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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反全球化運動面面觀
一、反全球化運動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們見證了幾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席捲華盛頓、西雅圖、熱那亞、阿雷格里港、巴賽隆納及達沃斯等地，來自世界各地的抗議者紛紛聚集在街頭。 對大多數社會運動份子來說，西雅圖意味著全球抵抗。 當前的反全球化抗議浪潮始於西雅圖，且規模和力量不斷壯大。滿街的示威者大聲呼籲，欲在人權、社會與環境正義、民主參與等全球辯論中發出「聲音」。雖然反全球化的全球運動還未在香港大規模展開，但總的來說，反全球化運動可以讓我們從另一方面弄清全球化問題的爭論。 此次網上課堂中，我們將涵蓋始於20世紀90年代末以反全球化為主題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的起源及主要事件。為了讓大家對本次課堂有個基本理解，首先會向大家介紹該運動的一些關鍵議題和有代表性的團體組織，接著探討一下這些組織的倡議風格(advocacy style)，對目前反全球化運動浪潮所包含的各種思想進行研究。最後我們會評價反全球化這種世界性反抗運動，以期為現存世界秩序提供新的選擇。 過去十年中大量的集會和遊行示威活動席捲世界各地，組成了反全球化運動。為了勾勒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葉反全球化運動的脈絡，我們編輯了一份年表，重點突出其短暫發展史中的一些里程碑事件。 1994年1月1日：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Zapatista）動亂搶佔了旨在將當地集體土地所有制宣佈為非法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的風頭。此次動亂是一次重大事件，揭開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大規模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
1995年夏：“Ruckus Society”（騷動社會）在加利福尼亞成立。該組織宣稱要訓練和支援「美國數百名非暴力直接抗議（non-violent direct action）社會運動份子」。
1996年7－8月：薩帕塔主義者(Zapatistas)組織了人性與反對新自由主義洲際會議（Intercontinental Encuento (encounter) for Humanity and Against Neoliberalism）。此次活動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拉黎利達德（La Realidad）舉行，吸引了全球的活動家。
1996年11月：菲律賓舉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APEC），引來數千名自由貿易反對者。
1997年2月：抗議者在網上發表了洩密的《多邊投資協定》草案(MAI)，由美國的 Public Citizens活動組織貼出來，引發了世界性反抗運動。
1997年9月8日：來自21個國家的碼頭工人舉行了為期一天的活動，聲援因抗議僱用臨時工制（casualization）而被解僱的利物浦碼頭工人。
1999年6月18日：抗議者聚集在德國科隆舉辦的八國峰會場外。數千示威者組成「人鏈」，以此引起人們對貧國減債問題的注意。同時世界41個國家的金融中心周圍也爆發了抗議遊行和集會活動。
1999年11月30日－12月2日：五萬示威者在西雅圖與員警發生衝突，致使當時的世貿組織談判崩潰，其中有587人被捕。
2000年1月：Naomi Klein的新書《不要商標：瞄準商標惡霸》（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在美國出版，書中分析及評論知名跨國公司、勞工虐待及反企業運動（anti-corporate resistance）等問題，被譽為反全球化運動的聖經。
2000年4月16－17日：萬名示威者列隊從白宮前走過，試圖阻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舉行的為期兩天的會議，逾600名示威者被捕。
2000年5月8日：約兩千名防暴員警護送亞洲開發銀行的代表在1200多名示威群眾的包圍中走過。大多數示威者聲稱銀行融資專案，如水壩工程破壞了他們在清邁的生活。
2000年9月11日：數千示威群眾力圖阻止代表們進入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皇冠賭城會場。
2000年9月2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在布拉格舉行會議期間，示威者與員警發生暴力衝突，致使70人受傷。
2000年10月19日：3000名示威者聚集在漢城的十字口要道上，抗議在此舉行的兩年一次亞歐會議（ASEM）。
2000年12月6－7日：至少六萬名示威者聚集在法國尼斯歐盟峰會場外。
2001年1月27日：員警用高壓水槍強行驅散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峰會外抗議的數百名示威者。一些基層團體組織了許多另類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跨越了達沃斯的大街小巷，傳到了巴西阿雷格里港。
2001年3月17日：兩萬名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試圖阻止那不勒斯全球論壇會議的召開。
2001年4月20 -22日：為期三天的美洲峰會在魁北克召開，來自北美、南美及加勒比的34個國家領導簽訂了旨在建立西半球自由貿易區的計畫，六萬多名示威者聚集在街頭與員警發生衝突，392人被捕，逾300人受傷。
2001年5月1日：世界五一節（國際勞動節）運動：世界各地均出現示威浪潮，倫敦、漢堡、馬里拉等地甚至出現暴力行為。
2001年6月14 -16日：歐盟領導人在瑞典哥德堡舉行會議,一萬兩千名示威群眾在大街上遊行抗議。反全球化示威者用某物擲向一名警官，致使其頭部嚴重受傷，眾警隨即向示威者開槍。
