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知識界與上海的人文生態

☉ 劉 超　馬翠

　　常言道：「一百年看上海」。證之於史，確然。晚清以降，上海一直擁有特殊地位，故相關文字亦極受青睞。尤其是隨著《文化苦旅》《老上海》《長恨歌》《上海的風花雪月》等當紅暢銷書的先後問世，上世紀末「懷舊」之風大盛，所謂「上海學」更成顯學。此中名手如林，碩果多有。以至於以陳平原為代表的北京學者亦不免倡言建立「北京學」1。儘管如此，「上海學」仍極為顯要，迄無儕輩可與爭鋒。

　　但我們亦不能不遺憾地承認，迄有研究仍不免有其局限。舉起要者有：一是缺乏貫通的視域。目今的研究主要偏重於文學、社會生活方面，尤其是集中於小說、電影、美術、傳媒、市政、民俗、租界、關稅等方面。因此，內中要角多為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如張愛玲、王安憶、陳丹燕、陳乃姍、王小鷹、殷惠芬、丁言昭）和為數不多的男作家（如余秋雨、吳亮、陳村）。相對於文壇來說，學界則大為見絀。學者中對此有過系統研究者，大概惟熊月之等人而已2。因此，國內關於上海的文字，主要是敘述性的描摹，而缺乏理論性的研究（海外情況則相反）。目今國內作者所描畫的上海，幾乎只是文藝的上海，而對學術史、思想史、教育史意義上的上海則估價不足。一個顯然的事實，就是絕大部分研究者在論證上海文化之繁茂時，所羅列的文化巨頭，都不外乎魯迅、茅盾、巴金、鄭正秋、劉海粟、史量才、張元濟等幾位，而對學界、教育界則寓目甚少。僅此局限，就足以使其不成其為宏闊意義上的「人文史」的研究。因此，也就有其二：缺乏史的觀念。表現在時段上，則是絕大部分作者都主要關注戰前十年黃金時期、尤其是1930年代。論者每談及上海，就言必稱三十年代，沉醉於追憶逝水年華、追憶往昔的「光榮與夢想」；但對民國上海之歷史淵源和歸宿視而不見或諱而不言，這就難免有掙扎於速食文化時代的文人「白頭宮女說玄宗」之嫌。其三，缺乏比較的眼光。眾人大都就上海而談上海，未將其置於全國乃至世界的背景下來考量，尤其是未能將其與其他重鎮做比較分析。就此說來，「上海學」 顯然迄未達到盡善盡美之境。

　　故此，筆者於今不揣淺陋，略為置喙，以待高明。

遷都與黃金十年（1927-1937）

　　上海地位其來有自。早在戰前，當局即稱：「上海為我國最大都市，文化事業發達較早，學校教育已具相當基礎。」3當地人亦說：「本地襟江帶海，凡屬文化方面如出版以及公私立學校均開風氣之先。故以教育一項而論，其地位與經驗可為全國之領袖。自晚清以來至今日京內外之大多機關及大小各學校莫不有上海畢業之學生主持。」4（標點為引者所加）足證上海之地位世所公認。

　　但其地位並非自來如此。儘管民初文界最活躍的南社，以及領袖文壇的「禮拜六派」兩巨頭王鈍根、包天笑，都在上海5；但直到1920年代前期，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仍未撼動。此前活躍於上海的蔡元培、李石曾、羅振玉、王國維、陳獨秀、馬敘倫、劉半農等，也都先後移師北上。尤其是蔡元培主校時期，北大更成全國文化核心；上海之能量再是宏豐，仍不足與之纈頏。北大能夠輕而易舉地將各路精英囊括其中（如將《新青年》請入北大）即使其明證。對此，上海學者也坦承：「新文化運動時期學術文化的中心在北京。北京高等教育也比上海發達，特別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一批文化精英齊集北大。」6 而所謂「19世紀後期，上海就不但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7一說，只是皮相之談。1910年代的北京，雲集了全國相當數量的高校，尤其是北大，更是羅致了全國多半的一線文化鉅子。

