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八年九月號 總第
78 期
|
2008年9月30日
|
|
神 性 與 暴 虐 ──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中知識份子敘事的「革命」維度 |
|||||||||||||||||||||||||||||||||||||||||||||||||||||||||||||||||||||||||
|
時至今日，多數人都已經默認「革命」這個詞脫離了它原先的政治屬性，它不再意味著口號、衝突、鎮壓與審判，也不再代表對社會結構與思想意識的推倒重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步的改革將經濟發展、生活提高、社會穩定鎖定為國家的首要任務，歷史的發展出現深刻的轉折。高度同一性社會結構的解體，使文化思想界逐步獲得公開討論和反思革命的空間，許多被遺忘的血腥和被遮蔽的苦難作為革命曾經的分泌物被討論。知識份子對「革命」的「革命性」認識在文化領域的各個維度迅猛推進，構成了八十年代末以來知識份子話語的重要成分。文學則以自己的方式打開革命歷史的某些方面，在韋君宜、王蒙、李銳、張煒、李洱甚至是楊沫等人的筆下，知識份子和革命的關係與既定的歷史敘述顯然發生了某種齟齬。作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知識份子與革命」書寫前文本的《青春之歌》記載了共和國幼年時代對知識份子與革命關係的認知與規範，它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對歷史的這種描述中，知識份子品嘗到的是艱辛的甜蜜，他們以愛情、自由甚至是生命為代價，換取對自我人生價值的滿足與肯定，並與歷史達成某種和諧。知識份子在革命長途中經歷了困惑、猶豫、委屈，但在《青春之歌》等文學敘述中這些情緒已經被克服。但《青春之歌》的範式顯然無法滿足人們對革命懷有的巨大的好奇心：歷史總是遠比已知的更複雜，比想像的更生動。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始，人們發現這些已撫平的情緒和已安穩的歷史之下，還埋藏著浩瀚的血淚和鑽心的傷痛。如同希臘創世神話中克拉諾斯反噬父神烏拉諾斯一般，革命誕生於知識份子卻又完成了對知識份子的征服；而知識份子則像可憐的皮克瑪利翁，陷入對自己所造物的迷狂。這個迷人的悖論吸引了大批小說的敘述，革命的歷史地層中逐漸顯現出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這漫長年代裏，它所定格下的知識份子姿態各異的化石。同時，這些知識份子的形態也完成對革命的一種歷史成像：在對知識份子抽髓換血式的重造中，革命呈現出自身複雜的基因圖譜。 一 革命對知識份子審美趣味的改造歷史悠久而又理直氣壯，它的背後暗藏這樣的「規律」：「秀才革命，三年不成」。因此，知識份子必須與革命的主體，亦即革命的「大多數」完成理念對接，「小資產階級」情調小則不利於革命團結，大則破壞革命。余永澤的溫情就這樣在林道靜眼中變成猥瑣。政治革命成功之後，這種審美習慣得以保留──社會革命是政治革命另一種形式的延續與突進。共和國時代的審美改造以一種頗有趣味的形式出現在王蒙《戀愛的季節》裏。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群正處於人生觀世界觀成型期的學生，「少共」們特有的政治早熟意味著他們不必經歷林道靜般劇烈而痛苦的自我改造。他們加入革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們發現原來偉大的革命就在身邊，原來誰想革命就能革命。參加革命不過是做了一件不比穿一件衣服容易，但也不比縫一件衣服更困難的事情，這就是革命。革命對他們的考驗不是槍林彈雨、捨生忘死，而是革命的傳統習慣是否能在他們身上延續，他們是否真正從意識形態上保衛延安的工農兵觀念。《戀愛的季節》暴露了在被革命渲染的無比輕快、單純而熱情的年代裏，這批熱衷革命的小知識份子無意識的偏離。錢文對趙林號召大家一齊如廁不無反感，但「本我」對隱私的保護和對污穢的厭惡很快被「超我」的革命傳統糾正過來，因為工農大眾的觀念認為糞便不僅不醜陋而且還很神聖的：「大糞就是黃金啊！