2001年7月20—22日：熱那亞主辦的八國峰會以死亡收場，一名23歲的示威者被義大利員警開槍射殺。此次為期兩天的會議原本討論氣候控制、裁減軍備等問題，約二十五萬多示威者中有近180人被捕，逾500人受傷。
2002年8月31日：反全球化運動的示威者加入了由南非小鎮亞歷山卓組成的萬人遊行隊伍中，向約翰尼斯堡聯合國地球峰會（Earth Summit）邁進。
2002年9月28 -29日：各反全球化活動家在華盛頓街頭示威，抗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開的年會。據估計約1500到2000名示威者中有650人被捕。
2002年11月14-15日：約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悉尼西郊的Homebush（2000年奧運會場址），當時25名貿易部長正在為下屆墨西哥WTO會議而召開小型峰會。
2003年1月27日：反全球化抗議者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了大型集會活動，抗議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商業精英們。
2003年4月12 -13日：包括來自拉美的許多活動家們對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的春季會議表示抗議。
2003年6月1日：數萬名示威者湧上街頭，抗議在法國埃維昂鎮日內瓦湖上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一些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搶劫商店和加油站。
2003年6月19日：數千名示威者在希臘港口城市薩洛尼卡舉行遊行活動，抗議歐盟領導在附近海濱度假村的聚會。希臘當局為此次為期三天的峰會動用了一萬五千名警力。
2003年8月11 -13日：二十萬反全球化運動活動家聚集在法國南部的Larzac Festival。此次為期三天的集會是為了抗議一個月後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世貿組織會議。
2003年9月10—14日：墨西哥旅遊勝地坎昆舉行的世貿會議第一天，一名來自韓國的示威者在與防暴員警衝突時自殺。多達五千的示威者集合起來，向員警投擲石塊、磚頭、金屬棒和玻璃瓶。
2004年1月21—25日：示威者聚集在召開世界經濟論壇的瑞士達沃斯滑雪勝地。只有少數示威者設法突破員警的防線進入達沃斯, 但仍無法接近2100多名代表。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曾非常形象的描述了反全球化示威活動是如何運作的： 「每次的方法都一樣。各種定義鬆散（ill-defined）和一些自發的『激進』團 體組織（環境主義者，平等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新共產主義者，以及各類非結盟的社會不滿者等，名稱之多未一一列舉）聚到街頭舉行示威遊行。計劃的『集會 中心』通常是一間廢棄的倉庫，示威者們食宿都在此（首選素食），亦會有人向其提供醫療和法律指導建議，推動『非暴力』文明抗議（non-violent civil protest）培訓。 無庸諱言，反全球化運動缺乏層次性，眾多示威者沒有領導人，加入一些小『親和團』（affinity group）。 儘管如此，各項活動依然組織得很好。可能的活動包括彩色木偶、街頭劇場、朗朗上口的口號、大聲喧鬧，抑或是『警戒哨、佔用辦公室、封鎖、停工、充用及銷毀 奢侈消費品，破壞、拆毀或干擾資本家的基礎設施，（甚至）劫資本家的財富濟工人群眾。』直接目的就是迫使全球精英會議停止或至少嚴重中斷。之後，該項運動 便蒸發轉入網路。」（2000年9月23日）
談到反全球化運動時，你會把哪個事件與之立即聯繫起來呢？估計是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西雅圖召開的WTO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期間發生的破壞性抗議。儘管當次會議保安嚴密，但是示威者們採用完善的策略技巧成功地讓會議停止工作。有人會說示遊行抗議並非什麼新鮮事物，其主要目標—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也沒什麼新意，但人們普遍認為針對跨國企業巨頭的敵對行動自1995年就開始發展。 在跨國社會行動（transnational activism）的歷史中，當前的反全球化運動並不是新鮮事務，其源頭可追朔到18世紀的反奴隸運動（anti-slavery movement），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1919年還成立了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旨在通過促進社會公正來維護世界和平。自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第一次環境會議會召開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組織和團體開始增加在發展政策中的活動。起初，大多數團體關注不同的問題，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發展、人權、勞工權利、環保等團體組織對全球化進程中的各種章制度開始質疑，於是就聚集到一起。 那 麼，什麼是反全球化運動呢？這項全球化運動的組織和形式有各種定義。不管怎麼說，反全球化運動是各種抗議活動的廣泛集合，唯一的共同點可能是對目前全球化 模式持批評態度。因此，要理解反全球化運動，大家必須首先理解為什麼各種活動家憎恨正在發生的全球化進程。在批評者的眼中，全球化代表的是新經濟機會時 代，貿易和經濟制度在擴散。以下援引Brecher等撰寫的《自下而上全球化—團結的力量》(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中的簡介， 公司、市場、投資者和社會精英都在走向全球。經濟學家、博學者、公司總裁及世界富國領導者頻繁歡呼的全球化事實上是「自上而下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the above）。（2000：ix）
