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情結：近代社會的文化資源
──以寧波旅滬同鄉組織為例

⊙ 李　瑊

　　寧波移民是上海移民社會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優勢移民集團，人數眾多，影響且鉅。早在上海開埠前，寧波鄉人就在滬上建立了兼具地緣、業緣雙重性質的四明公所。上海開埠後，寧波人又陸續創設了寧波旅滬同鄉會、鎮海旅滬同鄉會、三北同鄉會等不同級層、不同規模的同鄉組織，成為客寓滬地的寧波移民適應上海社會、參與上海地方建設和社會整合的核心機構和動力凝聚中心。

　　上海四明公所和寧波旅滬同鄉會是旅滬寧波人在上海獲得相當發展的結果，也是上海各同鄉團體中的佼佼者。頗富經商歷史和經驗的寧波人在上海的活動早已有之。乾嘉時期，甬商在滬經營範圍已包括漁鹽、豆類、雜糧、藥材、糖類等。出於聯絡桑梓情誼，互幫互助的目的，嘉慶二年（1797），旅滬寧波商人錢隨、費元圭等在同鄉中發起一文善願，旅滬鄉人日輸一錢，在北門外二十五保四圖買地三十多畝，次年建成寄柩殯舍，嘉慶八年（1803）建成正殿，祭奉關帝，「額其門曰『四明公所』」1（四明是寧波的別稱），其宗旨是「聯鄉誼而安旅櫬」，是代表旅滬寧波人利益的組織。

　　寧波人的新型同鄉組織──寧波旅滬同鄉會則是在二十世紀初年當上海城市化進程加速，中國社會「合群結社」思潮的影響下應運而生的。1909年，慈溪人洪寶齋集同鄉數十人，在漢口路創建「四明旅滬同鄉會」，不久洪離滬，會務因此中斷。甬人施嵋青深感惋惜，決意重振此組織，遂奔走於旅滬同鄉之間，最終聯合錢達之、謝蘅、朱葆三、孫梅堂、陳韻泉、陳蓉館等人捐資復興，於1910年正式改名為寧波旅滬同鄉會，設事務所於福州路22號。1911年2月，寧波旅滬同鄉會在四明公所召開成立大會，公推沈仲禮為會長，虞洽卿、朱葆三為副會長。寧波旅滬同鄉會的創立，標誌著旅滬寧波人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同鄉組織：寧波移民個體的精神支持系統

　　寧波人在上海廣泛建立的四明公所、寧波同鄉會等同鄉組織是幫助遷滬的鄉人盡快適應上海社會的最佳場所。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些同鄉團體是其在異域重現「熟地」的一種「情感替代物」。與所有中國人一樣，寧波移民的「家園」意識相當濃厚、執著。從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上說，家是一個由血緣和姻緣合成的親和的情感集團。在以農耕文化為主要社會經濟特徵、家族為本位、血緣地緣合一的中國社會裡，戀家戀土是中國人最明顯的性格特徵之一，家鄉成為每個人發展的基地和背景，「家，是每個中國人的一切。」2中國的農耕文化又導致了地緣群體的產生，使「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3，因而同鄉關係常常與家族關係網絡相交結，但往往又超越家族關係，重組成一個龐大的利害一致和忠誠不渝的體系。「家鄉」深植在每個中國人的潛意識中，成為其體認外界的「原型」，亦是表達和體現中國文化的獨特與寶貴的財富。「窮家難捨，熟地難離」使人們在迫不得已流寓他鄉的情況下，也要在異域建立同鄉會館，以此作為緩解心中失落感的一種補償。富有「鄉土情結」的寧波人更是如此，「寧波人所到之處，必有集合其同鄉，組織一幫或一會社，以謀互助發展」4。其僅在上海就建立了四明公所、定海會館善長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鎮海旅滬同鄉會、奉化旅滬同鄉會、象山旅滬同鄉會、三北同鄉會、金塘旅滬同鄉會5等團體。這些不同層級、不同規模的同鄉組織，皆以「增進同鄉福利」為己任，既滿足了鄉人在客地寄託鄉情的需求，也使其能依恃團體的幫助，盡快消除「身在異鄉為異客」的陌生感，完成在他鄉異地的適應過程。

