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對台灣政策述評

☉ 吳 磊

　　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國家，出於種種原因，它在兩岸間長期推行平衡外交。新加坡長期與台灣保持實質性的關係，即便是在1990年與中國大陸建交後。這種現象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高度務實性。考察新加坡對台灣政策的基本內容，探究制約這些政策的因素，有助於我們更深刻認識新加坡在兩岸關係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在中新台三方博弈中佔據主動。

一 新加坡對台政策的基本內容

（一）、軍事和經濟關係優先於政治關係，政經分離

　　新加坡與台灣的關係建立在互相需要的基礎上，其中主要是新加坡的軍事需要。新加坡的建國歷程非常特殊，建國之初，新加坡的生存環境非常惡劣，急需建立一支獨立的國防軍。但新加坡國小民弱，既沒有軍事專家，也沒有足夠的訓練設施和場地，必須尋求國外支持。出於種種原因，當時國際上願意提供軍事幫助的國家只有以色列，而新加坡身處兩大伊斯蘭國家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包圍圈，與以色列的合作必然要慎之又慎。因此，新加坡在與以色列合作的同時，也嘗試尋求其他國家的幫助。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其政權合法性受到質疑，外交領域節節敗退，在國際社會空前孤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台灣國民黨當局四處出擊，希望獲得更多的外交承認。新加坡需要借助台灣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國防體系，而台灣希望得到新加坡的正式承認，正是在這種彼此需要的前提下，新加坡與台灣發生關係。

　　早在1965年，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向當時的台灣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要求，希望台灣能提供場地與人員幫助新加坡訓練軍隊，但台灣方面未給予明確答覆。到了1967年，時任新加坡國防部長的吳慶瑞曾與台灣方面的一名高層人士密商軍事合作事宜。同年12月，台灣向新加坡提交了一份幫助建立空軍的計劃。1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台灣陸續抽調教官和技術人員協助新加坡訓練飛行員、建立軍用飛機維修部門，有一些教官更留在新加坡，成為新加坡空軍的高級軍官，新加坡空軍司令還一度由台灣人擔任。2新加坡與台灣最重要的軍事合作是「星光計劃」。1974年李光耀第二次訪台時，希望台灣能為新加坡軍隊提供訓練基地，得到蔣經國首肯。1975年4月，新台達成協定，擬訂了新加坡軍隊到台灣進行實地野戰訓練計劃，代號「星光計劃」。根據這一計劃，新加坡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裝甲兵和突擊部隊組成的「星光部隊」，這支部隊的受訓軍人被分配到台灣同類訓練基地，協定起初有效期是一年，後來就一直延續至今。3台灣逐漸發展成新加坡最大的軍事訓練基地。新台之間的這種軍事合作壯大了新加坡的國防力量，是新台關係的構建基礎。

　　除了軍事上的合作，在經貿層面新台雙方也有有效的合作。長期以來，新加坡與台灣的雙邊貿易值不斷提高，貿易聯繫日趨緊密。有統計數位顯示，2000年，新加坡與台灣貿易總額達到105.75億美元，其中新加坡對台灣出口總額50.14億美元，進口總額54.61億美元，新加坡分別是台灣第六大出口市場與第四大進口市場。4新加坡是台灣的主要海外投資者之一，到2003年累計投資金額為42億美元；台灣對新加坡也有較多投資，同期累計投資金額逾18億美元。5為了新台雙方經貿往來的健康發展，新台先後簽署了《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交換航權協定》、《投資保護協定》和《暫准通關協定》等一系列的協定。台灣於1987年7月起在新加坡設立「遠東貿易中心駐新加坡辦事處」，負責有關台新雙方商情資料的收集與聯繫，舉辦交易座談會及擺置陳列產品等。此類辦事處是台灣在海外設立的第二十九所，也是亞洲第二所。6自1990年起，新台雙方又決定，每年召開一次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討論雙方的經貿投資等事務。新台之間金融業的交往也很密切，台灣銀行在東南亞的唯一分行是1983年設在新加坡的交通銀行新加坡分行，新加坡國家發展銀行也在台灣設立分行。7民進黨政府上台以來，以新加坡作為開展「新南向政策」的突破點，曾向新加坡提出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區的名義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建議。8台灣方面希望通過加強與新加坡的合作，以期產生巨大的示範作用，作為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範本，利於參與東亞區域整合，降低中共強大磁吸作用」。新台間的經濟聯繫還有一點，即有在經濟上有聯手對抗香港之意。新加坡與香港是競爭對手，近年來的競爭與對抗更趨明顯，香港回歸後，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更加密切，對新加坡的競爭壓力增大，香港已連續數年超過新加坡穩居全球集裝箱運輸第一大港口的地位。新加坡有意通過與台灣的經貿聯繫，增強與香港競爭的實力。