然而這套新經濟關係並非完美無缺，作者們認為全球化進程引發了不受歡迎的負面結果， 全球化推動的是破壞性競爭，為了吸引更多的流動資本，工人、社區及整個國家被迫裁員，削減社會和環境成本。當眾多國家競相仿之時，就會導致「尋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的災難。（2000：5）
一旦「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與「尋底競爭」發生衝突，按全球化批評者的說法，我們就會邁向一個更小，但不一定更智慧的世界。 那麼，全球化的什麼缺點導致了「尋底競爭」呢？Brecher等人從以下五個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2000：6-9）
根 據他們的分析，全球化接下來可能會跨越各國邊界，帶來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但該書作者們卻認為全球化進程並非象多數人想像的那樣至關重要、不可避免。我們 目睹很多基層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即便有著不同的初衷也開始整合各自的興趣，形成一項全球性的多議題運動。反全球化運動通過追求各種路線，提出各種與全球化 對應的其他方案已逐步形成與全球化抗衡的力量。對於反全球化運動份子來說，關鍵是抵抗。 正如商業和政治精英跨越國界推動自己的計劃一樣，基層人士也在世界範圍內聯合起來鬥爭，以使其需求和利益對全球經濟施加影響。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正在引發一項全球性運動—自下而上的全球化。（2000：10）
簡言之，反全球化運動就是全球致力於反對當前的全球化進程。 然而，反全球化運動的擁護者也反對將“反全球化運動”的標籤貼到任何針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上。誠如美國學者Jackie Smith所言（2001），這樣的標籤「轉移了公眾對示威者在公共議程上提出之批評資訊的注意力，為全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方便的辯解之詞。運動命名的任務不應留給當權者，應是鬥爭的一部分。」Jackie Smith也認為這樣的運動決不是反全球化運動，實際上是一項綜合的全球化運動 (comprehensive globalization movement －CGM) 。「CGM是對全球化的整體定義，社會和政治整合伴隨著經濟的整合。雖然該運動中不同團體在與之關聯的全球化『支柱』中有不同的份量，但是都認同主要政策應以經濟整合為先（參閱自由市場相關內容）……看看此項運動中各團體的實質性努力就會發現，此次運動更應被視為解決全球化政策中的制度矛盾而進行的積極努力，而不是對全球化的條件反射式反對。」（Smith 2001）換句話說，這樣的標籤往好了說是誤稱，往壞了說，是分散了人們對運動所提倡之思想的注意力。倫敦經濟學院的John Clark（2003） 也提出類似觀點，認為許多社會運動份子實際上更喜歡諸如「反全球資本主義」或「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類的術語名稱。記住這些說明之後，我們在此仍將使用 反全球化運動這個簡稱來談論以反對日益佔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和資本全球主義，贊成社會和經濟公義（至少他們自己這樣描述）為主題的多項抗議行動和社會運 動。 那麼，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組成是什麼呢？他們是誰？他們的訴求是什麼？1999年西雅圖WTO會議抗議活動的動員情況可能為我們講述一個概貌。一些參與者是年輕的激進份子，他們主張無政府主義和公民抗命。在一系列的示威遊行中，這些人的數量還超過了同時代社會運動中經常從事動員和組織工作的工會和環境保護主義者。根據Epstein的說法（2001：10）， 反全球化運動由不計其數的個人、團體及聯合會組成，他們加入示威遊行隊伍（在西雅圖和其他地方），反對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支援現存國際秩序的兩大主要政黨。這項運動包括了反對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各種組織，與反企業運動（anti-corporate）重合，還包括反對血汗工廠、反對破壞自然環境及其它問題的各個組織團體。這些組織對於跨國公司，對於使跨國公司繁榮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政策都持反對態度。
面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反全球化社運份子們採用了比較靈活的方法。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大企業的權力，而一些年輕的激進分子則把目標鎖定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一些活動家倡導企業管理規範化，要求各企業遵循人權和環境權，也有些人主張統統廢除這些企業。 策略明智的反全球化運動從性質上說很大程度上是非暴力的，但也有一些團體採用了直接的方式，如一些反對全球化進程的遊行和示威活動。此項運動的架構主要由一些小的自治團體組成。決策通常由活動社團之間通過協商作出。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活動是此次運動最顯著的策略之一，如1999年西雅圖示威活動的第一天，抗議者被組織成幾大區域，分配到不同的位置堵塞華盛頓會議中心的入口，把會議場館團團包住。
雖 然各組成分子能協調工作，但該項運動從性質來說還是不一致的。反全球化運動的選派是多樣的，有時甚至是對立，需要理解進程，提出相應的替代辦法，可能還存 在不同的戰略和技巧。由於加入到目前反全球化運動陣營的個人和團體不計其數，因此根本不可能將所有的觀點和要求都面面俱到。Elliott, Kar和Richardson（2002）把重複出現、持不同主張的跨國團體分為四類，即發展議題團體，人權議題團體，環境議題團體及多議題團體或聯合會/網絡。在本小節中，我們將把Elliott等人所講的四類再劃分兩個不同的類型，因為多議題團體和網絡團體在全球化議題上側重點不同，因此最好將其分門別類。在以下每個分類中，我們會選擇一個從事全球化問題的團體或個人。
