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欣賞系列(二)
「香江遺韻：廣東書法、古琴與遺民」報告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在今年十一月邀得廣東歷史及文化學者梁基永博士蒞臨本校作四場講座，講座系列主題為「香江遺韻：廣東書法、古琴與遺民」，從三個歷史文化領域與中大員生講述香港承存的嶺南文化。因應疫情講座最終改為網上直播，梁博士生動、內容豐富的演講，以及參與者在講座完結後的踴躍發問，促成了熾熱、深入的學術交流。

梁博士出生於廣州西關，出身於清代科舉世家，廣州中山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廣東歷史及文化學者，著有《李文田》、《黎簡》、《清代禁毀書目考補註》等多種。他又為著名收藏家與書畫家，所藏廣東歷史文物、文獻豐碩。他曾應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法蘭西學院漢學圖書館等學術機構邀請擔任訪問學者，參與鑒定藏書。近年研究方向為清代翰林文化與清遺民史料。

第一講 - 書寫嶺南：從書法形態看廣東（11月2日）

嶺南，這個以往被視為天南偏僻之地，不被中原文化所重視的地方，在歷史長河之中滋養了藝術的沃土，嶺南書藝慢慢地崛起，由宋代前多被中原、北方影響，到明清兩代名家輩出，甚至影響了中國其他區域書法藝術的發展，當中的變化及其原因很值得探討。第一講由嶺南的書法出發，從圖像學的角度講述廣東書法的面貌史，並說明在不斷創新、變通的今日香港，如何守護傳統。

梁博士由西漢說起，當時南越國與中原基本使用一致的書法。在唐代的時候，廣東與中東、阿拉伯地區的交流益深，經濟活動漸興，加上文人被貶嶺南之地，有多位名人入粵，使廣東書法開始變得多元，並多受到北方的影響。到北宋年間，包公和蘇東坡來粵，留下不少題字。宋代尚意的個性化行書書風也傳到嶺南，如白玉蟾的作品就受到黃庭堅的影響。

直到明代，新會籍廣東大儒陳白沙的崛起令廣東文化開始影響中國其他的地域，他開創的茅龍筆書法，其書法及書寫材料充分突顯了廣東的地區特色，而且他門下有不少成就卓越的弟子，例如有太師梁儲、吏、禮、兵三部尚書湛若水和禮部尚書霍韜。清初，宋湘以蔗渣為筆，與陳白沙的茅龍筆一樣，凸顯出廣東書法的本土特色，而且茅、蔗均為廣東涼茶所用的配料，這似乎是廣東書法與涼茶兩者間有意思的連結。除了行書，在清代年間，福建籍入粵官員伊秉綬帶來的個性化隸書——伊體，也在廣東流行起來。晚清，碑學興起，廣東人李文田復興北碑，將其與隋唐碑刻融合，其具文人氣息的書法得到慈禧太后的喜愛，不論在民間或在宮中都隨處可見。清末，康有為的康體盛行，甚至在嶺南之外都有追隨者，當中不乏知名人士，例如徐悲鴻。

除了講述廣東書法的面貌史，梁博士也列舉了一些在香港出土的書法。最久遠的有李鄭屋東漢古墓的「大吉番禺」文字磚，還有相傳由唐代的韓愈在香港留下的「高山第一」。可見古人的書法不是想像中那麼遙遠，而是在我們的生活處處可見。在第一講的尾段，梁博士提到現今的香港店舖招牌、貨車車身還保留廣東書法的字體，特別展示了在旺角街頭的照片來突顯其普遍。他們使用正體字之餘，還是手寫傳統的「粵」體字，可說是傳統廣東書法難得的「淨土」。魏碑、茅龍字、館閣楷書等等的字體，在香港依然流行，而且保育意識還愈來愈強，這些具有人文氣息的字體值得繼續傳承下去，否則可能以後全都會變成電腦字體，使這種珍貴的文化因此失傳。

第二講 - 海濱弦歌：廣東古琴簡史（11月9日）

廣東有嶺南派古琴，縱觀從宋到清，古琴如何在嶺南扎根發展，再到今日弦歌不斷，也是一個再塑造歷史的過程。「香江遺韻：廣東書法、古琴及遺民」第二講以「海濱弦歌：廣東古琴簡史」為題，梁基永博士分享了廣東古琴及嶺南派古琴的歷史與發展。

中國曾經有過很悠久的愛樂傳統，例如唐明皇曾沉醉於一種類似爵士鼓的樂器，並打壞了三個櫃子的鼓槌。可惜自宋代理學昌明，壓抑所有人的天性，以致連士大夫玩樂器都成了過錯，民間樂器都沉寂了，只有古琴一直留存下來。