　　但時移勢易，一切都在變化。1925年前後，五四運動落潮，大批人物先後南下上海，形勢大為改觀。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這一遷都對中國政治文化生態產生了重大影響8。其一便是促成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分離，造成了國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寧、滬、平三足鼎立之勢，尤其是極大地強化了上海的地位，醞釀出了晚近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黃金十年」（1927-1937）。南北形勢此消彼長，上海之崛起，勢必衝擊北京原有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遷都南京後，國民政府先後成立南京、上海和北平等特別直轄市。其時的上海，乃世界第三大都市。抗戰前夕，上海人口有200餘萬9，內中學生七八千人，新聞記者六七十人，雜業者六七萬人，無業者約三萬人10。上海有各類團體199個，其中社科與藝術80個、文學62個11；刊物195種，內中文學類11種、社科類79種12。此外，其文化傳媒亦在全國深具影響。如此大的文化產業規模，必定維繫著一個巨量的文化系統。

　　由於租界的存在，文化人的四大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得到切實保障，不少名流紛紛雲集於此；甚至全國知識界最具實力的左翼組織「左聯」亦在此。高校方面，上海私立院校達20多所，佔全國私立院校的1/3強13；兼之各地移民、尤其是難民的大量湧入，其中私立學校一直迅猛發展，領跑全國。無論是文化人、高校的數量，還是文化刊物和社團的密度，都可與並比。因此，上海無疑是全國文化之中心。

　　──那麼，這是不是說上海就是其時獨一無二的文化中心呢？對此，我們不妨考察一下其時平、寧的情況。

　　抗戰前夕，北平有人口150多萬14，人口規模少於上海，文化人數量自然較少，無論是其刊物、社團，還是高校，均少於上海。但是，數量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品質。

　　又據查，1930年中國共有高校85所，在校生37566人15；1934年度，高校達110所，其中大學41所，學院38所，專科學校31所。內中，上海有院校24所（大學9所，學院9所，專科學校6所）；北平有17所（大學8所，學院5所，專科學校4所）16。其中，無論是規模、層次還是影響，大學都是其重頭；故大學的水準可基本體現一時一地的高等教育水準。上海有國立大學3所，私立大學6所，分別為交通、同濟、暨南（國立）、震旦、大夏、滬江、光華、復旦、大同（私立，聖約翰未立案）；北平分別有國立4校、市立1校、私立3校，分別為北平、清華、北大、師大（國立）和燕京、輔仁、中法（私立）等。其中，上海國立3校教職員600（教員386）人、在校生1966人，私立6校教職員601（教員431）人、在校生4808人；總計教職員1201（教員817）人、在校生6774人。北平國立4校有教職員1510（教員977）人、在校生4453人，市立大學教職員218（教員118）人、在校生586人，私立3 校教職員475（教員295）人、在校生1543人。合計：教職員2203（教員1390）人、在校生6582人17。師生比分別為1：8.29和1：4.66。

　　教師層次方面，上海國立3校有教授127人、副教授31人，私立6校有教授303人，副教授10人；合計：教授430人，副教授41人，共471人。北平國立4校有教授301人，副教授34人；市立1校教授34人、副教授3人；私立3校，教授98人，副教授15人；合計：教授433人，副教授52人，共485人。可見，在教授（即高端學人）數量方面，北平據有絕對優勢。

　　藏書量方面，上海國立3校151850冊，私立6校288121冊，合計439971冊；北平國立4校598518冊，市立大學39168冊，私立3校438492冊，合計1037010冊。

　　綜上可知，上海9校的教職員、教員的數量之和尚不足北平之國立大學；在校生則略多於北平（主要得力於私立大學）；其師生比則表明，其師資力量遠不足與北平比肩。而藏書量作為衡量大學實力（尤其是軟實力/基礎研究）最重要的指標，明顯反映出上海教育界與北平遠不在一個量級上。其時，相當一部分頂級大學、一流教授、研究生機構（含研究所）都在北平。可以說，相對於北平來說，上海教育界顯得數量甚大而層次偏低，其私立大學水準較高，整體勝過國立大學；而北平的國立大學實力極其雄厚，令各地望塵莫及。

　　其時上海無一全國有名的綜合性大學，北平則名校林立，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大、清華、燕京和師大「四大名校」。其中，清華有著庚款基金的支持，燕京有著哈佛燕京學社的條件，遂成全國國際交流最活躍的大學。尤其是清華，已接替此前的北大和東大而成為國內最具活力與後勁的名校，贏得了世界性聲譽。相比之下，滬上沒有任一學校可以達到同等水準。因此，當時全國凡有志求學、治學者，幾乎無不首選北平。

