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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別感到榮幸的，是可以與馬臨校長，和看著我成長的岑才生先生一齊獲得這項榮譽。 今年是中大成立四十周年。作為香港第二間大學，「中文大學」成立時有特殊意義。崇基、新亞、聯合三間書院，各有自己的歷史，在合併過程之中，成為一間有獨特傳統，有獨立精神的大學。由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沈宣仁、陳湛銓、李定一等等學者，以言教、身教，延續下來的中國文化、人文精神，一直是中大校友津津樂道，引以為榮的。 當時我們仍是四年制，師生之間溝通比較緊密，校園生活亦比較純樸。我的四年大學生活，是生命中最珍貴的悠長假期。一位崇基同學在當時的學生報上寫過一篇文章 － 『世界美好，而我們年青』。那時真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這位同學很早就離開香港，而且已經離開人世。如果他再回來看見現在的大學校園，必然極其感觸。 中文大學四十年，恰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四十年。經歷經濟起飛、政制發展、主權回歸、金融風暴等。而我們這一代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下成長，在自由開放的氣氛下成長，有機會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成為第一批有本土意識，有歸屬感的香港人的一份子。 香港今年在重重打擊之下，更遇上前所未有的『「非典型肺炎」』。中大醫學院在最突然的情形之下站上最前線。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護人員成為時代雜誌封面「英雄」。謝婉雯校友成為最觸動人心的精神典範。 香港再一次發揮驚人的潛力、專業精神、互助、溫情。出錢出力的各方人士，固然值得讚賞。但我們不只需要一個感性的社會，我們極需要一個理性的社會。不單只要講好話，更需要講真話。「港人自救」不單只是捐款、關懷，而是徹底改進環境衛生，改善醫療制度，更進一步是提高公民意識，要求更公平開放的制度。 『非典型肺炎』又一次證明，即使是公共衛生這樣基本的民生問題，都需要有真正開放、不畏強權的傳媒，才可以保障生命和知情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令所有專業精神得以充分發揮。香港醫護人員無畏無我的服務精神，屹立疫潮，令到舉世矚目。而香港社會資訊的自由流通，更贏得包括內地同胞在內的全球讚賞。我離開以前的工作崗位一段時間，不過，每一次看見有報導說傳媒「公信力下降」，都覺得難過。其實香港仍然有高質素和敢言的傳媒，希望經過這一次事件，令廣大市民真正感到新聞自由的重要性。 『非典型肺炎』的病徵是呼吸困難，新聞自由就像空氣一樣，如果等到呼吸困難的時候才去爭取，可能已經太遲了。 我希望現在站在這兒的是謝婉雯醫生。她令我們作為中大一份子感到無上光榮。當然，她無論是那一間大學畢業，在那一間醫院服務，都會作出同樣選擇，所以，她是香港的光榮。但是如果她當日復原出院，她只會默默地重新投入工作。只因為她犧牲了寶貴的生命，才讓活在世上的人知道什麼是高尚情操。是不是一定要失去之後，我們才懂得珍惜？ 當大家慶祝最壞的日子似乎已經過去的時候，必須問的問題還是要問的。謝婉雯和其他盡心忘我的醫護人員的犧牲是否可以避免？繼續緊守崗位的人，是否應有更多保障？ 更有人問資源分配是否合理？捐款如何妥善處理？在振興經濟的大題目之下，其他文化、藝術，以至教育發展是否得到合理和足夠的支持？ 西方有一句話是「茶與同情」Tea & Sympathy。香港人最肯付出「捐款與同情」Cash and Sympathy。但是要再進一步付出真正努力，決心參與社會改革，監察政府，保障人權和言論自由的Commitment and Sympathy「承擔與同情」，對大部分人來說似乎是太沈重了。但是，在一個開明的社會，這衹是行使你自己的公民權。 我必須承認，我讀大學時也是消遙派。有人說大學是象牙塔，理想的大學生活本來就應該是象牙塔，是做學問的地方，是俗世的避難所。學者可以不問世事，在實驗室裏把青蛙當三文治吃，只要他們專注學問，在象牙塔內燃點清香。 但是現今的大學面臨重大考驗，不單只港大，中大醫學院已經站出前線，八間大學更面對削減經費，和更改學制的壓力。近月來看見許多不合理和令人痛心的爭拗，個別人士的表現和言論，嚴重損害大學的聲譽和尊嚴。 專上教育的發展是一個影響深遠而複雜的課題。因為社會疫症悲劇而獲得的同情及支持不會長久，大學必須證明自己成功、優秀、有卓越表現，才能夠獲得支持。這個目標，需要全體教職員徹底檢討，學生、校友和社會各界人士共同關心和努力。 我謹代表我們十個人向大學致謝和祝福，希望香港專上教育有合理的發展，中文大學慶祝四十周年，承先啟後，「騰飛四十，精進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