發展議題團體：國際樂施會 (Oxfam International) 「樂施會的目標是消除各地貧困。不可能的任務嗎？我們並不這樣認為。」
我們在全球經濟環境中探討發展問題時，就會提到在發展中促進社會公正，並普遍消除貧困。國際樂施會就是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組織，其工作主要集中在發展計劃，人道主義救助及遊說國內和國際政策變革。國際樂施會成立於1995年，是一個由12個自治非政府組織組成的聯盟。香港樂施會是其中的成員之一。 國際樂施會與逾100個國家的當地組織有合作計劃。雖然各樂施會各成員工作的方式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致力於尋找貧困及相關不公正現象的結構性原因。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樂施會向一些發展項目提供經費，危機發生時還提供緊急救援，並為社會和經濟公正展開各種鬥爭。比如，發展中國家減債之後，國際樂施會就開始跟蹤恢復增長和促進平衡發展的計劃。一項「治理貿易、促進發展」 （Harnessing Trade for Development）的新運動提出一個觀點：增加貧國出口的市場准入，擴大此類國家使用工業和貿易政策作為發展戰略的靈活性。
人權議題團體：ATTAC International 「世界不是拿來賣的。」
ATTAC成立於1998年，是法國反全球化運動領導團體之一。雖然該團體起源於法國，但卻吸引了大量成員，成為世界性組織，在全球約有3萬多會員和40個組織。其運動使托賓稅（Tobin Tax）從一個經濟建議轉向為受公眾強力支持且被廣泛討論的主題。托賓稅是由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提出，他主張對金融交易和貨幣投機進行徵稅。 ATTAC關注一系列的問題。該組織除了維護勞動關係外，還尋求對勞動條件、社會和環境規範及食品質量等施加影響。它亦強調公民有權影響國家政策和標準的界定，而國家應有能力執行政策與標準。 參與者網絡（Participants’ network）或同輩協會(peers’ association )是ATTAC組織結構的一個顯著特點，這使該組織更加認識到電子網絡通訊的重要性。作為一個網絡化組織，其在各項運動和內部政治活動中充分運用了資訊技術。
勞工權利議題團體： 亞洲專訊研究中心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提升亞洲勞工的權利。」
亞洲專訊研究中心(AMRC)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NGO），側重於亞洲勞工問題。該中心為當地工會、勞工團體及其它致力於發展問題的NGO提供資訊、研究、出版、培訓，勞工網絡及其它相關服務。 AMRC的主要目標就是支援亞洲的民主、獨立勞工運動，認為下列條件可幫助勞工真正地得到合法權益：
AMRC近期的活動之一是在1999年，當時作為「玩具產品安全聯盟」（Coalition for the Charter on the Safe Production of Toys）的成員之一發起了為致麗（Zhili）火災受難者及其家屬爭取賠償費的運動。那次火災發生在深圳一家叫「致麗工藝製品廠」的港資廠，之後義大利Artsana S.p.A／Chicco公司聲稱無法賠償火災中的受難者及家屬，AMRC針對此事件發起了運動。1993年，87名為Chicco生產玩具的工人在致麗廠被燒死，另47名工人嚴重受傷。1997年，Chicco宣佈同意為受難者及家屬支付約130萬港幣的賠償金。但是，AMRC仍宣稱Chicco的賠償金額與受難者的醫療和撫恤金相去甚遠。
該聯盟還遠赴四川再次走訪並找到了更多的致麗火災受害者和死難者家屬，幫助查找其他受害者的名字和地址。11月，聯盟發起了集會示威活動，要求儘快向受難者及其家屬賠償。示威者在購物繁忙的周日成功地關閉了Chicco在香港的專賣店，以此作為喚起社會關注的小規模行動。
環境議題團體：國際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綠色和平的存在是因為脆弱的地球應有一個聲音為她呐喊。需要解決方案，需要變化，需要行動。」
許多人對綠色和平反對環境惡化的非暴力創意活動想必是耳熟能詳，比如「禁止捕鯨」，「對基因工程說『不』」等等。綠色和平的主要目標就是阻止對地球生態多樣性和環境造成的重大威脅。 自1971年以來，該組織倡導的環保議題涵蓋了氣候保護、核子試驗、原始森林保護和可持續貿易發展等諸多方面。除了揭露一些環境問題之外，還制定了對推動綠色未來十分重要的解決方案，其行動旨在動員盡可能多的人參與到環境問題中。 對 於基因工程食品，綠色和平倡議的短期措施是：給含有基因工程成分的食品貼上標籤，或要求相關公司產品中去掉這些成份；而從長期來看，該組織則認為基因工程 食品不但事關食品生產問題，更關乎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大計，因此，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良藥就是幫助農民推行生態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比如，通過與其他一 些非政府組織，如樂施會，Center for Information on Low External Input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LEIA)等合作介入一些合作計劃，幫助夏威夷農民使數十年來被頻繁使用的工業化肥破壞的土壤恢復肥力。
多議題團體：《不要商標》（No Logo—Naomi Klein） 「這並非是消費者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作為公民，我們必須對此做出回應，而非簡單以消費者身份去回應。」
Naomi Klein受訪於《衛報》（Guardian）2000年9月23日