　　新加坡與台灣的各種文教與民間交流也較為頻繁。台灣與新加坡的文化交流，最為人稱道的是雙方自1984年起進行中學生交換訪問計劃，即雙方互相交換數十名高中學生至對方國家家庭居住一個月，深入地了解及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民間方面，1975年以來，在東盟國家的赴台人數中，新加坡人一直保持很高比例。1984年新加坡在台灣設立「新加坡旅遊促進局駐台北辦事處」，以吸引台灣遊客。而台灣人民前往東盟國家者，從1984年以來，一直以赴新加坡居首位。9

　　由上可見，新加坡與台灣的交流非常頻繁，以軍事合作和經貿往來最為重要。因為台灣的特殊地位，新加坡在與其發展關係時非常小心，力圖將交流限制在經濟和技術層面，避免涉及政治。因此，當台灣提出希望新加坡承認其政權的時候，新加坡明確予以拒絕。10早在1969年，台灣就在新加坡設立了「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商務代表團」，但遲至1981年，新加坡才在台灣設立對等的「新加坡駐台北商務代表辦事處」。

（二）、發展與台灣的實質性關係，政治關係亦有突破，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新加坡在與台灣發展關係時，不得不考慮中國大陸的反應。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新加坡馬上宣佈「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宣稱「中國只有一個，何時與如何統一應由台灣與大陸人民自行決定」。自此之後，新加坡一直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李光耀說：「我國是在遲早會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基礎上，處理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國在和台灣發展關係時，實際上一直都考慮到可能和中國建交這個事實。」可以說，新加坡在和台灣交往的同時，也始終認為遲早會與中國大陸建交。

　　台灣一直試圖對新加坡施加壓力，使其「一個中國」立場能有鬆動。我們也應看到，新加坡在處理與台灣關係中常出現打「一個中國」原則「擦邊球」的情況。1971年新加坡投票支持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卻在驅逐台灣的表決中投了棄權票。1969年台灣在新加坡設立的「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商務代表團」，雖為貿易辦事處，但具有半官方地位，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如可在當地辦理簽證護照、可以使用密碼外交郵袋等。1990年新加坡與大陸建交後，新台雙方就台灣在新機構的更名問題上進行交涉。最終，台灣當局的「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商務代表團」更名為「駐新加坡台北辦事處」。 這個更名，反映出新加坡與台灣交往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新加坡堅決拒絕台灣方面提出的保留「中華民國」國號的要求；另一方面，新加坡又做出讓步，允諾去除「商務」二字，並且原有的外交特權及官方往來管道維持不變。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個代表處實際在某種程度行使了「大使館」的功能。1993年聯大總辯論期間，新加坡竟對「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提案持默認態度。11新台雙方高層互訪頻繁。1973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訪問台灣，此後，從1973年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要訪問台灣一兩次。即使新中建交後，李光耀仍多次秘密訪台。1989年，李登輝到新加坡訪問，成為第一位訪問東南亞的台灣「總統」。1990年，時任台灣行政院長的郝柏村訪問新加坡，開台灣高層赴東南亞「度假外交」的先例。1993年台灣當局首次提出「南向政策」後，包括行政院長連戰在內的台高層官員多次訪新。引起更大風波的是2004年7月，即將接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之子李顯龍，以「私人」身份訪台。

　　李光耀深知台灣對大陸的重要性，「台灣問題是一個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容易動感情的國家統一象徵問題。他們（中國大陸）已向美國、日本和台灣發出信號他們準備戰鬥。他們希望每個人都明白這樣對他們是很重要的。這不是在演戲，這是真的。」12因此，新加坡雖與台灣保持實際往來，但形式上卻很謹慎。誠然，新加坡時有打「擦邊球」之舉，但每次新台雙方的高層接觸，新加坡總力圖消減消極影響，也會對受損的新中關係做些補救。1989年李登輝訪新時，新加坡在歡迎儀式和官方文告上堅決不稱呼李登輝為「台灣總統」，而稱之為來自台灣的「李總統」。雖然當時新中尚未建交，但新方還是省去一切國家元首級的外交待遇。13而且，時任新加坡總統黃金輝稱病回避，沒有會見李登輝，箇中緣由，耐人尋味。因此，新加坡雖積極與台灣發展關係，但堅持了「一個中國」立場。

