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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公義與人權：在自由與效率以外看經濟全球化 8. 總結：經濟問題中的政治平衡與社會制約
生活在香港，全球貿易與我們的生活已經密不可分，我們衣食住行的大部份產品均來自世界各地。另一邊廂，每當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或世界貿易組織(WTO)開會，場外總有不同國籍的示威者與警察發生衝突。有意見說，全球化減少貿易壁壘，創造一個更公平的貿易環境，因此那些反對者只是抱著 “肥水不流別人田”的 自私心態。反全球化者卻指責國基會與世貿等國際組織助長強國對弱國的經濟入侵，製造更多不公平與剝削。當中爭論，實令人難以令人分清兩種意見孰是孰非。其 實，有關經濟全球化的爭論，絕不止於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之爭。更重要的，其實牽涉到我們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發展，以至於國際政治權力分配的問題。
近二十年來國際貿易和投資急速增長，經濟活動漸漸超越國界，形成一個全球一體的經濟體系。其中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判工序，將整個生產過程的不同工序分散到世界不同地方進行，形成了所謂新國際分工系統。從正面看生產全球化，世界各國都有機會發展自己具優勢的產業，並透過在世界市場交換，取得經濟利益，帶動國家發展，最終全民受惠。隨著國際分工系統發展，跨國企業不再集中在本國生產，而是管理整個分佈在不同國家的生產系統，充分利用不同地方的優勢，大大提高了企業本身的營運彈性，又降低了生產成本。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投身這類國際分工系統也有利於與國際市場接軌，加快本土的工業化。
不過，有關跨國企業不斷尋找低成本生產基地的所謂「尋底競賽」(Race to the Bottom)，以及由此令勞工權益受損的討論，也很值得大家深思。全球化生產所衍生的兩大問題，其一是工業國家的大量低技術勞工變得越趨邊緣化，其二是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基本勞工權益保障的問題。基本上現今國際社會都已經意識到工人的不利處境，只是在解決辦法上還未有共識。這問題也不再局限在市場、政府、企業的框架之內，國際公民社會的回應與行動也形成了一股重要力量，並引起廣泛的政策回響。
總的而言，本課會透過剖析以下幾個問題，讓大家對經濟全球化有深一層的反思：經濟與生產全球化是什麼?近年經濟全球化究竟意義何在?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國家究竟帶來什麼影響? 究竟現今的國際貿易制度是否能夠促進全球經濟發展？是否能幫助落後國家和貧窮人口走上脫貧之路？
2.1 國際經濟分工的發展 樂施會《不公平的規則—貿易、全球化與貧窮》一書就提到很多人類歷史中的跨境經濟活動(p.20)：
2.2. 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特徵 近 二十年來國際貿易和投資急速增長，經濟活動漸漸超越國界，形成一個全球一體的經濟體系。雖然自十九世紀末所發展的全球化，在深度及廣度上並沒有與現在的全 球化相差很遠，但是現在的經濟全球一體化有以下四項特徵，充分說明了當前經濟全球化與早期全球化在性質上有根本性的分別。
隨著通訊科技的發達，工業國家紛紛把高科技產品的生產線外移向發展中國家，令發展中國家亦成為高科技產品的重要輸出國。自八五至九八年中，高科技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每年超過百分之二十，比工業國家超出一倍有多。 (樂施會 2002: 28-30)
3.1. 國際貿易自由化 在1950和60年代，南半球仍然有很多新獨立的國家極之依賴原料的出口，其中很多的政府就堅信要建立本國的工業生產能力，也主張政府在本國經濟發展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拉丁美洲國家有很多就推行「進口替代策略」 。在1982年，墨西哥無法償還外債，第三世界「債務危機」爆發，世界銀行和IMF因應這個局面，開始要求債務國改變管理本國經濟的政策，形成了之後世界市場開放的先聲(有關歷史發展可參閱Wayne Ellwood 的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Globalization: Pp. 24-52)。
這些IMF、世界銀行所提出的方案，也都是美國財政部支持的，由於三個機構都位於美國華盛頓，所以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其中三大支柱分別是財政節約、民營化、市場自由化(Box 1)。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Negotiations Home Page. “Washington Consensus”.
