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君逸

是次交流團為期七天，其中三天到北大上課，共六小時，其間亦有午宴、交流會、歡送會等機會與北大日文系的同學互相交流。

先說在北大日文系上課的一些發現。北大教學的速度比我們慢，兩堂才教了兩、三個不太艱深的文型。我想原因有幾個：北大一年期間只有大約三個月的假期，暑假以外就沒有甚麼長假期，教學日理應比中大多很多，交流期間，他們聽到我們原來五月開始就放暑假，無不發出羡慕的聲音。再者，他們每星期的日文堂的總時數比我們要多，一星期五天，天天都有日文堂，更有獨立的會話堂。所以他們的教學速度比中大要慢，解說起每一個文法也有充份的時間，老師親自解釋後，通常也會在投射器上放上近二十條例句，然後要求同學輪流即時翻譯，這種訓練方式相信能有效地培養同學中譯日及日譯中的能力，透過把剛學的文型反複應用到日堂生活的句子裏，亦有助同學更確切到掌握應用上的要訣。

平心而論，中大的日文堂也不乏相同的練習，論趣味性北大絕對是有所不及(至少從我們的角度看來)，但尤記得第一天參與他們的練習時的那種震撼性，那二十多句例句，都夾雜著一些艱深的生字，還有甚麼日元對美元疲弱等例句，但北大的同學翻譯起來仍然信心十足，他們的文法未必百分百正確，但他們的會話能力之高，實在令我驚嘆，同樣是一年級生，有好些朗讀日語的速度已達到一般日本人的水平，加上他們認識的生字非常多，要翻譯一段事時相關的句子也沒多大困難，但在這必需提及另一事實，就是北大日文系的學生上堂時桌面均有一部電子翻譯字典機(CASIO，聽說是集體訂購的，暫不提這意料之外的富裕)，這科技可是明顯地幫助了他們不少，一遇見課堂上有不明白的生字，便立即查個清楚，再艱深的生字，只雖輸入它的漢語拼音，便能即時弄清楚，我認為這與他們上堂時能淡定自如地翻譯出一句又一句與課本不無關係，相信這亦能使同學有效地學懂更多生字，反觀日研系內一年級生，擁有電子翻譯字典機的人實在寥寥可數，多數人字典也沒有，單靠課本及老師提供生字，實在非學習外語的好辦法。

到北大日文堂實地考察期間，最令我及所有中大日研系同學意想不到的，相信非其課堂期間紀律莫屬。其實也不是說他們的紀律有甚麼大問題，坦白說，經常聽別人描述大陸的學生上堂是哪樣專心，這次的親身經歷告訴我，事實並不如此，北大一節課才一小時，日文堂是連堂，即兩小時，中間有五至十分鐘小休，反觀我們中大日研系的日文堂，一上便是三連堂，差不多三小時，但我敢說我們整體的課堂紀律要比他們好，以我身處的A班為例，以七至八人為一班的超小班模式，不專心上堂是較少有的。當然，功利點說句，日文說得好就是了，上堂怎樣其實也不大重要。

在北大另一有趣的發現就是，其實北大同學之間，日文水平也不是很平均，只不過多發言的某幾位同學強勁的水準蓋過了對其他同學的印象。但從一些上堂的表現看來，可以推斷日文較好的同學其實不大倚賴上堂，他們本身已具備相當好的日文基礎，並能於課堂以外，透過其他途徑增進日文知識，一般課堂的進度，他們打睏睡也追得上。當然，其實那跟我們中大日文堂的情況相近，說的不是我們的課堂紀律跟他們一樣，而是班中同樣有同學日文水平早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上堂也只不過是溫故知新，可能上一些較早級日文堂對他們更有幫助，也避免了做成班內差異過大的現象。可能北大跟中大同樣有分級試的問題。

總的來說，三天共六小時的日文堂給了我們一個珍貴的機會一嘗北大日文系學生上課的滋味，其實在教學模式上與中大差異不大，但有一深刻體會，就是明白到老師所飾演的角色與學生不斷主動地自學同樣重要。要解釋北大同學高水準的日文，師資不是一個明顯的因素，事實上，不時有同學跟隨行的兒島老師交談後詢問我們，「你們的老師是日本人嗎？」「真好呢」，言談之間流露中羨慕的表情，可見日研其一優勢就是師質，跟日本人交談相信是改善日語最直接的方法，我們實在應好好珍惜。說回自學，與北大同學一同上課期間，發現他們備課方面的事前準備功夫真的做得十分充足。課文的生字繁多，讀音當然早已查清楚，而生字更標上了聲調，從他們上堂朗讀課文的流暢程度可推斷，他們應該已反覆練習多次。老師解說文法的時候，他們經常能即時提出問題，並在練習時應用，可見上課之前他們已對該課內容相當了解，同學顯然較少依賴老師。