（三）、力圖充當兩岸協調人，希望兩岸維持現狀

　　長期以來，新加坡與兩岸都有密切關係。李光耀更是憑藉其個人魅力，推行「個人外交」，成為兩岸的傳聲筒，為兩岸的對話做了大量工作。李光耀能在兩岸間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因為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密切關係及他個人與中國領導人的深厚交情；另一方面則是新加坡能夠和台灣始終保持利益關係。

　　1978年11月，鄧小平初步表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此後，「一國兩制」成為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中央政府一再聲稱，只要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其他的都可以談判。1985年李光耀訪華時，鄧小平請他向蔣經國傳達大陸的「一國兩制」政策。儘管李光耀的這次傳話未取得理想效果，大陸對李光耀的信任不減。

　　新加坡對兩岸協調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促成第一次汪辜會談的召開。1992年李光耀訪問台灣，主動向郝柏村表示自己是「受託訪台」，因為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訪新時，曾提及兩岸會談的可能性。李光耀願意代為向台灣轉達。14在新加坡的大力協調下，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第一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開創了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打破了海峽兩岸隔絕44年的歷史，邁出了兩岸和解共生的第一步。

　　新加坡在兩岸間積極斡旋，根本上說是為了其本國利益。新加坡對兩岸關係，最希望看到維持「不獨不統」的現狀。新加坡曾一再強調，新中建交不會影響到新台之間的實質性關係，只是在交往形式上會有變化。新加坡的「中國政策」就是「和台灣及中國大陸都保持良好關係，這是我們的一貫立場。」151992年12月，李光耀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時表示：「如果中國願意許下可信的承諾，保證不動用武力換取統一，這對兩岸雙方都有好處。和平與合作將能為雙方與東亞其他國家帶來極大的利益。」16李光耀甚至公開表示，希望海峽兩岸「一切維持原有的狀況。台灣維持演習前的原狀，實際上台灣與中國分離，對新加坡來說是有利的，是好處成倍的。」17 這句話集中體現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兩岸觀點，即希望兩岸維持現狀，因為這樣，新加坡有可能從兩岸間攫取更大利益。

　　正是為了維持這種既得利益，新加坡對台灣當局的各種「台獨」言論予以猛烈抨擊。2004年8月23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重申「新加坡的『一個中國』政策將不會改變，如果衝突是由台灣方面所挑起，那麼新加坡不會支持台灣。」182004年9月25日，新加坡外長楊文榮發表演講，敦促台灣不要尋求獨立。192006年5月25日，李光耀表示：「如果台灣從現在到2008年大選的期間做出愚蠢之舉，我們都要遭殃。大陸雖然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但是只要台灣走錯要脫離中國，大陸不會坐視不理。」20斥台獨為蠢舉，這是近幾年來李光耀未曾改變的嚴厲批評。2007年6月14日，李光耀表示，新方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若未來台灣不在行動上改變現狀，有可能獲得較多國際空間。21新加坡外交部2007年6月22日發表聲明，譴責台灣當局提議通過公投方式來決定是否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新加坡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的做法。22以上僅僅是筆者摘錄的近幾年新加坡政要反「台獨」言論的一部分，可見，新加坡對於「台獨」的態度是強烈批判的。

二　影響新加坡對台政策的因素

（一）、新加坡種族、地域背景的特殊性

　　新加坡特殊的種族與地域背景是它制訂對外政策的首要考慮因素。因為中國大陸輸出共產革命、支持東南亞共產黨以及華人華僑等問題，印尼和馬來西亞都長期對華人和新中國充滿敵意，對它們身邊的這個華人國家自然也有極大戒心，擔心它成為「第三中國」。而從實力上說，新加坡與鄰國的實力對比過於懸殊，與印尼、馬來西亞的緊張關係直接威脅著新加坡的國家安全。為了生存和發展，新加坡總是把處理與鄰國的關係放在對外關係中最重要位置，實行睦鄰政策，努力建立與鄰國和睦、相互信任的關係。因此，推行何種對台政策和對華政策自然成為新加坡能否與鄰國睦鄰友好的敏感因素。