「華 盛頓共識」是就發展中國家「正確」的經濟政策所達成的共識，當中許多的理念，其實是源自對拉丁美洲問題的回應，目的是解決該區不少國家財政赤字高企，以及 由寬鬆的貨幣政策引發的通貨膨脹。但這個共識後來卻被認定是適用於世界各地。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自此成為了世界的主流思潮，在1980年代中的關貿總協定(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烏拉圭回合會談，為自由貿易制度化—世界貿易組織—奠定基礎，也是在這個政治經濟思潮的影響下進行的。
世貿2002年10月於日內瓦會議現場
世界貿易組織—自由貿易的制度化 世界市場的開放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加快。國際自由貿易也在這時期漸漸得以在制度上確立。WTO在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但這個國際組織的前身，即關貿總協定(GATT)，已有超過50年歷史(表1)。
由WTO的發展可見，其實全球性自由貿易系統的發展，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才能取得突破性的發展，其中由1986年展開的「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各國才將有關商品貿易之外的項目納入談判議程之上，為建立世界貿易組織提供基礎。GATT只是各國政府經過非定期談判而得出有關國際貿易條件的協定，直到1995年WTO正式成立，世界才有一個常規性的組織去規管國際貿易。
表1：由GATT到WTO貿易談判進程
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 《Understanding the WTO》
WTO的出現，象徵世界各國都支持國際自由貿易，認同由一個正式國際組織去建立和維持全球自由貿易。世界貿易組織的使命，就是「確立國與國之間貿易的全球性規則。其主要功能就是要令貿易流通更自由、更順暢、並且有規章可循」(WTO in Brief: Pp. 1)。
世界貿易組織的核心其實是一系列有關國際貿易的規章，成員國都要遵守這些規章。世貿的規章主要包括農業、工業、服務業等貿易條件。世貿基本上就是世界各國共同商訂國際貿易法律和規章的機構，一旦規章達成，各國的貿易就以這為基礎進行，有別於一般的雙邊貿易協議(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世貿的條款是適用於所有成員的。
世貿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Meeting)，由會員國官方代表出席，最少每兩年開會一次，專責為國際貿易協議作出決定。當會員國之間有貿易紛爭，世貿也有仲裁(Dispute Settlement)機制，根據世貿的條款對紛爭作出仲裁，結果有國際法律約束力(詳情可參閱Understanding the WTO)。
3.2 跨國企業與世界經濟整合 各國政府自1980年代以後都採納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政策綱領，加上世界貿易組織1995年正式成立，自由貿易的制度定下了相當堅固的基礎。私人企業在這樣的制度環轉變中，向世界市場拓展的空間大大擴闊。
由於跨國企業的營運，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大大提高。隨著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判工序，經濟全球化的規模在80、90年代大大提高，而跨國企業的規模和實力亦大大提高(圖1)。跨國企業在現今的國際貿易中，擔當更舉足輕重的角色。現時在多於一個國家營運的公司，共佔全球出口量約四分一，而全球一百家最大跨國公司的國外銷售額達到二萬一千億美元，相等於全球生產總值的百份之七左右(樂施會 2002: 36-37)。
圖1：比較一些跨國企業的營業額和一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轉載自 David Held (ed.) 2000. A Globalizing World? (p.105)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內部的產品流動(即經濟學中的產品內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重要性。現今企業內貿易佔全球貿易量的約三份之二左右。也就是說全球的貿易活動，其實有很大部份是作為跨國公司內部的產品調配而來。(樂施會 2002 :31)
與此相關的是全球化的生產系統的演變。昔日的國際性生產分工，是工業國家生產高科技產品，發展中國家生產原材料或低技術產品，現在的新分工趨勢卻是，即使是同一件產品，也透過全球的生產網絡進行分工。
個人電腦生產體系的例子就十分清楚：簡單來說，美國公司主力系統性的開發設計(例如Intel和AMD領導CPU、Microsoft領導操作系統)，台灣公司集中於周邊設備（包括主機板、Monitor等），新加坡以硬碟（hard disk）為主，南韓則在記憶體(例如RAM)領先，中國內地就是各種零部件的組裝（assembly）基地。當然，若以品牌來說，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仍是市場領導者，例如Dell、IBM、HP等。
跨國企業與世界商品市場一體化 跨國企業是世界市場一體化的執行人，在銷售和生產兩個面向將世界連成一體。跨國企業透過到世界各地開拓市場，或者透過併購當地企業，在世界不同地方都有根據地，其中沃爾瑪(WalMart)的個案就是一個典型。跨國企業除了在市場的層面整合全球，在生產方面也整合了全球，下一節介紹的Nike個案就充分表明了國際分工系統發展的重要性。
表2：Wal-Mart發展里程
資料來源： WalMart《About WalMart》
沃爾瑪(Wal-Mart)個案 WalMart在1960年代初才在美國成立，在40多年間已經發展成當今數一數二的跨國企業。它不僅在美國市場發展迅速，也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大舉在世界各地發展，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在美國有超過3000間分店，世界其他地方過1000間。時至今日，Wal-Mart成為全球最大私人企業中的最大僱主，於全球僱員超過120萬人，表2列出了Wal-Mart發展里程。
Wal-Mart於1962年首次在美國阿肯色州開設零售店，於1990年成為美國第一大零售商，並於1993年成立國際業務部 (International Division)。先於1990代初進入墨西哥、波多黎各、阿根廷、巴西、加拿大等美洲國家，再於1996年透過合資方式進入中國，1998年透過併購方式進入德國和南韓，1999年透過併購方式進入英國，2002年透過併購西武進入日本等，現今在全球10個國家設有分店，員工超過300,000萬人，計劃於來年再開設120至130家分店於現有市場。表3列出了Wal-Mart的國際業務發展。
表3：Wal-Mart的國際業務概況
資料來源： WalMart.《About WalMart》
跨國企業與國際分判系統(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 跨國企業除了在市場的層面整合全球，在生產方面也整合了全球。簡單而言，全球分工就是將整個生產過程的不同工序分散到世界不同地方進行。由此，跨國企業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地方的優勢(例如低勞工成本、高科技研究能力等)。
跨 國企業的國際分判系統，使國際分工在這二三十年間起了質的變化。在舊的國際分工系統中，發展中國家集中出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發達國家主要入口原材料，在國 內加工成工業製成品，主要在國內市場出售。隨著發達國家勞工成本上升，企業努力尋找低成本生產基地，並將工序分拆，把技術要求較低的工序外移到發展中國家 進行。這也是跨國企業在80和90年代的重要策略。
在這個新的國際分工系統中，發達國家的企業將生產外判給發展中國家的工廠，然後將工業製成品入口到本國市場出售，並推銷至全世界。跨國企業在本土的企業總部，一般都集中在產品研發和市場推廣，並且管理著整個分佈在不同國家的生產系統。
Nike個案 Nike的個案就很能代表這個生產全球化的發展。Nike的商業成功，其市場推廣固然居功至偉，但全球生產策略亦功不可沒。Nike在1964年成立，最初只是從事小規模跑鞋銷售業務，但卻能在1970年代及80年代成功找到台灣和南韓等亞洲的生產商為其品牌生產，成功發展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運動品牌。
到90年代，Nike更推動旗下的南韓和台灣製造商，找尋其他生產成本更低的地區進行生產，原本的台灣和南韓製造商成為了中間人，一方面與Nike聯繫，一方面管理東南亞的生產系統。由此，這個國際分判系統進一步推展至本來生產能力較弱的國家，例如中國、越南及印尼等。至2001年，Nike產品在51國家、700多家工廠、超過500,000工人生產。
表4：Nike的全球生產網絡發展
資料來源：Richard M. Locke. 2002.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Nike”.
