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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十月號 總第
5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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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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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革」檄文 《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解讀和考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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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筆者清理中共中央黨校的「文革」小報資料，在成堆的油印資料中，翻檢出一份油印傳單，題為《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下稱《緊急呼籲》）。這是一篇觀點鮮明地反對「文革」的檄文。傳單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文革」的「惡攻」1 罪行中，應屬於「反革命匿名信」一類。 《緊急呼籲》義正辭嚴地譴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黨難國難，直言不諱地指責毛澤東晚年的一系列錯誤和對這場政治劫難不可推卸的責任。其為文之大膽，觀點之鮮明，言論之犀利，感情之真誠，思想之深刻，超過了筆者所接觸到的當時同類反「文革」的文論。可以說，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 《緊急呼籲》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此時，「文化大革命」進入到了奪權階段。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號召，並樹立了張春橋、姚文元奪取上海黨政大權的一月奪權的樣板。為了支持奪權，毛澤東明令軍隊介入運動，進行「三支兩軍」。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群眾組織蜂起奪權，各單位的黨政權力悉數被奪。在奪權的紛亂中，多數人是被動地盲從「革命」，少數人是別有用心，只有極少數人能有這份審視時局的清醒，而能夠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敢言者又更少之。作者卻挺身而出，直抒胸臆，譴責這場運動將黨和國家帶進了「水深火熱」，這不僅要有卓爾不群的思想品質，更要有敢作敢為的救世情懷。 《緊急呼籲》是作為「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投遞到中央黨校的，當時是夾雜在每天大量收到的各種群眾組織的傳單小報中，能夠倖存下來純屬偶然。估計收文者只重視整理比較整齊的鉛印小報，如《清華井崗山》、《新北大》之類，對這種來路不明，數量繁雜的油印傳單則是隨意堆放，未予理會。否則，這份全篇充滿「惡毒攻擊」、「大逆不道」言論的傳單，是不可能存留下來的。在歷史塵封四十年後的今天，應是讓它進入歷史研究的公共領域的時候了。 一、《緊急呼籲》的主要內容和觀點評析 《緊急呼籲》分開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實質」，「前途」四個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緊急呼籲》在開篇一章，義憤填膺地闡明了黨和國家所面臨的危局，當前「正處在水深火熱萬分危急」的關頭：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組織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下，「已處於癱瘓狀態」；黨的核心骨幹成為今天「被攻擊的主要對象」，扣上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派」、「叛徒」、「軍閥」、「工賊」等罪名；我國悠久的文化遺產、優良傳統 「幾乎全部被踐踏了」，和建國以來文學藝術成就全部被「摧殘了」，文化、教育、藝術領域「一片淒涼」，重現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醜劇」；著名專家、學者「被打擊的走投無路」，許多人「被迫自殺」；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下興起的全國「千百個造反集團」，正在「合法」地奪取各級黨政權力……。這些話言簡意賅，描述了短短幾個月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黨禍國難極為嚴重。 《緊急呼籲》單刀直入，尖銳指出，使黨和國家遭受這場政治劫難的，是「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機分子」，特別是那個提出「造反有理」的「獨斷理論的某一個人」。《緊急呼籲》列舉了這「某一個人」的一系列錯誤：大量花費人民血汗，強迫全國人民「把他的語錄用鮮紅的顏色裝飾著」，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馬列主義經典」；公開號召「造反有理」，讓不明真相的各種群眾造反組織「合法地」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奪取「無產階級政權」；公然要「不理解事態實質」的軍隊參加「清算我們黨的鬥爭」等等。儘管全篇都是用 「某一個人」和「獨裁者」的代稱，但再明確不過，作者所指的就是毛澤東本人。 「文化大革命」是將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推到極致的一場全民性的現代造神運動。反毛之罪是「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2的彌天大罪。1967年1月，「公安六條」頒佈，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3此時，全國上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達到了宗教狂熱的極致。誰人的言行對毛澤東稍有不恭，就不單是群眾暴力的「砸爛狗頭」，「扭送公安機關」，而是法定的「現行反革命」，不僅個人有殺頭之虞，就連家庭親友也逃脫不了政治干係。作者置身家性命全然不顧，挺身犯險，嚴厲指責毛澤東發動「文革」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災難。作此言論，足見作者的「膽大妄為」。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節，《緊急呼籲》鞭辟入裏，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這場「文革」這場政治劫難的原因，是中共多年來在「國際國內政策方面所犯的錯誤」演化的結果。它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解決他多年「獨斷專行」錯誤造成的黨內矛盾而採取的非常措施，與所謂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反對黨內一些腐化墮落分子的鬥爭毫無共同之處」。