前 面幾節中我們介紹了發展、人權、勞工權利、環境等方面的代表團體。鑒於當前反全球化運動浪潮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些議題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織在一起。最近， 我們注意到一些團體對本地和全球議題廣泛予以關注，從世界銀行在尚比亞教育系統引入的「用戶費」，到加拿大工廠農業替代家庭農業、索韋托的淨水私有化，再 到阿根廷為了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而削減社會開支等。 新聞記者、活躍社會運動份子、《不要商標：瞄準商標惡霸》（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一書的作者，Naomi Klein現已成為反全球化運動年青一代的靈魂人物，她在書中指出一些大企業不應定義人民的生活，為他們決定每一件事情。 此外，她還在書中仔細分析了「品牌景觀」(brandscape) 是如何塑造人們的生活。
Klein剖析了諸如耐克(Nike)這樣的超級品牌是如何一面把生產外包給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廠，一面又全力推行酷斃了的生活方式……此外，她指出大企業憑藉其資助者的強勢地位，讓超級品牌同化各種文化，壓制世人的自由表述，影響著從教育甚至搖滾樂的方方面面。她還揭示了各品牌是如何成為抗議運動的目標，這些運動就如同萬維網一樣變化無常，無處不在。（Johnson，2001:27）
Klein還進一步指出示威活動並不足以抵抗全球化的商標惡霸。反全球化的倡議者們若是想改變現況，就必須有遠見、必須有成型的革命哲學來指導。
網絡團體：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ACT UP) 「要全球解放，不要企業強權！反對世界貿易組織。」
最後，我們將介紹新近出現的一個全球行動主義團體，其借助社區和聯盟的力量，開創了全新的城市抗議活動。與反對全球化相反，他們主張的是民主全球化，可稱之為「網絡團體」。這些網絡團體並不局限於本地或某地區，而是跨過國界相互關聯。Keck 和Sikkink（1998：9）稱其為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置身於網路中的各團體可以實現價值共用，經常交換資訊和服務。網路參與者之間的資訊流動則展示了正式／非正式團體聯繫就像一個密網。基金和非政府組織（NGO）之間的資助和服務運作尤為顯著，一些NGO也向其他NGO和網絡團體提供培訓之類的服務。網絡團體內部或之間也會有人員流動，相關人員從一個團體轉到另外一個團體。
眾多網絡團體中，ACT UP原 本是為了對抗愛滋病，現今在建立新型社區聯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聯盟囊括了西雅圖抗議活動中的各色人：學生、年輕人、女權主義者、環境主義者、勞工、無 政府主義者、同性戀者、人權主義者等。新一代行動主義的特徵在於其創新的社會運動策略，如利用街頭劇場呼籲收回公共空間，採取直接行動，以及通過電子媒體 進行非暴力文明反抗等。
各團體的倡議風格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Elliott, Kar & Richardson, 2002）：
相關的分類方法是根據反全球化運動團體的指導思想及其對全球化的立場進行分類。這裏可以分為幾類。Held 和 McGrew 將反全球化運動分為三類，即全面轉換型（Global Transformers），國家主義／貿易保護型（statists/protectionists）和激進型（Radicals）（Held and McGrew, 2002）。Starr也把社會活動基本分為三種，即「爭論與改革（Contestation And Reform）」、「自下而上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和「脫鉤（Delinking）」。沒有一種分類是完善的，而前WTO總幹事Mike Moore提出的分類綱目則較為有用。根據這個綱目，除了基本支持和推動當前全球化模式的支持者外，對全球化持批判態度並企圖改變的民間團體有三種。
民間團體分類及其對全球化的立場
資料來源：Moore（2003：192）
新技巧與新戰略 互聯網在當今全球化抗議和示威遊行的成敗中扮演著重要作用。各種團體都使用它來：（加拿大國家安全局，2000） 識別和公佈抗議及遊行目標；
網路的擴展讓反全球化運動有了根本轉變。 「以前各團體只能通過電話、傳真或郵件交流，不同組織之間分享資訊或建立聯繫十分昂貴。現在，資訊得以快速擴散很大程度得益於互聯網。MAI（《多邊投資協定》）文案草稿被某NGO貼到網站上後便遇到了麻煩，數百反對團體被動員起來表示反對。同樣，西雅圖貿易峰會也被很多網站破壞，他們提醒每個人（西雅圖的員警除外）按計劃進行抗議。」
「新聯盟都是通過線上建立的。比如，環境與公民團體之間建立的前西雅圖聯盟就是通過E-mail完成的。約1500多名NGO簽署了一份反WTO抗議宣言。該宣言由一消費者權力團體—Public Citizen線上制定。抗議團的主要組織者，Mike Dolan承認說，沒有E-mail幾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網路讓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團體可以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比如發達國家的活動家在得到了南方NGO提供的有關當地勞動行為或環境惡化的證據後，就可以更有效地攻擊大企業。」（《經濟學人》1999）
J18（1999年6月18日的集體行動）是各種社會運動團體利用互聯網進行組織和動員的一次嘗試。這是一次跨國行動，原本是「以全球經濟中心為目標的行動、抗議和遊藝國際日」。該項活動在43個 國家展開，並建立全球聯繫，以便建設強有力的國際網絡來對抗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不平等全球化。介入的各團體都很分散，從尚比亞、波蘭、以色列和葡萄牙的環境 保護主義者到各種聯盟都有，包括孟加拉的紡織工人聯盟，印度的漁民聯盟和澳大利亞的獨立工會聯盟，還有法國的失業人員、尼日尼亞對抗石油公司的土著居民及 印尼和塞內加爾的農民團體等。 J18是反全球化運動團體通過互聯網建立網絡的一個例子。該運動每天都更新資料，以便讓參與者通過其主要網站http://bak.spc.org/j18/site/知 道每天都在發生什麼。該網站會持續更新由參與各地發回來的新聞報導、警察筆錄、照片、畫面及聲音等。網站除了推動運動的發展外，還在尋求支援上發揮重大作 用。比如，活動者利用網站作為媒體工作、戰俘支援和未來行動的資源庫。該網站力圖培育強烈的社區網路感，讓個人和團體可以把互聯網作為直接的通訊渠道，交 換資訊。