　　如前所述，印尼、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與中國大陸長期對立，而另一方面，它們又長期與台灣保持實質關係。基於國家利益和安全，從自己的特殊國情出發，新加坡在處理兩岸關係時相當謹慎。新加坡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東南亞」背景和「東盟成員」身份，盡力與鄰國保持一致，不僅遵守承諾，於東盟國家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大陸建交，與台灣也發展了相當密切的交往。

（二）、新加坡外交戰略的高度務實性

　　出於小國寡民的現實，新加坡奉行現實主義的外交戰略，以極度務實的外交作風著稱於世。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許通美曾明確宣佈：「治理國家的主要原則是實用主義，在任何時候對任何國家建立的外交關係必須對我國有直接利益，或不為我國製造問題。」23在這種現實主義和務實思想的引導下，新加坡在處理任何對外關係中始終把國家利益作首要考慮。

　　新加坡對台政策集中體現了新加坡高度務實的外交策略。獨立後很快與台灣發生關係，是因為台灣可以為其帶來亟需的軍事幫助，鞏固了新加坡的國家安全。而與台灣長期保持實質性關係，並力圖在海峽兩岸左右逢源，不僅可以使新加坡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更能獲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和國際聲望。

（三）、李光耀個人因素的影響

　　李光耀作為「新加坡之父」，一手締造了新加坡國。1990年卸任總理前，是新加坡絕對的外交決策核心。即使是在卸任後，仍以內閣資政的身份，對新加坡的對外戰略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新加坡對台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李光耀的個人因素不能被忽視。

　　考察李光耀的外交活動和言論，可以歸納出其外交思想大概有四點：國家利益至上、實用主義政治哲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和積極外交。李光耀認為，在外交領域，一個國家能否有所作為關鍵是自己的努力。新加坡雖是小國，但有著重要的戰略位置和豐富的人力資源，外交上不可以「被動等待」，應該發揮自身優勢，開展積極外交，開創「小國大外交」局面。因此，新加坡積極主動，充當了兩岸聯絡人的角色。

　　李光耀是一位深受世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出色的外交能力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國際知名政治人物對其評價都非常高。李光耀的個人魅力成為新加坡外交資源的重要部分，他和蔣經國在反共等諸多觀點上的一致，使得他和蔣經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20世紀70年代，李光耀每次訪問台灣，蔣經國都會親自迎接。蔣經國還曾指示秘書，在給李光耀的信中加上表述他親切友好的文字。24李光耀也曾表示，蔣經國「幫了我一個大忙。他提供新加坡武器部隊一個野戰訓練的機會，讓炮兵能作遠端炮彈的實彈訓練。在新加坡，那是不可能的。在當年很少亞洲國家願意提供幫助的時候，他卻幫了我和新加坡。為此，我永遠感激他和台灣的其他領導人。」25蔣經國去世後，李光耀親自到台灣參加葬禮。由此可見，李蔣的感情非常深厚。新加坡和台灣均為典型的威權政體，雙方領袖個人友誼的建立，對於新台關係的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這也直接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是新台關係的所謂「蜜月期」。

（四）、亞太國際關係因素的影響

　　新加坡作為一個特殊小國，其對外政策必然深受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台灣問題是亞太國際關係中的焦點問題，新加坡的對台政策必然深受大國因素制約。

　　中國大陸是新加坡對台政策的首要影響國。新加坡與大陸有悠久的交往傳統，共同的血緣和文化。新加坡在與台灣往來時，不得不考慮大陸的感受。特別是1990年以後，對於篤信務實外交的新加坡來說，其對台政策的制訂必定深受大陸影響。筆者認為，正因為新加坡在外交上堅持「一個中國」立場，不與台灣建交，中國大陸才會對新台間的長期軍事合作採取忍耐態度。26而當新加坡打「一個中國」的「擦邊球」，與台灣交往過密時，中國大陸就會就新台軍事合作向新方施壓。2002年新加坡一度宣稱要將部分訓練設施撤出台灣，改赴海南島受訓27，筆者推測，中方的壓力是新加坡萌生此念的重要因素。

　　另一個影響新加坡對台政策的國家是美國。新加坡外交戰略的立足點是大國均勢策略，具體到東南亞，就是謀求各大國在東南亞保持一種相對平衡狀態。而在新加坡的大國均勢思想中，美國是最重要的大國。李光耀曾指出：「美國留駐本地區，對繼續維持國際公法和東亞秩序起重大作用」28。新加坡如此倚重美國，對外政策方面對美國必然有追隨性和依附性。長期以來，美國將台灣作為遏制大陸復興的一顆棋子，在兩岸推行「模糊」戰略，妄圖無限期拖延中國的統一大業。筆者認為，新加坡維持兩岸現狀的目標訴求，固然是基於本國利益做出的戰略判斷，但其中不無美國因素的影響。