黃金是資產階級的大糞，大糞是無產階級的黃金，……愛情是神聖的，農業就不是神聖的，肥料就不是神聖的，大糞就不是神聖的麼？」1 「革命大糞最神聖」比「情人眼裏出西施」更精彩地詮釋了意識的力量。這種力量來源於數量上的優勢，革命成功即是奉行這種邏輯的結果。作為表達尊重的方式，工農大眾的審美與觀念得以加冕。強迫自己符合大多數人的觀念隱藏著知識份子內心隱蔽的恐懼，在目睹了大眾巨大的革命力量之後，他們更多地需要融入到大眾中以換取安全感。這就是集體如廁另外的含義：「就是去廁所，也要相互招呼相互邀請儘量集體化避免孤獨寂寞」2。 古斯塔夫•勒龐曾認定，「在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之間不存在任何共同的精神狀態，這兩個階級甚至連語言都不相同」3。但出於對革命力量的敬畏，個性的花朵自覺地凋謝。 通過集體如廁這個細節就可以看出，《戀愛的季節》試圖提供一種《青春之歌》中不曾詳細描繪的革命美學。《戀愛的季節》在努力展現革命美學的建構過程，按照福柯的觀點，《戀愛的季節》顯然是在對革命身上那種令人恐怖的力量進行勾勒。林道靜基本只說出了革命不喜歡甚麼，而福柯恰恰反對把權力看成是消極的壓抑的力量，他認為重要的是應該研究權力的效應對主體的構成，即權力如何塑造主體4， 這當然是《戀愛的季節》的強項。革命氣勢磅礴地顛覆了數千年遺留下來的審美範式，「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5 的歷史被徹底焚毀。革命彈奏出來的愛情曲熱情、爽朗、質樸而狂野，洋溢著令人吃驚的單純與透明。出身「資產階級」，仍然習慣於「關關雎鳩」、「君子淑女」的舒亦冰心懷恐懼地注視著戀人周碧雲的變化：「偉大的革命使他的周碧雲煥然一新，同樣的熱情、純潔、像火一樣的絢麗，卻又多了一種他還不完全弄得透的革命的理想、革命的胸懷、革命的邏輯。那邏輯如鐵如鋼，似潮似瀑，如無數相吻合相套疊的齒輪，一個輪一轉幾百個輪子飛轉，那邏輯又像是夏天的雲層，競相推移，雷電交加，風聲雄壯，大雨如注，把地上的一切澆濕澆透。這種力量使他驚歎，使他不能完全明白，又使他不無戰慄」6。 革命把羞澀的戀人改造成渾身噴火、電閃雷鳴的恐怖戰士──這種將愛情收編的革命美學在宣告，愛情是為了更好地革命。革命的標準與要求是甚麼呢？就是要符合黨制定的政策與不成文的觀念體系，簡而言之就是要「聽黨的話」。伴侶的相貌、身材、舉止、言談都不在考慮範圍內，周碧雲因此選擇遠比舒亦冰矮小、卻也遠比舒亦冰更富有黨性的滿莎。周碧雲的「激進」很快就被超越，洪嘉和閔秀梅將這種愛情美學的邏輯推演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洪嘉決心做一個徹底為革命服務的妓女，用自己的軀體去溫暖革命者；而閔秀梅則將入黨作為愛情甚至生命的前提，「不入黨，我活都不想活了，不入黨我是絕對不跟人家搞戀愛的。我保證！」使人癡狂的不是愛情，而是塑造出嶄新愛情的革命倫理。 儘管《戀愛的季節》展現出革命美學的建構過程，但不難發現革命美學的面孔是模糊的──革命愛情美學本質上是革命倫理，由於革命倫理的存在，美學顯得無足輕重。也正是由於革命倫理的存在，風紀監察、輿論劃一、道德監督、所謂「透明社會」──無數雙監視者的眼睛所構成的「透明社會」誕生了7。革命倫理全面管制人的行為和內心，儘管個體意識仍在不自覺地掙扎，如周碧雲在婚禮上發現自己居然對舒亦冰舊情未斷，趙林和祝正鴻因為職務變動而忐忑不安，但全面管制還是順利地植入個體的潛意識之中，演變為一種個體的自覺。最富有個人色彩的愛情領域被革命佔領，性、生命也成為革命隨時可以徵用的器具。這些小知識份子如同羊群裏的羊一般上繳所有的主動性，馴服地享受著虛幻的快樂。他們憧憬一種熱烈、單純而明快的社會氛圍，革命滿足了他們年輕的想像，許諾一種沒有雜質的生活。而他們短暫的革命經歷顯然不曾想到，由包含雜質的革命來許諾純淨的生活，是多麼巨大的悖論。他們革命的愛情在革命的征途中，不可避免地被革命邏輯擊碎了。 二 革命的巨大權力如同一張天網，其結點蔓延到任何一個角落，它不僅全面改造人的主觀世界，建立起便於權力通行的一套簡單的審美意識形態，它更自信地跨出意識形態的領域，進而改造某些障礙它美麗藍圖的客觀規律。 《戀愛的季節》提到一個有趣的細節，趙林在給學生們做報告時說：「蘇聯現在正研究把老虎和老鷹和獵狗交配在一起，那就會產生一種兇猛敏捷、能飛能跑、忠誠聽命的動物新品種。這樣的動物如果大量培育繁殖訓練，就能承擔相當一部分對敵鬥爭的類似於國防方面的人物。