反全球化運動吸引了很多追隨者，但也招致很多批評。在支持者看來，該項運動已在反對無情的全球化方面取得了很多重大勝利，對於推動全球民主，補救諸多社會的民主缺失（democracy deficit）都十分重要。甚至連長期批評該項運動的《經濟學人》也毫無猶豫地承認了其成功： 「但是，僅僅把這種好戰的全球趨勢看作是公害而不可能改變事情發展，從而拒絕接受是錯誤的。它已經改變了一些事實（不僅僅是即將舉行之會議的雞尾酒會計畫）。抗議者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成功地讓OECD1998年計劃的《多邊投資協定》撤退，然後在西雅圖又取得了更大的勝利，使啟動全球貿易談判的計畫取消。現在還不清楚何時或者是否會再來一次。」（《經濟學人》2000）
類似地，反全球化運動還取得了一系列其他勝利。現在，NGO對公司和公共組織都有很大的影響。總部在三藩市、只有40個人的Global Exchange組織認為其已經成功運用街頭抗議的方式迫使Starbucks在其咖啡館中加入「公平貿易」咖啡豆。反血汗工廠或乾淨衫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也迫使大服裝公司改變做法。該運動從學生團體和UNITE開始，然後擴展到紡織工人聯盟，在校園外展開，轉變為一項對抗美國Calvin Klein和Gap之類大服裝公司超級供應商的工作環境惡化、剝削及人權侮辱的長期運動。各團體之間的合作迫使美聯盟太平洋上的塞班島服裝公司接受工作條件等方面的法定檢查，推動了公眾反對品牌的運動，還組織消費者進行抵制。最後，17所企業不得不解決問題，簽訂了改善工作條件的協定。對耐克(Nike)和銳步(Reebok)的主要大供應商來說，有一個保護人權和勞動權益的「人權」部是很正常的。 即使一些主要國際機構有時也不得不向NGO讓步。世界銀行在西藏的一個工程就是在遭到藏獨主義者的反對後取消。在遭受到多個NGO的攻擊後世界銀行不得不與活動者和解，與其對話。NGO的術語於是進入世界銀行的用語中。比如世界銀行—題為「與貧困作戰」的2000－2001世界發展報告，就把貧困描述為一個「多面向」問題，包括無力量、無聲音、脆弱和恐懼等。該報告倡導聽取「窮人的聲音」，認為一項有效的減貧戰略不應僅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應包括「充權」（empowerment）或加強窮人影響決議的能力，這些決議會影響其生活。現在，與當地民間團體對話是世界銀行執行計劃時的普遍做法。在新千年到來之際，為了準備世界發展報告，世界銀行收集了逾60多個國家、超過6萬名女性和男性的意見，以其前所未有的努力從窮人本身的角度理解貧困。這是其將研究方法基礎從冷酷的經濟學部分轉移到更加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取向。根據Smith（2001）的說法，總的來說，「當前抗議浪潮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讓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可避免這一曾經不受質疑的設想脫軌。我們現在可以考慮何種新（或者已經檢驗過的）經濟體制可能替代新自由主義。」 反全球化運動的支持者們也把自己看作是先進社會中民主缺失（democracy deficit）的基本對抗力量。該項運動浪潮發生的背景源於公眾對先進國家民主進程廣泛喪失信心，如投票人數減少，政治團體成員減少所表現的一樣，同時也反映大家對政治家和政府的信心減弱。根據Clark（2003）的說法，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現已嚴重弱化。首先是思想意識的缺失，政治團體中傳統的左右翼區分已不能回應人民的訴求。政治團體離人們最關心的政治分歧越來越遠。第二是誠信（integrity） 的缺乏，所選代表的形象嚴重地失去光澤，他們常常花費太多時間在政治鬥爭上，擺動資源來滿足自己的支持者，而這些資源本可用於其他地方。他們還常常為了某 個代價而犧牲很多政治原則。選出的議會成員也不再是誠實和值得信賴的人士，不斷地遭到質疑。第三是代表性的缺乏，很多邊緣群體被排斥在主流的選舉代表外。 而選舉代表很少能反映選民的多樣性。比如，女性和少數民族的代表名額就常常不足，更不用說年輕人，同性戀者、環境主義者或殘疾人。最後，也就是全球化最直 接的一個結果，就是主權的弱化，重要決議不再從國家的角度作出，而是由WTO這樣的國際機構或跨國公司作出。兩類組織從某種程度上說對國家的民主程序缺乏問責性（unaccountable）。 因此，全球民間團體以抗議的方式崛起，填補了這個空白，從某種程度上補救了民主缺失（deficiency of democracy）。它倡導新的思想方法，倡導直接考慮公民關心的問題或指導公民對那些迄今為止被忽視的問題予以關注，如環境問題或轉基因食品潛在的危險等。現在，NGO得到的信任比議會代表多，在全球廣泛議題中佔領了道德高地。民間團體的多樣化很好地反映了其支持者的意願並確保了所有的聲音都可以被聽到。與國家政府明顯無權形成對比的是，民間團體已在全球事務中得到權力並產生影響。比如，NGO（包括Oxfam和Jubilee 2000）完成了窮國所倡導，但卻沒有完成的事務，部分地減除了後者欠富國的巨大債務。 因此，反全球化運動的支持者把NGO看作人性和全球公正的守衛者。但在批評者看來，該項運動及NGO是民主力量的篡奪者，在透明度和責任性（accountability）方面，與政府、政黨和公司差不多。對一些人來說，NGO的出現是對選舉民主的挑戰，將使民主體系脫軌而不是被補救。比如，英國議會的一名成員就曾經評論說「民意的唯一合法代表應是議會。」談到大多數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都來自北方國家這一事即時，英國國際發展部部長在2001年7月的八國峰會上評論說，「誰可以更好地代表窮人說話呢？北方國家白人中產階級，還是非洲貧困人群自己選出民意的代表？」樂於挑剔NGO的《經濟學人》對此則有更加不可辯駁的評論： 「不管我們是否尊重，NGO的不斷壯大都帶出一個重要問題：是誰選出了Oxfam，或者，就這點而論，是革命共產主義國際同盟嗎？（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從各種角度看，這類組織在逼迫遵守法律的公司承認錯誤，逼迫民主選舉的政府改變政策。他們可能聲稱代表人民的利益行動，那麼批評者、政府和被鄙視的國際機構也可這樣聲稱。在西方國家，政府及其機構最後都對投票人負責。這些活動家對誰負責呢？」（2000年9月21日）
