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從爭取平等到爭奪領導權

──從中蘇論戰的主題演變看其實質

⊙ 李朝軍

　　中蘇論戰起始於蘇共二十大，延續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才基本結束，至1966年3月中共決定不派代表出席蘇共二十三大，中蘇兩黨關係中斷才告一段落。以往的學者多持中蘇論戰是一場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認為中蘇論戰的實質是中方爭取平等1。然而，本文根據對中蘇大論戰發展演變過程的梳理和論戰主題的分析，認為中蘇論戰的實質是隨論戰的進展是發展演變的、是大為不同的：在論戰的初期，主旋律是中方爭取平等；隨著論戰的發展演變，中蘇從分歧到對抗、互相拆台；後來演變成為中蘇雙方爭奪馬列「正統」地位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

一　矛盾的根源：中國積極爭取平等

　　中蘇分歧肇始於蘇共二十大，至1958年4月和7月「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為第一階段。此時，中蘇兩國主要是國內外政策上和戰略利益上的分歧，其主旋律是中方積極爭取平等。

　　蘇共二十大主要有兩項內容引發中蘇分歧：一是「三和」路線；二是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此時中蘇雙方雖然存在意見分歧，但兩國關係仍然在繼續發展，兩黨通過會談和正面闡述各自意見來求同存異。對於蘇共二十大後中蘇關係的走向，毛澤東曾指出：「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鬥爭。現在中蘇之間有那麼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們做工作。」「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2但在毛澤東看來，中蘇之間的共同點多於分歧，「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些不團結，只是暫時的現象，仍然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3並且認為中蘇之間的分歧是可以通過直接對話相互溝通加以解決的。直到1960年8月10日，毛澤東在同胡志明的談話中，還表示：「中蘇不和是不堪設想的」4。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毛澤東接受了蘇聯的多次邀請，在1957年11月第二次訪蘇，並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和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給予赫魯曉夫有力的支援，強調以蘇聯為首是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鬥爭的需要。同時，對中蘇存在的分歧進一步進行闡述了中共的原則立場，特別是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對此，蘇共部分接受，因而會議通過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得到鞏固，中蘇關係仍有所發展。

　　1958年是中蘇關係史上的重要轉捩點和分水嶺。1958年以後，隨著兩國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上分歧的嚴重，中蘇兩國在戰略利益上的巨大差距日益暴露，雙方都改變了在兩國關係上的忍讓和克制態度，分歧和矛盾逐步升級並公開化。

　　莫斯科會議的成功召開，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取勝的赫魯曉夫顯得躊躇滿志，大國沙文主義故態複萌。他從蘇聯的全球戰略利益出發，企圖使中國內外政策服從蘇聯的戰略需要。在1958年4月和7月，蘇聯提出要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設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這得到中國領導人異常強烈的反響，迫使赫魯曉夫不得不親自來華，當面向毛澤東等解釋。8月1日至3日，經過赫魯曉夫同毛澤東等的三次會談，這件事才平息下來。但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事件，傷害了中國的民族感情。毛澤東曾直接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說：「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呆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曉夫同志，最後再說一遍：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5而且，這件事背後隱藏著中蘇兩國戰略利益的矛盾。事實上，從締結《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之日起，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就一直在謀求同蘇聯建立平等的盟友關係，而不是戰略上的附庸。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後，中國積極謀求獨立的國際戰略地位，並且通過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等初步確立了自己的國際形象。而蘇聯是不希望中國搞自己的核武器，而是像「華約」其他成員國那樣靠它提供「核保護傘」，使中國更深地捲入蘇美之間的戰略抗衡。因此，蘇聯領導人從自己的戰略需要出發，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共同潛艇艦隊的要求，必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強烈不滿。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6

二　裂痕的擴大：中蘇互相拆台

　　進入1959年，中蘇兩國的這種戰略不信任和衝突進一步發展，逐步由相互懷疑走向公開拆台。1959年初，蘇共召開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明確了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為核心的對美緩和戰略，並主動改變了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提法。這和中國領導人的「以邊緣政策對邊緣政策」的戰略方針7，可以說是漸行漸遠。更為嚴重的是，雙方都已不顧對方的強烈反對和實際利益，強硬地推行自己的國際戰略，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涉及戰略利益的嚴重事件。