三　對台政策給新加坡帶來的影響

（一）、提升了新加坡的軍事實力，為其生存打下堅實基礎

　　新加坡與台灣關係的建構基礎就是軍事合作。「星光計劃」從1975年開始，一直延續至今，在鼎盛時期的80年代，每年都有1.5萬人的新加坡軍隊在台灣受訓。後來仍維持每年7000名左右的規模，台灣為新加坡最大的海外軍訓基地。截止到1991年，累計有13萬人次的新加坡部隊赴台受訓。292001年2月，新加坡與台灣簽訂了全新的所謂「中新協定」，協定規定，雙方除了繼承「星光計劃」內容外，新加坡還將一些新型武器送到台灣培訓。如今，新加坡已經成為東盟國家中每平方公里士兵人數最多的國家，擁有東盟各國中第二大裝甲師，戰鬥機的數量也位居第二。30新加坡是東盟武器裝備最先進、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這與台灣的幫助是不可分開的。

（二）、配合了新加坡國內經濟戰略的調整，有利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台灣和新加坡經濟的發展模式和歷程有許多相似，但台灣的經濟轉型和發展要比新加坡早。20世紀60年代，台灣已經進入出口導向工業時期，而新加坡才剛剛建國，因此，在經濟方面台灣給予新加坡不少幫助。台灣曾派專業技術人員協助新加坡建立稅務制度和金融制度，協助建設發電廠等。新加坡創建裕廊工業區時借鑒了台灣新竹工業園區的經驗。因此，對於新加坡的經濟體系的構建和發展策略的制訂，台灣都給與了一定的幫助。

（三）、對台務實外交給新加坡帶來最大利益，但也潛藏著危機

　　新加坡在與台灣的交往中獲得了大量利益，但是新台關係的發展並不一帆風順。從新方來看，反對與台灣密切交往，不趟「兩岸關係」渾水的力量不容小覷，而中國大陸市場龐大，發展前景廣闊，經濟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新加坡必然要優先考慮新中關係，這都對新台關係產生制衡作用。從台方來看，台灣政壇變幻莫測，「台獨」力量日益猖獗，這使得新加坡心存餘悸，謹慎處理新台關係。從大陸方面來看，由於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可憑藉各種手段向新加坡施壓，使得新加坡的對台政策少了靈活性和多樣性。

四　新加坡對台政策的趨勢分析

　　要想客觀合理分析新加坡對台政策的趨勢，必須進行追本溯源。筆者認為，新台關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蔣經國時代的「蜜月期」、李登輝時代的「平淡期」和陳水扁時代的「趨冷期」。

　　基於生存的互相需要，新台雙方通過台灣軍援新加坡建立關係。蔣經國「雪中送炭」，給孤立無援的新加坡提供軍事援助，使得李光耀對其十分感激。兩人情投意合，在諸多領域觀點一致。蔣經國堅持「一個中國」，兩岸觀點與李光耀有頗多契合。因此，蔣經國執政時期，新台關係發展良好，可謂「蜜月期」。

　　李登輝上台初期，尚能延續蔣經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隨著其統治基礎的牢固，「台獨」嘴臉逐漸顯露。1995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彈，新加坡方面也給予了強烈批判，這也成為新台關係的一個轉捩點。至此，新方明白台灣「台獨」勢力開始抬頭，在與台灣的交往中更加謹慎。另一個因素即新加坡與大陸建交，也對新台關係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新加坡在對台政策中必須更多考慮大陸因素。雖然20世紀90年代，台灣兩次提出南向政策，但效果並不顯著，不能抵消大陸對新加坡越來越強的吸引力，也不能抵消李登輝「台獨」行為對新台關係產生的衝擊，因此，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新台關係總體發展平淡，甚至出現了交惡的傾向。