因此，最後的問題是：NGO和活動者團體只是公共秩序的破壞者，只是重要國際進程的破壞者，只是社會不滿的煽動者，只是民主的篡奪者嗎？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取決於其對全球化進程本身的判斷。因此，眾多關於NGO的爭論事實上是關於NGO的行為是否公正或是否能真正地讓需要幫助的人群受益的爭論。因此，如果你認為全球化很好，那麼反全球化就不好。或者如果全球化是尋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那麼任何可以阻止的事或人都會是人性的保護者。在前面的課堂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全球化各方面的利弊，在此不希望重複。下一節我們將看看全球主義支持者（Pro-globalist）如何回應反全球化運動的批評。 關於NGO，我們建議從另一方面討論，這對評估全球社會運動也會有幫助。事實上，上述引用已經有了線索。除了全球化的優點和缺點外，還有一個合法性問題需要我們探討。即使承認反全球化運動是好的，我們也應該問一問這個運動是否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正如John Clark（2003）所指出的一樣，雖然NGO恰當地質疑了國際機構、跨國公司及政府監管的不足，但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監管問題，即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負責性（accountability）和誠信（integrity）等問題，反而為NGO帶來重大的反挫力（backlash）。 《經濟學人》提出的問題——「誰選出了Oxfam？」道出了NGO所面臨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問題。選出的官員代表其選民，工會代表其成員，而教會則代表相同信仰的人群，但NGO代表誰說話呢，如何來證明呢？NGO除極少數外都只有很少的成員，或者根本沒有。《經濟學人》引用聯合國一名官員的說法就是，「誰人都是NGO（Anybody who’s anybody is an NGO）。」現在NGO的最低條件似乎就是一個擁有電腦的人。也有一些團體有大量的成員，但卻不清楚成員加入的目的是否是因為其在某些事情上需要被代表。
「比如，英國保護鳥類皇家社會（RSPB）（2003年時有1022090名會員）比英國政治團體成員加起來的總數還多，但大多數人加入都是因為熱心鳥類保護，想進入RSPB的保護區，想與其他養鳥人接觸，分享RSPB的資訊。當RSPB宣佈保護問題時，通常以很權威的方式進行，但這主要是出於對鳥類棲息地的認識，而不是出於成員人數考慮（Clark 2003：173）。與此相反，英國樂施會(Oxfam GB)是一個慈善性組織，沒有龐大的成員關係，僅在Oxfam聯盟中有32個成員。但這並不表示它缺乏代表性的。這種情況下，代表性並不單是代表某個群體說話的問題，而是用專業知識說出某個問題，與此同時，也有群體對這些問題示以支持的態度。反擊《經濟學人》的問題時，Slim(2002) 只是簡單地問道：「誰選出了《經濟學人》？」但是代表性問題對NGO來說還是十分重要，因為他們必須證明其是代表或為某個支持者說話。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Marschall（2002）本身也是一名INGO，他總結說，「使NGO合法的是其所做的事務，而不是代表性問題。NGO及其網絡是通過其思想的合法性，通過其倡導的價值，通過其關心之問題來得到合法性的。」是道德權威，而不是人數多少組成了大多數NGO合法性的基礎。 以下是Oxfam GB關於其合法性的辯護 「Oxfam GB在窮國與窮人工作已經有50多年了。我們的工作不斷擴展，現已在70多個發展中國家開展了工作。在所有Oxfam工作的國家中，我們都雇用那些瞭解影響該社區真實問題的當地人。這種切實的人性化工作我們已經歷很多，受到了國際社會、南北方國家政府及其他慈善人士和團體的尊重。 我們日日都繼續與3000多個發展中國家本地團體工作，聽到了窮人真正關心的問題。雖然我們並沒有宣稱代表窮人，但常常扮演他們的導管，獲取那些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時也提出質疑，要求NGO對自己所做的事「問責」。政府工作人員對其選民負責，商業領導對其股東負責，但是NGO對誰負責呢？沒有成員關係就不清楚NGO對誰負責。大多數NGO都有一個董事會或理事會來監管各項事務，理論上，NGO是對其董事會負責。大多數發展類NGO表示對其所服務之弱勢群體道義上負責（moral accountability），但事實上，他們並未向窮人解釋為什麼其倡導這件事而不是別的。因此，所有的NGO都應通過充分的透明度向公眾開放審查，但現實中，大多數團體的透明度都不是很高。很多團體甚至被批評說在向公眾問責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NGO的捐贈人，尤其是機構捐贈者，現在也要求有詳盡的機制和程式來確保其捐贈的錢事實上能有效流入到其原本捐贈的方向。 「因此，NGO問責性（accountability）的工作定義應包括報告、涉及和回應三方面。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定義NGO問責性為：『NGO公開表示對其所相信的、所做的和所不做的表示負責的進程，其間涉及所有相關方並積極對其所瞭解的做出回應。』問責性（accountability）主要是一個進程這一事實意味著其運用就是設計和操作應用機制，使其成為現實。」（Slim 2002） 最後，NGO也會受到與政治家、官員和公司一樣的質疑，即他們在影響公共爭論時的誠信（integrity）。很多NGO都接受政府的基金。根據《經濟學人》的說法， Oxfam1998年的收入中約有四分之一是由英國政府和歐盟提供的。而World Vision US則從美國政府收到了價值5500萬美元的商品。