　　其一是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絕提供原子彈模型和技術資料。1957年，蘇聯領導人曾經主動提出願意幫助中國研究原子彈，兩國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規定，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但此後，蘇聯一直藉故拖延不履行協定。在1959年6月20日的信中，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赫魯曉夫正在準備同艾森豪威爾會晤為由，提出暫緩提供。同時，蘇聯專家也藉故回國休假，從此杳如黃鶴。

　　其二是1959年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關於中印邊境事件的聲明。從1959年3月起，中印邊境糾紛逐步升級。印度政府堅持「麥克馬洪線」是中印國界，8月25日中印發生了第一次邊境武裝衝突。就在中印兩國政府為此進行交涉的時候，蘇聯不顧中國領導人的反對，提前一天將塔斯社聲明公諸於眾。在中蘇兩國存在同盟關係的情況下，這個聲明表示了蘇聯政府的中立立場，也就在實際上助長了印度政府的領土要求。

　　其三是蘇美的戴維營會談。以上兩個嚴重事件，都發生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意在表明蘇聯的確同「好戰」的中國拉開了距離，為赫魯曉夫訪美鋪平道路。毛澤東後來說：「為了討好美國，罵我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那好吧!我算是公雞!他赫魯曉夫是草雞（母雞）！」8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魯曉夫同艾森豪威爾在美國總統山地別墅戴維營舉行非正式會談。這是赫魯曉夫執政後，蘇美兩國首腦的第一次會晤。儘管這次會談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赫魯曉夫認為：這次會晤使得有可能保證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整個國際局勢中出現「會使各國人民免於新戰爭的恐懼的歷史轉捩點」9，蘇聯為紀錄片《赫魯曉夫訪美》所寫的解說詞說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握手，「開闢了國際關係新紀元」10。

　　其四是1958年8月至9月中國炮擊金門。炮擊金門起因於美國企圖搞「兩個中國」的陰謀。由於得到了中國方面不拉蘇聯「下水」的承諾，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在金門炮戰中，一直採取克制和謹慎配合的態度11。9月6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北京會見了周恩來，對中方的立場和措施表示贊同12。9月7日，赫魯曉夫致信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呼籲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明智態度，把美國艦隊從台灣海峽撤離，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和利益13，對美國形成了一定的壓力。但是，這種表面的一致，並不能掩蓋隱藏在深層次裏的嚴重分歧。在急於緩和蘇美關係的蘇聯領導人看來，金門炮戰是在破壞蘇聯的緩和戰略，「實際上正好迎合了美國好戰集團破壞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方針的意圖。北京打算借助這種行動來激化蘇美關係，並利用蘇中條約這部機器把衝突擴大為遠東的軍事對抗。」14而且，中國領導人沒有依照慣例，把炮擊金門的計劃事先向蘇聯領導人通報，也引起蘇聯方面的不滿，中蘇兩國更增加了戰略上的不信任。

　　赫魯曉夫戴維營會晤以後出訪中國，195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赫魯曉夫訪華，同毛澤東等舉行多次會談。他在中國政府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告誡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15；回國途中，還發表了一些攻擊中國領導人的言論。這在中國領導人看來，恰好是蘇共領導人不惜破裂中蘇關係，取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投降主義」行為。　　

三　走向對抗：全面論戰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召開，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思想以及進一步全盤否定斯大林，毛澤東持否定態度，中蘇大論戰至此全面爆發。中蘇雙方都激烈的批判對方，為奪取馬列的「正統」地位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作毫不妥協的鬥爭。