如果社會主義各國都配備上這樣的鷹虎犬，杜魯門就下跪求饒了。」台下頓時掌聲雷動，所有人都獲得革命帶來想像的快感，這種快感既來自政治上的優越，也來自於革命強大的創造力。革命在馴服個體的主觀世界之後，力圖將知識也納入革命的意志軌道，並讓民眾大規模地實踐革命的想像。歷史上的「大躍進」就記載了革命意志與科學邏輯較量的悲慘結果，但當時許多宣傳畫上卻是豬肥如象，魚大如船，報紙上隨處可見「稻米畝產數萬斤」，「舉國高潮望接天。」在社會革命中，政治革命成功帶來的自信幾何基數似的飛速膨脹。「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於是，「革命理想的刺激不斷地被誇大，並產生了向行動轉化的要求。當自然進化的進程跟不上思想的激流勇進時，狂熱的革命就超越它，大踏步地把它扔在後面，把它連根拔起，踏過它破敗不堪的廢墟前進，奔向烏托邦的頂峰。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強有力的道德感和令人窒息的權力極力地充斥所有的真空，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恐怖的平衡」8。 當革命不顧自然規律的限制要求社會建設加速度前進時，必然遭到客觀進程的反作用力，而這反作用力留下的帳單，往往又自然成為清算知識份子的理由。革命意識形態對待客觀規律的草率和對知識份子的挑剔使得知識份子言語嚅囁，即便有責任感的催促，他們也更多地停留於說與不說之間的尷尬中。在革命意志的左右下，方方《烏泥湖年譜》中的工程師們為一座大壩的選址搖擺不定。公認的地址通不過革命意志的檢驗，壩址跟著革命風向標來回變動，直言快語的工程師孔繁正卻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 政治倫理在科學知識領域的頤指氣使表明革命者對於知識的蔑視。打江山需要的人數遠遠多於擺弄幾台機器、修兩座水庫，因此，工農革命者覺得他們有理由鄙視那些身體單薄、想法怪異的書生，外行領導內行不足為奇。當然，革命陣營中佔主導地位的大老粗們之所以擁有指導知識份子的「專業」能力，更多地是憑藉革命的力量。張煒的《柏慧》、《家族》，這兩部可以相互印證的虎符般的小說，揭開了「指導」背後殘忍而隱秘的掠奪。《柏慧》中，研究所的權威連一些專業上的基本概念都稀裏糊塗，卻成為最重要的專家。「他的最重要的所謂著作粗陋不堪，而且其中的絕大部分又出自別人之手。那些精神的苦役犯在特殊的年代裏，為了生存，不得不違心勞作。他們被迫寫下了不屬於自己的文字，在雙重的折磨之下，或者倒斃或者苟活。而其中的一大批人這之後永遠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力，他們面臨的只有不幸、屈辱和死亡」9。 由革命者轉化而來的所謂權威，實際上是使用革命專政的力量搶奪身陷囹圄的知識份子最後的血汗，而由於歷史是由勝利的革命者書寫的，掠奪或被掩蓋，或被合法化。即便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受惠於革命的繼承者們仍然在圍剿剛正不阿的知識者。《家族》裏的導師朱亞耗盡生命最後一絲熱量所完成的實地考察報告，被幾張塗抹著想像出來的資料的廢紙代替了。從《柏慧》、《家族》、《你在高原•西郊》到《懷念與追憶》，知識份子被侮辱被損害在張煒小說的中逡巡穿梭，但張煒似乎並不忌諱這樣的重複。他筆下的知識份子充滿「真知卓識、才華，以及追求真實的巨大勇氣、從不與世俗濁流妥協的堅毅品格，永遠使人著迷」，但總被粗暴的革命勢力逼迫得四處流浪。張煒不僅展示出革命意志對客觀知識的毫無敬意，他的貢獻還在於提供了「瓷眼」、柏老這類通過吸食、剽竊知識份子的血汗來完成自己向知識份子轉化的革命者臉譜，而這種轉化伴隨著的血腥卻被革命的神聖名義掩蓋過去。柏老的成名作的真正撰寫者──「口吃老教授」只能默默地死在農場裏，連來照顧老人的兒媳也受盡糟蹋，在老人去世後立即服藥自盡。七月開花、別名「一丈紅」的蜀葵在張煒小說中多處出現，它原有象徵追求理想的文人之意，張煒顯然是借嫺靜淡泊而堅定的蜀葵花向被歷史遺忘的知識份子致敬。 革命成功實現對愛情、性以及個人審美觀價值觀的控制之後，又率性地擺弄那些依賴客觀科學邏輯的實踐行為，同時縱容革命分子以殘暴隱蔽的手法實現對知識的掠奪和知識界的佔領，這背後顯然有一條貫穿而潛伏的邏輯認知，它的發展必然指向對知識者生命尊嚴和精神功能的蹂躪──這就是八十年代末以來文學中「知識份子與革命」敘述洶湧澎湃的主潮。 