　　除高校外，北平的高層文化機構亦足可與首都南京比肩。四大頂尖的國立研究機構中，北平研究院、北平圖書館都在北平，此中吸納了相當一部分優秀人才（如裴文中、賈蘭坡等）。北平的高校和學術團體，大都有各自的刊物，且達到國內一流水準。大學乃培養人才、研究學術的所在，因此，作為教育重鎮的北平，同時亦是學術的重鎮。以人文學界為例，史壇的「胡（適）老闆」、「傅（斯年）老闆」和「顧（頡剛）老闆」三位大佬和「史學二陳」、王國維、洪業、錢穆、孟森等一流史家絕大部分都在北平；而哲學界的鉅子熊十力、馮友蘭、金嶽霖等亦全在此。在法科方面，國內絕大部分一流學者，亦多半在此。甚至藝術方面，亦有陳師曾、齊白石等名手。因此，此時的北平仍是國手林立之地，仍據有中國學術界的半壁江山；北大清華更是國內學界的軸心，代表了中國學界的最強陣容和國際前沿。終民國之世，在教育方面的南北角逐中，北平的名校一直處於明顯強勢，對知識界形成極大誘惑。

　　歷史證明，大學是現代文明的母機，是民族崛起的引擎。在現代社會，沒有任何其他文化組織，可以像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那樣，具備如此大的規模、如此大的輻射力、涵育如此多的精英。因此，一時一地大學的數量和水準，直接關係著此時此地知識界的規模和層次。如果說20世紀中葉以來的美國名校是「世界文化的中心」18，那麼，北平若干所名校及其所構成的知識共同體，則是現代中國的文化中心，它擁有全國半數以上的頂級大學、一流學者、一流學子和學術名刊。這樣的北平，大概很難說在全國知識界不具有相當影響力19。

　　中等教育方面，則為：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國中等教育概況》（十八年度），1931年版。

上海情況為：

資料來源：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統計》（十九年度），1932版。

三年後為：

資料來源：「本市各級學校」，上海市政府秘書處：《上海市政概要》（1934年1月）。另可見各年《上海特別市教育局業務報告》。

　　可見，除高等教育，北平的中等教育也首屈一指，連教育部也承認師大附中為「眾所稱許之中學」。作為世界聞名的文化城，北平的教育程度足為國中翹楚。在此方面，上海顯然不及北平，儘管其私立學校、職業教育和社會教育冠居全國。

　　在知識階層方面，上海數量較大而層次參差，可謂「大而全」，北平則「小而精」。平、滬二者之間各有分殊：上海以文藝見長，北平以學術稱勝；上海是文藝中心、新聞出版中心，而北平則是教育中心、學術中心。可見，遷都確使北平失去了其一家獨大的絕對優勢21，但並未全然撼動其極為深厚的根基。因此，其時上海並非中國知識界唯一的中心。

　　儘管如此，上海仍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文化中心。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地位日漸凸顯。早在1921年，原在南京的暨南學校即遷往上海；次年，東南大學商學院也遷往上海。及至北伐後，大批北人南下；貴為首都的南京，也有大量資源外流上海，中大的梁實秋、余上沅等名流先後往赴上海（此前已有胡敦復、胡明復等），中大商學院、醫學院也一直都在上海。甚至曾長期紮根於東大的中國科學社，在1928年也花落滬濱。──這一切，無不表明，1920年代末的上海已對全國知識界形成相當輻射力，而且地位日益重要。田漢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文學》、《太白》、《譯文》和《現代》等進步刊物，也相繼在境內問世。「上海成為最自由最安全、最適合文化精英謀生的地方。」文化精英「退而求其次，齊集文化氛圍不濃厚，但卻宜於謀生的上海。」22此中，代表人物有陳獨秀、魯迅、瞿秋白、郁達夫、徐志摩、胡適、丁西林、葉公超、溫源甯、林語堂、鄭振鐸等。