　　斯大林問題是中蘇論戰中爭論最激烈、也是最主要和後果最嚴重的問題。對於斯大林，毛澤東一方面認為他是做了一些錯事，包括在中國問題上。但毛澤東多次表明與蘇共在斯大林問題上不同的立場，「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主義者……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16毛澤東認識到對待斯大林絕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全盤否定。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後出現的世界範圍的反共浪潮，使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全盤否定斯大林帶來的惡果。1956年10月和11月，在兩次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毛澤東指出：「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利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171963年，毛澤東和中共又重新認識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問題。1963年9月6日，中共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即「一評」中認為，蘇共二十大「對於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赫魯曉夫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醜化了無產階級專政，醜化了社會主義制度，醜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也醜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結果「敗壞了蘇聯的聲譽，敗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聲譽，敗壞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譽，給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其他一切共產主義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18總之，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

　　蘇共和赫魯曉夫則為否定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辯護，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發揚民主，實行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專橫和濫用權力，「是為了解除束縛勞動人民強大力量的沈重壓迫」，加速蘇聯社會的發展，「是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隨個人迷信而產生的悲劇性事件，是為了使所有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們從我們的經驗中吸取教訓。」19對中共反對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反對批判個人迷信，蘇共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我們還是第一次遇到公開頌揚個人迷信的事。必須說，甚至在我國個人迷信盛行時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頭上竭力否認這個小資產階級的理論。」20中共的「一評」和「二評」發表後，蘇共馬上反唇相譏，指責中共反對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個人迷信別有用心，「有其國內政治原因」。蘇聯《共產黨人》雜誌1963年第十五期發表編輯部文章說，全世界都知道這一事實：中國宣傳機構盡力圍繞北京的某一個人宣傳，製造他「正確」、「英明」和「無所不能」的神話，「他們保護斯大林不受批評，粉飾和頌揚斯大林，實際上就是企圖使他們自己今天的做法不受批評，頌揚自己今天的做法。」21蘇斯洛夫在1964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的報告中說得更明白：「中國領導人出於自己的政治打算，起來維護個人迷信。他們之所以衛護斯大林的歪風和錯誤，首先是因為，他們自己正在培植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22事實上，中共反對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的確與當時中國國內掀起的崇拜毛澤東的狂潮密切相關。毛澤東本人在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承認中國也有個人迷信，還說個人迷信「有點道理」23。

　　「三和」路線問題是中蘇論戰的另一主題，所謂「三和」即兩種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摒棄戰爭，實行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最終在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沒有暴力革命的和平過渡。

　　戰爭與和平問題是中蘇爭論最多的問題。爭論集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可以避免、新的世界大戰前途如何、怎樣看待核武器等方面。

　　二十世紀上半葉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又出現了美蘇對峙的局面，人們普遍害怕新的世界戰爭的爆發。對新的世界戰爭是否會爆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回答：「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24。根據傳統的列寧主義理論「只要存在著帝國主義，就仍然存在著產生侵略和戰爭的土壤。」蘇共中央為此多次解釋說，現在的情況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那時防止戰爭的力量弱小，不能迫使帝國主義放棄戰爭。現在情況已經根本改變，出現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加上愛好和平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國際無產階級和所有和平力量的聯合努力能夠防止世界戰爭，粉碎帝國主義侵略者發動世界戰爭的圖謀25。中共指出，赫魯曉夫所謂關於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防止的「創造」性論點，是只提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提還有爆發的危險性，並把「新的世界戰爭有避免的可能性，隨意地說成一切戰爭都可以避免」，認為只有採取正確的政策，作好兩方面的準備，才能有備無患26。

　　實際上，在論戰中雙方都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有兩種可能性，但側重點有所不同。蘇共重點強調世界戰爭有避免的可能性，中共重點強調世界戰爭有爆發的危險性。而且中共認為新的世界戰爭可能避免，但其他各式各樣的戰爭，尤其是國內革命戰爭則不可避免。因而一直強調「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人民革命戰爭，才能消滅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戰爭」27。這種認識淡化和抵消了中共關於新的世界戰爭有避免的可能，強化了關於還存在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危險性的認識，使之很快發展成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論。60年代中期從片面走向極端，甚至認為既然帝國主義要發動戰爭，「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28