三 《青春之歌》記錄著共和國幼年時代對知識份子與革命關係的認知與規範，以及林道靜們通向延安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但故事的開放性結尾令人好奇。林道靜們到根據地之後，是否和革命魚水交融呢？《青春之歌》三部曲的收尾作《英華之歌》對此作出了解答。從1959年完成《青春之歌》到1991年改定《英華之歌》，三十多年的時間跨度顯然改變了某些事情。從《青春之歌》到《英華之歌》，革命的場景逐漸從敵佔區的地下鬥爭轉移到與抗戰同時發生的黨內清洗。林道靜們面對的不僅僅是某些觀念的改變與個體空間的公開──他們已經習慣這類革命標準，他們很快發現革命流露出的敵意已威脅到生命。儘管他們自認為已完成從知識者到革命者的徹底轉變，但他們的出身仍然使他們被革命視為最容易背叛的人。隨著革命重心的不斷內遷，投身革命的知識份子開始面臨越來越強大的來自同一陣營的威脅，無論是從敵佔區的學生運動時期就一直忠誠於革命的知識份子羅大方，還是出身富家、在抗戰的嚴酷環境中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趙士聰，都被自己鍾情的陣營無情地清除。羅大方自述，「甚麼棍棒打、辣椒水灌、老虎凳軋、烙鐵燙……國民黨時我坐過的監獄，都沒有受過折磨厲害的刑。一句話，就是逼我承認是託派，還要逼我說出同夥的所謂反革命……我能被肉刑征服麼？如果是軟骨頭，幾年前我就跟著我那做國民黨大官的父親也做起大官來了」10。 羅大方的話濃縮了那一代知識份子的革命情結，但革命並不信任他的忠誠。羅大方在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後與趙士聰應聲倒在冰凍的土地上。被綁上刑場「陪殺」的林道靜受刺激後陷入奇異的幻覺，覺得自己被脅迫著走向煉獄式昏黑、深不見底的冰窟──革命「聖地」的溫暖露出了破綻。 革命與知識份子矛盾似乎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楊沫精心安排了多場尖銳的革命者之間的衝突與辯論，這些革命者都經歷從知識青年到革命者的轉變歷程，卻對革命與知識份子之間的衝突看法分歧頗大。首先是「肅托」開始後林道靜質問江華：「過去AB團的教訓還不夠深刻麼？今天的知識份子絕對絕對的多數都是愛國的，你們不看事實，不知甚麼來頭，卻總是懷疑他們，把他們推到敵人那邊去。這太可怕了！這不是糟蹋人才，糟蹋革命麼？」11 江華面色難看，無言以對。其次盧嘉川和江華對處理知識份子問題發生了立場分歧，盧嘉川認為「絕大多數的同志，包括那些被審查的從大、中城市來參加抗日的知識份子，他們滿腔熱忱，帶著獻身的精神來到艱苦的抗日根據地。對他們的審查，沒有真憑實據，完全不講法律，就輕易地把他們隔離審查，甚至輕易地就把人活埋、槍斃……這種做法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他在努力調和知識份子與革命之間的矛盾，使事態得以平息。「知識份子嘛，又多半是從大城市來的，社會關係複雜些，敏感些，有的人愛發個小牢騷，有的人在日記本子上亂塗點怪話，於是便被看成了有問題」12。 江華認為盧嘉川在為託派辯解，甚至想拉自己「下水」，對此大為光火。第三場發生在柳明和苗虹之間的問答與爭辯把革命與知識份子衝突的本質推導至極限。對於苗虹「抗日根據地裏的知識份子不是太多，是太少了」的感慨，柳明追問「太少，還要殺。這是為甚麼呢？」苗虹既不能也無法代替革命主流意志的回答這個問題，她只得把問題偷換為革命對柳明個人的態度：「這個問題很複雜，不是一下子可以說清的。現在，不是給你平了反，又恢復你醫務主任的工作了嗎？這就證明黨知錯能改。」兩人的對話埋藏著明顯的邏輯錯位。所謂「知錯能改」，不能回答「肅反」「肅托」的革命心理動機問題。所以柳明說「現在平了反，沒有事兒了，誰知道將來還會有甚麼事呢！紅軍時候殺了『AB團』，根據地不是又來了個『肅清托匪』，聽說延安那裏也開始搞『搶救』。知識份子的處境，總像在刀口浪尖上。」苗虹只能說「和黨的偉大功績相比，這究竟是次要的」13。 無論對革命的質疑從哪一個角度萌生，最終都會被革命本身不容置疑的神性阻擋。革命的神性已被千萬次地論證：黨領導的革命是拯救民族家國的惟一希望。這些對話與分歧暴露並試圖修補革命意識形態的破綻──革命並沒有像它曾經許諾的那樣視知識份子為同路人，反而對投身革命的知識份子展開大規模的清洗，這既傷害知識者的感情，也不符合革命的根本利益。