毛澤東的政治目的，一是通過打倒所謂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打倒黨內那些真正認識到他的錯誤的人，「以絕後患」；二是將自1958年以來由於他的個人獨斷政策造成的黨內外各種不滿情緒，轉移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 《緊急呼籲》全然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全面地，深刻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列主義創造性地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4的主流觀點。認為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什麼「創造性」的馬列主義，而是一場政治陰謀。因為黨內生活已經很不正常了，所以毛澤東要肯定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要以群眾運動「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黨內鬥爭，以便利用「多年由於自己的錯誤路線造成的群眾不滿」，用群眾路線的「法寶」來改變自己在黨中央的不利處境。 《緊急呼籲》繼而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既然「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與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為什麼群眾會表現出個人迷信的狂熱呢？《緊急呼籲》的分析別具隻眼，歸為三個原因：其一，長期的個人崇拜的宣傳誤導。1957年以後，党的集體領導取得的成就，逐漸歸於了某一個人，把罪過強加於其他人。通過一些片面歌頌、片面宣傳，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他個人才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的錯覺。這是部分群眾盲目崇拜他的心理原因。其二，群眾表達自己意願的特殊方式。多年來的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經過反右派鬥爭後，群眾也聰明起來了，學會了「把獨裁者的旗幟當作臨時的護身符」，在高舉一個人的思想旗幟下表達自己的不滿，爭取自己的利益。其三，政治投機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機分子為了實現個人野心，曲意迎合獨裁者，以換取獨裁者對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實質」一節，《緊急呼籲》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與1958年大躍進運動、「三面紅旗」的失敗聯繫起來考察辨析。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這些錯誤延續發展的邏輯結果。党的領導人對「大躍進」冒險主義政策的失敗，不但沒有承認錯誤，反而用過去的威望進行掩蓋，尋找客觀理由，推脫給自然災害、「蘇修」的背信棄義、下級領導犯了錯誤等等。這就是欺騙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的開始。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黨的領導人開始在政策上、理論上陷入了被動地位。為了掩蓋這個錯誤，党的領導人在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更加錯誤的「政治動作」。「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掩蓋過去錯誤的「政治動作」之一。 這幾段對「文革」起因的分析和認識，彰往考來，尋根究底，剖析毫釐，洞若觀火，是《緊急呼籲》中最為精彩的內容。 《緊急呼籲》還考察了「文革」發生的國際背景。它將60年代以來中共領導人在對外政策和國際共運中推行的極左路線，稱為「霸權主義政策」。認為這種霸權主義政策在國際共運中的推行，使「曾堅持團結和統一路線」的中國共產黨，失去了兄弟黨的信任，黨際關係全面惡化，處於空前孤立的境地。文章深入剖析了當時大力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論和政策，尖銳地指出：所謂「戰爭不可避免論」，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能夠消滅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完全行不通的。推行這一理論和政策的實質，是「獨裁者」想通過推行世界革命，把當年的錯誤抹煞掉。 《緊急呼籲》對中國當時全力進行的援越抗美活動的「無私」性提出了大膽地質疑。認為，中國黨在援越抗美中，排斥和其他反帝力量合作，採取單獨派遣軍隊等做法，並不是真正要制止美帝侵略越南，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這是想以此證明，越南抗美鬥爭沒有中國的直接支持是不能成功的，從而強調自己在反帝中的主導作用。由此推斷，中越關係將會是不斷惡化的。文章在這裏批評的中共援越抗美的政策，其歷史背景是1966年中共中央斷然拒絕了波蘭黨提議各共產黨國家在越南問題上採取「聯合行動」的建議，表現出了中共在國際共運中「唯我獨革」的領袖意識。 在最後的「前途」一節中，《緊急呼籲》提出了堅決反對當前席捲全國的奪權運動的要求。它說，目前所謂的「奪權」鬥爭，是「把反對我們黨的運動看成是反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運動」，被奪權的是共產黨人，我們整個黨現在正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文章還對奪權者的成分進行了分析。斷定，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機分子和多年來懷有對我黨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種個人主義的人。另外還有一部分是不瞭解這場政治陰謀真相，盲目捲入奪權運動的黨團員、解放軍和其他正直的人們。 既然這場黨和國家的政治危機是「獨裁者」一手造成的，那麼，怎樣能擺脫這場危機？怎樣去「糾正獨裁者所犯的嚴重錯誤」呢？《緊急呼籲》提出了兩條路：一條是通過黨內合法鬥爭的解決途徑。即「從黨的中央到黨的支部，重新建立集體領導，發揚黨內民主，恢復黨的權利。」作者也清楚地認識到，由於獨裁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不顧黨和人民利益」，已經把全國攪得天下大亂了，再要把這場運動拉回到黨內鬥爭的軌道，已是根本不可能了。所以，作者在文中發出了不無遺憾的感歎：「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希望了」。 《緊急呼籲》提出的第二條路，就是號召全黨同志、全國人民立刻行動起來，共赴黨難，對「獨裁者的錯誤路線」進行公開的抵制和鬥爭。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揭露獨裁者所犯的錯誤及其本質，並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 文章中說：雖然這種鬥爭是「尖銳的、複雜的、反覆曲折的」，是「有流血犧牲的」，但如果共產黨員繼續袖手旁觀，那就會白白喪失掉我們的江山，斷送中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但作者並沒有進而說明，這種自下而上進行的反抗活動，是否具有任何行動意義上的可能性。或許，他真正要強調的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共產黨員要有捨身取義的殉道精神。 