在國際分工系統中，世界各國可以發展自己具優勢的產業，並透過在世界市場交換，取得經濟利益，帶動國家發展，最終全民受惠。不僅發達國家的企業發展速度加快，連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亦有更多機會加入全球生產，加速本土工業發展，為國家帶來了脫離貧窮的契機。
4.1. 比較優勢論--自由貿易的基礎 自由貿易制度的基礎，是比較優勢論，相信透過國際分工提升效率，令世界整體有所得益。世界貿易組織就是要營造和平及穩定的市場環境，讓各國去發展自己具比較優勢的產業，並透過在世界市場交換，取得經濟利益，令各國的企業都可從事有效率的活動，刺激投資，促進就業，帶動國家發展，最終全民受惠，從而令世界減少貧窮。世界貿易組織就提出自由貿易可以有十大好處(Box 2)。
資料來源：WTO. 10 Benefits of the WTO Trading System.
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論是自由貿易的基礎。簡單來說，比較優勢論說明，國家專門生產各自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然後進行貿易，將會比兩國各自生產自己所需的所有產品，更為有利(有關比較優勢論，可參閱本課的附錄: 自由貿易的理論分析)。
經濟學家指全球貿 易對工業國家與貧窮國家都有好處，亦主要根據上述的理論。透過國際分工，各國專所長，從而提升經濟效益。不僅發達國家的企業的發展速度加快，連帶發展中國 家亦有更多機會加入全球分工，加速發展本土工業，帶來脫離貧窮的契機。事實上，支持全球化者，很多時以比較優勢論反駁反全球化的聲音，指反全球化者，只是 個別利益受到損害的保護主義者。
戰後GATT成立以來50年間世界商品貿易每年平均增長率達6%(圖2)。與此同時，全球海外直接投資增長也十分可觀(圖3)。據世貿在《10 Benefits of the WTO Trading System》估計，烏拉圭回合談判以來議定的自由貿易條款，令世界總收入提高了$1,090億至$5,100億美元之間。
圖2：自由貿易制度與國際貿易增長
(1950 = 100. Trade and GDP: log scale)
轉載自: Understanding the WTO: Pp.13
圖3：全球海外直接投資增長
轉載自: OECD Policy Briefing. “Open Markets Matter”: Pp. 3.
4.2. 投資、增長與就業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Daivd Pollar與Aart Kraay在Foreign Affairs期刊中發表《Spreading the Wealth》一文，就很能代表對國際貿易能促進經濟增長的正面態度。他們指出，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有三大趨勢：
1) 在18世紀末至20世紀70年代這200年間，世界性的貧富不平等持續上升，1975年到達高峰，在這之後就穩定下來，甚至有向下回落的走勢。 2) 在80年代以後，積極投入國際貿易和投資與較快速的本土經濟增長兩者之間有明顯的正關係。如果按全球化程度把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分成Globalizing和 Non-globalizing 兩大類，便會發現前者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於後者，甚至比發達國家的還要高。 3) 全球化沒有令各地的國內不平等情況惡化。在80年代以後，有些國家的不平等情況惡化(例如中國)，但也有其他國家的不平等情況得到改善(例如菲律賓)。因此，國內不平等與開放貿易和投資無必然關係，反而國內的教育、稅務、社會政策等制度性影響更顯著。
總的來說，這兩位 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成為脫貧的重要力量，透過參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國家可以加快發展本土經濟，透過改革本土政策，也可以令國內不同階層受惠，令世界 貧窮人口大大減少。一般而言，經濟學家都認同對外開放貿易和投資的重要性。在國際分工系統中，世界各國可以發展自己具優勢的產業，並透過在世界市場交換， 取得經濟利益，帶動國家發展，最終全民受惠。不僅發達國家的企業發展速度加快，連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亦有更多機會加入全球生產，加速本土工業發展，為國家帶 來了脫離貧窮的契機。貿易讓發展中國家集中資源進行對自己更有利的產業，在全球的出口市場圖利。
Daivd Pollar與Aart Kraay在《Trade, Growth and Poverty》一文指出，在80年代以後，積極投入國際貿易和投資與本土經濟增長兩者之間有明顯的正關係。如果按全球化程度把發展中國家分成Globalizing和 Non-globalizing 兩大類，便會發現前者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於後者，甚至比發達國家的還要高(圖4)。
圖4：比較不同國家投入國際貿易的程度和本土經濟增長
轉載自 Dollar and Kraay 2001.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Pp. 30.
樂施會《不公平的規則—貿易、全球化與貧窮》一書指(p.45-46)，發展中國家從出口所得的人均收入($322)，較從緩助所得的($10)，高出30倍，而低收入國家從出口所得的收入($113)，也較援助($9)多出20倍。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多是勞動密集形的生產，因此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1990年代，孟加拉估計有一百七十萬人被吸納入出口加工區生產成衣，雖然以國際標準而言，她們的工資偏低，但是日薪依然比農耕工人多一倍(樂施會 2002:59)。
Martin Rama在《Globalization and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一文中指出，若把世界國家三分為未全球化國家，富裕國家(這些國家早已全面參與國際市場)，及全球化國家(作為新加入國際市場者)，則未全球化國家在八年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平均工資增長，只有少於百份之十五，富裕國家接近百份之二十，而全球化國家則達百份之三十(圖5)。
圖5：比較不同國家投入國際貿易的程度和本土工資增長
轉載自. M.Rama. 2003. “Globalization and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3.
