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期四篇讀者來函，或對本刊去年「反思改革二十年」一組文章各抒己見，或針對科技興國、宗教信仰問題有感而發，都顯示出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關切。也可以看出，國內不少讀者只能閱讀本刊網絡版。請各地讀者注意，上海外文圖書公司可為各地機構和個人代辦本刊訂閱，希望各地讀者大力支持。《二十一世紀》印刷版的文章也因此將不會即時在網絡版貼出。
歡迎光臨「網上三邊互動」發表意見
向《二十一世紀》編委呈一言--- From 劉波
[Sept 21st, 2007]
- District: 中國、遼寧省、盤錦市、興隆台區、于樓、築路公司物資供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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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時常在網上瀏覽《二十一世紀》，這確是個高水準的學術刊物，因此特向編輯呈個建議：在貴刊辦個「民主」VS「集中」的討論交流之欄目。理由如下──
一、中國古代先哲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離了陰陽便無道」、「有上必有下，有大必有小；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也」、「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便無他物」。這就是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所謂矛盾就是在任何一件事物中總含有兩重性、在任何一件事物中也只有兩重性──就如同在60億之眾中必有男人與女人、也只有男人與女人、除此之外找不出第三種人一樣，就如同在時間序列中必有白晝與黑夜、也只有白晝與黑夜、除此之外找不出第三種狀態一樣……。
二、由此，在人類文化中必有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也只有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除此之外找不出第三者。當代鴻儒季羨林先生云：「自人類有歷史以來，共形成了四個文化體系：一、中國文化；二、印度文化；三、從古代希伯來經古代埃及、巴比倫以至伊斯蘭阿拉伯文化；四、肇端于古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這四個文化體系又可以劃分為兩大文化體系：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屬于東方文化，第四個屬于西方文化。」
三、西方文化的核心內容為「民主」；東方文化的核心內容則「集中」──夫「集中」有人謂之威權、專制、暴政。沒關係，名詞並不重要，主席與總統、英雄與奸雄、團結與勾結、頑強與頑固、果斷與武斷、用心良苦與機關算盡……沒啥子區別。
四、「民主」與「集中」實際上是「理一分殊」的兩兄弟、是一棵樹上的連理枝、是一個硬幣的兩方面。這兩者就如同上與下、左與右、前與後、表與裏、陰與陽、虛與實、寒與暑一樣，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無上也就無所謂下、無左也就無所謂右、無前也就無所謂後、無表也就無所謂裏、無陰也就無所謂陽、無虛也就無所謂實、無寒也就無所謂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是之謂也。
五、事實上，「民主」與「集中」都人類文明的孵化器，前者為人類孵化出了「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之瑰寶、後者為人類孵化出了「四大發明，長城運河」之瑰寶；「民主」與「集中」都人類文明進步的推進器，「二戰」中若是只有西方的「民主」而無斯大林旗幟下的「集中」也許「二戰」的歷史就要重寫了。
六、至于「民主」與「集中」的不同，那只不過是兩者各具功能而已──
「民主」能夠解放個性，「集中」能夠形成合力；
「民主」有利于探索發明行創造，「集中」有利步調一致辦大事；
在「民主」文化氛圍中個人的重大失誤不可能導致全局性的滅難，但在「民主」文化氛圍中個人的英明正確也難以形成「步調一致」的強大合力；
在「集中」文化氛圍中個人的重大失誤可能會導致全局性的滅難，但在「集中」文化氛圍中個人的英明正確則能形成「步調一致」的強大合力
──大腦兩半球雖各具功能但在維繫生命存這一點上則是完全一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任何事物總是一物兩體、節節如此、以至無窮的，天底下就沒有完美無缺的東西。「民主」與「集中」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在兩者之間不存在是與非的問題，就如同在「麵包」與「米飯」、「西服」與「唐裝」、「小洋樓」與「四合院」之間不存在是與非的問題一樣，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七、「文明的衝突」源蓋于不同文化間的相互不理解，而「民主」與「集中」之間的相互不理解則是一切不理解的總根源；世界的和諧須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而「民主」與「集中」之間的相互理解則是一切理解之關鍵；只要「民主」與「集中」通過討論交流實現了相互理解，那麼人類的一切矛盾都不至釀成世界性的滅難；倘若因不理解而在這兩者間不幸生衝突的話，其後果必將釀成世界性的滅難、必是人類一切衝突中的慘烈之最。