　　1930年代，上海達到極盛，成為「東方好萊塢」。除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相對遜色之外，上海在其餘幾乎所有文化部門都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文學方面，既有魯迅、郁達夫、茅盾、巴金、田漢、洪深之類的文壇老將，亦有蕭紅、端木蕻良等東北作家，也有夏衍、胡風、丁玲、張天翼、沙汀、艾蕪等各地人物。全國主要的文學能手、刊物、出版社、社團、流派，都集中於上海。社團如創造社、太陽社和左聯，都在上海；乃至老牌的文學研究會中心亦在此。此地名刊《小說月報》《現代》等，成為全國文學作品的主要發表陣地。至於派別，左翼、自由主義、新月派、象徵主義和「第三種人」等等雲集於此。因此，其在全國文學界具有絕對優勢。現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小說家中，除老舍主要在平津外，茅盾、巴金、沈從文、葉聖陶、張恨水、沙汀、張天翼等，都在同期的上海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如果說現代中國多數原創性的學術精品都孕育於「黃金十年」的北平的話，那麼，現代中國相當一部分文學力作（尤其是小說）都完成於同期的上海。在藝術方面，上海也極為出色：電影方面有老牌的鄭正秋、洪深、史東山和新派的孫瑜、蔡楚生，名藝人則有蝴蝶、金焰、趙丹、阮玲玉、王人美等；西畫方面有劉海粟、徐悲鴻，國畫方面有吳昌碩、黃賓虹、潘天壽等，漫畫方面有葉淺予、張樂平、豐子愷，工商美術有周慕橋、鄭曼陀等；更不用說以前的周湘和李叔同等。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上海也有徐森玉、呂思勉、錢基博、唐文治、張壽鏞等耆宿和陳望道、周谷城、周予同、許思園、耿淡如等名流。

　　出版方面，上海更有絕對優勢。據查，1912-1935年間，中國350個出版機構出版學術著（譯）作約13300多種，商務印書館出版3350多種，佔27.3%。其所出版的哲學圖書佔同期同類出版物的34%，經濟佔26.2%，史學佔36.6%，文藝理論佔46.3%23。1936年，上海新出版的圖書達5721種，全國其他地方合計僅464種。商務、中華、世界三大出版機構，合佔全國60%以上。故王雲五在〈戰時出版界的適應環境〉說：平時我國出版社事業86%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不僅承擔主要文化精品和辭書的出版工作，而且「握著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科書營業」24，發揮重大的啟蒙作用；其內部還孕育了陳雲、茅盾、陳叔通、胡愈之、葉聖陶等名流。故其影響遍及海外25。此地的《萬有文庫》《世界文庫》都在讀書界享有崇高盛譽，甚至為現代文學定調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也在此出版。界內雲集了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等頂級出版家，高夢旦、張靜廬等已成為知識界鉅子。

　　在報刊方面，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有卓犖表現。此時《申報》、《大公報》甚至《新聞報》、《時報》等，都已名揚一時，凝聚了張季鸞、吳鼎昌、胡政之、鄒韜奮、黎烈文等一流報人。

　　故此，上海也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視窗，不少國際名流訪華都首選上海。先後訪問上海的有杜威、羅素、門羅、愛因斯坦、泰戈爾與蕭伯納等26。同時，上海的金融、工業在領沃全國；其工人運動也處於風口浪尖上。

　　這樣的上海在現代中國政治史、思想史和學術史上勢必具有深刻的意涵。相對北平來說，晚清民國的上海，一直是上海左翼思想的堡壘：《新青年》創辦於此，中共誕生於此，激進人物和社團大都雲集於此，中共中央及其「文委」也在一度雄踞於此。1930年前後，當《新月》周圍的大批自由主義者（胡適、潘光旦、羅隆基、吳澤霖、沈從文、聞一多、陳夢家等）離開滬寧北上平津（尤其是清華北大兩大自由主義基地）時，各地左翼文化人卻湧入上海，環繞在左翼巨頭魯迅四周。及至1930年代，北平已是自由主義的大本營，是歐美派的堡壘，是公費留學（尤其是庚款留美）歸國生的首選，它繼承了五四時期胡適一派的脈系；而上海則是激進主義的中堅，是留日留法派的基地，是自費留學歸國生（尤其是勤工儉學）的橋頭堡，遠承了五四時期陳獨秀一脈的譜系。前者以學院派為主，經濟上待遇優厚，人事上宗仰胡適，政治上為當局諍友；後者以非學院派為主，主要以稿費為生，信仰上服膺魯迅，政治上力圖以非常手段來「根本解決」。這就形成了複雜的思想光譜。兩派之間南北分途，既相互溝通，又相對獨立；既有交流，亦有隔閡。

　　平、滬之外，南京又構成第三極。這就表明遷都後的中國知識界，已出現了「多中心」的格局。而它們，都隸屬於一個知識共同體。這表明當時知識界人文生態比較和諧，亦表明此知識共同體具有較強的活力和相容性。