東亞在過去數十年 的急速經濟發展，也可以部份歸功於全球化生產帶來的好處。東亞自七十年代至今，出口比本地生產總值要增長快得多。南韓、台灣及中國，出口增長較生產總值快 一倍。在中國，出口佔本地生產總值四份之一，而南韓，馬來西亞及泰國等地更佔一半以上。以整個地區而言，出口/本地生產總值比率，約從百分之二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九，比其他發展中地區都要快。隨著經濟發展，東亞地區在滅貧方面取得重大的成就。雖然不能把東亞的經濟成就全歸因於開放的貿易政策(事實上大部份國家在經濟開始發展時均是採取保護措施)，然而投入國際分工實在為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動力(樂施會 2002: 52-54)。
4.3. 市場開放與經濟效益 James Gwartney和Robert Lawson在《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2003年度報告中，就力陳自由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在123國家之中，能長時期維持自由市場制度的國家都能取得較佳的經濟增長，從而達致更高的人民收入水平。
圖6：國家經濟自由程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轉載自: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3 Annual Report: Pp.21
在1980-2000年間，市場自由程度(EFW,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指數最高的20%的國家，與市場自由程度最低的20%國家，無論在投資、增長、收入水平都有明顯差距。更重要的是，自由市場程度較高的國家，投資的生產力也較高。因此，這兩位經濟學者指出，世界各國都應該建立自由市場制度，才能吸引投資者及企業家將資金投放在高效益的項目上，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在指數中得分愈高的國家，在1992-2001年間的人均本地總產值(GDP per capita)的增長率明顯較高(圖6)。自由市場程度指數最高1/5的國家，人均收入已達$22922美元，指數最低的1/5的國家，人均收入就不到$4000美元(圖7)。比較這些國家中收入最低的10%的人，也發現自由市場程度越高的國家，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水平也普遍較高(圖8)。
圖7：國家經濟自由程度與國家人均收入的關係
轉載自: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3 Annual Report: Pp.21
圖8：國家經濟自由程度與國內低收入人口入息水平的關係
轉載自: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3 Annual Report: Pp.21
5.1 國際貧富不均與利益分配的問題 Christian E. Weller在《The Unremarkable Record of Liberalized Trade》一文中，就指出自由貿易的效果並不十分理想，透過國際貿易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其實無從解決收入不平均的問題。
首先，以世界的收入分配看，世界的不平等其實沒有減少。1980年，世界最富有10%國家的入息中位數(median incomes)是最窮10%國家的77倍，到1999年，該比例升至122倍(表5)。若果以人口計算，1980年世界上最富有10%的人平均收入是最窮10%人的79倍，到1999年已經是112倍。
表5：國際收入分配
轉載自: Christian E. Weller (2001) “The Unremarkable Record of Liberalized Trade”: Pp. 7
其次，若果以世界貧窮人口的分佈看，世界的貧窮情況也不見得有明顯的改善。以世界主要的區域看，得以明顯改善貧窮情況的基本上只是東亞。東歐和中亞，加上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一帶，貧窮人口比例甚至上升了。至於南亞和非洲所得到的改善也不甚顯著(表6)。
造成貧富差距的明顯原因之一，是全球貿易的參與程度。雖然從數字上，發展中國家近年在出口的增長上顯出驕人的成果，然而大部份的增幅主要是來自東亞，非洲次撤哈拉地區在1990年代卻失去了1/4的世界市場份額，現時的世界貿易份額只有1.3%(樂施會 2002:80)。 表6：國際貧窮人口的分佈
轉載自: Christian E. Weller (2001) “The Unremarkable Record of Liberalized Trade”: Pp. 5.
即使是發展中國家能夠從全球化的貿易中得益，當中的利益很多卻未必落到低下階層的口袋。例如在1990年代的拉美地區，出口增長在每年達到5%，然而在巴西和秘魯等國家，實質工資卻下降了，城市人口的失業率更上升一倍，達至1千萬人。在成衣出口業高速增長的孟加拉，成衣女工每日的薪金只有一點五美元，只較貧窮線略高(樂施會 2002:100)。
根 據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理論，貿易自由化可以促使國內的資源由生產力較低的用途轉移到生產力較高的用途，但實際上，往往是由於貿易自由化的即時影響，令國內 低效率的廠商在國際競爭下倒閉，許多人的生計已經因舊有部門的衰落而大受打擊，新的工農業部門又未及發展到有能力提供新的工作機會，令失業情況惡化。雪上 加霜的是，IMF要堅持這些國家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因而使利率偏高，令創造就業機會更為困難。同時由於當地的社會安全網未完善，因貿易自由化而失業的人更加無助(詳細可參考Joseph E. Stiglitz的《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Chapter 2 and 3)。
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在1999年《Human Development Report》，針對全球化的問題，提出嚴正的批評：「市場過度發揮，主導社會和政治結果時，會使全球化的機會和報酬不公平、不平等地擴散，把權力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少數國家和公司手中，使其他人邊緣化。」
5.2. 邊緣國家的滯後與分離 國際貧富不均的問題，其實涉及到國際貿易並非平等參與的。國際貿易之中，政治關係和地理位置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據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FDI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t a Glance: 2002》報告指，全球49個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長期以來合共佔世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比例不足1%(圖9)，根本上是無法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獲益的一群。在這49個國家中，有15個近年在吸引外資方面更有下降的情況(表7)。
圖9：外國直接投資在低度發展中國家的情況
轉載自: UNCTAD (2002) FDI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t a Glance: 2002: Pp.2
表7：低度發展國家獲得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率