　　寧波旅滬同鄉組織也是寧波移民精神會聚的場所和歸宿。不論四明公所還是寧波旅滬同鄉會，俱為其原籍文化的集中體現地。在同鄉組織中，人們可以操鄉音，敘鄉情，觀鄉戲，食鄉味，循鄉俗，對於旅居異鄉者來說，這裡是故鄉與客地再好不過的「過渡地帶」，也是他們緩解初至陌生地方而產生的緊張壓力、學習摹仿新的生活方式的區域。不僅如此，同鄉組織還通過對鄉土神的祭拜來聊寄鄉情，凝聚同鄉。每逢年節，四明公所即遵循家鄉習俗，舉行祭拜神靈、供奉祖先的活動。如據甬俗，鄉人較尊崇社神與關帝。寧波人稱社神為境主，為土穀之神，認為可以祈幸福、卜未來；稱關羽為關帝，因為傳說金人最怕關羽。相傳金兀朮追宋高宗至寧波，毀屋無數，唯獨對關帝廟不敢稍有毀損，因而人們認為關帝最靈驗。故此四明公所創立時，最先建立的正殿即用來崇祀關帝，稍後建土地廟，「奉社神以伸報賽，徇甬俗也」6。每逢元宵節，甬人必至公所祭拜社神，五月十三舉祭關帝，七月初三建醮誦經，「奉先董，申崇報」。此類活動不僅以「祀神祈服」為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實現了鄉人「敦鄉情，崇信行」的深層心理追求。

　　寧波同鄉組織在維護同鄉利益、幫助同鄉解困方面致力更多。四明公所、寧波同鄉會等組織都是「團聚精神的表現」，它們把寧波移民的鄉土情感和經濟利益聯繫在一起，對內從事喪葬公祭、療病濟貧、職業介紹、普及教育、調解糾紛等各項事務，對外維護同鄉和桑梓權益。如《上海四明公所章程》明確指出公所的宗旨是：「建丙舍，置義塚，歸旅櫬，設醫院等諸善舉」。因而，設義塚、建殯舍，為同鄉賒材、寄柩，最終幫助他們運棺回籍，即為四明公所最主要的事業。公所最初創立時，就是為旅滬同鄉「謀所以安旅櫬」。為此，章程中對於停棺寄柩、賒材售材等事項都作了詳盡的規定。對於貧困同鄉，公所更是照顧有加，先於道光十六年（1836）設賒材局，貧困者可以先領棺木，隨時量力納資，永不向索；對於欲扶棺歸葬而無經濟能力者，則酌情給以資費，以遂其願；後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定領柩資助例則，規定凡後人無力領柩者，報明原籍住址，公所可以代運到埠，如若自己承運，則資助洋二元7。「所以安旅魄、恤孤貧，可謂委曲周摯矣。」8在安土重遷的中國社會，人們對身後事異常重視。四明公所以此項關係每個人的事業為核心，加之公所對成員的入會資格並無嚴格限定，因而它理所當然地成為客寓異地的鄉人們精神會聚的場所。此外，擁有同一個故鄉，死後歸葬故裡，也是旅居同鄉最重要最一致的文化認同，況且「上海距四明程甫千裡，扶櫬尚易，遽而掩埋死者，與其子孫恐有飲憾」9。四明公所通過為鄉人寄柩施材，不僅強化了地域觀念，也增進了旅滬同鄉的凝聚力。

　　寧波旅滬同鄉會以「團結同鄉，發揮自治精神」為旨歸（1928年同鄉會章程），積極致力於團結同鄉、服務同鄉、增進同鄉福利、促進家鄉建設等事業。同鄉會的會務活動大體上有如下內容：同鄉職業調查統計及介紹、同鄉教育及社會教育、救濟援助、改進習俗、提倡學術、排難解紛、促進本鄉建設和其他同鄉福利事項。僅以「普及教育」一項而言，同鄉會以各種方式普及教育，提高知識。寧波旅滬同鄉會在1914-1937年間共創辦了十所小學，範圍遍及全市各區10。同時附設民眾夜校、「問字處」等機構，傳授鄉人最簡易的知識技能11。寧波旅滬同鄉會創辦教育的熱情和成就，上海其他同鄉組織無能望其項背。