「被冷落的繆斯」？（1937-1945）

　　 抗戰前夕，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逐步西遷。上海知識界逐步分流，其中，大約一百名文化名流奔赴延安，餘者和南京文化人一樣班師重慶，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麾下活動；而平津的文化精英則西遷昆明。這樣，戰時中國出現了新的文化城：作為自由主義堡壘的昆明，作為左翼中堅的延安，相容各派的重慶，以及孤懸海外的香港27。

　　淪陷時期上海的知識生態曾長期被忽視。美國學者耿德華著《被冷落的繆斯》28，乃此中有數佳構之一。此書意在提醒吾人注意淪陷時期上海（當然還有北平）的文化的不凡表現。這誠然是不錯的。

　　只是，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忽略一個基本事實：日寇的入侵，對東部地區廣大地區是災難性的，對文化積累更幾乎是致命的。它不僅摧毀了影響了東部地區的京津唐經濟帶（黃河以北）和滬甯杭經濟帶（長江流域）的兩個經濟中心，而且摧毀了由此建立起來的平津名校群和滬寧高校群，以及由此建成的滬、平、甯三大文化城。這就迅即地從根本阻斷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摧毀了文教事業的原有根底，基本打斷了晚清以來幾代人慘淡經營所成型的文化佈局。

　　內中，平津地區受創極鉅，幾乎所有名校都大受影響，被迫西遷。清華原擁有全國最大的圖書館（藏書近三百萬冊）和最精良的實驗設施，此番在戰火中損失慘重，多半的圖書設備都毀於一旦29。

　　上海亦難例外。戰爭一來，高校、文化機關和社團、新聞出版單位等等，或遠遷他處，或沉寂無聞，知識界生機勃勃的面貌即頓時失色。戰時上海當然不乏名流，但不外乎徐森玉、葉公綽、鄭振鐸、傅雷、李健吾、柯靈、師陀、王辛笛、蘇青等（以及日後成名的楊絳、夏志清、夏濟安、林以亮、張芝聯等）。將此名單與同期重慶、昆明極其璀璨的明星群相比，我人不得不承認其實力之單薄，質、量俱弱。因此，僅有這一批人物，顯然無法支撐一個文化城應有的規模和高度。

　　但凡提及此間上海文化界的學者，都津津樂道於張愛玲和錢鍾書的橫空出世。此言不繆。但嚴格說來，當時極為廣袤的上海灘上，真正能以高水準的原創性成果驚羨世人的，大概亦不過寥寥數人而已。同期的文化名手中，鄭振鐸忙於搶救文物、李健吾、傅雷埋首於西方書翻譯，原創性成果乏善可陳。和戰前十年相比，這有著巨大落差；與同期的重慶、昆明、延安比，不僅在學術實力上無以齊觀，在文學上也難以並提。其氣脈萎縮，泥沙俱下，以至於曾經被左翼知識界逐出文壇主流的鴛鴦蝴蝶派開始唱大戲。素來鼎盛的出版界也極度蕭條，商務、中華、世界、開明等書店，「工廠貨棧完全犧牲於炮火秩序，一時不能恢復過來。」30

　　 而在此前的1920年代，短短十年間，南北各大名校和研究機構就已崛起，出現了高水準的知識共同體和文化名流群。照此進度，完全有望在此後二三代人的努力中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群和知識共同體。只是，1937年，當局正欣慰於十年勵精圖治終於改變文教界「重量不重質，重名不崇實，設備空虛，程度低淺」 31等積弊時，戰火迅即而至，予其重創。對此，戰前北平人文界旗手胡適體會良深。多年後，已入暮年的胡適仍慨歎遙深地說：「記得二十餘年前，中日戰事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佔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傳統現在全毀了。」32

迴光返照的繁華：（1945-1949）

　　抗戰後，北方局勢遽變，國民黨傾力夯實東南；各界名流亦雲集上海。戰時原在重慶、香港、桂林等地的大批文化人湧入上海，使之成為全國唯一的文化中心，其人口也突破300萬。其中，周恩來親自部署了大批左翼人士活躍於上海，與國民黨方面展開角逐。因此，這時的上海既繁亂蕪雜又生機勃勃，其知識界也發生了縱深變化。茲以文教界為例，1948年後，南方人氏普遍對北方政權心存疑懼，持觀望態度。尤其是文風最盛的江浙地區，人才很少履足北方。因此，大批青年才俊留滯於東南，北方生源大為滑落，以至於素能吸引全國最優等青年的清華都極感困難，致校長梅貽琦感歎「學生程度較低」33。上海方面則為：