八、世界是多元的，只有「民主」而無「集中」或只有「集中」而無「民主」那還是多元？世界是統一的，「民主」與「集中」相互排斥那還能有統一？香港是東西文化的交匯之地，香港人既能理解東方的「集中」亦能理解西方的「民主」，在《二十一世紀》上做「民主」VS「集中」的討論交流不僅可以達到貴刊所追求的「致力跨越兩個文化鴻溝」之目的且更是在「為萬世開太平」積無量之功德，其意義不言而喻！
求讀孫江先生文章--- From 李海波
[May 30th, 2007]
- District: 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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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在＜二十一世紀＞2003年12月號總第80期的孫江先生的文章〈革命土匪與地域社會 井岡山星星之火〉在網絡版上沒有，不能閱讀。
這裏的風景宜人！--- From 季言
[April 5th, 2007]
- District: 中國江西省贛州市南康市第二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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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讀書人。大學畢業也有兩年了，可還是離不開書的。至于《二十一世紀》是我大學以來就特別關注的大陸以外的雜志之一。那時冒然要求系裏訂閱《二十一世紀》，可是以太高，而作罷了。時至今日都只能在網上閱讀。不過這也算是種幸福的。畢竟還是讀到了的。我也希望有一天我的文章能在這裏發表，與香港的讀者交流學習。感謝《二十一世紀》的全體工作人員為我們所作的貢獻！
文化內捲化和民間信仰--- From 江登興
[June 1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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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網絡版）再次登載了張小軍的〈理解中國鄉村內捲化的機制〉（原刊1998年2月號），文章寫得甚好，不過也反映了作者對於中國目前民間信仰的了解略有不足。
文中以兩個農民基督徒為例，說明農村的「文化內捲化」，所述兩位農民基督徒認為「人的照片都是偶像」，以及她們明知是錯誤仍要賣畫像，都不符合基督教教義。作者對這些農民基督徒淡淡嘲諷一番了事。其實這兩個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偏差與她們在民間長期受到壓制，得不到正確的教導有關。這兩個基督徒沒有參加中國官辦的「三自教會」，她們是在中國最底層堅持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信仰者。五十年來，這些信仰者默默堅持信仰的獨立性與超越性，他們為此受迫害但從不為此而抗議，更沒有採用暴力。在政教分離的意義上，這些基督徒也可視為「新政治文化」建設的參與者。
立法加大科研投入，捨此諾獎沒戲--- From 劉檸
[June 1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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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讀了貴刊曹聰的〈中國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2002年12月號）一文，感觸良深。尤其是看到上海科學家王育竹先生在鐳射冷卻捕捉原子領域，雖然早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就已取得了領先國外同行五到十年的頂尖成就，但終因經費短缺、實驗設備簡陋等原因，直至1993年才最終完成有關實驗，導致論文發表比國外同行晚了十個月，與諾獎失之交臂，不禁為之扼腕。
與其他領域相比，我們在科研經費的投入相形見絀。按說，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二十年的持續穩定增長之後，應該可以投入較多資金到教育和研究開發中，可令筆者難以理解的是，我們迄今依然是世界上研發費用佔GDP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而投入到基礎研究的佔科研經費的比例就少得更加可憐！
