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上班時，常常會在大學廣場附近碰到一位貌似七十來歲而步履健實的老太太，她就是國際著名的植物學家，中大中醫學榮譽講座教授胡秀英博士。一位資深的同事說，認識胡教授其人，是早在三十年前，也是清晨上班時份，乘坐校車進入校園，常常看到一位老人家，肩掛著滿籃子的植物，也步進校園。有人告訴她，「那不就是胡秀英教授囉。」

與中大之緣起

經常沐浴在大自然之中，大概就是胡教授長壽的秘訣之一了。胡教授其實已屆九十五歲高齡，她的家鄉在江蘇徐州，早歲先後在南京金陵和廣州嶺南大學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後於成都華西大學執教，再赴哈佛大學進修並留校研究近五十年。是甚麼把她和中大拉到一起來的呢？也許是胡教授的基督教信仰和她對植物學的專一，讓她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下，與中大結下了不解緣。

事情還得讓胡教授從頭說起：「基督教教會很早就在我們家鄉開展工作，已經有九十年的歷史了。我是家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家裡出了三個牧師。」可以想像，在她成長的過程中，離不開基督教的教育，怪不得她對基督教的辦學情況那麼熟悉。「從民國初年到和日本人打仗時，在內地共有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在北京，有燕京大學；在山東，有齊魯大學；在江蘇南京，有金陵大學，有金女大；再朝南，……」胡教授一口氣把十三所大學都數出來了。她說，這些大學，都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熱心的教徒捐錢到中國辦教育的結果。捐款不斷，資金由在美國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管理，後來也在大陸以外的地方辦教育，崇基學院便是其一。「一九六七年，香港的局勢不穩，教育界很多人都離開香港，崇基一位教植物學的教授也要走了，留下還沒上完的課。我在成都華西大學教植物學時認識的一位叫芮陶菴（Andrew Roy）的朋友那時正在崇基任教，他是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派來的代表，問我能不能去『救急』，繼續那一門課。」對胡教授來說，這是非常時期的一項暫時性的工作，又是她的本行，因此一口就答應下來了。「我和主任說，要去香港代課，也就便研究香港的植物。」胡教授和中大的緣份，就在那時開始了。

心血澆出了標本室

談起她的專業，胡教授總是興致勃勃：「我是吃哈佛的飯，做中國的事。……我是研究中國植物的，來中大時，我在哈佛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個植物標本館之一就在那裡，光是中國植物的標本就有二十多萬份，我就在那裡做研究，發表了很多關於各種各樣中國植物的文章。」到中大來代課的同時，胡教授也作了地域性研究的安排。

「在代課的日子，我每逢星期一、三、五上課，其餘四天便滿山遍野地採集標本。每種標本採五份，一份留在香港，也就是中大生物系的標本室，第二份帶回哈佛去檢定和定名，第三份送去北京，第四份送去英國，還有多的就送到美洲去，那裡很多標本館都有中國甚至香港的植物。」代課只是暫時的，但香港卻從此成了胡教授一個地域性研究的基地；她每年都來香港工作，更替中大建立了一個標本室，現在分門別類地收藏了標本三萬多份，每份都有詳細記錄及標籤，寫下了採集日期、學名、編號等，對以後的研究以至編寫香港植物誌都大有幫助；而這裡面絕大部分都是胡教授的心血。

工友「英姐」

胡教授雖是國際知名學者，但身上散發出來的，只是對自己學術成就的一份自信，而毫無驕矜之態；她每天與植物和標本為伍，外表就如她處理的工作一樣——自然樸實而從不刻意擺設門面。她的這些特質，令她可以打破階級隔閡交朋友，增加了不少生活情趣，也給她極有規律的中大校園生活帶來了一些小插曲。「忙的時候，我清晨四、五點鐘就起床了，工作一兩個小時就下樓去，乘坐專門去接載回校打掃的工友的最早班車下火車站，再坐回頭車去辦公室，這樣我就可以穩穩當當地坐在頭一個位置，不用和人家擠，多少年來都如是，那班車的司機都成了我的朋友。而乘車的工友以為我也是工友，有的喊我『英姐』。他們一直都弄不清楚我是幹甚麼的，在電視上看到我接受訪問，第二天見面時便對我說：『英姐，昨晚看見你了。』」胡教授說起這些事，還是樂呵呵的。

Lady MacLehose在這裡住多久？

胡教授多年來經常往返哈佛和中大之間，來來去去生活總跟植物分不開，甚少過問窗外事，「第一夫人」是誰也不在心上。一次甫回港，當年的漁農署有人打電話來說：「Dr. Hu，我們想請你喝茶。」 胡教授也很直爽：「對不起，我剛回來，忙得很，現在不能去。」對方便說：「Lady MacLehose 想見你。」胡教授也不清楚說的是誰，以為像在美國時一樣，偶然也會有歐洲來的Lady甚麼的要去看花園，便考慮著說：「啊，她在這裡住多久呢？」……胡教授還是應約了。麥理浩夫人愛爬山，後來她們還交上了朋友。有了政府的車船等交通工具及一些特殊安排之便，很多一般人沒法去的山嶺和海島，胡教授都去得到了。問胡教授在香港是否有植物的地方都去過了？她想了想說：「也可算吧。」