　　除了學校教育外，寧波旅滬同鄉會還很重視社會教育的普及。社會教育以設立圖書館、舉行學術演講會等為主。1921年同鄉會新會所落成後，即在三樓開設了圖書室及閱報處，且不限制讀者籍貫。到1928年，此舉受益人數達三千餘人（抗戰中此舉曾中斷，1946年恢復時，已有相當規模）12。自1927年6月起，同鄉會還陸續編印《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以「溝通經濟與學術兩方面，而使人文物力，得以相持而長」為職志13，至1937年7月，共出168期。該刊作為「旅滬鄉人之喉舌」，闢有「本會紀事」、「公學報告」、「七邑拾聞」、「旅外同鄉近訊」、「明州軼事」、「各界投稿」、「案牘」、「學務」、「經濟」、「談叢」等欄目，既向廣大同鄉通報同鄉會的活動狀況，又為其提供各地同鄉和故鄉的近聞，或發表同鄉人士的言論，對增加同鄉的團體觀念、交流信息都頗有益處。另外，同鄉會還在抗戰前舉辦學術講座二百餘次，如1921年5月29日舉行的演講會，主要內容是請英國留學生朱葆元碩士演講人類進化之個人進化問題14。同鄉會普及教育的各項舉措，對於提高旅滬同鄉的整體文化素質，使其盡快適應、溶入上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在對外事務方面，凡關涉鄉人桑梓利權的事項，四明公所、同鄉會等莫不據理力爭，竭力維護。如1874年、1898年兩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四明公所維護同鄉權益的作用表現得最為明顯和卓著；再如1904年周生有案15、1923年樂志華案16、1930年忻丁香被法兵毆斃17等事件中，四明公所和寧波同鄉會都是極力交涉抗爭，為同鄉申雪冤屈盡了最大的努力。

　　總之，從寧波旅滬同鄉組織所擔承的各項社會職能之於移民本身及地區建設的作用來看，其被人們稱譽為「鄉人褓姆」的確當之無愧。僅從同鄉會「1931年10月經辦事件表」中，就可以看出其所辦事務的多樣性和繁複性（見下表）。

寧波旅滬同鄉會1931年10月經辦事件表

資料來源：《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第100期。

筆者詳細統計了《寧波旅滬同鄉會會刊》中「經辦事件」的有關材料，同鄉會每月所辦事件包括：慈善公益、聯絡公團、遣回給領、送醫恤亡、護柩安墓、公平錢價、完聚婚姻、和睦家庭、排解口角、昭雪誣衊、進行會務、保護僑商、便利營業、關係國際、教育實業、安寧地方、慶祝挽留等等，事無巨細，包羅萬象，僅1930年2-10月的十個月間，共操辦上述各類事務達476件之多，可見同鄉會不僅為團體內部成員提供了發展動力和活動基地，團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也能從這種同鄉組織體系中獲得好處。以致鄉人褒揚同鄉會曰：「旅地人事的擾動和桑梓社會的難局得其一言，莫不立即相安。」18從這一意義上而言，寧波同鄉組織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履行著「半官方」的職能，它們的存在意味著在行政體系之外的自治自立精神和有序社會秩序的建立。其推行的社會救濟、中介服務與文化教育事業不僅為同鄉在滬立足、發展提供了精神、物質上的幫助，也有助於其盡快融入主流社會，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勢參與上海移民社會的整合，對於維護上海社會安定、促進上海經濟發展有著顯著的功效。

鄉組織：培育寧波移民民族觀念的場所

　　寧波人在「家、鄉、國家、民族」幾個結點上，始終秉承「愛國方能愛鄉」的旨歸，使鄉土觀念、民族意識、愛國情感得到完美統一。近代以來，風雲激蕩、內憂外患的局勢凸顯了「民族」、「國家」、「時代」的意義，鄉土觀念經歷了「再生」和「現代化」過程，逐漸與拯救中國的「獨立與現代化」過程統一起來。人們不再僅僅囿於狹隘的地域之別，而是更多地以「中國人」的身份參與社會事務，對家鄉的忠誠便昇華為民族主義的情愫。