但無論如何，分歧很快就消散了。這並不意味著問題的解決：那些問題不可能公示答案，也不需要有答案。它們既是知識份子不甘的追問，也是他們某種程度上的自我安慰。除了革命，這些知識份子已經走投無路。所以林道靜只能寄希望於未來：「革命是曲折的，也是複雜的。當年紅軍裏不是也犧牲過許多被叫做『AB團』的好同志麼？但是，我們的黨不斷糾正前進中的錯誤，革命事業依然在前進。我們就是死了，不過是被自己人開槍走了火──誤殺了。我相信將來歷史會給我們恢復本來面目的……」14 投身於革命的知識青年羅大方、趙士聰、柳明、江華先後犧牲，林道靜為革命殺死親弟弟，而她和江華惟一的兒子也被她失手悶死在地道中，最後她自己身負重傷，不明生死。知識青年參加革命時立下「為革命不惜一切」的壯志竟成讖語，他們除了忠誠和身體再無可獻祭。當初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幾乎只剩下盧嘉川一人。即便「林道靜」僥倖存活，「她」未來的革命之途又是怎樣的呢？這個革命青年「林道靜」當然也可以換個名字叫「露沙」，故事仍可以繼續。 《露沙之路》與《英華之歌》較明顯的不同在於，《英華之歌》暴露出對革命意志不滿之後習慣性地又對這種不滿進行修補或轉移，而《露沙之路》對這種「修補」並不在乎。這意味著露沙可能提出某些富於攻擊性的問題：「延安不相信我們，共產黨不相信我們，難道我們還要無條件地相信共產黨嗎？」「這裏就是有這麼個奇怪的邏輯，在我一心忠於黨的時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說我不忠於黨。在我心裏已經實在沒有甚麼信心的時候，卻要我天天宣佈自己一心忠於黨。這是甚麼世界啊？」她反覆思忖的結果肯定是革命意志所不樂見的。「她是帶著不滿跟他們走的，可是她不能離開他們。這就好比從前一個女孩已經許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滿也要跟著丈夫走，不能棄絕。好好地，忠心耿耿地跟共產黨幹吧。首先就是並沒有稍稍令人滿意的第二條道路可走」15。 「在延安，受迫害者只能以孤立的個人身份面對一個強大的威權的黨，不僅在經濟、社會活動方面如此，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們不能反抗共產黨，那會否定自己以往的信念和追求，結果只能竭力證明自己對共產黨的忠誠；共產黨可以批評他們和黨不是一條心，他們卻不能指摘共產黨不相信知識份子」16。 露沙沒有掩飾自己在思想上開始脫離革命大部隊。經過革命對知識份子毫無邏輯的清理，知識份子對革命「神散形不散」，貌合神離。革命只是露沙們基於自己的知識份子理想所能做的最好的選擇。雖然露沙被迫放棄某些精神空間的自由，但她顯然不願意放棄自己對革命批評的權力──這意味著她仍然保護著位於知識者精神核心的獨立意識。當「整風」迫於形勢不得已以最高領袖出面道歉做結束時，露沙遏止不住心中的憤懣：「在這個自己關起門來同統治的邊區，大家可以算了，我們不說就完了。可是如果將來我們得了勝利，統治了全國，再這麼幹……」崔次英介面說：「不會再這麼幹，若再這麼幹，那就成了自取滅亡了。決不能再這麼幹！」17 「革命勝利後知識份子怎麼辦」這個問題與「娜拉出走後怎麼辦」何其神似。勝利後的知識份子並沒有像露沙夫婦預測般改變自己的宿命，歷經生死劫難之後他們重新被拋進熊熊燃燒的煉獄之中，在那裏，知識份子精神的標誌和功能也被徹底焚毀。 四 王蒙對自己以幾個簡單的形容詞就定格了共和國開國時期知識份子「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窘態而感到得意：「失態，舉重若輕，綿裏藏針，哭笑不得而又……夠哥兒們喝一壺的啦。躊躇，既是躊躇意滿又是躊躇不決，一語雙關，且惜且悲且痛且搖頭擺尾且並跣足長歎」18。 《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如同遏止不住的井噴，企圖將1958年至文革結束近二十年時光的知識份子歷史盡數吐露。審美觀、愛情觀、知識內容、個人隱私、個體信仰、乃至身家性命，知識份子還有甚麼不曾獻祭的呢？革命對知識份子還有甚麼可提的要求？ 仍然還是改造。但時局不同了。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不僅具有摧毀社會傳統的能力，而且對知識份子懷有特殊的敵意19。 