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二日是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的宿命遭打破了，冰封百年的疆土，終於冒出早春的新綠。國際文壇上，宣佈了華裔作家高行健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消息，捷報傳來，石破天驚，震撼了無數期盼已久的心靈。

高行健先生原籍江蘇泰州，一九四零年出生於江西贛州，父親任職銀行，母親婚前為戲劇演員。由於深受家庭熏陶，高行健自幼即學習琴棋書畫，五歲登台演話劇，八歲開始寫日記，培養了日後熱愛戲劇的興趣，以及將所見所聞訴諸筆端的習慣。五七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專業，在校期間，曾經組織過大學生業餘劇團，自編自導自演，展露出多才多藝的本色。六二年畢業，分配至外文出版局從事翻譯工作，七八年以中國作家代表團翻譯身分初訪巴黎。

一九八二年高先生實驗劇作《絕對信號》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並在全國十個劇團演出，轟動一時。八三年遠赴中國西南地區漫遊，行程達一萬五千公里，漫漫長途，孕育了長篇巨著《靈山》的構思。一九八四年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有隻鴿子叫紅唇兒》，同年，《車站》在南斯拉夫上演。一九八五年，大型劇作《野人》在北京首演。八六年，實驗劇作《彼岸》在北京文學刊物《十月》發表，翌年應邀遠赴德國從事繪畫創作，後轉赴法國。八八年出版戲劇論文集《對一種現代戲劇的追求》，同年《野人》在德國漢堡上演，《車站》在英國演出，八九年舞劇《冥城》在香港上演。高行健自八十年代迄今，創作戲劇共十八部，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英、美、德、法、義、奧、瑞典、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日本、澳洲、以至非洲的象牙海岸、多哥、貝寧等多國及地區一再上演，備受推崇。自一九九零年起，高行健定居法國，積極從事創作與繪畫。

不少人初讀高行健作品，往往會茫無頭緒，失落在他那嶄新的結構與表達方式之中。其實，作家所採用的，乃是一種漢語獨特的「語言流」。漢語與歐洲語言，差距甚大。漢語的表述，沒有時態，不求明確，不設辭性的框架，不受主語人稱和時態形式的規限，更不必符合硬性的邏輯，因而表述意識活動時，十分靈活，而任何經過語法整理、語法構造的表述，已是加工的意識，因此，最接近真實的表達方式，就是所謂的「語言流」，也就是從漢語結構的機制中引發的自由表述方式。作家要表達的，則是一種「冷的文學」，以清醒自制、極度理智的狀態來自我解構及觀察世界，並在筆下刻劃出生命中最深沉隱秘的面貌，把種種人性的優點、弱點，無情地揭露出來，如實地呈現在讀者及觀眾面前。不論戲劇、小說、文學理論或繪畫，高行健在創作中所展現的就是這種蘊含禪意、充分個人的表述，但也宣示了最為徹底、最為純淨的文學立場。

高行健代表作《靈山》長達六、七百頁，是一本與傳統小說極不相同的作品，既沒有故事連貫的情節，也沒有個性鮮明的人物，作者善用「人稱變化」表達感知角度的不同：以第一人稱「我」展開帷幕，第二人稱「你」自我投射，第三人稱「他」觀照反思。這一種結構複雜的描述，藏蘊著極其豐富的內涵，把中國文化中有別於中原正統教化的一面，盡情挖掘、詮釋，並加以發揮。論者以為「作者對心理活動的刻劃，訴諸東方式的靜觀，又遊筆於種種玄想，同樣也淋漓盡致。」作者語言純淨的特色與形式多變的風格，也體現在其他的小說，如《一個人的聖經》，以及戲劇如《彼岸》、《冥城》、《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及《山海經傳》等作品之中。

對於文學的語言，高行健先生具有非常獨到精闢的看法。儘管自幼深受中國傳統文學的熏陶，對於我國古典文學作品，不論經史子集或詩詞歌賦都了然於胸，耳熟能詳，高先生卻在自己的創作當中，刻意不用典，不對仗，盡量避免成語習語。他認為要寫好文言並不難，但要寫好現代漢語，則需在文字中注入活人的感受，而這種新鮮的表達方式十分不易。一個真正的作家，必須要能在創作中另闢蹊徑，推陳出新，前人走過的道路轍軌累累，前人濫用的詞語亦不再躍動生輝，因此作家不應在故紙堆中挖掘，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尋找自我的感受，一種超越感性的知性感受，這才是一種功力，一種耗盡心血的真功夫。