　　鄉土觀念的日趨理性化使寧波同鄉團體在近代社會大動員中的作用更為顯著，它成為孕育愛國情感、傳播民族主義的基本單位。這一點在兩次「四明公所事件」表現得最為明顯。

　　同治十三年（1874）和光緒二十四年（1898），法租界先後兩次以武力侵佔四明公所塚地，均遭到旅滬寧波同鄉和上海各界的強烈反抗。在旅滬同鄉的心目中，「同鄉停厝旅櫬之區」的四明公所被人們視為「神聖之地」。在鄉土中國，身後之事是否安妥是旅外遊子至為關切之點，故此，「挖移祖墳」是「鄭重其死」的中國人最犯忌諱的事。在中國人看來，擾動亡靈「不特死者不安，抑且生者抱恨」。因此1874年1月，當法租界藉口修路，要求公所遷墳時，四明公所致函法租界公董局稱：「竊思死人遺骸為馬車踐蹂、行人攪擾實屬駭聞慘見之事，若使挖移遺骸，更為吾華人不忍行之事也」19。且一再申明，與毗連的同仁輔元堂的「類多路斃等棺，向無領主」的情況不同，公所義塚「皆四明之人，非親族即朋友，凡有子孫者日後皆須領歸」。公所為此持獻兩全之計，懇請租界當局繞道築路，一切所費「公所皆願認出捐付」20。而法方卻拒不退讓，雙方相持不下，「這種褻瀆塚地的行動，當然極大地激起了寧波人的憤怒和復仇情緒」21。結果發生流血衝突。經雙方交涉，中國償銀三萬兩，法租界放棄築路計劃，承認四明公所地產的永久所有權。

　　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同樣發端於法租界當局對公所寄柩的干涉。二十多年後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法租界以寄柩妨害公共衛生為由，強令禁止「租界沿邊堆寄棺柩」；又背棄前約，欲強行徵收四明公所地產。於是衝突再起22。

　　兩次「四明公所事件」肇起於中西習俗、文化觀念的差異，其與十九世紀末葉國人反抗殖民侵略的浪潮匯為一流，於是，共同利益和共同行為將相對狹隘的群體歸屬感上升為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四明公所事件」遂成為「近世中國歷史上政治罷工以抵禦外力的嚆矢」23，既表現了中國人民頑強的鬥爭精神和英勇氣概，更是旅滬寧波人「團結一致，愛國愛鄉」精神淋漓盡致的顯現。特別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時，當法人覬覦公所地產時，四明公所董事會即聲明：決不「以寸土尺地讓人」；1898年7月16日法兵悍然強佔公所，董事會立即發函，要求全體寧波人罷市。虞洽卿在此次事件中積極支持沈洪賚率各業工人罷工，終使「民氣壓倒洋氣」。而此次鬥爭最終還是得力於旅滬寧波同鄉的同心協力，聯合行動。當血案發生後，各階層旅滬寧波人都盡全力響應罷工、罷市，「工商輟業，闔市震動」。其中運輸業中的太古、怡和和招商局「三公司輪船碼頭之杠夫小工人等，亦均寧人居多，一概停工」24。市內交通中，甬籍車夫組成的馬夫集全會成員全部加入罷工行列25。受僱於各錢莊、外國企業的寧波籍職員、獨輪小車工和其他苦力等，也都採取了統一罷市行動26。服務業亦然。在為外僑服務的廚司、僕婦中，寧波人佔絕對多數，血案發生後，這些甬籍服務者立即響應罷工，離開了外人寓所及飯店，結果不僅使法國人生活受到影響，其他「洋人飲食起居，亦感不便，深怨法人起釁，群起詰難」27。工廠裡的情況也不例外，由於寧波人在上海外資工廠和近代民族企業中佔有很大比例，他們的罷工遂影響到整個工業系統的生產，「滬上商業，寧班實執牛耳，工人亦佔多數，罷市四日，輪船上下貨物如山積」28。在甬人從業最多的商業中更是如此。自法兵7月16日上午強佔公所後，下午四時，甬幫各業響應公所發出的「一律停止交易」的號召，形成了全面罷市的局面。《新聞報》刊載：「北自英美租界起，南至大小南門止，有城廂內外各店鋪凡係寧幫，無不一律閉門，暫停交易，不下數千餘家之多。」29又據《申報》載：「菜市為食物薈萃之場，設肆者以甬人最多，前昨兩日類皆收拾攤場，無復有以蜃蛤魚鹽博繩頭之利者。」30以後隨著罷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甚至「浦東爛泥渡、楊家渡、張家浜等處，亦有寧人所開店鋪，昨日皆一律閉門」31。旅滬鄉人的「輟市力爭」引動了上海民眾的普遍響應，法租界「鋪戶則鋪主雖非寧籍亦有相率閉戶者」32，形成了風雲景從，群倫呼應的局面。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中，四明公所董事會及虞洽卿、沈洪賚等人在鬥爭中發揮了首倡、聯絡和領導作用，加之旅滬寧波同鄉中眾多的「短打朋友」「視公所若身家性命之關係，能忘生死以從之」33。通過此次事件，「它向上海的外國人顯示了這些組織的真正力量，證明它們有能力對這個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響」34。