政治革命年代，因日偽政權和蔣氏王朝的存在，知識份子尚屬革命陣營的一部分。共和國建立之後，隨著鎮壓、肅反和三大改造的結束，知識份子發現自己成為新的革命假想敵。「國民黨時候是國民黨當權者如過街老鼠，被這些學者名流所喊打。而現如今，是他們如過街老鼠，被黨和人民痛打。」愛寫詩的錢文很快遭遇同志們的提醒：「文藝界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從延安整風就整頓文藝界的問題，結果是問題愈整愈多」20。 「愈整愈多」就必然導致「愈多愈整」，如此反覆迴圈，永無止息。革命理論家蕭連甲不明白，「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事使他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個被革命理論所解剖批判拋棄痛斥的反動派了呢？……究竟是甚麼時候為了甚麼他不知不覺地背叛了革命理論變成了革命理論的死敵或者是革命理論悄悄地離開了他變成了他的絞索呢？」21 對革命的邏輯，知識份子百思不得其解，更跟不上革命邏輯多變的步點。錢文開始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勸解自己：「不管多麼難以想通的事，反正最後都得想通，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與其晚通不如早通，左右也是通，橫豎也是通，不通即是通，通了就更通，一通百通，你通我通，無人不通」22。 可玩世不恭無法解決知識份子精神上的苦惱：革命不是已經勝利了嗎？歷史上對知識份子冤枉不已經平反了嗎？露沙們所說的「決不能再這麼幹！」的事情為甚麼又發生了？老老實實的我們為甚麼總是遭遇離奇的罪名？知識份子有太多的問題想不明白，他們開始陷入群體性的絕望。 《烏泥湖年譜》裏「長江流域規劃設計院」的工程師丁子恒親眼看到同事蘇非聰因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而一夜白頭，靈魂的崩潰比親眼看到一座大壩的崩潰，更讓丁子恒膽戰心驚，而這只是人格被摧毀的序幕。丁子恒認識到自己已經失去對生活的自主權，「你的生活卻一點也不是自己的，你沒有權利擁有自己的生活。不僅是你，其他人也是如此。每個人都沒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生活，每個人都不能自已，仿佛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左右著所有的人。這種神秘力量與空氣一起，鑽入人的心肺，你若要呼吸，你就得服從」23。 他頻繁地借實地作業逃避政治運動，可無法回避悲劇在他面前此起彼伏的出現。當無休止的檢討看不到被解救的希望，當一種歇斯底里的掙扎呼告只能招來更沉重的回擊時，知識份子更傾向以自戕來解脫人格和精神上的絕望。劉格非貼出〈我的認罪書〉，文采斐然地給自己脆弱的神經最後一擊：「今之非已形同狗豨，徒具人形，不打倒非，不批臭非，不將非之毒釘拔將而去，不足以泄眾恨，亦不足以平民憤也。非在此求告諸位革命同志：非自即刻起，將延頸舉踵，急盼批判之烈火將非熊熊燃燒。非願被此火焚燒而死，以此而謝罪諸位革命同志也」24。 他在瘋狂中終於獲得寧靜的解脫。在人格和精神都被摧毀的情形下，知識份子作為「工具」的功能也被否決。吳松傑寫了一首短詩〈請好好用我〉，哀婉地表達在「沒有了做人的欲望」後「做一個有用的工具」的乞求25。 儘管他清楚「一個人想做一件工具只是一個／可憐的要求」，並且這個要求是如此不可實現：「現在，我連這點可憐的要求都沒有了，／火焰離去剩下的是冰點。」但整首詩反覆呼求「好好用我」仍在暗示，吳松傑最後一絲知識份子式的慘澹願景是對知識份子身份意識的悲哀堅守：我總是能夠有所奉獻的，總是能有用的。但這不能再降低的生存條件被解釋成對社會主義的不滿，吳松傑只能帶著他「這份可憐的要求」從高處縱身躍下。 王蒙以一種頗為誇張的方式表達了知識份子希求解脫的渴望與絕望的混合：「於是你掙扎求救，你呼天搶地，你兩眼漆黑，你希圖僥倖，你苦苦哀求，你自打嘴巴，你唾面自乾，你乞求施捨，你感激涕零，你甚至於占卦念佛，只求上級的原諒領導的體恤媽媽媽的寬洪爸爸爸的大度饒我一條小命饒我一勺黑血，您就當一個家雀一條蟲豸把我給放了吧，給我一次做真正的孝子賢孫的機會，給我一次變犬變馬肝腦塗地效死效命恪誠恪忠的可能吧」26。 