　　如果世界戰爭不能避免，萬一爆發世界大戰，戰爭前途如何，雙方的觀點也是對立的。蘇共認為核武器還改變了以前關於戰爭的概念，一旦熱核戰爭爆發，全部國家就會在這種戰爭的最初幾小時內消滅29。如果帝國主義挑起新的世界戰爭，核武器不遵循階級原則，不會辨別帝國主義者在甚麼地方，勞動人民又在甚麼地方，它能消亡所有其破壞範圍內的事物和人，社會主義和全世界人民在帝國主義這場滅亡中不能獲得任何勝利，還要跟著遭殃，極有可能同歸於盡，對成千上萬的人民來說，社會主義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的肉體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30。中共不贊成蘇共關於核戰爭會毀滅全球的觀點，「不相信原子彈能把全人類毀滅」31，並且斷言，如果帝國主義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核戰爭，那麼「遭到毀滅的不是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而是帝國主義和整個帝國主義制度」，戰爭之後，勝利的人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32中共還是按照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從戰爭引起革命、進而導致全球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的預言出發，對新的世界戰爭和核戰爭的特點和前途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

　　和平共處問題同戰爭與和平問題密切相關。蘇共從進入核武器時代世界戰爭打不得，一旦打起來就會導致人類毀滅的估計出發，在50、60年代多次指出當今時代只有兩條路：「要末是世界戰爭，要末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33因此，在蘇共看來，和平共處就成了人類生存的唯一選擇。而且社會主義國家也一定能夠通過和平的經濟競賽徹底戰勝資本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無法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快速度」，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將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獲得更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展開階級鬥爭和戰勝資本主義的「催化劑和革命化的因素」，從而轉向社會主義34。所以，和平共處被蘇共提到戰略高度，成為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中共特別是中共領袖毛澤東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人類不會毀滅，帝國主義將在戰爭中滅亡，社會主義將在戰爭中獲得勝利。從這種估計出發，中共並不看重和平共處，強調世界革命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中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競賽中無論取得多麼大的成就，如果不通過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因為和平共處不可能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根毫毛」35。

　　中蘇兩黨在通過甚麼道路，以甚麼方式，使全世界由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上更是觀點對立，激烈爭論。蘇共主張和平過渡，中共批判和平過渡，主張暴力革命。

　　蘇聯、中國都是走十月革命之路取得勝利的。但是，蘇共認為進入核武器時代後，應該強調走和平過渡之路。1956年，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首次提出，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是多樣的，除了暴力革命之外，還有和平過渡等新的形式。在和平過渡這種形式中，他又著重強調議會道路的可能性。1961年1月，赫魯曉夫說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不一定在任何地點和任何情況下都要同武裝起義和國內戰爭連在一起。」「在那些議會傳統深厚的國家裏，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可能是通過利用議會的道路，而在其他國家裏，可能是通過利用適合於它們民族傳統的制度的道路。」36雖然赫魯曉夫在報告中也提到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他把和平過渡作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形式、新途徑提了出來，側重於強調和平過渡。

　　中共在50年代就對蘇共的和平過渡觀點提出批評。中共認為：「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如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特別是如果過多地強調經過議會多數取得政權的可能，容易鬆懈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裝。」3760年代中期，隨著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沒有和平共處，只有冷戰共處等觀點的提出，中共徹底否定存在和平過渡這種可能性。中共認為，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上沒有先例，現在也不可能，「全世界任何無產階級革命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國人已經走過的路。」38因為「暴力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產婆，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必由之路，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39

　　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兩國兩黨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1958年，毛澤東在國內政策上進一步「左」傾，發動了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的「大躍進」運動。很明顯，他對舉賦予了雙重目標：一方面，要證明社會主義陣營優越於西方陣營，「東風壓倒西風」；另一方面，也要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優越於蘇聯的建設道路，「學生超過先生」、「後來者居上」。後者引起赫魯曉夫的極大不滿。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蘇聯的支援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國對蘇聯「老大哥」地位的挑戰，更不相信中國能夠在沒有蘇聯的援助下，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他曾譏笑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大碗喝稀飯」，而誇耀蘇聯的共產主義是「土豆燉牛肉」。赫魯曉夫指責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是故意向蘇聯示威，與蘇聯爭奪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是「超階段」和「平均主義」。而赫魯曉夫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探索則被毛澤東看著是修正主義的東西。1960年4月22日，在列寧誕辰九十周年之際，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矛頭則實際指向蘇聯的赫魯曉夫。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擬定的「三和」、「兩全」和「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復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指出中蘇不是在某些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是對當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公開信》，對中共中央6月14日給蘇共中央的覆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攻擊，中蘇之間的分歧達到了空前嚴重的階段。為此，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所謂的「九評」，指名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九評」的內容充分體現了毛澤東自中蘇出現分歧以來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上的主要思考。誠如毛澤東所說，從此「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大宮，我們拋棄了天條，切記對這天條不要太認真，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40