《緊急呼籲》以呼籲黨員同志行動起來的號召作為結尾：「共產黨員們！對祖國和人民的命運不願袖手旁觀的同志們！行動的時刻已到來了。」 這是在全面奪權的大動亂中，從黨心、民心、良心發出的一個不無悲壯的抗爭之聲。 二、《緊急呼籲》的寫作背景和思想價值 《緊急呼籲》是在「文革」剛剛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時候發出的。此時，「文革」運動已經進行了大半年。這個時段，是「文革」的發動者引導「文革」所發動的群眾，從「四清」運動舊的階級鬥爭軌道轉到「文革」新的路線鬥爭軌道的變化過程。黨內的「路線鬥爭」被賦予了「反修防修」的重大意義，鬥爭空前激烈，堪稱「史無前例」。 毛澤東發動「文革」這場運動，是認為黨內出了「修正主義」，首先要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5的問題。而「四清」和以往通過黨的各級組織自上而下推動的政治運動，都不能解決黨內的問題。毛澤東的設想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所以，他要乾綱獨斷，行非常之舉，在全國範圍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清洗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這是一個中外政黨史中從未有過的，以群眾運動的形式解決執政黨內部政見分歧的特殊政治運動。 毛澤東對「文革」的發動，是由內到外，漸次推開的。他首先以「剝筍政策」7清理不能完全聽命的黨內高級幹部，解決黨內高層權力的問題；同時又以黨內揪出了「修正主義分子」的現實危險來發動群眾，借助群眾運動造成的政治聲勢在更大範圍清洗各級「走資派」。 1966年5月，根據毛澤東意圖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打成「反黨集團」，通過了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7月底，毛澤東又否定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方式，嚴厲指責他們「鎮壓學生運動」。8月初，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黨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確定了 「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運動方針，肯定了群眾自行結社成立組織的合法性，正式確定了用群眾運動開展黨內鬥爭的「四大」形式8。毛澤東撇開各級黨團組織，以領袖的身份直接號令群眾，鼓勵青少年學生「造反」的激進行為。8月中旬，紅衞兵運動興起，開展「破四舊」，在全國各地大串聯，成為打開運動局面的突擊力量。10月，毛澤東為打破各地幹部群眾對運動的抵制，又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9。這個不同以往的解釋黨內鬥爭的新概念提出後，全國各地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工礦、農村等領域，各級黨政機關盡數被「炮轟」，大批領導幹部被打倒，以「革命」名義的無政府主義氾濫，全國城鄉陷入混亂。在運動已是勢成騎虎的情況下，1967年1月，毛澤東決心「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10，號召群眾向各級黨政部門全面奪權。 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非常之舉，不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幹部深感天意難測，動輒得咎；就是響應運動號召的群眾對如何「解放自己」也是不明就裏，盲目跟從。在運動從階級鬥爭向路線鬥爭的轉軌過程中，運動的群眾動力也是在不斷轉換。到1966年底，運動的成分和思潮都有了很大變化。運動初期一度叱吒風雲的老紅衛兵已被運動甩落下馬，在工作組時期挨整的一批激進學生則成為了運動的主流，一些有著出身成分等問題的人們也參加到各種群眾組織中來了。參加運動的群眾之間，立場和動機各異，對運動有著不同的認知理念和利益訴求。隨著運動向路線鬥爭的升級，群眾各派觀點的對立也明確起來。所謂保守派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分別代表了群眾中階級鬥爭擴大化和路線鬥爭擴大化的不同理念。這時，社會上明顯偏離運動主航道的異端思潮也開始浮出水面，北京等地比較集中地出現了一些質疑這場運動的思想言論。 中共黨內，公開反對「文革」的聲音出現較晚。中共執政後，是以黨的組織系統掌控國家權力。黨中央的指示通過黨的各級組織逐級傳達到黨員，通過黨員貫徹到群眾中去。在這個嚴密的組織系統中，黨員和非党群眾在政治資源的分配上歷來是「內外有別」的。党團員是有組織觀念的群體，在「文革」初期大都是站在保黨委和保工作組一邊。毛澤東直接號召群眾運動的「大民主」，鼓動「天下大亂」，打破了原來的政治格局。各級黨政系統癱瘓，黨團組織停止活動，革命的政治光環戴到了「造反派」的頭上。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縣黨政機關，下至工廠車間、生產隊，都成為了奪權的對象。各級領導幹部被打成「走資派」，一概「靠邊站」了。黨團員多、成分純正的一派群眾組織，都成了「資產階級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狀。起來奪權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則是成分不純，品流混雜，動機可疑。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社會矛盾，以及在這場運動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號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義，一併發作起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打江山，似乎一下子發生了顛倒。這不能不引起黨內一批耿介之士對這場運動的責問和抗爭。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層，發生了史稱「二月抗爭」的事件。軍委的幾位副主席和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借毛澤東對「中央文革」有所批評之機，在懷仁堂中央碰頭會和軍委常委會上，激烈抨擊「中央文革」禍黨亂軍，打擊迫害老幹部。此舉使毛澤東大為震怒，他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責令他們停職反省。這個高層政治事件的發生，與當時軍隊「支左」，普遍鎮壓了各地造反派的情況，有著邏輯上的一致性。當時被「無產階級司令部」批判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還有許多並不在權位上的普通黨員和黨的基層幹部，在各級黨組織癱瘓的非常時期，以各種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極左思潮的氾濫，反對「文革」這場政治動亂。他們雖然對高層政治動向一無所知，也沒有什麼資格資歷，但並不乏護党安國的政治責任感。他們基於理想信念，以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不揣綿力，不懼風險，頑強地對這場政治動亂進行抵制和抗爭。這種來自基層的抵制和抗爭，就個體力量來講，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蟻力。但這分散的蟻力卻能共同形成了一種歷史力量，構成了「文革」領導者不能恣意妄為的社會態勢。