這種痛苦的感受大概只有賈誼〈鵩鳥賦〉裏所記載的才能與之媲美：「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碳兮，萬物為銅。」 五 革命理性的運轉超出知識份子的理解能力，但知識份子在整人與被人整的過程中卻突然發現了一扇窺視革命內心的門窗，那就是權力帶來的快感。《失態的季節》裏，曲風明批判錢文時把反右派鬥爭與文藝批評、與詩學論辯結合起來，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有深度的喜悅」。如果能代言革命，就能獲得一種智力的自由與意志的奔放，一種俯瞰眾小的崇高，一種與政治語言藝術語言融會貫通得心應手的舒展，一種大自由大喜悅。蕭連甲則在體驗到硬是把別人分析成反革命的「咬牙切齒而又痛快淋漓」的快感後，明白自己被批判也是出於這種革命指使的快感的催促。這種權力快感不斷升級，就釀成嗜血的道德。在法國大革命史上，嗜血道德最終的公式就是：如果不想被砍頭，就先砍掉別人的頭。嗜血道德公式轉化成革命公式，就演變成：如果你是革命的，就必須批鬥別人的反革命思想與行徑。而不論「革命」與「反革命」的界定如何變換，知識份子始終是革命公式主要的運算對象。革命發動了全社會對知識者的批判，並且使這種批判在知識份子內部同樣持久而猛烈。當知識者失去合法的申述管道和人身保障時，整個社會某種程度上陷入極權狀態，「當極權恐怖成功地切斷了道德人格的個人退路，使良心的決定絕對成問題和曖昧可疑時，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勝利」27。 革命調動權力的巨大能量貫徹其意志，「革命與權力間一直是互相支援、彼此發明，形成一種合法共謀的關係。……革命之所以能夠如宗教般神聖，並不是因為它依賴於神聖的啟示、神秘或圖騰，而是因為它起源於可以構建人為宗教的『政治權力』本身」28。 知識份子當然只能仰革命意志之鼻息。 革命的詞源學檢索表明，現代中國「革命」的意義是中國古代革命話語和西方近代革命話語複雜反應的產物。「英語revolution一詞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體周而復始的時空運動。十四世紀以後，反政府的起義或暴動被稱為rebel或rebellion；而在十六世紀之後，revolt一詞也指叛亂，它與revolution的詞根相同，『叛亂』與『革命』的界線模糊。由是，revolution轉生出政治含義。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領域裏產生新的含義，衍生出和平漸進和激烈顛覆這兩種政治革命模式。」這種西方革命話語與出自《易經》的革命話語的基本要素──四時交替的自然秩序、暴力的政治行為方式、天命和民心對這種政治暴力的法定性相結合，產生種種變體。「這個西來的『變革』意義的『革命』被等同於進化的歷史觀，並與中國原先『革命』一詞所包含的王朝迴圈式的政治暴力相結合，就只會給現代中國政治和社會帶來持續的建設和破壞並具的動力」29。「變革」的革命在現代中國被改造成進化論式的「天命」革命30， 基本上又從「改制」回到了「改姓」。而這「天命」迴圈式的革命，又必然包孕著集權與專制色彩極其濃厚的卡裏斯瑪崇拜。「中國式的卡裏斯瑪根源，本來是天命──上天命令的繼承形式，然其由於是受命而王的轉換形式，帝王、聖人能夠代天，或者是以其精神稟賦等同於天命，故而只能以其世俗權力及其制度安排作為卡裏斯瑪的常規化和制度化形式。雖然卡裏斯瑪的形式同樣存在，卡裏斯瑪的革命功能也同樣能夠發揮，但其最後的依託卻改變了。人們信仰的僅僅是天命的形式，本質上卻可能是天子、聖人、君子的精神權威。固有的天命信仰，轉變為對於某一個人所信仰之天命的信仰」31。革命正是遵循這樣的邏輯，將自己塑造成集權力與崇拜於一體的巨型卡裏斯瑪，它與個性思想必然水火不容。而它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中又不斷地膨脹，侵吞了所有個性的空間。從此意義上說，革命與知識份子的衝突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悲劇。 