　　由此可見，「同鄉感情就如社會聯盟的軸心」，以鄉情為紐帶的同鄉團體構成了許多社會聯盟、民族組織的前提和基礎，表明同鄉組織在反帝愛國運動中，已成為動員群眾的有效形式，發揮著現代社團的作用。特別是二十世紀初年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之際，以寧波同鄉會為嚆矢，具有現代意味的同鄉組織相繼成立，隨之寧波所屬各邑定海、鎮海、奉化、象山也紛紛成立各自的同鄉會。這種家鄉自豪感的不斷增長和同鄉組織中更小地理單位意識之形成，與現代民族主義的發展同為一體的情況，更顯示出旅滬寧波人體認範圍的擴大、團結意識的增強。從寧波同鄉會在此際提出「一致對外，愛鄉愛國」的口號以及一些富有時代氣息的言論：「天汰專制，人競共和，團體變更，……人人始知有地方主義，鄉族主義，舉凡教育慈善，和解救濟，以及改良風俗各事件，莫不以同鄉會為代議機關，而其間之興廢沿革諸大端，尤莫不以同鄉會為代表機關」35，可見同鄉會與拯救民族大業、推進社會進步之間的聯繫。1919年2月，寧波旅滬同鄉會與廣肇公所、浙江同鄉會、紹興旅滬同鄉會聯合簽發了一份電報，要求北京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維護中國主權，抵制日本要求；在6月3日以後的「三罷」中，寧波同鄉會又擔負起組織行動、散發消息和維持秩序等多種職能。在宣布罷工的當天，寧波同鄉會召開緊急會議並在會後發表了公告，敦促寧波同鄉一致行動。據《時事新報》1919年6月8日報導，在此次鬥爭中，以山東、寧波、廣東三幫為最堅決36。又如1923年3月，寧波同鄉會與廣肇公所等同鄉組織發起市民大會，一致主張否認二十一條，收回旅大，並決定成立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執行委員會，同時實行對日經濟絕交，迫使松滬護軍使電告北京政府，要求「俯順輿情，交涉堅持到底，以達收回旅大之目的。」37針對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實行的不抵抗政策，寧波旅滬同鄉會更是聯合旅滬各同鄉團體，結成「旅滬各地同鄉團體抗日救國會」，致電政府及各界，強烈要求抗日。

　　寧波同鄉團體在組織愛國運動時，還盡可能地運用了傳統制度和實踐策略。四明公所就曾利用其組織的民俗活動作為宣傳抵貨運動的機會。如1919年夏天，在由公所資助的鬼節（中元節）聯歡會上，印發了專門材料，要求大家使用國貨38。寧波同鄉會在歷次倡用國貨、抵制洋貨的運動中，都是積極宣傳，多方奔走，並多次假同鄉會會所舉行國貨宣傳活動39。四明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等同鄉組織在愛國運動中的作用說明，「若沒有這些團體，影響如此深遠的社會大動員是很難想像的」40。雖然民族主義的興起要求超地域限制的忠誠，但以寧波旅滬同鄉會為代表的新型同鄉組織的大規模發展，與民族、民主革命的興起在時間上的一致顯示，同鄉感情和鄉土觀念的理性化是「以現代政治和民族主義為目的的大規模社會動員的密切組成部分，……表明同鄉感情也能適應和體現標準的『現代』行為」41。