梁博士以金庸小說中武術門派比喻古琴的各大流派，而嶺南琴派是中國目前公認現存的八個古琴流派之一。嶺南琴派口耳相傳的本派來源，為南宋末年跟隨宋帝昺一起南下廣東的南宋宮廷樂師，他們帶來了南宋的宮廷樂曲，並且傳授了一批繼承者。據相傳，這些古曲後來收錄在《古岡遺譜》中，並在元朝刊印成書。

廣東經濟通過乾隆、嘉慶兩朝的積累，使文化事業在道光朝出現一個高峰。道光年間對廣東而言，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嶺南畫派兩位祖師在此時出生，香港在此時割讓開埠，嶺南琴派也在此時逐漸具備雛形，其特徵是《悟雪山房琴譜》的問世。琴譜中所收標示有「古岡遺譜」的共有三曲：〈懷古〉、〈鷗鷺忘機〉與〈碧澗流泉〉，而所謂元刊本《古岡遺譜》開始成為嶺南琴派的一個文化象徵。

同治、光緒年間，是廣東經濟文化極為發達的時期，出現了眾多本地琴家、琴曲、斫琴師等，例如李夢庚，創作有《小普庵咒》，並用廣州城內的北宋木材斫制了一批古琴，至今仍有存世。而廣州城內的滿人也出現琴家：慶瑞（1816-1875）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來到廣州做官，能文能武，並於同治九年（1870）在廣州刊刻《琴瑟合譜》。慶瑞側室李芝仙（1842-1908）所生的第三子葆廷（1862-1920），在辛亥之後取漢姓容，從此容家定居廣州，並且代代繼承其琴藝，容家可說是嶺南琴派的活化石。

香港幸運地保存了嶺南派古琴正脈，包括容氏家族與廣東古琴研究會，而不門派的藝術家仍在孜孜不倦的承傳傳統，如德愔琴社泛川派的蔡德允先生及其弟子、整理琴學叢書的學者唐健垣、古琴收藏家沈興順，還有姜抗生及姚丙炎等琴家。梁博士深入淺出地分享了廣東古琴與嶺南琴派的歷史與發展，講座在容氏家族第五代容克智先生演奏最正宗的嶺南派古琴聲中圓滿結束。

第三講 - 道從此入：清代翰林與香港（11月16日）

中國的科舉制度源遠流長，持續了一千多年。此講的副題是「清代翰林與香港歷史：從乾隆到1974」，娓娓道來翰林南來香港的事跡，以及他們如何在香港的社會及文化史上佔了重要的席位。

翰林是清代社會精英中的精英，要成為翰林要先成為秀才、舉人，再通過會試、殿試成為進士，若成績非一甲，更要通過覆考才能成為翰林。梁博士在講座中提到由於翰林在社會中地位極高，因此有香港有不少建築的牌匾，例如是醫院及寺廟，都是邀請翰林來題寫的。

梁博士由清代乾隆朝說起，其後每朝都有翰林來港，足跡處處。在乾隆朝，清代中期四大書法家之一翁方綱擔任廣東學政期間來港，並在上水廖萬堂留下親筆書寫的牌匾。在嘉慶朝，吏部主事區玉麟於靈渡寺留下「客堂」匾額；而梅州才子宋湘更為吐書堂及廈村友恭堂題字。在道光朝，鮑俊則為龍躍頭的善述書室題字。

到了香港開埠初年，香港已經十分繁華，並成為從廣州出發北上或者到外國的必經口岸。出身順德的兩廣總督李文田到香港辦理鴉片煙的包銷和抽稅事宜，在香港住了兩個月，期間為九龍樂善堂寫長聯。他的同鄉狀元梁耀樞也在同時間來港，在香港留下多處墨寶。光緒年間，安徽黃思永也來港「賺外快」題主，結果被御史參奏，而他在港期間更與貴州夏同龢相聚。

在光緒末年，從中國派往外地的使節大多會途經香港，駐英公使郭嵩燾、兩廣總督張人俊及李鴻章也曾到訪香港，他們的來訪成為當時的一大盛事，甚至港督也親自設宴款待，並帶他們四處參觀，當中包括中央書院（現今的皇仁書院）、東華醫院及博物館。梁博士在此特別詳述李鴻章在香港的事跡，因為他參與了九龍寨城駐紮中國軍隊的討論。在宣統年間，黃玉堂太史替廣華醫院寫招牌。