　　中蘇論戰一直延續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才基本結束。勃列日涅夫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後，仍堅持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並於1965年3月強行召集以集體譴責中共為目的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籌備會，遭到了包括中共在內的七個國家共產黨的拒絕。這樣，自1966年3月中共決定不派代表出席蘇共二十三大起，中蘇兩黨關係中斷，中蘇大論戰才草草收場。

四　論戰的實質：中蘇爭奪領導權

　　延續近十年的中蘇大論戰，發展演變的過程極其複雜，論戰所及十分廣泛。但是，對馬列「正統」地位的爭奪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爭奪是中蘇雙方的主要和最終旨趣。因此，中蘇雙方都不遺餘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視對方為「異端」。

　　1959年11月30日到12月4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之一就是討論中蘇關係問題。在會上，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並在事前準備了詳細的講話提綱。在這份提綱裏，毛澤東比較系統地談了他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他寫道：「赫魯曉夫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對表論是反馬列主義的。」41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思想以及進一步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的看法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認為蘇聯已經完成修正主義體系。至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文件裏，「現代修正主義」就成為赫魯曉夫和他所代表的蘇共中央的同義語和代名詞。到了1962年4、5月間，新疆伊犁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更得出了同修正主義的矛盾是敵我矛盾的結論，他說：「修正主義和我們的矛盾，實質上是敵我矛盾，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而且發展到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武裝鬥爭，組織反革命，勾結我們內部的反革命，進行武裝暴亂。」42

　　當時的中蘇兩黨都認為，存在一種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正統的理解和闡述，都用這樣一種正統的理論作為衡量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和試金石。蘇共有兩塊正統的「金字招牌」：一個是列寧主義的黨；一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正在向共產主義過渡。他們把蘇共二十大以來的綱領作為列寧主義的正統，從這個正統出發，給中共扣上了「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中國方面則認為，蘇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論才代表並捍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從中國方面的正統觀點來衡量，給蘇共扣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帽子，並且認為蘇聯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

　　實事上，中蘇雙方所捍衛的都不完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在當時，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蘇聯共產黨，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上，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正如列寧所說：「從來也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的理論當作甚麼必須普遍遵行的哲學歷史公式，當作一種超過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以外的東西。」43鄧小平後來也說：「長期以來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甚麼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44

　　在中蘇論戰中，中共還根據蘇共的內政外交上的「修正主義」判斷，斷言蘇共領導集團已經背叛了馬列主義，蘇聯已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以後，他們當然也就失去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為首的地位。對於目前的蘇共領導，如果還說為首的話，那就是為修正主義之首，那就是為分裂主義之首了。」45中共認定蘇聯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認為這個中心因條件的變化而在轉移之中。由於中共和蘇共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中國和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中心地位的喪失為中國中心地位的奠定提供了條件。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就談到了世界革命中心轉移到中國的問題。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也說到中蘇論戰時在給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的一封信中，中國人公開提到「由於赫魯曉夫已經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成為一個修正主義者，他不再被認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這種領袖作用，現在要由中國共產黨來承擔。」46

　　在毛澤東看起來，既然歷史把中國推到了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中國就應該不負眾望，發揮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為了更好地發揮「中心」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共提出了他們的觀點。

　　首先，處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應當義無反顧地站在反帝鬥爭的最前線。由於蘇聯的變修，它在對外政策上已不再反帝，而且走上了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的道路。對於亞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鬥爭，蘇聯不僅不予支援，「而且同帝國主義站在一起，採取種種手段撲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47因此，中國號召建立全世界反帝統一戰線，把反帝、反殖鬥爭進行到底。