　　從四明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的社會事業來看，它們是集傳統與鄉村、現代與都市諸多功能於一身的複合團體。雖然二者創立時期不同，職能各異，與四明公所相比，寧波同鄉會的機構日臻健全，功能漸趨完善，更具開放性、廣泛性、民主化的現代特徵。寧波旅滬同鄉會擯棄了傳統的老式會館建築，而選擇了高大的西式建築；改變了四明公所的傳統規程，大力採用民主化主張，公開會議議程，不斷釐訂章程以臻完善，使同鄉會的組織更加規範；成員亦不再局限於工商，而擴及到其他各界；其會務活動涵蓋範圍也更加廣泛，除傳統的慈善、救濟事務外，還增加了社會教化、社會中介的職分，且服務對象也不再囿於寧波一地。當然，寧波同鄉會雖然拋棄了舊同鄉團體的封閉性、排他性特徵，尤其是貴族化的領導和因循守舊的管理程序，但並未拋棄「同鄉同源」這一原則，相反，她們體現了共同的目標指向，即都是「移民個體的一種支援系統，它使個體始終置身於群體的關懷之下」42，「它們以同鄉圈子這一無可爭議的原材料為基礎，築起了其現代主義之形象，並以此進一步肯定同鄉紐帶的重要性。」43

　　綜上所述，寧波人濃郁的「鄉土情結」並非狹隘的地方觀念，而是頗富理性和現代意味。原典意義上的「民族」觀念即是源於地域之別，鄉土觀念和同鄉情結因而成為「民族意識」的原型。從戀家到愛國，家園意識和戀家情緒由個人情感向民族精神延伸，在一定條件下能轉化為愛國情感，成為民族凝聚力的基礎，這使得中國人的家園意識超出了家庭情義和鄉土觀念，而具有更寬廣的涵蓋面。正如黑格爾所言：「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44家是國的微縮和聚焦，國是家的延伸和擴大，從修身、齊家、治國推延至平天下，家和國便成為一個環節上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結點。而同鄉組織作為旅食客地的移民個體之精神支持系統和培育其民族觀念的場所，有機地將「家」、「國」相連，「同鄉網絡和鄉誼可能是聯結『歷史』與『文化』、『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橋梁」45。它們依循時勢的發展及時調整自身結構、改進組織功能，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變遷的過程中，不僅未產生阻礙作用，反而起了積極的推助作用，由此表明鄉土觀念、同鄉組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有利於社會集聚的現代文化資源。