　　2000年，台灣實現政黨輪替，以「台獨」為基本理念的民進黨執政，而陳水扁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兩岸麻煩製造者」，其競選「總統」期間就曾公然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31當選後，迫於壓力，採取了「只做不說」的隱性「兩國論」路線，使得兩岸關係空前緊張，這不符合新加坡希望兩岸穩定的目標。因此，新加坡對陳水扁有頗多指責，新台關係日益趨冷，並幾度出現矛盾。2002年4月，「星光計劃」發生變數，多位民進黨「立委」表示，「星光部隊」有可能離開台灣，轉赴海南島。2003年7月1日，台灣方面宣佈，台新自由貿易協議談判全面停滯。民進黨是一個「沒有準備好執政」的執政黨，倉促上台，治國人才嚴重不足，專業外交人才更是寥寥無幾，民進黨外交決策層充滿了職業素養與個人操守都極其低劣的人士，曾任陳水扁政府「外交部長」的陳唐山就是典型代表。2004年9月27日，陳唐山針對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有關台海形勢的發言破口大罵，「像新加坡這樣'鼻屎大小'的國家，竟然也在聯合國大會上耀武揚威地批評台灣」；他還粗魯地稱「新加坡『只會抱中國的大腿』」。陳的這番粗暴無禮的言論引起了新加坡的極大憤慨，新台關係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新加坡的對台政策，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充當兩岸調停人。在與中國正式建交前，新加坡的兩岸政策顯得很從容，兩岸均有求於新加坡，新加坡確實做到了於兩岸間左右逢源，閒庭信步，在中新台三方博弈中處於最優位置。新中建交後，新加坡仍然力圖保有這種地位，保持著在兩岸間微妙的平衡狀態。但是，主動權已然不在新方手中。兩岸擺脫了彼此隔絕的狀態，各種直接和間接交流日益增多，縱使李登輝和陳水扁之流採用各種卑劣手段，也難阻這一大的趨勢。兩岸交流的增多，使新加坡越來越喪失斡旋於海峽之間的優勢。隨著台灣當局和中國大陸在「台獨」和反「台獨」問題上的博弈，新加坡腳踏兩隻船的空間越來越小。80年代中期的時候，李光耀曾向蔣經國建議，台灣「可以在沒有語言文化的障礙下，把知識傳授給中國人，讓彼此受惠」。但是蔣經國擔心，「一旦在大陸進行大量投資，台灣的經濟將受制於大陸」，因此拒絕了建議。321994年5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應李登輝要求，向中方提議由中台新三方聯合設立一家國際船運公司（新加坡只持象徵性股份），處理中台之間的貿易，為中方所拒絕。33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引發兩岸自1958年金門炮戰以來最嚴重的對抗。為了緩和兩岸局勢，1996年3月3日李光耀呼籲：「中國領袖說我是他們的老朋友，而我和台灣卻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損害，新加坡都會蒙受損失。如果雙方都受到破壞，新加坡的損失就加倍慘重。唯有中台雙方繁榮富強，相互合作以爭取共榮，新加坡才能從中受惠。」34中方表示兩岸關係純屬中國內政，不需外人插手，明確拒絕了李光耀的勸和。從以上事例表明，隨著形勢的變化，新加坡已經逐漸喪失了在兩岸間左右逢源的能力，李光耀時期的對台政策必然要重新審視，新台關係要符合新加坡利益，但更要考慮中國大陸的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綜合國力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已經遠超台灣，保持與大陸的良好關係對新加坡意義更大。一個明智的新加坡，在處理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關係時必須分清主次和輕重。在新中根本利益的框架內，盡力維持新台之間既有的實質性關係，必然將是新加坡未來相當時期對台政策的戰略抉擇。

　　就新台雙方來說，未來關係發展也有諸多桎梏。上文已經指出，鑒於台灣政壇「台獨」勢力的猖獗，新加坡不得不有所顧忌。除此之外，作為新台關係基礎的軍事合作和經貿往來也受到挑戰。新加坡一直努力使其海外軍訓多元化，現在包括汶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都有新加坡的軍訓基地，新加坡在軍事方面對台灣的依賴已經大大減弱。再從經濟角度看，新加坡與台灣經濟發展水準相近，貿易產品構成類似，顯示新台經濟在國際市場中有很強的競爭關係，雙方產業的互補性不高，合作前景不甚廣闊。且新台貿易中，台灣長期處於順差地位，也對雙方合作不利。35因此，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未來新台關係難有大的發展，新加坡的對台政策將會更加的理性務實。出於自身的戰略需求，新加坡不會捨棄發展多年的新台關係，但新台關係未來走向並不樂觀。隨著中國大陸在中新台三方實力優勢的日益突出，新加坡兩岸間縱橫捭闔的空間將越來越小。

吳 磊　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