轉載自: UNCTAD (2002) FDI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t a Glance: 2002: Pp.2
世界貿易與投資，其實與國際政治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據據UNCTAD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指，自1990年起，鼓勵國際投資和貿易的雙邊投資條約(BI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和雙邊稅務安排(DTT, Double Taxation Treaty)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但這些條約都集中在先進國家之間，又或是與這些先進國家鄰近和與它們有緊密政治聯繫的國家(圖10及圖11)。
事實上，國際政治 和國際貿易從來都是相互影響的。強國可以透過自己的政治經濟實力，在國際貿易中製造有利自己的條件，迫弱國簽署對工業國家更為有利的貿易條文。對發展中國 家而言，很多時只能被動地接受由經濟強國所定出來的遊戲規則，因而成為全球貿易中的輸家。另一方面，有一些政治影響力較弱或地理上遠離強國的國家，則被排 除於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版圖之外。結果全球化只是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
圖10：雙邊投資協議的國際分佈
轉載自: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Pp.21
圖11：雙邊稅務安排的國際分佈
5.3. 貿易談判過程的權力不平等 貿易談判過程中不同國家的力量差異甚大。國家政治力量愈大，愈能從中取得較有利的條件，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所得的貿易條件最不利，令人對自由貿易的公平性大表懷疑。
2003年9月坎昆世貿會議引來示威
很多工業國家表面上實施自由貿易的政策，然而貿易的開放程度卻因應不同產業而不同，在大多數的情況，工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出口產業，設下最大的貿易壁壘。紡織成衣業(Box 3)和農業(Box 4)這兩個對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出口產業，就清楚顯示國際貿易中的不公平現狀。
坎昆世貿會議 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市(Cancun)舉行的世貿部長會議，出現談判破裂，清楚說明了貿易談判制度的權力鬥爭嚴重。這會議可算是世貿Doha回合談判的中段，Doha回合的原定期限是2004年12月31日。該回合的原訂目標包括：
1. 透過共訂減低補貼和低關稅以提高農業貿易的開放性和公平與自由(特別是降低有助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的關稅，例如紡織品) 2. 商議加快服務業貿易自由化； 3. 商議世界性的經濟規則(即競爭、投資、貿易便利化、政府採購透明度等四個所謂「新加坡議題」(Singapore Issues)，這四個議題因最先在1996年新加坡舉行的世貿會議提出而得名)。
G22成員
最終，坎昆會議沒達成任何協議，甚至可說是以失敗告終。當中，以歐洲和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與以巴西、中國和印度為首所組成的G22聯盟的發展中國家，兩方的分歧十分明顯。
發展中國家大都希望歐美國家取消或減少對農業出口的補貼，但歐美由於本土農業和農民的政治壓力，對透過減低補貼以提高國際農業貿易的意欲不大。另一方面，在歐美提出談判有助本身利益的新加坡議題後，有90多個發展中國家聯繫聲明不準備討論這些議題。就這樣，這個會談在達不到任何協議之下告終。由此，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國際貿易中國際政治權力鬥爭的重要性。
Dani Rodrik在《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書，提出了一個有關全球分工與國內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的討論，很值得大家深思。
假設一家XYZ公司，是美國的中小型企業，生產鞋。在進口擴張和利潤下降的壓力下，公司決定辭退300名工人，將其勞動密集工序分判給洪都拉斯的一家公司。這做法為XYZ公司恢復利潤。辭退的工人也最終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只是其中一些被迫遷往其他城鎮，而且大部分只找到較低薪的工作。
用國際貿易理論的標準來看，這是以某種收入再分配去造就更大的總體經濟利益，可說是件成功事件。
但若果大家發現洪都拉斯那家分判廠，是一家血汗工場，僱用12歲的工人在衛生環境差而且危險的狀況下工作，那又應該如何看待呢？多數的貿易經濟學家會認為，由於各國的實際情況有別，不應因勞工法例的不同對其他國家進行貿易限制。
但假若XYZ公司沒有進行工序外判，而是關閉了鎮內的工廠，在美國與墨西哥交界附近開設了一家血汗工場，把洪都拉斯的12歲童工帶過來美國做工。從經濟效益來看，這種方法和先前的外判手法無甚分別，所有各方，包括被辭退的工人、公司的股東、洪都拉斯的童工的經濟分配還是一樣的。實際的不同，是這方法是違法的。每一個社會都對市場行為有著道德上和法律上的限制，例如禁止人口販賣、奴隸等。
貿易作為一種市場交換，最終也要經得起社會的道德判斷。貿易自由化不應被看成最終目的，而不管它如何影響著國內廣泛接受的價值觀。全球化生產在價值層面上的兩大問題，就是利益分配的正當性問題，以及勞動條件的人道原則問題。
6.1. 發達國家工人的邊緣化 工業國家由於本身有較大的經濟優勢，加上政治實力使得他們可以制定對自己有利的貿易條款，因此全球化基本上對工業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有利。然而，全球化卻使工業國家的大量低技術勞工的地位變得越趨邊緣化。(詳細論點可參考陳敬慈“全球化下的職業危機”一文)
隨著全球化的勞動 分工，工業國家從事成衣、消費電子、玩具等較低技術產業的工人，在薪酬上完全不能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競爭。在勞動密集的行業中，墨西哥工人的生產力與美國 相若，但工資只是美國工人的十分一。根據國濟經濟學學院的研究，入口造成的競爭，導致約六百四十萬個職位在美國消失。然而工業國家中主要發展的資本密集和 高科技工業，或金融服務等資訊服務業，所創造的職位未必能抵銷進口所帶來的職位消失，而且這些工業更需要有較高的工作技能，要求僱員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因 此在新的勞動市場結構下，那些學歷較低者，只能從事如清潔工人或保安員等基礎服務行業。
這些低技術工種的員工的可替代性高(即僱主很容易便可以找另一員工替代)， 使他們的就業情況非常不穩定，亦使他們缺乏與僱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另方面，工業國家為了要在全球市場中打倒其他競爭對手，必須設法降低生產成本，使到這些 缺乏議價能力的邊緣勞工的工資不斷被下壓。上述提到國際經濟學學院的研究就指出，因進口競爭而失業的美國人中，就僅得三份一人可在同等或較高工資的工作就 業。(樂施會 2002:114)
在昔日的經濟結構中，一般勞工的生活水平與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相關，然而在全球分工的新經濟結構下，即使工業國家的經濟好轉，亦主要是由高科技產業或資訊服務業所帶動，從事基礎服務業的邊緣勞動者卻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自1970年代至1998年的美國，儘管整體經濟高速增長，但低技術工人的工資卻下跌了百份之二十。(樂施會 2002:114)