如果詳細考察「文革」的全部歷史，事實上，毛澤東沒有一件事能夠說是完全如願達到了目的，所以，他總是在不斷地節外生枝，以製造新的事端來擺脫騎虎難下的運動困局。 相對於中共高層人物對「文革」的抗爭而言，來自中下層黨員的抗爭活動，比較缺乏歷史記述的事件色彩。雖然許多基層黨員憑政治直覺已經意識到「文革」的一些問題，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組織紀律觀念的習性，長期宣傳造成的領袖迷信，以及順應政治現實的策略考慮，使他們對「文革」錯誤的抵制，大都是體現在具體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方面。所以，黨內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動語言出現。不像出自社會人士的反「文革」思潮，有著觀點鮮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黨內畢竟是集中了社會多數的精英分子，黨員中不乏社會責任感強烈，敢於擔當，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志士。這份《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的傳單，就是他們的代表之作。它不僅表達了一個黨員在黨和國家處於危難之際，應有的道德風骨和與極左路線決死戰鬥的大無畏精神，還表現了中共黨內對這場「文革」劫難進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準。它不僅彌補了「文革」思潮史在表現中共普通黨員思想活動上的文獻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銳性把黨內反「文革」思潮的表現提高到一個新的檔次。 14年後，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篇數易其稿，經過四千高級幹部討論，廣泛徵詢黨內外意見而形成的歷史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與《緊急呼籲》幾乎完全一致的思想觀點和認識。 如《緊急呼籲》關於「文革」發生原因的分析，和《歷史決議》中毛澤東「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的觀點11，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傾錯誤的積累和發展」最後佔據壓倒地位的觀點12，儘管具體的表述方式不一樣，但認識是極為相似的。都是認為從1957年後，黨中央開始走上了一條「左」傾錯誤的路線，錯誤發展越來越嚴重，最後導致了「文革」的發動。 此外，《緊急呼籲》中關於「文革」是亂黨禍國政治動亂的觀點，關於毛澤東個人專斷和製造個人迷信的觀點，關於發揚黨內民主、建立集體領導的觀點，關於名為「群眾運動」實則運動群眾的觀點，關於「文革」與反腐敗毫無共同之處的觀點，關於中共在國際共運中執行了一條「唯我獨革」的「左」傾路線的觀點……等等這些，都是人們經過這場十年「浩劫」後，痛定思痛所達到的認識高度。這使我們感受到了作者具有穿透歷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欽佩有加。 特別是，《緊急呼籲》對毛澤東「文革」錯誤的認識，足見作者的非凡膽識。應該說，「文革」進行到奪權階段，感覺到問題嚴重的是不乏其人。但敢於完全否定這場運動，並把反對的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的，只是極少數的個別人物。當時反對「文革」的言論，多半是反對「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對「中央文革」在運動中的瞎指揮，反對口含天憲到處頤指氣使的江青，反對不竭餘力鼓吹個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風暴中，能夠起來反對他們，要有極大的勇氣，已經是十分難得了。但就思想水準而言，這還是停留在反對「亂臣賊子」的層次上。遑論有些反對者還是出於「看不慣」的直覺感知，雖是膽氣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價值的東西。 在當時的反「文革」思潮中，「聯動」思潮是非常大膽的，敢於反對「中央文革」的大人物，有著一股少年意氣的風火氣勢。在當時的一份署名「聯動」的傳單中，提出要「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要恢復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要保衞「三面紅旗」13。他們的這個時段劃分，似乎是把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的鼓吹個人崇拜，作為促成毛澤東個人專斷發展的根據，但對「三面紅旗」是肯定的。這也是他們的思想和閱歷所能達到的最大閾值。在這個時段裏尋找「文革」發生的歷史根據，無疑是遠遠不夠的。 《緊急呼籲》是把「文革」的錯誤，直接歸咎於毛澤東本人，並不旁及他人。真正應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句名言。有無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徹底性，才能有洞察歷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與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錯誤，1958年大躍進的錯誤，以及以後為掩蓋這些錯誤而採取的更為錯誤的國際國內政策聯繫起來分析，論證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一個錯誤疊加的歷史發展過程。這個分析框架現在已得到人們普遍的認同，這就是現在學界通常所說的毛澤東晚期思想的錯誤形成和發展過程。 《緊急呼籲》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是好心的昏聵，而是出自個人專斷的需要。這從文章中用「獨裁者」的稱謂就可以看出。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為「文革」發動的開始，認為這是一個「政治陰謀」，搞垮了北京市委，並為繼而搞垮全國各省市黨委樹立了榜樣。這是筆者所見最早出現的「文革陰謀論」的觀點。「陰謀論」的觀點或許有些簡單化之嫌，但作者對「文革」起點的把握無疑是準確的。14《緊急呼籲》還認為，毛澤東在這場運動中的政治措施，如「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號召向各級黨政組織奪權等等，都是出自個人專斷的主觀動機。並以不無激烈的言辭，表示了強烈的批判態度。 毛澤東應對「文革」這場政治動亂負主要責任，這在現在是不爭的事實。正如《歷史決議》所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負有主要責任」。而在當時，全國上下都籠罩在個人迷信的陰霾之中，作者仍能堅持獨立思考，指出這場政治動亂的肇事者和主要責任，這是極不容易的事情。經過多年強化宣傳，毛澤東在人們的心目中實際上成為了黨的化身。《緊急呼籲》對毛澤東的批評言論，發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雖是痛快淋漓，但也畢竟是太超前了。在幾億人民群眾正在為「捍衞毛主席革命路線」鬥爭得你死我活的時候，這篇言論無疑是大大超越了當時人們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結束後，如何認識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錯誤，也是中共黨內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直到1981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才以「集體智慧的結晶」的新概念15，破解了這道政治難題。 