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播種耕耘期

由六十年代末到整個七十年代。這段時期較為大型的社會研究，首推一九六七由香港政府撥款資助，為期三年的「香港市區家庭生活」調查。這個大型調查研究，不單得到豐富的資料，更重要是培養出本地的調查研究人才，不論學術或組織能力都大大提高。

（二）多向繁衍期

整個八十年代的香港，不論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和政治形勢，複雜性及多變性都不比以往遜色。香港本土一代的年青學者，紛紛學成回港並在大專院校任教，對香港社會有著強烈的關懷，加上政府開始大量撥款資助研究工作，使到多項大規模的社會研究得以展開。這段時期，不是單單舉出一兩項調查研究例子便足以概括。反之，本地學者的研究興趣愈見廣泛，當中以政治研究較為昌盛，這跟當時香港的政治情況有密切關係。香港的主權回歸在八十年代初開始受到傳媒及大眾關注，有關政治課題的研究，當然備受重視，亦表明了社會研究極受當時的社會情況所推動和影響。其實除了政治研究外，不同領域的社會研究，包括有關家庭、青少年、醫療健康、越軌及犯罪行為、長期社會變遷指標等，在這段時期亦開花結果。

蓬勃的社會研究，在九十年代更見多元化。承接八十年代的成果，更多的新一代本土學者冒起，新興的研究題材有性別研究、濫用藥物及吸毒、社會階級及流動、勞工問題、社會網絡等。

（三）擴散普及期

不單學術性的社會調查在九十年代活躍發展，民間社會組織、團體和傳媒亦紛紛進行問卷調查，主題多是環繞民生問題，或是居民對公眾事務的態度和意見。這些調查所得的結果，每每成為大眾輿論的一部分，而新聞傳媒亦樂於報導和轉載，甚至主動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調查，刊登結果並成為民意的一部分。

這些非學術性的社會調查，最具特色的並非其主題或結果，而是所採用的調查方法。在八十年代或以前，絕大部分的調查是用問卷進行面對面訪問。進入九十年代，電話訪問興起，漸漸成為小型調查的主要訪問形式。這個調查形式盛行，有賴兩個基礎因素：一是電腦設備普及，大大提高即時輸入資料的效率；二是本地兩所大學先後設立電話調查單位，接受委託進行學術或非學術性的社會調查。

參考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