從1939年〈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到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再到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4年底批判胡適、1955年批判胡風、1957年「反右」直至1966年文革爆發，革命對知識份子的態度總體上經歷了從親善到敵視的轉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座意味深長的分水嶺，它的誕生環境是1941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定了知識份子在革命隊伍中的地位以及任務，知識份子正式成為革命的「螺絲釘」。有趣的是，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收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修改了原來的某些表述。在著名的對大眾的階級構成的分析裏，「一工人二農民三軍隊」的序列和表述都沒有變化，但原來「第四是為小資產階級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中的「小資產階級」，被增改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32。或許這種追加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補償與修復，但在當時卻意味著忽視或冷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涉及到的三個問題，文藝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不能去表現普遍的人性；今天的文藝應寫光明，歌頌工農兵。這三條原則都是與啟蒙精神對立的。在國難當頭的危機時刻，民族需求徵用文藝筆墨無可厚非。但「文藝為政治服務」成定為一個長期、普遍的原則33， 從此以後，馴服、盲從和愚忠代替了自由、獨立和思考。1966年文革發動後，在文革的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徹底揭露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第二個檔〈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一年後這種意識形態批判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緊接著展開的「破四舊」運動，則是對文化知識領域實行「全面專政」，意圖消滅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這時開始，知識份子作為一個階層終於被明確列入專政物件的清單，稱作「臭老九」（列在知識份子前面的其他八類專政物件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時髦的口號34。 革命也在缺乏監督的狂熱與幻覺中更奮力地飛向太陽，最終融化了自己臘做的翅膀。「道德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如果在一個時空內相遇，那將是這個民族最危險的時刻……這樣的『大革命』，是一個民族不堪重負的革命：先是政治革命被社會革命壓垮，後是社會革命被道德革命壓垮，後一場革命壓在前一場革命身上，催其快走，不斷革命到最後，終於被越來越重的革命本身壓垮」35。
|
|||||||||||||||||||||||||||||||||||||||||||||||||||||||||||||||||||||||||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八期 2008年9月30日
|
|||||||||||||||||||||||||||||||||||||||||||||||||||||||||||||||||||||||||
|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八期（2008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