注釋
1；6；7　葛恩元：《四明公所大事記》。
2	吳、費孝通：《皇權與紳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頁108。
3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5），頁72。
4	〈寧波紀略〉，《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第93期（1931年4月）。
5	1878年旅滬定海人士曾創建定海會館善長公所。1921年朱葆三、陳箴堂、丁紫垣等人發起成立定海旅滬同鄉會，朱為正會長，錢達三、周金箴等人為副會長，以敦厚鄉誼、圖謀公益為宗旨。鎮海旅滬同鄉會成立於1921年，會所在法租界朱葆三路。1937年與劉仲英、金楚相等人創辦的鎮海旅滬同鄉組織合併。1938年遷入勞合路寧波裡新會所。會長方椒伯，副會長劉聘三。奉化旅滬同鄉會成立於1925年1月，鄔挺生、王儒堂、王才運等人組織籌辦，會長鄔挺生，副會長鄔志豪、康錫祥。會址河南路。象山旅滬同鄉會成立於1935年10月，劉志山、林美均等人創辦，但不久停頓。1936年3月，任嘯菊、張介眉等人又發起創立，不久復又瓦解。1939年姜梅塢等人又謀復興，遂於1940年5月正式成立。三北同鄉會於1921年成立，三北指鎮北、慈北、姚北。虞洽卿、黃玉書等人創建，設會所於牯嶺路，陳瑤圃為會長，虞洽卿、黃玉書為副會長，陳良玉為總務長。1924年改選陳邦瑞、吳錦堂為名譽會長，虞為正會長。金塘旅滬同鄉會（金塘屬定海）：成立於1931年冬，陳舜五、金馥蓀、應蓀等創建。地址四川路487號。以後多次舉行會員徵集大會。主要事業為維護桑梓，舉辦公益。
8	張讓三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緣起」，〈上海四明公所檔案選（一）〉，《檔案與史學》（上海：上海市檔案館），1996年第6期。
9	〈四明公所義塚碑〉，載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259。
10	寧波旅滬同鄉會第一小學，創辦於1913年，校長錢蘭軒（鄞縣），校址七浦路豫順裡；第二小學，1920年，烏崖琴（鎮海），鄧脫路同春裡；第三小學，1920年，邱統亞（鎮海），西門路大興坊；第四小學，1920年，胡開瑜（奉化），陸家嘴春江路；第五小學，1921年，陳丕傑（象山），恆豐路裕通路；第六小學，1922年，胡逸農（鎮海），新橋街振新裡；第七小學，1924年，馮孫眉（慈溪），香山路仁余裡；第八小學，1926年，張藜祥（鎮海），唐山路元吉裡；第九小學，1928年，曹成才（奉化），青雲路恆裕裡；第十小學，1927年，胡靜園（鎮海），勞合路寧波裡。
11	問字處主要是為了幫助解決同鄉志願識字或文字上的困難，其具體諮詢指導範圍為：詢問字音字義、詢問短句或成語的意義、請求解釋文件的意義、請求指導相當的讀物。同時設置問字錄，將同鄉所問之字或詞由指導員（由各小學教員輪流兼任）隨時記錄，同樣之字或詞連續問若干次以上者亦逐次記錄，於學期終了逐字逐詞分別統計其次數，報告校董會備查。民眾夜校以「授年長失學者以簡易之知識技能，使適應社會生活」為宗旨，各夜校主任由所附各小學校長兼任，課程由所附各小學教員分任，凡年滿12歲以上30歲以下之失學男女，不論是否寧波旅滬同鄉俱可報名入學。授課內容以三民主義、常識、算術為主科，依不同的需要兼授商業、英語等科。修業期以一學年為階段，每修業一學年，成績及格者給予「第（某）學校（所附小學名）修業證書」，修滿四學年，階段成績及格者，給予畢業證書。
12	上海市檔案館藏：《慈善社會團體調查表》，1928年，卷宗號117-4-1。
13	張美翊：〈序〉，《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第73期（1929年8月）。
14	上海檔案館藏：《私立寧波旅滬小學立案》，卷宗號235-2-2975；《申報》，1921年5月28日。
15	周生有案：1904年12月15日下午，寧波人周生有被坐車不付車費，反而以斧頭傷人的俄國水兵亞其夫亂斧砍中，傷重不治。旅滬寧波同鄉以四明公所為核心，據理力爭，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終於使兇手得到懲辦（亞其夫被判處監禁八年）。
16	樂志華案：1923年2月，寧波人樂志華被虹口捕房西探鮑爾慶等人誣陷盜竊並刑訊逼供，致樂殘廢。寧波旅滬同鄉會幾經奔走呼籲，最後於7月1日結案，賠償樂一千元，鮑爾慶等人被停職。
17	忻丁香案：1930年，寧波人忻丁香在浦江撐舢板為生，被法水兵毆擊，不幸落水身死。經同鄉會與各方交涉，最終得以懲兇、道歉、賠償。
18	《寧波旅滬同鄉會第十一屆徵求會員大會紀念刊》，1939年8月。
19；20　〈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檔案史料選編〉，《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1期。
21；26；34　徐雪筠編譯：《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43；43；119。
22	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經中法屢次交涉，達成協議：維持四明公所土地權；公所墳地不得掩埋新屍或停柩，舊墳陸續起運回籍；在四明公所土地上可以開築道路。公所地產終得以保全，但由於清政府的軟弱，法租界實行了擴張的目的，四明公所權益受到損害。
23	方騰：〈虞洽卿論〉（上），《雜誌》，第12卷第2期（1943年11月）。
24	〈三志四明公所事〉，《新聞報》，1898年7月19日。
25	〈四明公所沈洪賚啟事碑〉，載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430。
27	民國《上海縣誌》，卷14，頁30。
28	陳伯熙：《老上海》，中冊（上海：泰東圖書局，1919），頁70。
29；32　〈續志四明公所事〉，《新聞報》，1898年7月18日。
30	〈續記公所被奪後情形〉，《申報》，1898年7月19日。
31	〈三志四明公所事〉，《新聞報》，1898年7月19日。
33	張美翊：〈序〉，載葛恩元：《上海四明公所大事記》。
35	參見《申報》，1919年5月25日、5月26日，《寧波旅滬同鄉會紀念冊》（1921年）。
36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325。
37；39　任建樹主編：《現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頁161；184、550。
38	上海市檔案館藏：《四明公所議案錄》，1919年7月。
40；41；43　顧德曼（Bryna Goodman）：〈新文化，舊習俗：同鄉組織和五四運動〉，《通向世界之橋（下）》，頁278；277；266。
42	宋鑽友：〈一個傳統組織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廣肇公所〉，《史林》，1996年第4期。
44	黑格爾（Hegel）：《歷史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58），頁165。
45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李　瑊　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二十一世紀》擴增版　第一期　200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