常常爬山，褲子很容易被鉤破，胡教授為人樸素，褲子打了補釘又再穿了。麥理浩夫人約她上家裡去，胡教授穿上平常採標本的衣著便去了，誰知進不了門，得勞駕港督夫人出門口迎迓。胡教授笑著說：「我從來沒去過港督府，不曉得要穿禮服才能進去的。」

在自然裡求知的代價

胡教授整天埋頭研究植物，那麼植物是否也成了她交朋友的媒介呢？胡教授表示：「我在這兒整天悶著做事情，沒交多少朋友的。」她倒特別提到中醫師李甯漢，他和一位物理學博士劉啟文都很喜歡爬山和拍照，並且收集了好幾百種香港和華南人用來治病的草藥的資料，編成一套《香港中草藥》，這裡面當然也少不了胡教授的心血。胡教授是他們的顧問，經常和他們一起爬山，收集標本，進行研究。中大中醫學院江潤祥教授主編的《草藥與涼茶》一書中，胡教授撰文述說她從事中藥研究的歷程，把自己對中藥的興趣比喻為「像手足耳目一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為了中藥研究，胡教授走遍中國名山大川——徐州子房山、南京紫金山、濟南千佛山、四川的峨嵋山和藥山、東北長白山、福建武夷山、廣東羅浮山、浙江的天目山和雁蕩山，以至北起川西南達滇西，終年積雪的橫斷山脈。書中「在自然裡求知的代價是血汗」這句話，是她數十年潛心於植物學的深刻體會。而激勵她在難以想像的各種艱險困境中勇往直前，探索知識的，是她從未動搖過的對學術的求真意志。胡教授帶著幾分對自己努力成果的滿足感，把書翻開，特別指著扉頁上她與該書主編攝於麗江玉龍雪山上的照片說：「這是我和江潤祥教授在雲南一萬三千呎的山上拍的。」

文章之引言首段，胡教授如此說：「中醫藥科技化，是中華文化歷史長河的一個支流。其行程頗短，但其沖勢甚急。我好像是這急流中的一塊石子，被它從山頂的草叢中沖起；夾在那渾黃澎湃的水裡；行盡了崎嶇的里程，磨光稜角後且安放在南海之濱。」這的確是她對自己過半個世紀以來鑽研中草藥歷程最貼切不過的寫照。

校園植物保存

談到中大給她的印象時，胡教授很認真地邊思考邊說：「這麼多年來，中大的變化很多。」她認為崇基在植物保存方面做得不錯，但在校園其他地方，就有不少植物給破壞了。她比方著說，樹林就像一個家庭，有老有少，能自然地生長，才是好的植被。胡教授語帶惋惜地說，中大有些坡地底下的樹根都給破壞了，植物沒法自然地生長。不過，讓她開心的是，「中大有個很豐富的藥園，栽種了幾百種香港的藥用植物，而且繁殖得很有規律，很美麗。」她又再提到李甯漢醫師，說很多品種都是他每月帶隊在香港各處山上採收，移植到中大來的。

心還是向著中國文化

胡教授在中國生長並工作過多年，後來又在哈佛凡五十餘載，相信她對東西方的文化都有很深的體會。她個人的感受如何呢？「我的家鄉徐州是兵家必爭之地，漢代以來，誰在那裡打勝仗誰就做皇帝，風水不錯。我在家鄉長大，還是喜歡東方的文化，愛吃東方的飯菜，喝東方的茶。」那她在外國生活怎麼習慣呢？「我在哈佛集中研究中國的植物，那裡有一個六百的植物園，裡面百分之六十的植物都是從中國引種過去的。我就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之中，喝的是中國的茶，吃飯也是中國的方式：煮一鍋湯放著，回家熱一熱，再炒個菜，送麵包吃，我們家鄉不吃米飯的。」在外國待上那麼多年，除了學術環境以外，還欣賞它的甚麼？「西方污染少，環境好些。而且我住在新英倫，民風相當守舊，當地的人都很有禮貌。」聽起來，確是做學術研究的理想生活環境。「不過，」胡教授加上一句，「我覺得我的心還是向著中國的文化。」

與植物難分難解

對著這位態度特別和善的資深植物學家，忍不住問了一個很naive的問題：聽過一些愛栽種花草的同事說，植物是有靈性的，常對著它講話和唱歌，它就會長得特別好？教授聽了馬上說：「不會，那是假的。但如果人把靈性放在植物上，精心細意地解剖和分析它，便可以從植物中得到更多的知識。馬馬虎虎的就甚麼都看不清。植物也是很玄的。」

整個訪問過程中，不管話題帶到哪，胡教授說的總不離植物。胡教授剛來到這個世界時，全靠一帖中藥救活了命，她對植物的感情，絕非筆墨所能形容。胡教授的生命確是離不開植物，而植物學特別是中國植物學的發展，也離不開胡教授。●

李琪

《中大通訊》第一九八期，二零零二年三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