　　其次，處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必須站在反修鬥爭的最前線。為了捍衛馬列主義的純潔性，「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一起，對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不調和的鬥爭。」48由於蘇聯的變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蘇共領導的錯誤是一系列原則性的錯誤，危害著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毛澤東認為，我們必須吸取蘇聯的教訓，警惕出現修正主義，要防止和平演變。因此，為了維護世界革命，中國不僅在國內反修，還毅然站在國際反修鬥爭的最前線。

　　再次，處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不但要保證自己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而且要把自己建設成為最純潔最完美的社會，為社會主義國家樹立榜樣，為全世界人民指明前進的方向。中國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中國向何處去不僅是中國政治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關係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命運的問題49。毛澤東還「發明」了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反帝、反修，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革命中心。

註釋
1	持此論點的很多，這裏只舉出幾篇有代表性的。李捷：《中蘇論戰和中蘇關係》，《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5期；劉克明：《中蘇關係40年的歷史教訓》，《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1期；周敬青：《中蘇論戰與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1年第1期；王惠甯、謝世誠：《鄧小平與中蘇論戰》，《南京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高正禮：《中蘇論戰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孫澤學：《是「爭奪領導權」還是爭取平等──論中蘇論戰的實質》，《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44。
3	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綱領，1959年12月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599。
4	毛澤東會見胡志明的講話記錄，1960年8月10日。
5	韓漳編：《中南海外交珍聞錄》，（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頁98。
6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688。
7	《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63。
8	鄭新、海光、恒煉編：《中外名人談毛澤東》，（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頁624。
9	巴蒂斯特‧迪羅塞爾：《外交史》(1919－1978年)下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頁234。
10	《現代修正主義關於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的言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177。
11	楊勝群、田松年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1949－196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303。
1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67。
13	《人民日報》1958年9月10日。
14	奧‧鮑‧鮑里索夫、鮑·特·科洛斯科夫著：《蘇中關係(1945一1980)》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82），頁14頁。
15	《在我國國慶宴會上赫魯曉夫同志的講話》，《人民日報》1 959年10月l日。
16	同註2，頁286。
17	《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
18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1963年9月6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64－73。
19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1963年7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598。
20	同註19，頁605。
21	蘇聯《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基礎》，《共產黨人》雜誌1963年第15期；《人民日報》1963年10月31日。
22	蘇斯洛夫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的報告：《關於蘇共為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1964年2月14日)，《人民日報》1964年4月27日。
23	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l月9日)，《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556。
24	赫魯曉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1956年2月14日)，《人民日報》1956年2月18日。
25	蘇聯《真理報》編輯部：《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偉大旗幟》(1964年11月l日)，《人民日報》1964年11月6日。
26	《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963年11月19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256。
27	蕭華：《不斷加強國防力量，保衛祖國建設》(1960年6月3日)，《人民日報》1960年6月4日。
28	陳毅：《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報》1965年10月7日。
29	同註19，頁580-585。
30	《赫魯曉夫在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3年l月16日)，《人民日報》1963年2月22日。
31	同註23，頁551。
32	《人民日報》社論：《是人類毀滅核武器，不是核武器毀滅人類》，《人民日報》1962年4月28日。
33	蘇聯《真理報》編輯部：《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偉大旗幟》(1964年11月l日)，《人民日報》1964年11月6日。
34	《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1963年3月30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545-546。
35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1963年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34。
36	《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963年11月19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260。
37	同註27。
38	同註28。
39	同註34，頁540。
40	同註8，頁633。
41	同註3，頁601-602。
4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核心小組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8月17日。
43	《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57。
44	《鄧小平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223。
45	《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4年2月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36。
46	羅‧亞‧麥德維傑夫：《赫魯曉夫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頁186。
47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213-214。
48	同註47，頁50。
49	《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木主義道路？》，《人民日報》1967年8月16日。

李朝軍　1975年生，男，河南固始縣人，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及中共黨史。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五期　200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