不用說世界教育、科技的第一大國美國如何，現僅僅比較一下東鄰日本的情況。日本在二戰後實行「科技立國」戰略，國家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科研經費在GDP構成中的比例。近年來，由於日本經濟陷入結構性不景氣，但卻始終嚴格的貫徹和實施這條「鐵律」，維持日本經濟在激烈的競爭中技術上端的地位。去年，島津製作所為日本貢獻了一位年僅42歲就摘取諾貝爾化學獎桂冠的化工工程師，成為日本不景氣時代的英雄。可以說，一家公司就能夠製造一個「上班族諾獎獲得者」，靠的正是這種雷打不動的對研發巨大投入的政策。
所以，從立法上保障科研投入，並在操作層面上確保貫徹、實施，不但能多留住幾個人才，而且也有利於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否則的話，中國本土科學家摘取諾獎桂冠，終不過是一個美夢而已。
改革的停滯與出路--- From 畢競悅
[June 1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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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上，蕭濱教授的〈改革的停滯與自由主義的兩種調子〉一文提出，目前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處於停滯期，思想界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兩種調子能夠相互補充、彼此制約、良性配合，為中國的進一步改革提供思想資源。
蕭文認為，說改革目前處於停滯更妥帖。「既然是停滯，那隨著變革力量的驅動，改革也可能再度進行。」而「在中國思想界放大自由主義的聲音，就是避免改革繼續停滯下去的一個重要途徑。」蕭文選擇了「自由主義」的出路，但甚麼是自由主義？蕭文認為，自由主義是「在（憲）法（主）治之下，建立政府權力的內部制衡結構和確立政府權力的外部約束邊界」。「古典自由主義的基調是平等的自由權利及其憲政民主的制度保障。」「現代自由主義的要義是平等與公正及其相應的制度保障。」我認為，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這兩方面的互相補充有著現實意義。一方面，我國不必按照一種直線進化論進行變革；另一方面，經濟改革已帶來社會的經濟分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地位分化，有必要提供機會平等、建立社會保障體制。
然而，誠如文中所描繪的改革背景，繼續改革也面臨著困難。經濟改革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群體對繼續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並不一致，學術思想界的認識與改革實踐也存在著落差。但是，思想界對政治改革實踐的作用是否被思想界自身誇大了？
長遠政治穩定靠的是甚麼--- From 賴建華
[June 1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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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康曉光〈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研究〉一文和12月號吳增定的商榷文章〈行政的歸行政，政治的歸政治〉，都對中國何以獲得政治穩定提出了見解，我對此有些不同看法。
康先生所用的「行政吸納政治」概念背後是「權力支配一切」的邏輯，這就意味著行政權─警察權的支配性。也就是說，作為「政治」的民眾參與、公民意願表達是受到行政權─警察權限制的，亦即個體權利並沒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賦予公民以有限權利，只是國家政權為實現政治穩定而採取的權宜之計。這樣，康文對「行政吸納政治」於政治穩定所起作用──在香港案例中所得到的經驗──的樂觀態度，就很值得討論了。畢竟，香港早已因其特殊的歷史境遇和地理特徵，擁有成熟的市場規則、法制和文官系統。所以，香港可以沒有民主，但有自由與法治──西方的遊戲規則可以對香港起到強大監控作用！但套用於中國大陸則為大謬。
吳文對康文的「行政吸納政治」概念提出質疑，認為這個概念實質包含著「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兩重含義：前者意味著國家與社會分離、脫節，國家權威被社會架空；後者則是國家權力通過為社會提供經濟實利而重構權威。在此，吳文似乎沒有理解國家權力與社會、公民權利之間的分立、互相制衡的關係，以為社會的獨立必會架空國家權威。正因為如此，吳文才沒有認識到：社會政治性的缺失，即公民權利非制度化落實、社會不能組織化地與國家權力對話，才是長期政治穩定的最大威脅！這也使他後來為中國開出的以民主塑造「國家認同感」和「政治德性」的處方無所定位而流於無效。因為民主只有作為分離的國家權力與公民、社會權利的溝通制度時才能有效！