其中高校為：

資料來源：上海市教育局：《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上海市教育統計》（1947），頁2。另：面積1，339，740公里；人口：3830039（據民政處十二月份戶籍統計）。

歷年度各級學校學生數比較表（三十五年度三月）

資料來源：同上，據頁15、115資料綜合而得。

由此可見，其文教界變化主要有：一是教育規模顯著增長。學生暴增，尤其是高校學生，戰前曾連年走低，戰後則迅速達到18711人。二是學校出現普遍的公立化，公立院校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幅增長（但私立教育繼續領導全國）。這一趨勢在抗戰時期即明顯加強；此後主政的新政權進一步加強。這意味著其教育層次的顯著提高，同時也暗示著當局對知文教界的管制逐步加強。而1949年之後，新政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介入。華東地區的資源高度集中於上海一市。三是由於人才濟濟，師資大為充實，尤其是基礎教育水準有了質的提高。開始足與北平比肩。一批優等人才開始下移到基礎教育中，中等學校2/3以上教師均為高校畢業生，且開始出現了一批留洋生（約150人）34。四是重心依然在高等教育。由於國共兩黨的競相角逐，知識界運動頻仍，學潮頻頻，但這主要波及高校師生。故其高教水準雖受影響，但基礎教育仍得到突破性進展35。這也表明，基礎教育界，仍能潛心務實，「愛國不忘讀書」。

　　可以說，此時的上海已成全國文化中心。建國前夕，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家報刊；而北平只有3個出版社，24種報刊36；幾乎所有一線的新聞出版機構都雲集滬濱。長期主管知識份子工作的周恩來說：上海是「全國最大的文化中心」，全國文化的「半壁江山」。故特別囑實際主持華東地區文化工作的大員夏衍對此多加小心37。中央還親自督促華東成立了文教接管委員會，有陳毅執印，夏衍、韋愨、范長江、錢俊瑞為副主任，成員有於伶、黃源等數十人。此陣容之強，足見上海知識界之重要。

　　然而，嚴格說來，此時的上海與五四時期（1917-1923）的北京一樣，都是重運動而輕實幹，熱鬧多而創造少。其文化名流為數極眾，但原創性的成果寥寥無幾。不僅不及戰前十年的「黃金時期」，甚至不如抗戰期間之重慶、昆明。故長達38年的中國現代史，真正的文化高峰期只不過18年（1927-1945）。

　　同樣，種種因素決定著，上海的這種「半壁江山」的現象只是暫時的，過渡性的。 　　

並非結局（1949年後）

　　1949年前後，新中國政權根據需要對知識界進行根本性重構。人才濟濟的華北和華東是重點，寧、滬是華東的重中之重。此時舉措多有。

　　首先是首都為充實人才，對各地實行「掐尖」，將最優等的都吸入北京。自此，曾長期居於上海的茅盾、鄭振鐸、田漢、潘梓年、成仿吾、葉聖陶、夏衍、周揚、洪深、胡風、沈從文、艾青等大批人物北上，原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左聯、社聯等最主要的文化機關、社團的主要骨幹先後北上，主要供職於中央機關和作協文聯、科學院系統。留駐上海的一線人文巨頭，惟巴金、周谷城等人而已；國內頂尖的出版社如商務、中華、生活（三聯）等也都遷離上海；《申報》《大公報》《觀察》等大牌報刊也先後淡出此地。知識界的南北均勢遂告終結，「多中心」的文化格局不復如初，上海不僅失去了解放前夕的「半壁江山」，而且其戰前的文藝、新聞和出版中心地位亦一併失去。

　　 1949年後，華東地區文教界繼續變化。詳後：

華東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概況（一九四九年度第二學期）

資料來源：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華東高等教育概況》（1950），頁7。

華東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解放前與本學期之校數比較（一九四九年度第二學期）

資料來源：同上，頁6。

　　足見上海高校有所減少。這其實是普遍現象。華東其餘各省增減數為：南京-7，山東+1，安徽0，江蘇 -3 ，浙江-1，福建0。因為受影響的主要是私立院校，故私立院校越發達地區，變化越大。