在香港也有出現相同的情況。黃洪和李劍明的《香港邊緣勞工近年的發展》報告指，失業、就業不足、加上貧窮勞工在香港的比例，由1996年的14.4%，上升到1999年的18.5%，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轉型下，低技術的基礎服務業的不隱定與低工資。在眾多行業之中，以從事製造業的人士失業日數為最長，在1999年中位數是146天。這反映出由於製造業北移，製造業的工人很難才找回本行的工作。其中，女性更容易成為邊緣勞工，在1999年婦女佔邊緣勞工56.4%。貧窮勞工中婦女更佔83.1%，而且四年來更呈上升趨勢。
6.2. 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勞工權益問題 上一節提過Nike的商業成功與全球化生產的關係。其實，Nike全球分判系統所引起的工人權益爭議也是所謂「尋底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的一個典型個案。看看Nike分判生產商所僱用工人的處境，有助我們看看全球化生產與工人權益的關係。以下將介紹Richard Locke在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Nike” 報告中的資料。
全球化生產與勞工權益—Nike個案 Nike在2001年在全球51個地區/國家有分判生產商共736家(其中亞洲就有401家)，合約工人556,722人(其中亞洲就有467,146人)。以工人數目計依次是中國(74家工廠、175,960工人)、印尼(30家工廠、104,514工人)、泰國(62家工廠、47,962工人)、越南(12家工廠、43,414工人)。
早在1980年代，Nike已經被批評為不顧工人權益，其中分判生產商的工人收入低，環境差，並有侵犯人權的投訴。到1990年代，Nike更面對一系列有關工人權益的投訴。包括印尼的廉價勞工、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童工、中國和越南的惡劣工件環境等。連Nike的主席Phil Knight在1998年也公開向記者表示：「Nike的產品已經被牽連上剝削、強迫加班、隨意虐待。」
印尼的最低工資 在1990年代早期，Nike在印尼有6家合約生產商，有工人超過25,000人。這些工廠被非政府組織及勞工組織大力抨擊，指其剝削工人、工作環境惡劣，並有侵犯人權的問題。這些工廠甚至要求印尼政府豁免法定最低工資(以當時價格計約每日1美元)。在1993年，經美國CBS報導後，美國國內很大的反響。
起初，Nike只稱種種問題只在合約生產商身上。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Nike卒之指示旗下生產商停止申請豁免最低工資要求。1999年4月，印尼政府調高最低工資至每月$26美元，Nike則公布旗下工人的工資會是每月$30至$37.5美元。
巴基斯坦童工 巴基斯坦的Sialkot市，是全球主要足球生產地，在90年代中佔全球競賽足球產量達70%。1996年6月，美國《生活》(Life)雜誌報導巴基斯坦童工為Nike生產足球，令Nike在國內大受抨擊。Nike隨後要求所有合約生產商停止僱用童工。但國際勞工組織之後報告指，不少當地生產商仍然僱用童工。
越南的工人健康和安全問題 1997年11月，Nike在越南一家合約生產商，在驗廠時被發現嚴重違反工人健康和安全守則，其中空氣中含Toulene量大幅超標6至177倍。化學品更令工人出現皮膚病、心臟病、呼吸疾病等問題。
Nike的回應 Nike在早期抱持著「工人問題歸合約生產商管」的態度，未有採取直接措施。至1992年，才推出一套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規管合約生產商須注意的工作環境和安全標準： 1. 尊重員工權利，包括自由結社與集體談判 2. 減輕對環境破壞 3. 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4. 提升員工的健康
到1998年，Nike將鞋類工人最低年齡定為18歲，其他工人16歲。又提出所有鞋類工廠要符合美國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的室內空氣標準。到2000年，Nike組成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Compliance Department。此外，Nike也接受外界監察，約守聯合國Global Compact的一系列人權、勞工權益、環保守則，也參與Global Alliance for Workers and Communities以及Fair Labour Association等自發性非政府組織(詳細資料可參閱Nike 的Responsibility網頁)。
現時，Nike 有關保護勞工的核心標準包括： 1. 禁止強迫勞動 2. 禁止童工 3. 確保最低工資保障 4. 確保給予法定勞工福利 5. 合法工時與加班補償限制，以每星期不超過60小時為基準 6. 環境、安全與健康標準 7. 有關工廠的資料存檔與核實
Nike的個案，正好讓我們進一步探討國際分工系統中，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所遇到的種種問題。現在，基本上國際社會都已經意識到發展中國家工人的不利處境，只是在解決辦法上還未有共識。在Nike的例子，我們看到跨國企業從早期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漸漸轉變至承認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今日，不少跨國企業都組成了「人權」部門或「企業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部門，於內部專責處理上述的種種問題。
7.1. 國際社會的行動 由此，我們也明白了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全球化往往出現的新問題，是需要有新的系統和制度去作出平衡和調節的。管理全球化生產的三個重要面向：1)訂立標準、2)執行和監察、3)協助有關機構達標，也漸漸走出一條清晰的路線來，基本上大家都有一個基本標準，也漸漸形成了獨立的制度和組織去負起保障勞工的工作，這個面向的發展也十分快速。
國際勞工局(ILO)的基本原則都可說是勞工保障的底線。1998年採納的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包括四大方針： n 組織工會自由以及集體談判權 n 消除強迫勞動 n 禁止童工 n 消除工作間的歧視
經濟全球化的衍生的種種勞工問題，也不再單純局限在市場、政府、企業的框架之內，國際社會的反應與行動也成為了一股主要力量。正如前述，全球化的生產將會產生一連串國家之間以及國家之內的權責不清的情況。公民社會的回應，以及所引起的政策回響，反而讓大家看到一點出路。
在自由貿易的協議中，是否應該加入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呢？ 有提議在世貿條款中加入勞動標準，若有國家達不到最基本勞工保障，國際社會可施以貿易制裁。這樣的話，世貿的條款不但可以保障跨國企業的投資環境，也可以 保障自由貿易中不同國家勞工。當然，讓人擔心的卻是這些門檻過高，會反過來影響落後地區透過投入世界生產網絡來發展經濟的機會。基於世界貿易組織的決議過 程不容易達到共識，基本上勞工權益這個議題很難在世貿這個層面得到解決(有關勞工的Social Standard的問題，可參閱Stephen Chiu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Standards in Employment: An Asian Perspective”)。
企業與社會的契約 社會因應企業的行為提出不滿，會影響企業的市場份額與盈利能力。非政府組織的監察以及企業自願性參與一些勞工保障條款，可以成為一種社會規範企業行為的發展。
現時已經有不少這類的組織或約章在運作。這個方案的好處，是可以因應不同企業、不同行業的性質，議訂出一系列社會上可接受的守則。不少跨國企業已自行列出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或參與一些企業自發的監察組織，又或自願接受獨立組織的監察等。例如在製衣業就有：