Medecins Sans Fronteieres 46％的收入也是從政府獲得。一些情況下，大多數貧國本地的NGO都是從海外政府獲得資金。1993年至1996年末，在肯雅工作的120個NGO中除9個外幾乎都是從外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獲得收入。貧國本地的NGO也從富國較大的NGO組織獲得資金。 在這種沉重的政治影響下，在南方國家小NGO被北方國家影響的情況下，一些NGO的獨立性和誠信遭到懷疑。有沒有可能一些INGO是北方國家文明和軍事衝突中機構隱蔽的安全或外交機構呢？有時，他們甚至成為政府外交政策的延續。如果是由NGO而不是政府機構向戰爭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常常會更容易，爭議也較少。但對於在貧國工作的團體，批評家也懷疑一些援助機構被用來推崇西方的價值觀，經典案例就是19世 紀的基督教傳教士。從事計劃生育、勞動標準、反奴役和性別等方面的團體常常被懷疑是在把西方的人權標準推向貧國。由北方國家工會資助的勞動團體也常常在真 正的勞動權力保護與貿易保護主義的邊緣流動，因為他們在窮國發現的勞工虐待會被西方國家工會用作證據來阻礙從這些國家進口。Mike Moore曾經指出，大多數北方國家的INGO都是從歐盟政府獲得資金，而後者有意或無意地傾向於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日程。
NGO與公司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一些甚至被批評為「商業NGO」，「故意仿效或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些公司。」（《經濟學人》2000）。他們有商業裝備、媒體部門和很多融資渠道，採用在私有也很普遍的獵頭和投資戰略。一些情況下，NGO批評一些公司的勞動行為，但結果卻是接受該公司的資金來“監管”勞動標準。現在，石油公司通常都支持環保和教育方面的運動。 最後，INGO在貧國也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不管大INGO在發展中國家做什麼，他們帶來的是西方國家的生活標準和人事，追求可以改變本地市場的權力，以致引起很多本地怨恨。在一些受困擾的的地區有很多的國際NGO，週末可以看到小型四驅車隊停泊在最好的海灘、俱樂部或夜總會。」（《經濟學人》2000）。某些情況下，來自北方國家的大INGO在一些貧國看來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沒有什麼不同。 因此，NGO的誠信（integrity）在一些情況下也會受到與公司和政府官員同樣的質疑。當然，我們不同意任何接受政府資金的北方團體或接受北方資金的南方團體就是騙子或身份可疑。問題於是回到先前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上。不應因為NGO接受政府或北方團體的資金就對其質疑，而應根據其代表弱群體所倡導的觀點及聲稱對其行為負責的機制來判斷。 結 束課堂前，你可能想知道，我們是否會見證與反全球化運動類似的支持全球化運動呢？誰將是支持全球化運動主義者呢？根據全球化批評者的說法，支持全球化運動 是由「支持全球主義者」組成，他們支援全球化可增加所有人的機會同時以好的方向促進競爭的看法，因為全球化可使生產更有效。可能還不像「運動」這樣明顯， 因為其僅僅通過採取認為應該的行動來使世界全球化。他們不必用充滿激情和憤怒的陳述來贊成全球化，不用在街上運作，而是在會議室。儘管如此，我們仍需要認 識到，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個「自然」進程，而是被一些組織、人和社會力量在推動。根據加拿大資訊研究中心（CRIC）的全球化資源，以下國際組織有支持全球化運動的方向（點擊可獲得更多資訊）：
那麼，支持全球主義者是如何看待反全球化運動的呢？反全球化運動的批評者—Micklethwait和Wooldridge（2001）認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倡議者沒有提出反對全球化邪惡的說服性證據。他們列出抗議者在抗議和遊行中提出的口號和信條，並逐一進行了反駁。
來源：Micklethwait and Wooldridge. 2001.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Foreign Policy. Sep/Oct. p.16.
我 們講授這個主題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學生對全球化有一個自己的感性認識，以便在這個變換的世界中做出有意識的選擇。傳統價值觀和世界觀被打破，使這些選擇更加 困難。全球化激發的不確定性也使個人選擇的風險增加。當前社會，年輕人選擇學習某種技巧或進入某個職業時會承擔更大的風險，因為他們不知道所選的特殊技巧 或貿易在未來十年甚至是五年是否仍然可以用。 撇開個人選擇問題，為了幫助學生學習反全球化運動，老師應幫助學生：
總 的來說，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運動不論好壞都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以辯證的方式彼此存在。全球化催生了反全球化運動，而該項運動的成功又依賴於全球化的傳播。 反全球化運動是全球民間團體向全球化主流進程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變化提出替代辦法的集體努力。這些運動當然會在未來全球化世界的政治里程碑中定 格。當學習這個議題時，教師應幫助學生評估各種論證，確定自己對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互矛盾問題的立場。與學生談論反全球化時，常常會遇到很多不同團體倡導的 觀點和要求。因此，我們需要幫助學生學會批判思考的能力，這樣他們就可以辯駁爭論，可以批判地、獨立地反映不同的社會問題和全球問題。教學活動中，我們設 計了一份批判思考工具，讓學生分析反全球化問題時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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