文學沒有任何義務，作家寫作，不是為了沽名釣譽，或嘩眾取寵，而是一種自我表達，「我表述，故我存在」。文學是可以交流的。深刻的感受，真摯的感情，必能觸動人性深處，通過文學作品，可以喚起別人類似的感受，因而產生共鳴，因此作家筆下使用的語言，必須是純淨優美的語言，而不是已受惡性歐化污染、粗製濫造、累贅不堪的文字。高行健先生特別著重嶄新的視角，精簡的用語，活潑生動的表達方式。他在《一個人的聖經》中曾經說過，「你盡可以自我玩弄，卻不可以隨便玩弄語言，音樂想必也如此，沒必要的花俏最好抹掉。……你得真有可說才說，沒可說就不如沉默」。因此，他在寫作之前，必定先用錄音機把飄浮的思絮記錄下來，固定下來，然後再細細推敲，慢慢斟酌，直至最後，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言簡意賅，直抒胸臆，才算定稿。高行健的作品，不論是戲劇或小說，乃至論文，都深受口語影響。這種口語，不是通俗的用語，而是清新洗煉、講究精確並富有音樂節奏感的語言，一種經作家反覆審閱至少五十遍的文字。就是這種文字，使現代漢語在重重迷霧之中，找到了一條豁然開朗的出路。

高行健的創作善於運用中國人的視野，觀照西方人的心態，並吸納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方式來拓廣中國傳統小說、戲劇的結構與內涵，這種中西合璧、古今相融的特色，正是高行健作品的魅力所在。作家深信中西文化原是融會貫通，不必區分的。其實，藝術到了最高的層次，必然會不分疆域，超越國界。人種、膚色、宗教、語言，在這個層次上，並無特殊的意義。因此，作家自認為「世界公民」，也正因為如此，法國文化界認為高行健的得獎，是「用漢語創作豐富了法語文學」，而瑞典文學院則稱道高行健的作品具有「普世價值」，其「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豐富機智的語言，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高行健的成功，也標示著漢語創作的勝利，我國的語言文字，通過作家敏銳的心靈，冷靜的筆觸，不但永不落伍，而且充滿生機。用這種語文傳情達意，再經上乘的翻譯，必然可與世界的脈搏呼應，與人類的共性相通。

作家自認九十年代之後發表的作品，因為海闊天空，暢所欲言，所以都是滿意的作品。由於寫作只為了表述，不為謀生，故並無非寫不可的逼切性，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感受，自我驅遣的動力。作家同時用中、法文創作，前者蘊含深，積累多，可以揮灑自如，但背後文化的積澱也沉重；後者雖非母語，但視角新鮮，天地開闊，歷史的負荷也較少，因此兩者可並行發展，各有所長。

高行健為人淡泊隱逸，不重名利。然早於一九九二年，已榮獲法國政府授予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自榮獲諾貝爾獎後，各地榮銜獎項更紛至沓來，法國總統希拉克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為對作家表達敬意與激賞，親自提名推薦授予國家榮譽軍團勳章；法國愛格塔市、聖愛爾布蘭市及馬賽等多個城市，授予榮譽公民銜；巴黎博馬舍戲劇基金會則授予博馬舍獎章。歐美各國，更遍邀作家訪問講學。如今，高行健的盛名，不但響徹文藝圈與知識界，而且已家喻戶曉，馳譽遠近。雖則聲華日懋，高先生對寫作與繪畫的熱誠，卻有增無減，而有關創作戲劇及繪畫的種種安排，已密鑼緊鼓，籌劃至二零零四年。

高行健先生與香港文化教育界早於八十年代中，就已時有往返。八七至九零年間，劇作《車站》、《野人》等已在本港上演，九五年高先生更親自來港，為劇作《彼岸》執導。近年來在香港發表《沒有主義》、《山海經傳》（天地圖書公司）、《周末四重奏》（新世紀出版社）等重要作品，明報出版社亦出版《當代中國文庫精讀：高行健》、《高行健劇作精選》、《文學的理由》等，以及劉再復著的《論高行健狀態》。除此之外，高先生更數度在本港舉行水墨畫作品展，獲得行內外人士一致稱譽。

高行健先生與香港中文大學更素有淵源。多年來，曾大力支持中大文學及藝術研究事業。一九九三年十月，高先生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蒞校主持首屆「冼為堅當代中國文化講座」，並多次在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上發表文章。同年十二月，高先生重臨中大，出席大學邵逸夫堂主辦之「當代華文戲劇創作國際研討會」，為華文戲劇開展國際視野，拓廣文化疆界。大學出版社於二零零零年出版由中大翻譯系方梓勳教授翻譯的《彼岸》，是為坊間第一部高行健戲劇英譯本；於二零零一年更出版由中大英文系譚國根教授主編的《混沌的靈魂－高行健評析》，亦為歷來用英文討論高行健文學創作的第一冊專著，漢學家馬悅然教授譽之為研讀高行健的重要參考文獻。二零零一年一月，高行健先生三度應邀蒞臨中大，以「文學的語言」為題，發表公開演講，高先生此行乃榮獲諾貝爾獎後首次訪港，盛況空前，備受矚目。

高行健先生集小說家、劇作家、導演、畫家、文學理論家於一身，才華出眾，成就斐然，其作品已譯為英、法、德、西、葡、瑞典、丹麥、挪威、希臘、荷蘭、波蘭、匈牙利、日、韓、泰等十多種文字出版，因而使華文文學昂然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有鑑於高行健先生在文學及藝術方面的傑出貢獻，本人謹恭請校長先生頒授榮譽文學博士銜予高行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