三、《緊急呼籲》的作者身份考 《緊急呼籲》的具名是一個共產黨員。當讀到這篇勇氣非凡，思想深刻，具有遠見卓識的文字時，至今仍讓人感到感慨不已。那麼，作者究竟是什麼人？什麼身份？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他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狀況又當如何？我們現在已經無從找到作者了，不知他是否能活過那場浩劫，更不知他是何人，身在何方。我們只能憑藉在這兩張薄紙上尋覓到的歷史資訊，對作者的情況進行一番考辯。 《緊急呼籲》是寫給全體共產黨員的。文中充滿了對亂党奪權者的義憤填膺，愛黨護黨之情殷殷可鑒，作者的政治身份應是共產黨員無疑。問題在於：作為一個黨員，竟敢如此嚴厲地譴責党的領袖，甚至呼籲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進行公開的鬥爭」，這是不是符合黨性原則？所以，實有先從黨性原則說起的必要。 黨性，歷來是有兩個標準：一是服從領導的組織原則。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共成為執政黨後，曾有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的說法16。在組織紀律性的約束下，黨員不僅要求行為上的絕對服從，還要求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一是立黨為公的道德原則。恪守國家人民利益至上的信念，有為「真理而鬥爭」的思想覺悟和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犧牲精神。在打天下的革命黨時期，黨性主要體現是黨員為理想獻身的犧牲精神，在組織紀律性上有著信念內化的自覺，在群眾中有率先垂範的道德感召力。在成為執政黨後，黨掌控了全部國家資源，把理想信念和現實利益的衝突凸現出來了。領導意志的貫徹，需要黨員成為 「馴服工具」；個人進步的實現，需要靠領導的幫助關照。個人利益的營營苟苟與對上惟命是從，有了統一性。權力意志的擴張，對錯誤的盲目服從，都可以借用黨性的道德名義，滋長了黨內唯唯諾諾的因循風氣。黨內在革命戰爭年代的那種主動性和創造力大為遞減，黨性與人民性不斷發生衝突。這是黨在執政以後面臨的道德困境。這種道德困境的解脫，只有靠發揚民主。 執政黨的民主，應是「權為民所有」的憲政民主。這是對過去「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7的軍事民主的超越。可惜的是，在經過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反右傾運動等政治運動之後，中共黨內的民主風氣頹壞。個人專斷嚴重，一言堂盛行，諛風熾盛，讚頌之辭無所不用其極。正如《緊急呼籲》所言：「好像只有他個人才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個人崇拜的風氣自上而下氾濫開來，對黨的基層組織產生了重大影響。同僚中間為追求政治「進步」相互傾軋之風，在領導面前唯唯諾諾的市儈之風，在群眾面前言行不一的虛飾之風得以蔓延開來，使黨在群眾中的道德資源發生了嚴重流失。所以，在「文革」風暴襲來時，毛澤東可以輕易地拋開各級黨組織，直接號召群眾「造反」。一個擁有二千多萬黨員的大党，對此竟無招架之力。可以說，在毛澤東打出「大民主」的政治牌時，一些中共黨員和黨員幹部在個人利害關係上的患得患失，在正義原則上表現的差強人意，也是造反派組織能夠爭取群眾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18 在「文革」中，毛澤東要重新整黨建黨，批判過去黨內生活「盲目服從，做馴服工具不行」。但他要求建立的是「在正確的政治路線領導之下的組織紀律性」19，也就是完全聽命于他的領導的組織紀律性。這是要把黨變成個人獨裁的馴服工具。 作者在國家危難之際，以匹夫之勇，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公開揭露和譴責最高領袖陷全黨於危難的嚴重錯誤。這是何等堅定的黨性。這種黨性，是恪守理想信念的大德，是捍衛國家人民利益的大忠，是不畏強暴堅持真理的大義。作者在大動亂排山倒海的濁流滔滔中，能夠不計得失，不顧後果，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精衛填海的精神來擔當歷史，應是張志新一流具有烈士情懷的人物。「時窮乃節見」。試想，「文革」過後，如果沒有張志新這些為堅持原則而殺身成仁的烈士，這個以理想主義起家，曾為理想信念犧牲了無數革命志士的執政黨，將何以面對歷史。 這自然使我們對作者本人的情況更感興趣了。然而，關於作者的身份情況的瞭解，我們只能從傳單的品相和對傳單的文本分析中，找尋出一些蛛絲馬跡。 1、從傳單的品相看，《緊急呼籲》是張油印傳單，共兩張十六開的白色薄紙，對折為四頁。這是「文革」傳單通常的形式。從印製水準來看，這份傳單當屬下下品。首先是傳單的印刷效果不佳。滿篇文字印刷的深淺不一，有的地方輕，有的地方重。這應當是在印刷時調墨調得不夠均勻所致。整個傳單不只是紙面印的不乾淨，在第一張的右頁上方處，還有塊字跡模糊的地方。顯然是在傳單的油墨未幹時，不小心蹭擦所造成的。這些都是只有生手和初學者才會犯的低級錯誤。也可以想像出，作者在刻印這份傳單時的心理緊張。 這份傳單的印製之差，從它的刻蠟紙水準更能看出。傳單的書寫字體，雖還不失方正。但裏面有許多字的筆劃是反復刻劃的，有多處劃掉和塗抹處。還有多處是寫完後又修改，用線條引添過去的字句。這是人們在紙上書寫的習慣，卻是刻鋼板的大忌。略知蠟紙刻印的人都知道，刻字時的筆劃反復是容易把蠟紙劃破的。刻錯字的改正方法，是在蠟紙上的刻錯處用火柴烘烤一下，使蠟溶化開，就可以在原處再刻。如要另加一行字，可以剪下一條蠟紙，貼在錯誤處，再用火柴烘烤，讓蠟把錯誤處蓋掉，就可以重新書寫。這樣修改下來，印刷出的材料非常乾淨，並看不出來修改的地方。《緊急呼籲》的作者對這些技術常識一無所知，應是全然不懂蠟紙刻寫和油印技術的新手。這份《緊急呼籲》，極有可能是作者第一次拿起鋼尖筆刻寫的第一份傳單。 《緊急呼籲》發表在1967年2月。此時，「文革」已經從學校發展到工礦、農村，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大大小小的各種群眾組織林立，「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如火如荼。大字報鋪天蓋地，小報傳單滿天飛。傳單的油印技術非常簡單，很容易掌握。一支鋼尖筆、一塊鋼板，一盒油墨，一套油棍紗網就可以幹起來了。刻鋼板對書寫幾乎沒有什麼要求，能寫硬筆字就行，比用毛筆寫大字報還要簡單。所以，油印傳單在群眾的「四大」活動中，是一種最簡單易行、最方便實用的技術工具。大小群眾組織中，凡是通諳文墨者，幾乎都知道如何刻鋼板、印傳單。作者是位關心政治時事的有心人，對「轟轟烈烈」搞了大半年的「文革」 運動分析得頭頭是道，卻居然對蠟紙油印技術如此生疏。似乎在這段時間裏，作者一直是置身事外，對運動作壁上觀。 在這場席捲全國億萬人民的「文革」洪流中，沒有參與運動的人，無非有兩種：一種是有資格參加運動而自覺地置身運動之外的「逍遙分子」；一種是沒有資格參加運動而被排斥在運動之外的「問題分子」。學校是群眾運動的風暴中心地帶，起事早，動靜大。師生們有「停課鬧革命」的時間，外有到全國各地「大串聯」的吸引，內有「革」與「保」的派爭，人們很難擺脫運動的衝擊。即使是「逍遙分子」，對傳單的油印技術也不會一無所知。另外，學生們對「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的管束嚴厲，「亂說亂動」的可能性小，出自學校中「問題分子」之手的可能性也不大。《緊急呼籲》的作者很可能是學校系統之外的人。 2、從傳單的文字看，《緊急呼籲》通篇用簡體字，但還有一些文字是繁體字。如等閒的閑字，用的是繁體的「閒」；準備的准字，用的是繁體的「準」；關係的系，用的是繁體的「係」；發洩的泄，用的是繁體的「洩」等。國家的《漢字簡化方案》是1955年1月提出的。1956年1月，國務院正式公佈並全面推行。20到1967年止，簡化字的應用也不過十一二年的時間。