除上課之外，我們透過交流會等機會與北大的同學詳談，亦對北大日文系以至內地大學生的狀況有了更準確的認識。期間，我向他們查證了究竟在中國大陸最知名的學府裏，最受歡迎或熱門的學科是哪一課，答案不出所料：「是管理(Management)吧，哪裏都是的吧…」該名學生感嘆地說着，並反問我在香港情況是否都是一樣，我說都是一樣，然後我倆苦笑了，但他補充說，科目熱門但不一定是最好，稱得上有質素的、最厲害的科目還是傳统的中文系等。想不到情況跟中大這麼相似。還有就是，北大日文系與中大日研系最大不同，在於他們很少語言以外的課目，二年級才有日本歷史作必修科，相反日研非語言的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科目不少，歡送會席間，我們向他們解釋了我們以人類學為基礎的課程設計，他們均表示對日本文化(多數是流行文化)有興趣，但同我問到其中兩位男同學可有留意日本國內的一些時事，我舉例說如政治、外交，如胡錦濤主席早前的「暖春之行」等，他們均說不怎麼留意。坦白說這令我有點意外。當然，日研也不乏羨慕北大只專注日文的同學，但我說日研人也應為自己在中文大學所接受的教育感自豪，全人教育、各類形的通識科、對日本社會、政治、歷史等多方面的日本研究課程，均有利於我們培養出不單純是精通日文這能力，而是如獨立思考的能力及對社會時事的關懷等，及對日本整體有更深層的認識，而不是單單局限在日文之上，縱然日文是必要的先決條件。我說我們在努力追趕他們的日語之餘，也應該不亢不卑地繼續堅持我們日本研究的路線。

也說說在北京的個人感受。一早知道中大日研系每年均會舉辦到北大日文系觀課的交流團，我深感這實在是不能更好的時機，二零零八年是奧運年，亦意味着中國國力日漸頂盛，正式展現在世人眼前的一年，那以我一定要去，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親眼目睹袓國最繁盛的一面。縱然我跟許多香港人一樣，我有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困難。

在北京，我看到了鳥巢、水立方等奧運地標，也看見了數之不盡，不停出現在大街兩旁的高級百貨公司，才每過三、四個街口就一幢擁有Channel、Cartier、Dior等專櫃的高級百貨公司，令人驚嘆北京人的消費能力有多高，但這顯然只是為達官貴人服務的。路上也不斷發現有不少待拆的舊式樓房，看來北京的確是趕在奧運之前重新「包裝」過，四合院、胡同等傳統北京風貌的喪失，看來是讓路給「發展」的必然結果，受苦的，想必是被迫遷的居民，而這種千遍一律，周圍也是百貨公司的北京風貌，也不一定是遊客想見到的。

但我的民族身份認同在這之後還是改善了不少。原因不是看過甚麼奧運景點、現代化的設施，又或是到過長城、登上頂峰看過那個毛主席的甚麼好漢碑，而是因為一場雖然沒有影響到身在北京的我們，但震撼人心的四川八級大地震。五月十二號那一刻，我們身在王府井大街，甚麼震感也與我們無關，但那天晚上開始，每天回到酒店就即時打開電視看鋪天蓋地的即時新聞報道，晚晚到是看CCTV，而全部新聞都是有關四川的，所以對事情的發展這幾天來是頗關注的，看的新聞角度也未必與香港相同，但還是看到温總趕赴災區，解放軍成了人民的英雄，搶攻打開通往汶川的通道不果便即時下車，步行一百公里，趕在黃金七十二小時到達災區救人，主播、記者等報道着打通主要道路需時已超過七十二小時時面上的無耐，每一幕都叫人為災情着急，其後各地民間自發性的救援、籌款、發動募血等，都叫我感動、深刻，中國人及中國政府都改變了很多，在這次不幸的災難中，比起大肆宣傳、努力打造的奧運，更明顯。

最後，實在感謝日本研究學系給予我們這一次寶貴及難得的機會。以上為本人對這次交流團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