梁博士接著講到第一次翰林南來高峰是在大清滅亡、民國建國時。以昔日官僚為主的清遺民大量從省城廣州移居香港，他們主要居住在九龍城與西環一帶。當時在港居住的翰林有兩派，分別是老一輩的，標誌人物有陳伯陶、伍銓萃、桂坫及張學華，他們大多在港隱居，閒時寫寫字及到處遊玩，以及在港教書、點主的晚輩，較著名的有被客家群體追捧的賴際熙和朱汝珍。後來在抗戰初期香港迎來了第二波翰林南來，來港避難移居，包括江孔殷、鍾錫璜等，但他們心繫家國，所以到抗戰勝利後大多太史都回到家鄉，最後一波的翰林南來是在1948-1949年。由於太史們作為傳統文化的道統繼承者，所以即使在港過世，都選擇回內地安葬，死後在香港安葬的翰林只有蔡元培、左霈、桂坫和岑光樾。

在講座的尾聲，梁博士提到香港是中國翰林史的終點，因為中國最後一個翰林—駐外使節刁作謙，是在香港逝世的，令長達一千多年的翰林史在香港結束。這些由清乾隆年間至上世紀70年代南來的文人，為香港社會注入了文化的衝擊。雖然他們大多自稱旅居者，但直到現在，還能在香港不同地方看到他們在香港停留過、生活過的足跡，是一段很值得保留的歷史。

第四講 – 居遠效忠：居港清遺民史話（11月23日）

遺民，是一些不認同新政權並堅持效忠於已被推翻的政權的人民的泛稱。在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大批自居為滿清遺民來港，他們效忠愛新覺羅氏，以社會賢達的身份竭力維持清廷的統治，並希望能光復廣東省，繼而收復全國。本講承接上講的主題，講述一班滿清的翰林來港後對香港的文化造成的影響及貢獻。

香港文化史的開篇可由遺民南來香港前（1841-1911）說起，梁博士的調查發現，在宣統年間，香港的報紙（如：循環日報）報導廣州新聞的篇幅遠超本港新聞，可說在時人心目中香港文化只是廣州文化的附庸。例如宣統三年香港的小蓬萊酒樓的徵聯活動邀請了廣州的江少荃太史擔任評審，而非從本港尋覓評審。更以廣州名勝、事物作上聯，而獲勝者則以香港的地名、事物作下聯，帶出廣州為源，發展出香港文化。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江太史家眷南下，其後賴際熙和區大典等翰林來港安頓。適逢香港大學的新成立，賴、區受到時任助理輔政司的中國通——金文泰的邀請，進入港大教中文。到了1927年，港大中文系創立，賴際熙為創系系主任，負責講史學，區大典講經學，溫肅講哲學，可說是香港高等中文教育的開端。艱深的課程，跟不上當時社會的潮流，賴並於1932年辭任系主任，該系的課程亦隨之改革。除了進入高等學府任教，清遺民也在香港開辦私立中學，漸漸改變當時在港華商認為家教才是好教育的觀念，其中以朱汝珍的孔教學院、岑光樾的成達中學影響比較深遠。

清遺民有一班粉絲金主支持他們在港的生活及學術文化活動。商人平時做生意要依靠太史公們裝點門面，應酬，寫文字等等，可見清代翰林在社會地位極高，也是一個信用的保證。與遺民關係密切的華商有陳步墀，利希慎，李瑞琴，何東，馮平山等。利希慎位於今天銅鑼灣的北山堂，則是遺民們經常雅集和詩歌創作的地方，也是1912年創立的北山詩社的聚集地。

香港民初的文化活動由一班遺民發起而變得蓬勃。1917年，蘇澤東陳伯陶等發起《宋台秋唱》雅集，是香港歷史上首次大型文化活動和首次民間發起古跡保護運動。1925年由清遺民創立的正聲吟社，以詩鐘作為主要創作體裁，當時不僅香港詩壇，甚至連北方的遺民也參與投稿，可見為抗戰前影響力最大的詩詞組織。1926年，賴際熙籌劃的學海書樓應運而生，得到何東、馮平山的資助，購入大量有用的藏書，而賴際熙和俞叔文則負責每周兩次的講學，可惜在抗戰前講學的講義現今幾乎不存。學海書樓直到現在還會定時舉行免費學術講座，圖書館也是公開讓公眾借閱，可謂是在當代中國文化史上惟一「人書未散」的文化機構。

很多清末以來的文化儀式，例如點主儀式、小童開筆禮、啟蒙禮、紀念廣東先賢的祭祀活動，都由這些代表文化正統的遺民帶來香港。就連食蛇羹，也是江孔殷太史由廣州傳來香港的。總括而言，在這四次的講座，梁博士清晰地在不同面向展示嶺南文化和清代遺民，如何幫助建構香港的文化和社會史，他們在香港的足跡也留下了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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