國家在正式媒體和各類教育文化系統，統一使用簡化字，在社會適應上還會有一個過程。如果是年紀比較大一些，已經熟悉用繁體字的人，在使用簡化字書寫時仍會習慣性地用到一些繁體字。這些人要寫出這份近四千字篇幅的文章，繁體字的數目應該要更多些。如果在1955年後上學的人，使用簡化字則會更徹底些。由此推斷，傳單作者多半是在建國後的教育體系下接受的語文教育，到推廣簡化字時應已有了小學文化程度，受教育期是正處於簡繁字的過渡期，估計應為30歲以上的成年人。 從文字表達能力上看，《緊急呼籲》是一篇語言犀利、思想深刻、內涵豐富的文章，但作者的文字表達能力卻很是一般。在文章中有很多白字。如：把 「危機」寫成「危急」，「袖手旁觀」寫成「抽手旁觀」等等。在文章的敘述中，表達意思的用詞不當之處更是比比皆是。文章在句法文法上的問題也非常多，有的句子不通順，有的句子冗長囉嗦，有的句子成分不完整，好多句子乾脆就沒有主語。另外，文章的謀篇佈局，結構段落也不是很合適。所以，整篇文章讀起來非常拗口。就文字表達能力而言，作者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準。當然，如果是參加工作後，又在工農速成學校或在夜大、函授等業餘教育系統學習出來的，年齡自然要大一些。 3、從傳單對運動資訊的掌握上看，《緊急呼籲》對「文革」過程的觀察似乎有著視角距離的遠近差異。文章中對文教系統的「文革」描述，比較概括和粗略，似乎不是身臨其境者。21作者沒有提到1966年5月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直接批判物件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全會通過的「十六條」。這裏有個原因，當時「五一六通知」是作為黨內檔下發到縣團級的，「十六條」是和群眾直接見面的。22所以，當時群眾組織所編的「文革」學習檔中，大都未收入「五一六通知」。從作者所提的「文革陰謀論」的觀點來推測，應是對「五一六通知」內容有系統瞭解的。但作者對文教系統的「文革」狀況描述，具是高度概括性的宏觀議論，帶有著來自文教系統之外的距離感。23 相比而言，作者對奪權的感覺要更真切一些。文章中對造反派奪權的分析，除了一般所說的有 「反動分子」、「政治投機分子」、「真相不明」的人之外，還特別提到「落後群眾」一類。他認為，「落後群眾」參與奪權，是由於我們党的領導「多年來所犯下的某些嚴重錯誤」在群眾中「多年來蓄積的不滿情緒」的發洩。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看出，作者對「文革」中參加奪權的群眾是從近距離觀察的，瞭解得細緻而具體。這種貼切的認識，不是那種從書本學到的理論性認識，應是從社會現實生活中得來的感知性認識。這說明，作者是比較熟悉群眾、熟悉社會的，在企事業等基層單位有過工作和生活經歷的人。 《緊急呼籲》的作者對造反派持否定態度，在「文革」中的政治傾向應屬於保守派一類。但他並不是那種保當權派的「保守」，而是堅持理想信念純潔性的「保守」。作者的政治理念，並沒有擺脫了當時階級鬥爭主流觀念的影響。文章中所用的政治術語，沿用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渡時期存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論斷。這是1962年10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的，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大力宣傳灌輸的觀點。但作者的難得之處是，他恪守了常識的底線，因而沒有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宣傳輿論全面控制中失去自己觀察社會的獨立判斷能力。作者分析「文革」的基本價值判斷，是以50年代為歷史參照系的。他對1957年以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發展，對反右派運動對群眾造成的傷害，特別是對大躍進的失敗及其由於這個失敗對國內外政策產生的嚴重影響，都有著十分真切的體會和感受。所以，他能夠鑒往知來，深刻分析時局，提出自己分析「文革」的真知灼見。作者對國際形勢也有獨立的分析能力，斷然摒棄了當時「反修防修」形勢教育的觀點，直言批判當時中國的「左」傾對外政策造成了自我孤立的不利局面。也就是說，作者對「文革」的認識和分析，完全是從自己的生活感知出發的民間思考，是保持了真實歷史記憶的獨立判斷。 能夠把「文革」的發生和50年代後期毛澤東的錯誤發展軌跡聯繫起來考察，不為當時把迷誤當作發展的輿論宣傳所惑，這份獨立思想的定力是十分難得的。在當時嚴密的資訊封閉環境下，作者能夠一直保持住這種歷史感知的真切和獨立思想的定力，似乎是有過在五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中受到過衝擊和傷害的個人經歷。但從他反對造反派奪權所持的階級鬥爭觀念，號召保衛「幾十年我們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無產階級政權」等用語來看，不會是打江山的一輩人。其行文浸透著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擔憂的憂患意識，也不像是已經成為專政物件的「右派分子」所言。其用語大膽犀利，痛快淋漓，又不像是政治成熟老到，通達權謀之術的官場人物。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傳單印製十分粗劣，文字表達能力非常一般。這說明，《緊急呼籲》無疑是草成的，沒有經過多人的醞釀、推敲，沒有事先擬定的底稿。傳單的作者和印製者應是一人所為。但文中多次出現「眾所周知」，估計作者是和其他什麼人在私下交流過對「文革」的看法，有著在私誼小群體中的共識。所以，在行文中流露出非常自信的力量。 二、作者對反右派運動，特別是大躍進運動有著深刻的印象，應是有親身經歷的過來人。熟悉社會的生活狀況，有一定的社會閱歷。但在政治上還沒有老成到明哲保身的程度，其言論肝膽照人，有敢於擔當歷史的熱血激情。應當在30歲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數年黨齡的黨員。 三、從《緊急呼籲》的話語系統看，作者受過較為系統的政治思想教育，應是在建國初期就已經入黨的黨員，對五十年代前期的好光景還有深刻的印象。在反對「三面紅旗」的思想觀點和政治態度上，他與黨內右派、中右比較接近，很有可能是右派分子的同情者。但作者還夠不上右派分子的文化程度，應屬於「漏網右派」和右傾分子之列。如果受到過政治運動衝擊的話，在大躍進的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過衝擊的可能性更大些。但從見多識廣的特點來看，也可能是從上級機關貶到基層單位的工作人員。 四、從《緊急呼籲》對運動的描述看，作者對運動資訊的掌握並不是完全的，對學校的「文革」缺乏親身感受，不會是高層人士，不像是出自文教系統的人，也不是從事意識形態工作和政工宣傳的手筆，似乎是從事實際工作的一般黨員和基層幹部。文中特別提到了，要寄希望于「光榮的工人階級」，表明作者很有可能是來自工礦企業或其他別的企事業單位，或是企事業單位有一定職務的基層幹部。 或許，會有人不太相信這份傳單能出自一個基層工作的普通共產黨員之手。一些見過傳單的朋友也是這樣詢問筆者。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在「文革」中，肯定還會有一些呼籲全黨為挽救黨和國家而鬥爭的反「文革」傳單可以提供佐證。但因為相關的材料，屬於「反革命案件」，現在見諸於公開發表的文字材料還不很多。 林彪的秘書張雲生所著的《毛家灣紀事》中，曾提到他看到一份傳單，匿名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24《公開信》與《緊急呼籲》的標題和內容都很類似，但發表時間稍晚，是在1967年初夏。這應是在武漢「七二○事件」發生之後的事情。此時，奪權造成的惡果已充分顯現出來了：群眾組織的派仗武鬥烽火遍地，造反矛頭開始轉向軍隊，各地到處都在揪「軍內一小撮」，全國動亂程度更為激烈。