• 以美國政府為首，集合多個界別的組織，包括製衣和製鞋公司、人權組織、工會、宗教團體、消費者組織等 • 以國際勞工局的標準為基礎，並有獨立監察和認證機構執行有關協定 • 參與的包括Adidas-Salomon、Nike、Reebok、Polo Ralph Lauren等
Worldwide Responsible Apparel Production Program (WRAP) n 美國製衣業自發組織，有超過700成員，包括多家著名品牌，以確保供應美國市場的生產商符合一定的勞工保障標準，也有獨立檢察機構 n 成員以各地的出口商組織和商會為主
n 在歐洲發起的運動，集合工會、消費者組織、學者、女權組織，以及其他社會運動組織，與各零售商和製衣公司聯繫並施壓，以改善工作環境 n 以國際勞工局的公約為基礎，包括禁止童工、最低工資保障、集體談判、自由組織工會等。
7.2. 另類的經濟模式 公民社會也有發起改革國際貿易制度的。其中「貿易要公平運動」，乃是由樂施會發起反對工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國施與不公平規則的運動。基本上說，貿易要公平運動只是反對不公平的貿易規則，對全球化貿易本身持肯定的態度。
這個運動的其中一 個重要議題，是要求工業國家開放市場，此外還要求改變世貿的知識產權協議，要求世界銀行和國基會停止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改變世貿開放服務業市場的協 議和阻止世貿開展新談判議題等。簡單而言，這些倡議主要是為了保持發展中國家對經濟政策的自主性，減少發展中國家於現時國際貿易中所處的不利地位。
貿易要公平運動的形式多種多樣，這包括直接向政府和跨國企業施壓，發表報告形成公眾壓力，以及發起消費者運動等(例如Box 5的公平咖啡貿易運動)。
先前介紹的社會改 革和社會運動，基本上只是反對不公平貿易規則，對全球化生產或國際貿易本身並不反對。然而，較激進的意見指，全球化作為一種消費模式與生產模式，磨滅了本 土社區中生產、消費、以至生活的自主性。有一部份的反全球化運動，反對的正正是全球化這理念本身，而他們運動的路線是劃地為界，自我組織去防止全球化的力 量滲入他們的經濟體系與生活(例如Box 6的社區經濟運動)。
對於經濟全球化結果的爭辯，其積極意義就是讓我們了解其多面性，並知道社會必須對經濟行為加以規範，知道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步伐和方面，在某種意義下也是一種社會的選擇。全面的保護主義國家固然少有成功，但急促的貿易自由化的收效一樣成疑。近來IMF和世界銀行也開始意識到由市場與自由貿易不是萬靈丹，不能為世界脫貧。世界銀行2002年出版的《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就提出了七點改革建議：
由 此，我們看到了在自由貿易發展的同時，國際政治合作以及人道援助不可或缺，尤其是全球化的過程所產生的效益往往不是即時的，但受害者的問題卻是眼前的。自 由貿易未必不能扶貧，但單靠國際貿易和自由市場措施，則世界要脫貧，只怕遙遙無期。國際社會愈來愈意識到除了市場自由之外，全球化的發展其實更需要一個有 平等參與的國際政治架構，各地的政府都更能有良好的管治水平，以及明白要容許落後國家循序漸進，並為全球化受害的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安全網。
比較優勢論 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論是自由貿易的基礎。簡單來說，比較優勢論說明，國家專門生產各自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然後進行貿易，將會比兩國各自生產自己所需的所有產品，更為有利。
假設有工業國家A與發展中國家B，產品只有電腦和稻米。A國的所有資源可生產50單位的電腦，或50單位的稻米，即A國電腦與稻米的生產比為1/1。B國的所有資源則可以生產10單位電腦，或70單位稻米， 即B國電腦與稻米的生產比是1/7。不論是電腦或是稻米，A國均比B國有更高的生產力，這在經濟學上稱為「絕對優勢」。相較於Ａ國，Ｂ國能以較小單位的電腦，生產一單位的稻米，反過來說，Ａ國則以較小單位的稻米，生產一單位的電腦，因此A國及B國分別在電腦及稻米上有「比較優勢」。
假設兩國均以一半的資源生產稻米，另一半的資源生產電腦，A國可生產25單位電腦與25單位稻米，B國可生產5單位電腦及35單位稻米，總生產力合共為30 單位電腦及60單位稻米。若兩國只專注於生產具比較優勢的項目，即A國生產50單位電腦，B 國生產70單位稻米，總產量就比未專門化生產前高。如果兩個國家以1/1 至 1/7之間的電腦/稻米交換比率進行貿易，雙方均有益處。例如以1/2的比率進行貿易，A國出售15單位的電腦，換來B國30單位的稻米，則A國將有電腦35單位，稻米30單位，B國則有電腦15單位，稻米40單位，兩國擁有稻米與電腦的數量均比未有貿易前高。
比較優勢論的問題 比較優勢論其實並沒有處理如下五個問題。
1. 資源技術發展問題 比較優勢論是一個靜態的理論模型，並沒有考慮貿易國在技術或資源上會出現改變。當考慮到資源及技術發展的因素時，貿易保護政策便可能站得住腳。在東亞的發展經驗中，不少工業(例如南韓的鋼鐵業)在發展初期均受國家貿易政策所保護，最後成為優勢行業。
2. 隱藏價值問題 比較優勢論並不處理一些不能透過市場機制解決的隱藏成本問題。例如環境破壞:某種生產可能短期內為某國帶來利益，但是生產過程中對該國環境破壞，而影響持續發展的成本，卻未必能從價格中反映。例如中國很多農民以往以開採髮菜為生計，但是長遠來說卻導致數以千萬畝土地沙漠化，卻並不能在髮菜的市場價值顯現出來，要政府禁制才能有效禁止濫採髮菜。(樂施會 2002:65)。
值得注意的是，由 於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實力上的不平衡，貿易往往是把工業國家的環境問題，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之中。工業國有較完善的保護環境法規，相對較能透過價格 機制去解決國內生產所引起的環境問題。相反，發展中國家面對工業國家的強大購買力，便難以用價格機制去解決生產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3. 財富分配問題 比較優勢論指出專 門化生產對兩個國家的總體經濟都有利，卻沒有處理這些利益的分配問題。由於國際性的專門化生產，國內某些生產部門必然為另一些生產部門所取代，導致有些部 門從中得益，有些卻受到損害。不同生產部門力量的改變，也意味著整個生產結構的改變，例如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很多農民淪為大型農業的僱工。
不論是工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結果往往是財富更向富有者集中，貧窮者則限於本身社會條件，更難爭取得到全球化貿易所帶來的利益。
4. 無限制勞動供應理論 Arthur Lewis 提出的無限制勞動供應理論(Unlimited Labor Supply Theory)，指出某些低收入國家，由於農村有大量的人口，很多人對農村的生產力貢獻只接近零(甚至為負數)，從農村抽走這批勞動力對農村的生產力幾無影響，因此只需給予這些工人僅高於生活所需的工資，他們便會願意參與勞動。假設這個國家有資本投入A產品的工業(一種勞動密集工業)，那便有更多的工人投入工業生產，產量亦會提高，然而只要農村還有剩餘的勞動力供應，那麼工人的工資便不會提高，而當這個國家與別的國家進行貿易，由於產品A的供應增加，它與其他產品的相對價格便會下跌，那麼如以其他產品作定義，那麼工人的實質工資實為下跌。直到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被完全吸收，工業的擴張才會抽高工人的工資。
5. 不穩定性問題 不論經濟全球化帶 來什麼的好處，當每一個生產單位均要面對一個全球性的供需體系時，面對的風險便大大提高。例如對於某一農民來說，只要地球另某一角落生產同樣產品的農民穫 得一種新技術而使產量提昇時，他便可能要面對農產品價格下跌，同樣地，當某地消費市場中出現了某種的代替品，或人們的口味突然轉變時，也會大大的影響另一 地區生產者的收入。金融市場的全球化是更嚴重的問題。現今的金融市場全球化速度驚人，大量游資的流動，可以對一個國家造成災難性的經濟波動。其中如墨西哥 的金融風暴，或東亞金融風暴就是一個例子。