　　此間高校辦學方面多有變化：招生方面，一批退役軍人以非常規管道進入高等院校；培養過程中也突出政治而淡化業務，修業年限也不太穩定；對畢業生實行分配制度，「養起來」38。同時，原先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老牌教育界徹底退出辦學、教學和科研第一線。當然，隨著辦學規模的擴大，高等教育的覆蓋率也隨之提升，出現了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的趨勢。

　　在隨之進行的院系大調整中，不僅私立院系完全取消，而且國立院校也受到影響。中央政府教育部明令：「今後開設新學系，必須日趨專門化」，「學校中原有系組向專門化方面發展，是符合建設需要的」39。全國專門性院校由108所上升到149所，綜合性院校則由51所下降到21所。此次院系調整，乃有相當一部分未受優質的現代高等教育的人物來主掌高校的命運。它直接套用蘇聯模式來否定民國知識界的原有模式，而後者正是前人綜合歐美各藍本所創的優良制度。其結果不難想見：它徹底拆解了民國高校的基本格局，亦改變了原有的文化生態。

　　華東地區院系大調整的基本運作特徵是：基本思路上，削弱原國民黨首都──南京的地位，強化華東局核心──上海的地位；組織層面，撤銷私立院校、教會等院校（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改變國立、私立、教會院校三足鼎立、競爭相容的多元格局；在院系結構上，實行「專科化」，加大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力度，削弱對「通人/通才」（博雅之士）的培養。在思想政治層面，輔之以對知識份子的「洗澡」運動。這一動作，重點在高等教育，亦波及基礎教育40。在此背景下，素以溫和見稱的華東局委員兼宣傳部長舒同也稱：「在思想改造的基礎上，繼續鞏固、提高與發展我們的文化教育事業，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對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種知識份子進行一次系統的思想改造工作」「特別是在全國文化教育事業中佔有很大比重而又長期受到帝國主義很深影響的華東暨上海地區，這種思想改造尤為重要。」41

　　很快，華東地區的相當一部分系科則被調整到上海，受到特別扶持的復旦大學基本接收了華東地區文理科的精銳，接收了原中央大學和浙江大學這兩所長期深得國民黨擢拔的名校的主要家底，成為院系調整的最大贏家之一，迅速在華東各校中脫穎而出(北方則由北大繼承清華、燕京的文、理、法科家當)。自此，上海鞏固了其執南方教育界之牛耳的地位。

　　1954年，「五馬進京」，著名儒將陳毅調離上海。在此前後，其他文化人或親文化人的政要譚震林、李克農、舒同、馮定、匡亞明等也先後去滬。毛澤東的愛將柯慶施接掌，主政東南十餘年。自此，「左」傾之風日熾42，出現了全面反知識份子的浪潮。直迄文革，仍最早蓄勢於上海。而此時權傾朝野的「王張江姚」，均發家於滬濱。所不同者，在張春橋、江青，活躍於1930年代上海的是其本人；在姚文元，活躍於1930年代上海的，是其父親。

　　這一時期，上海人文生態備受侵染。在制度上，「舊的制度全改掉」43，致使前人積幾十年經驗所得成果沒能很好地傳承下來。思想上，各種舊的思想被徹底批評，尤其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被徹底擯棄，對其中國高徒胡適批判尤烈。上海教育界頭面人物的劉佛年、孟憲承紛紛表態；原民國教育鉅子陳鶴琴自我批判說：「我中了杜威實用主義反動思想的三槍」。44陳友松說：「胡適的反動影響從一九一九年算起到解放為止整整三十年。根據北大圖書館館長向達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文獻，證明了胡適的影響是廣泛的。他通過國際文化特務孟祿曾掌握了文化基金董事會，影響了全國三十七個高等學校和學術機關，不論在哲學、文學、歷史、藝術、教育甚至科學方面都受到了他的思想毒害。在思想上，他通過中華教育改進社就做了杜威的幫兇，代表了五四運動中資產階級的右翼影響了全國青年。甚至可以說，他的幽靈至今還籠罩這不少學者的頭腦。我們的任務是在從教育的角度趕鬼驅邪。」45民國教育家中，只有蔡元培、梅貽琦和竺可楨（內定右派）等極少數人沒有遭到大規模的公然批判。但其時的政策，在實際上否定了蔡元培所首創並力行的「相容並包」的傳統。此外，在批俞平伯、批梁漱溟、批胡風等運動中，上海知識界也勇爭前列。