《公開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全黨發出的救黨救國的聲音。 《公開信》給張雲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對其思想的深刻性是讚揚有加。從張雲生書中回憶《公開信》內容的部分鱗爪來看，《公開信》較之《緊急呼籲》，思想更加系統，表述更為準確，籌謀更為細緻，但對毛澤東批評的尖銳性程度似乎不如。從時間上看，《緊急呼籲》是在「奪權」狼煙初起的作品，有著見端知末的政治洞見，文獻價值應更高一籌。 當時，公安機關全力偵破了《公開信》一案，查出是天津某中學的一個教員寫的。張雲生認為，《公開信》的寫作水準很高，不像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能夠寫出的，至今仍對作者的普通人身份抱有懷疑。 筆者倒是相信《緊急呼籲》和《公開信》都是出自普通民眾的手筆。實際上在百姓中，在普通黨員中，儘管掌握的資訊不完全，但他們在生活體驗中得來的思想認識，則更能反映社會的真實，並不失洞悉歷史的智慧。這種民間智慧的例證，在歷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在1962年，一位名叫楊偉名的農民黨員向黨的領導機關上書，提出恢復經濟的措施和發展市場經濟的設想。在著名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黨的最高領袖對這份上書進行點名批評。25二十多年過去了，歷史證明了這位農民黨員的遠見卓識。 這些事例說明了一個樸實的道理：禮失求諸野。從常識出發的思想，是最具有真實力量的思想。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相信來自民間、來自基層的真理之聲呢！ 王海光 06/2/15改定 附：《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已經過幾十年的英勇奮戰，終於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國，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建國十七年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正處在水深火熱萬分危急的時急〔機〕……。 我們黨今天所面臨的危急，就是祖國所面臨的危急。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絕不能等閒視之。 現在，從黨中央到基層、黨支部都受著殘酷的鬥爭和無情的打擊，各級黨的組織和其他社會團體已處於癱瘓狀態。 今天成為被攻擊的主要對象，不是別人，正是我們共產黨人，是黨的核心骨幹，其中絕大多數是幾十年來為祖國、為人民的解決〔放〕事業過雪山過草地立下功勳的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他們今天卻被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機分子扣上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派」、「叛徒」、「軍閥」、「工賊」等罪名。 我國悠久的文化遺產和人民光榮的優良傳統幾乎全部被踐踏，建國以來的文學藝術所獲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殘了。各種書籍不加區別地被焚燒了，猶如帝王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醜戲又在今天重演了。 我國著名的各種專家、學者，在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這支惡棒的打擊下，在暴壓面前走頭〔投〕無路，不得不被迫自殺，而且已經自殺了。 大、中、小學停止學習，文化教育、藝術活動從此中斷，一片淒涼。可是一個人的著作和語錄卻超過任何時代，不惜任何代價的出版著，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馬列主義經典□□，強迫全國人民把他的語錄用鮮紅的顏色裝飾著，不知花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口號下，全國組織起了千萬個 「造反集團」，有一部分對我黨懷有階級仇恨的分子，用「合法」力量進攻著我們黨各要塞……。這一可怕的事實竟由某一個人的獨斷理論「造反有理」而「正當化」了。 有許多「造反」集團是一些反動分子和落後群眾對我們黨政策多年來蓄積的不滿情緒的合法場所，政治投機分子們的迴避物〔隱蔽物〕。 現在黨內一小撮領導集團現在已經在各種「造反」組織的壓力下號召著把我們黨的各級要塞──從省、地到基層支部，一概讓給真相不明的造反集團……（雖然在這裏有部分黨員和有良心的人，但他們不理解這「造反」的真面目）當權者公開地號召破壞舊的國家社會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究竟建立什麼社會制度呢？全國一些「造反」集團在這種號召下合法地取得了幾十年我們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無產階級政權，尤其是公然號召我們不理解事態實質的光榮的人民解放軍去 「幫助」清算我們黨的「鬥爭」，這一事實，不能不使我們感到痛惜。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多年來黨的領導，在國際國內政策方面所犯的錯誤，在黨內不能不引起巨大反映。 一九五六〔注：應為一九六五〕年底在上海進行了政治陰謀，六六年六月公開改組了北京市委，既然北京市委「爛了」，全國各省市怎麼會健全呢？當權者這種不安成了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先驅〔先聲〕。 現在誰都明白了「文化大革命」與反對黨內一些腐化墮落分子的鬥爭毫無共同之處。 那麼，當權者通過這場「文化大革命」想達到怎樣的政治目的呢？ 一、把那些真正認識到了過去幾年黨所犯的政治錯誤是由於一人獨斷專行的共產黨員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名】打入冷宮，以除後患； 二、把從58年以來由個人的獨斷政策而集積〔淤積〕的各種不滿轉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這個政治陰謀被八屆十一中全會所作的決議《十六條》「合法化」了……。 我們很難相信，我們黨中央的委員們，在正常的條件下，怎麼能贊成把黨內的鬥爭問題，拿到黨外去討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在正常的情況下，怎麼能同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 獨裁者眼看到用「十六條」達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又施放了另一個法寶──「炮打司令部」來補充其缺陷。 到今天誰也明白「炮打司令部」的口號不是真正為了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因為用黨內鬥爭不能清算反對派，所以獨裁者用所謂的「群眾路線」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某一個人的政治目的，利用多年來由於自己錯誤政策造成的群眾不滿，在中央委員會內把自己的不利處境，用「群眾路線」的手段去解決，這不是創造性的馬列主義，而是一種政治陰謀。……群眾路線的實施決不能代替民主集中制，也不能隱蔽〔掩蓋〕它的違犯〔反〕。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渡時期存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條件下，階級鬥爭是複雜的，特別是由於我們党領導多年來所犯下的某些嚴重錯誤在群眾中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各種不滿情緒的情況下，把我們黨內存在的一些矛盾公開暴露在群眾面前，這與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因為人民的敵人很容易利用我黨領導所犯的錯誤而造成人民的不滿，對我們一概否定進行攻擊。 