當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由國家倡導、自上而下進行的，即市場在其本源上就有政治權力的烙印。何清漣就曾直言中國市場化就是「權力市場化」的過程，楊小凱也明言「政府官員和私有企業之間的保護人和被保護人的關係是私有經濟在中國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可以確認，以市場為核心的社會經濟領域尚沒有在中國大陸獲得自主地位。「行政吸納政治」只會強化市場、社會對國家權力的依附性，導致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從而加大政治動盪的潛流。
中國必須通過建構民主與憲政保障公民個人權利，才能取得長遠的政治穩定，維護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只有國家與社會出現分離，社會得以組織化後，公民才能有序地通過民主途徑，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和公共政策制定，「國家認同感」與「政治德性」才可以落實於制度層面。
在競爭中揚長避短--- From 讀者 E
[August 30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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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說我想到的幾點：一、《二十一世紀》網絡版應馬上改進：更活躍些，與《二十一世紀》印刷版有區別，可以發長文的全文，並把已發的相關論題的文章和相應的外文文獻配合（或聯接）。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可開小的論壇與讀者對話。這樣做的好處是，《二十一世紀》作者的文章可以更快地讓更多讀者讀到。
二、對於《二十一世紀》脫離國內熱門話題的問題，與其苦苦去跟，不如發揮雜誌的地利，也就是國際性，多找些國內需要的國際學界共同話題和新問題、理論和新書。也就是說，在競爭中揚長避短，但這並不是說放棄國內熱門話題，還是要從自己的角度來做有關的題目。
三、應加強和作者的聯繫溝通，包括以前作者中仍活躍於中外學術文化領域的人，要增加新面孔，特別是現在30歲左右的一批學術新人。
四、擴大並加強「讀書」欄。這是保持學術性、加大信息量和思想性的捷徑。參考著名的《紐約書評》，大多是發千字以內的短評；而《二十一世紀》的短書評也達3,000字左右，不妨發些更短的書評書介，每期可以多發一些。
五、加大「隨筆．觀察」的份量，多發一些國內外文化現象的評論短文，也可以包括回憶錄。能做這類文章的作者較多，應多跟他們聯絡。這類文章好讀，可以為刊物摻水份。
六、每期評論文章要發得少而精，不能因這一欄目膨脹而擠壓了其他欄目和文章。寧可少至一篇，不能讓一般性的數篇文章佔了版面。
對雜誌的具體建議--- From 讀者 D
[August 30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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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二十一世紀》的影響、地位和質量已經在全世界中文學者中得到了公認，大家還是以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為榮。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與作者所建立的私人溝通和聯繫太少，特別是許多剛剛冒出來的年輕作者尚沒有（或因為不了解）把自己的新作投稿給《二十一世紀》；另一方面，由於《二十一世紀》在大陸發行十分有限，許多在學術文化界已有影響的作者又擔心發表的文章看到的人不多。
我的建議是：一、《二十一世紀》的文章不通過《世紀中國》，及時地全部上網；二、多組一些科索沃、高行健這樣只有香港才能做的選題，比如中美關係問題，目前依然是大家關心的大熱點。作為公共刊物，而非專業性學術刊物，欄目也應該有一定的靈活性。
及時發出時代的強音--- From 讀者 C
[August 30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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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辦好一份思想文化雜誌，需要擁有高層次的作者群和讀者群。吸引優秀作者的是雜誌的品位以及社會影響。《二十一世紀》有品位已得到中文學術文化圈的公認，但僅僅是這樣還不夠，它應能影響到學術界或者輿論界的話語構成。過去，《二十一世紀》在這方面做出了非常可觀的成就，90年代許多最重要的思想論爭話題都是《二十一世紀》最先發起的，但最近似乎變得有些過於謹小慎微，在許多重大問題接連出現之際未能及時發出時代的強音。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其功過如何評說，怎樣才能別開生面？台灣與大陸的互動關係能否導致體制創新，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有甚麼樣的企盼和訴求？中日關係以及最近海峽兩岸的局勢的思考。WTO、NMD、Echelon、防止地球溫室化的京都協議對中國究竟意味著甚麼？歐亞大陸的重新組合、EU與中華圈的相互關係等都是《二十一世紀》最有條件做，而尚未著手的工作。