　　1946後的30年間，上海知識界的運動頻仍。而此歷程，極其鮮明地折射了全國人文生態中「左」傾思潮的嬗變。其影響主要表現為：

　　1，文化格局上的「單極化」：文化格局從雙中心到單中心。北京知識界的地位在五四之後相對回落，建國後則再度鞏固，之間相隔近30年。

　　2，高校體系的「專門化」：綜合性大學明顯減少。教育理念由「先通後專」轉向「又紅又專」（實為「紅而後專」）。培養目標也由「通人」轉向「專家」。前者博雅貫通，後者學有專長；前者有獨立的人格和抱持，後者惟以服從於組織為任。這就意味著，對某一特定組織的政治忠誠取代人格獨立而成為第一要義，「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再是著意凸顯的核心價值。知識共同體開始全面歸服，迄未再現高水準的「通人」群體。

　　3，思想層面，由「政學分途」到「君師合一」。自此，國內不僅迄乏「通人」，而且迄無文化領袖。所謂文化領袖，即意味著：在專業領域有卓越成就；在公共領域有深廣影響；人格獨立，有巨大的魅力和宏巨的氣象；有相當的能量系統和權勢網路。上海素來盛產文化領袖，如梁啟超、陳獨秀、魯迅等；甚至北平文化魁首的胡適，亦起自此地。魯迅是現代中國惟一深得左右各派推服的文化領袖46。此後的郭沫若，是繼魯迅之後民國僅有的一位在文界和學界（乃至政界）都有卓越成就和相當聲望的鉅子。就專業成就和公眾影響來說，郭已有相當水準47，但人格等方面的原因，使之充其量不過成為左翼的文化班頭，而難成其為各方公推的文化領袖。日後南方局將其塑造為繼魯迅之後的新的文化旗手，多繫情勢需要，而非出自本然48。因此，知識界的「上海時代」終結之後，中國知識界也陷入了「無領袖時代」。

　　在制度層面，1949年後的中國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知識共同體制度被打破，單位制度代之而起。自此，在30年內，原先以獨立人格自由地活躍於「相容並包」的知識共同體的文化人，開始從屬和歸服於某一固定的單位和制度（機關、科學院、作協、文聯和高校等）。人才流動明顯減少，出現「高穩定低自由、高秩序低活力」的情狀。這客觀上就根除了知識界的強勢地位，取消了大學在文化生產中的核心地位，從而消除了獨立的知識份子及其賴以生存的公共領域。在善於「開風氣之先」的上海，社團林立、百花齊放之盛況亦難複現。

　　當然，歷史遠未就此終結，民國上海的餘緒繼續綿亙於今，不絕如縷。就此說來，上海不僅是一部「現代都市的編年史」，更是一部「晚近中國的編年史」。

　　早在多年前，上海教育界名手舒新城考察民國文教界時說：「『黨化教育』四字在教育界成為一種特殊的名詞，要以十四年二月九日東大之變以後為最通行。而真正實施『黨化教育』的，要算廣東的國民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廣東大學函曰：

　　逕啟者：查本會第四十八次會議，廣州特別市黨部報告第九次常會表決，服務教育機關之職員有入黨之必要。……（引者略）所有該局職員，均勒令一個月內加入本黨，逾期不入者須提出正當理由，如有決意反對本黨主義者，應分別撤換停職。

　　「從此函看來，一切教師與服務教育機關之人員必須為黨員，即號稱學術自由之大學亦得受『黨』的支配，斯真可謂之『黨化教育』。此思潮雖有人反對，但實際上影響卻很大。」49

　　事實上，「清黨」與「黨化」一直浸染於民國知識界，不僅國民黨根底極深的寧、穗如此，便是自由主義重鎮的北平和以自由見稱的上海也不倖免。可見，民國的人文生態並非今人所懷想的那般清淨。可以說，自國民黨當權之日始，黨化教育便不曾稍歇。然而，在如此形勢下，各方人物仍能取得如此碩果，實在並非易事。舒新城感慨地說：「教育家口中大概都說教育獨立，而實際上卻常為此『黨化』之潛意識所支配。若政黨在中國而發達者，『黨化教育』亦將與之俱進。」回眸歷史，此話甚堪玩味。

劉 超　清華大學歷史系2006級博士生。 　　 　　
馬 翠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