另外，為什麼「群眾」顯得把一個人的旗幟舉得更高呢？這裏有幾種因素： 1、一九五七年以前，我黨的集體領導，在各方面獲得了偉大成就，以後這個成績逐漸成為對某一個人的無條件的崇拜，把功績歸於某一個人，把罪過強加別人，好像只有他個人才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一些片面的歌頌，片面的宣傳，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認為某一個人永遠不會犯錯誤的錯覺。造成部分群眾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因就在這裏。 2、多年來通過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經過反右派鬥爭後，群眾也聰明化了。他們在發洩自己的不滿時，總是高舉某一個人的思想旗幟而去獲得自己的目的。這樣的人只是把獨裁者的旗幟當作暫時的護身符。 3、政治投機分子為了實現個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假惺惺的對獨裁者表示支持，這有這樣才能對其開綠燈，順利通過。 政策的實質 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黨領導所推行的政策，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中，都證明推行了一條錯誤路線。但是我們黨的領導不能不承認錯誤，反而想把錯誤政策用一個過去的威望彌補掉。 我們黨的領導把主觀、冒險主義政策失敗的原因，都推給客觀條件，1、自然災害；2、蘇修的背信棄義；3、下級領導犯了錯誤等。……這是我黨領導欺騙黨員和全國人民的開始，從這個時候起，我們党領導也就開始在政策上、理論上陷入被動的地位。 為了堵塞政策上連續出現的漏洞，我們黨的領導，時時刻刻做出了各種各樣的政治 「動作」。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這個政治「動作」之一。 在對外政策和國際共運上，我們黨完全推行了一系列的錯誤政策，使我們黨和國家在國際地位上大大降低了，處於空前孤立。 在國際共運中，曾堅持團結和統一路線的中國共產黨，當把党領導的霸權主義政策逐漸表面化的時候，我們黨就開始喪失兄弟黨對我黨政策的信任。 我黨與古巴、朝鮮、日本和其他國家共產黨關係的惡化，以及印尼共產黨領導的冒險主義政策的失敗，使我黨更加陷入孤立的地位了。 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共〔眾〕所周知。 多年來我黨領導政策的本質是在「戰爭不可避免論」上……。現在施行的一切為了戰爭準備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理論的把握是(1) 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會改變和它的敵對矛盾仍然存在，(2) 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裏資本主義正在復辟著等…… 這種理論的實質（戰爭）根據某二〔疑為一〕個人認為：(1) 有可能把當權派多年所犯的錯誤引起的一切後果「平反」掉；(2) 能把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消滅……看來每〔某〕些人認為【的】包括個人迷信在內的一切真理，在事實面前是完全「無能為力」。…… 現在我們党的領導把越南問題放在政策上的特殊地位，對越南戰爭我黨的政策上看來不是真正制止美帝侵越，而是想通過越南戰爭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拒絕和一切反帝力量的併合行動，主觀單獨派遣軍隊等等。 最近我國和越南之間的關係逐漸區〔趨〕惡化在很多政策上表現著。如擔心在越南達成和平協定……好像在越南沒有中國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把美國軍隊趕出越南。 前 途 事實上，現在整個黨，全體共產黨員，【正處在】受到攻擊而將要被「消滅」的緊急關頭，各種政治投機集團企圖「混水摸魚」。目前的所謂「奪權鬥爭【」】就足以說明奪權的目的何在？眾所周知。……當然也有我們黨員和其他正直人。這些人現在把反對我們黨的運動看成是反對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但是很明白，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機分子和隱蔽在某一個人的思想旗幟下多年懷著對我黨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種形形色色個人主義的人。因為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名義下掩蓋可恥的政治陰謀，我們的部分黨員、團員，光榮的人民解放軍和其他正直的人們無意識地動員在這個可怕的運動裏。 這是多麼可怕啊！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黨員和全國人民，特別是光榮的工人階級正在為尋找走向社會主義〔主義〕的正確道路而努力著。 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出路有兩條：一、從黨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體領導。發揚黨內民主，恢復黨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糾正獨裁者所犯的嚴重錯誤，但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希望了。 二、當權的獨裁者，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權力，不顧黨和人民利益，不把拖到黨外的鬥爭重新納入黨內的情況下，我們只有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呼籲公開揭露獨裁者所犯錯誤及其本質。並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 這種鬥爭是尖銳的，複雜的，反復曲折的。所以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決不能放棄黨內鬥爭原則，去投個人之好，決不能【讓】反動派抓去鬥爭的主動權。 進行公開的鬥爭是有流血犧牲的，但比抽〔袖〕手旁觀，眼看著這樣白白失去黨和人民用鮮血換來的祖國江山不知要強千百倍。 獨裁者如果對自己的錯誤路線繼續執迷不悟。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如果繼續抽〔袖〕手旁觀，中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就從此吹到九霄雲外去了。 共產黨員們！對祖國和人民的命運不願抽〔袖〕手旁觀的同志們！行動的時刻已到來了…… 一個共產黨員 （注：文中〔〕內是白字，錯別字；【】內是補字；粗體是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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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五期 200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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