置於同樣的全球化 經濟體系中，不同的國家卻並不是面對相同的風險。經濟發達的國家透過其龐大的經濟實力，較可以吸收供需上，或金融市場上的波動。低收入國家則不然。在一個 國家中社經地位較低的人，由於缺乏接收市場資訊的能力，也沒有能力跟據市場資訊去改變生產策略，因此承受最大的風險。
參考資料 Anderson, S. & J. Cavanagh with .T. Lee. 2000. 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1.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Washington: The Work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Spreading the Wealth” Foreign Affairs Jan/Feb issue: Pp. 120-133.
Dollar, David; and Collier Paul. 2002.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 The World Bank.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ttp://econ.worldbank.org/prr/globalization/text-2857/
Ellwood, Wayne. 2001.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Globalization. London: Verso
Gwartney, James; and Robert Lawson with Neil Emerick. 2003.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3 Annual Report. Fraser Institut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ttp://www.freetheworld.com
Held, David. (ed.) 2000. A Globalizing World? Culture, Economics,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ewis,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eco.utexas.edu/faculty/Cleaver/368lewistable.pdf
Locke, Richard M. 2002.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Nike”. MIT IPC Working Paper 02-008.
OECD Policy Briefing. 1999. “Open Markets Matter: The Benefit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sation” October Issu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ttp://www.oecd.org/LongAbstract/0,2546,en_2649_201185_1948785_1_1_1_1,00.html
Rama, Martin. 2003. “Globalization and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Policy Working Paper 295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ds.worldbank.org/servlet/WDS_IBank_Servlet?pcont=details&eid=000094946_03013004074424
Rodrik, Dani.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tiglitz, Joseph.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02. FDI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t a Glance: 2002.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ttp://r0.unctad.org/en/subsites/dite/LDCs/fdi_ldcs.htm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0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WebFlyer.asp?intItemID=2412&lang=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9/en/
Weller, Christian E.; Robert E. Scott and Adam S. Hersh. “The Unremarkable Record of Liberalized Trad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epinet.org/content.cfm/briefingpapers_sept01inequality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3. 10 Benefits of the WTO Trading System.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ben_e/10b00_e.htm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3. The WTO in Brief.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inbrief_e/inbr00_e.htm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3. Understand the WTO.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tif_e.htm
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999。《15至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香港: 城邦
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1992。《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敬慈。2001。“編輯室﹕全球化下的職業危機”《全球化監察》七月號。
黃洪 李劍明。2000。《香港邊緣勞工近年的發展》。 樂施會 香港邊緣勞工研究之一。
樂施會。2002。《不公平的規則—貿易、全球化與貧窮》。香港:樂施會
許寶強。2002。《作為文化計劃的另類發展--社群貨幣的基進潛能》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hku.hk/hkusussg/03/Publicaton/newsletter01/page02.ht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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