳來看，顯然的，作者是脈絡先行，然後才接著敘述人物在裏頭的反應，以比較兩人的差別。因此，作者盡心費力地將二十一世紀前半期的歷史語境，與黃炎培及張君勱的人生際遇進行結合，使黃張二人的思想軌跡和歷史長河的關係，顯得一目了然，而且發人深省。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書這樣的分析架構，不僅使它可以深入到語境，更能進達人物心理和氣質層面，甚至於中國知識群體的特有心理結構。儘管作者把焦點放在兩位主人翁的生平與際遇，不過卻是主題性的處理兩人的生平際遇，因此本書不屬編年體的人物傳記。然而，人物生平敘述與分析仍是以編年的方式順序進行，以依照他們背後的歷史進程，這樣的分析理路自然可以窺視主人翁與波瀾壯闊、變幻莫測的歷史風雲交織在一起的境況。不過，如果過於著重人物與歷史的關係，則可能忽視了人物自身的能動性。一個人未必無時無刻都跟著時代走。這點下文將會加以討論。

三

　　事實上，有共同的經歷與歷史背景，才能作出比較，以看出人物反應上的差別。作者這樣的敘述方式算是有意義的。顯然的，作者基本上已經企至其「揭示那樣一種時代氛圍下知識份子內心的精神世界與外在的行為選擇」（頁3）的主旨。然而緊接著的問題是猶如前面所提及的，把人物跟歷史脈絡緊緊連接在一起，可能忽視了人物本身非常個人的主觀因素。尤其是人物對個人生命際遇的體悟或潛移默化的反應，如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病死、親情、苦難5。這種個人生命情境其實與歷史大背景沒有太大的關連。歷史脈絡自然重要，但應避免染上歷史必然性的迷彩。這一點作者似乎也有所顧及，因此許多個人因素也在作者的論述之中。比如作者即分析兩人受到早期經驗的影響，一個希翼內聖之道，另一個則渴慕外王（頁236）。這似乎也可以部分解釋他們之間一個追求教育，另一個比較孜孜於政治的原由。因此，這種個人生命與歷史情境的反應之兼顧非常重要，然而對於人物個人生命情境上的反應之考掘，本書仍嫌不足。

　　誠如前面所言，中國知識份子「徘徊於政治與文化之間」已是一項學術界的顯議題，這方面自然累積許多研究成果。許紀霖恰是這方面的著名學人之一，作者因此非常周全的應用了這些研究成果於本書的探討中。如作者非常熟練的引用各種因素來推斷、分析兩位人物的選擇與困擾的緣由，包括近因與遠因。如中國知識份子的心理結構、早期古典教育留下的儒家影響、洋學堂給予的初步啟發，個人性格心理傾向、辛亥革命的衝擊、復辟後的重思、留學生活時期接觸新學的開悟等等。6這使到本書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反映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的經歷，也能看到中國知識份子典型性的側面。

　　儘管作者也意圖「進行深度的比較，從而揭示那樣一種時代氛圍下知識者內心的精神世界與外在行為選擇」（頁3），但由於本書論析範疇跨度之大（從1878年至1949年）以及這樣的歷史編年線式比較也不可避免使其在兩位知識份子許多層面上只能作概括式的、選擇式的論析，尤其是思想與內心方面更難以作進一步深刻的挖掘。舉例而言，張君勱的憲政思想或者黃炎培的教育理念都具有更為深刻的蘊含，值得再進一步探討7。事實上，以張君勱而言，其一生也不以憲政主張為囿，他的文化思想也值得重視。當然，這些都可以以專書來處理，而如果對本書如此要求則也未必恰當，因為這顯然不是本書題旨所在。另外一項值得注意的架構上所帶來的闕失面是，這種二人對比方式所存有的一個問題：即兩位人物未必時時或事事可相比較。如1916年至20年代初期，黃炎培可說大體處於靜默時期，然而張君勱卻依然穿梭於問政與學問之間。

　　作為一個思想史家，作者似乎恪守「描述」（description）和「評價」（evaluation）史學研究物件的必要界限。作者基本上一面敘述兩位作者的生平以及他們背後也正在開展中的大背景，不過當兩位當事者在回應以及選擇時，就閃現作者個人的評析與評價。然而，作者評價兩位當事者也不免具有某些思想預設與定見，包括對選擇中共即留下名聲，反之則留下污點的判斷，當然這屬於另一個範圍更大、內涵更為複雜的爭論了。事實上，比較起黃炎培，張君勱顯然更深刻體認民主與憲政的重要性，他的政治思想也更有系統8。這已經預示了他最終會與黃炎培分道而行，也預示他不會倒向中共。在這一點上，本書作者似乎犯上「以成敗論英雄」的偏頗，認為黃炎培的選擇符合當時的民盟的一般意願，其「潔身自愛」（頁230）使他贏得名聲，而張君勱則由於對「立憲政治的狂熱崇拜」（頁234），而「失足」（頁237）、「墮落」（頁239）及「辜負了歷史」（頁281）。