的確，有好題目也不一定能做出好文章，這是我自己在寫作以及組稿中經常碰到的煩惱。我覺得《二十一世紀》不妨容許精選刊登海外著名思想家的最新珠璣之作的譯稿，以彌補漢語世界知識份子的不足。
成為公共話題的塑造者--- From 讀者 B
[August 30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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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興趣還算廣，所以對《二十一世紀》上的許多非我專業的題目，都有點興趣。不過有些文章讀來確實興味索然，原因主要在於寫法與切入的方式，而不在於題材、更不在於深入與否。英語世界的一些highbrow刊物（如Prospect，Boston Review，NYR）裡的文章，寫作的時候清楚知道，對象一定是具有很高的一般知識興趣的讀者。文章開始，通常會設法帶這種讀者進入他的討論領域。他的論點有甚麼general implications或者ramifications，通常他會對讀者做點交代。我覺得，有時候讀完這樣一篇文章，即使未明所以，卻彷彿對這個領域（例如關於美國內戰晚近的討論、關於哥德的英文翻譯狀況、關於傑佛遜與黑人的關係、關於平等問題近十年在吵甚麼），有了一點印象。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這類文章通常有明確的「針對性」，也就是針對具有文化界公共意義的某個人、某幾本最近出版的書、某個流行的文化、政治、社會趨勢發言。我猜想，貴刊的不少文章，例如4月號有關教育、有關國際政治的幾篇文章，在這方面如果加強，它們的「學報文章」氣息就可以減少很多了。
目前華人世界似乎還缺少這種公共話題，不過貴刊可以成為公共話題的塑造者。我建議參考Boston Review的“Forum”（網上就可以讀）。每期有一專題（也許一年前就規劃妥當，約好文章了），有一篇主文章，後附三五篇批評回應的短文。凡有專題，必以爭論／討論的形式出現，是否能引起矚目，甚至引發更廣泛的討論？這個策略，需要強有力的主編與編輯群進行規劃與約稿。
簡言之，寫法比題材重要。要改進寫法，可以加強爭議性（或謂互動性），以資形成公共話題。
探索前路，集思廣益--- From 讀者 A
[August 30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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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都尚未明顯分化。90年代末，這兩種分化都已很清楚。《二十一世紀》要保持特色，就不能被讀者認定為某派的喉舌，也不能成為某一學派的同人刊物。本刊「公共性、開放性」的宗旨，使我們難以在這種思想格局中「左右逢源」。「左」、「右」兩派的優秀作者，更願意把自己能引起公共討論的稿子給他們認為是自己的刊物。而那些有共同學術志向和興趣的作者，因其可以辦同人刊物，也有了自己的園地。也就是說，90年代末期以來，思想分化和學術專業化，使我們更加要思考如何吸引第一流的作者。
這種分化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很難找到恰當而又有公共性的話題。如許多關心《二十一世紀》的朋友指出的那樣，近幾年本刊存在日益專業化的傾向。就從欄目來看，雖然增加了「讀書」欄的分量，但幾個較活潑、或易讀的欄目，如「批評與回應」、「三邊互動」和「隨筆．觀察」三個欄目近年來都不活躍。反省其原因，我想有兩個，一是我們不斷策劃專題討論，而每個專題往往有數位作者寫稿，這樣，編稿時每期都深感稿擠，也就往往犧牲了這三個欄目。造成稿擠的另一個原因是，按我們過去發表的文章為示範的各類專業論文，如中國農村選舉田野調查報告，吸引了大量同一題材的來稿。這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其實這些論文更適合專業學報。這也許可以反映所謂「思想淡出」是90年代的特色吧。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學術水準提高得很快，湧現不少學術新秀，《二十一世紀》也發了他們的文章。目前在校的碩士和博士生做題目寫文章都比較講規範，但也往往是有學術想法而缺乏大的思想眼光。
期待意見--- From 編輯室
[Mail Me][August 30th, 2001]
- District: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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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中旬，編輯室與幾位關心雜誌的朋友以電郵作了多次交流，所論涉及雜誌的定位、編輯方向等方面，現摘登如下。可以看到，這是本刊辦了十年有之餘際，編者在新世紀之初的反省。我們深知，辦好刊物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人參與才能維持她的活力。因此我們期待讀者提供改進意見，供我們參考，使這個公共園地更趨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