　　這樣的定論顯然把問題的複雜性過於化約，而且對張君勱欠缺必要的「同情的理解」。事實上中共當時是否符合黃炎培民主政團同盟的「民主」理念已經成疑，中共上台之後的民主實踐更不消說了，這是否已經說明黃炎培的選擇不必然是絕對「準確」呢？中國近代政治委實充滿幽晦與混亂，積極參與民國政治的丁文江失望而多次揶揄的話值得玩味：「中國的問題想要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9。顯然，是非正直往往非他們可以把握與看清的。張君勱選擇依附國民黨其實與他在民國初年基於現實考量而選擇袁世凱一般，但他並沒有失去對國民黨的批判。10他孜孜不倦的追求憲政，而不惜把理想寄託於「不可信」的國民黨也只能是知識份子的無奈，難道相反的，以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其寄託物件若換著是後來上台的中共就可行嗎？答案不是很清楚嗎？在流亡國外後，撤退至台的國民黨曾屢次派人邀約，也在他生活最清苦之際，匯款資助他，然而這全遭他婉絕。他也不理國民黨的警告，繼續在海外組織第三勢力，延承自己的自由中國的理念。11如此為其國家民主、憲政理念孜孜以求，何以一句「墮落的徹底」（頁240）了得。

四

　　與作者一貫風格一樣，作者「筆鋒常帶感情」，往往我們可從紙背中可感受到作者時不時對主人翁命運之無奈的深切喟歎。從早期的《智者的尊嚴》、《尋求意義》到此書，都可見作者貫穿其中的知識份子情懷。總的而言，這是一本理性分析與感性筆調很好調和的論著，讀來總令人不禁也隨人物與作者的喟歎而喟歎。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作者寫作本書動機除了探討中國知識份子的彷徨與無奈，甚至局限之外，也是作者個人心靈的某種反映。誠如作者在結尾深長的後語所說的，「作為他們的後人，當代中國的知識者是否可能在對民族昨日的反思中變得聰明一些呢……」（頁288）。當代中國學人很多都自覺地帶有世紀之交重估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歷史反思意味與企圖。作者自己就說，「如果本書所揭示的近代知識者道路有助於啟迪歷史的後繼者於萬一，我將感到無上的寬慰」（頁3）。

　　從這個角度理解許記霖以及本書，我們更能從此書看到、或感受到作者的許多「為甚麼」。作者許紀霖顯然是一位具有高度當代關懷的學人，本書自然蘊藏著宕跌的時代性，而且處處流露作者的內在張力。本書敘述因此也多了一份曲折深沉之勢，而少了一份平鋪直敘之單調。這其實即已把此書與坊間的許多書籍分而開來了。

註釋
1	詳見李澤厚：〈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2	作者曾著有《智者的尊嚴──知識份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尋找意義──現代化變遷與文化批判》（上海：三聯書局，1997）、《另一種啟蒙》（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以及與陳達凱合編《中國現代化史》（上海：三聯書局，1995）。此外，許紀霖尚與倪華強合著《方圓人生──黃炎培》（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可見其對黃炎培的研究深度。
3	兩人基本上既不是同一學派、領域，也不是決然相對的人物──如魯迅與胡適。
4	見余英時：〈序〉，於劉笑敢、金春峰編著，《五四後人物思想論集》，台北：中正書局，1996，頁2。
5	張灝曾從這個角度探討譚嗣同的思想及烈士情懷之形成，值得參考。（見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台北：聯經，1988。）Erik H. Erikson在其名著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 of Militant Nonviolence也注意到甘地父親之死對他往後理想的影響。（New York: Norton and Co, 1969）
6	事實上以這些角度或事件思考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衝擊已經很多，如研究魯迅、胡適、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的經驗及其所受影響都如此。這自然是因為這是中國現代第二代知識份子的共同背景使然，黃炎培與張君勱可說都屬於第二代現代知識份子（根據一般說法，孫中山、蔡元培、康有為、梁啟超等參與革命或維新運動者是第一代，陳獨秀、胡適等經歷五四運動帶領者為第二代，五四運動學生那一代則屬第三代。）
7	這方面已開始有專書出版。如張君勱學術成就方面，有鄭大華著《張君勱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政治思想上則有薛化元的《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黃炎培教育貢獻的專書則似乎尚未見。
8	陳先初：《精神自由與民族復興──張君勱思想綜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9	蔣廷黻：〈我所記得的丁文江〉，收於《蔣廷黻選集》（第六冊），台北：文星書局，1965，頁1088。
10	甚至於1948年秒，為了再造和平解決中國內戰之可能，他曾去函建議蔣介石下野。見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頁51。
11	同上注，頁52。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五期　200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