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在中文大學的發展：一點回顧和隨想
我們學系成立於2004年9月，到今年已經十個年頭了。短短的十年當中，尤其是剛成立的幾年，經過各位老師的辛苦經營，把本系的辦學方針和學術方向紮實地訂了下來，培養了9屆160多名本科畢業生、4名哲學博士和30多名哲學碩士、以及超過650名文學碩士。我們系培養出來的碩士生，許多考取獎學金，在國外頂尖學府繼續攻讀博士，我們系的本科和碩士、博士畢業生今天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崗位上正在爲社會作積極的貢獻，這是讓我們作爲老師都覺得十分自豪、十分驕傲的確切成績。
我們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取得一定的進展，見於漢語句法、語義、音系的理論語言學探索、藏緬語的語法調查研究、兒童的母語獲得和雙語獲得，手語研究和聽障兒童的教育和學習、以及大腦的語言認知研究等方面，成就得到同行的認可。我們的一些學術成果爲同行們所引用，有些發表在具影響力的國際語言學期刊，我們系在世界語言學學科的排名榜這幾年都在前50名。我們系的現代語言組今年世界排名第11，被評爲全香港最好的現代語言課程，這些都是讓我們感到高興的發展。我們不一定認同這些量化指標，但這些數字最少反映了我們正在努力地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
跟一些和我們在學術上有交叉的學系相比，例如文學院的中文系、哲學系、社會科學院的心理系等，我們算是很年輕的系。中文系、哲學系都有50年的歷史、心理系也有30年的歷史。我們不管在教育或者學術方面才剛起步，談不上有什麽顯著的成就。但是我們對自己的發展目標是清晰的，由於有了這些年的實踐經驗，我們對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的自信，敢於審視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敢於面對未來的挑戰。
北京大學在1922年慶祝25年校慶的紀念號上面，刊登了幾位著名學者的文章，都是強調，周年紀念一方面需要慶祝，另一方面更需要的是進行反省。總務長蔣夢麟的紀念文章開頭就這樣說：“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們全體師生反省的日子。” 教務長胡適的紀念文章就以‘回顧與反省’為題，總結北大的狀況是 “開風氣則有餘，創造學術則不足”；說“我們有了二十四個足年的存在，而至今還不曾脫離‘裨販’的階段！”； 李大釗寫的第三篇文章說：“我們自問值得做一個大學第二十五年紀念的學術上的貢獻實在太貧乏了。”
以上文字，我是從錢理群先生1998年一篇關於北大一百周年的文章裏面讀到的。我之所以引用這些說話，是想讓我們用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己。我們是香港第一個語言學系，在中文大學建立語言學系，就意味著在一個本地大學建立一個重要的基礎學科； 在中大建立語言學這個學科，意味著建立一個具有連續性的學術團隊，建立一套教育制度和學術規範。在香港這個商業氣息濃厚的社會，要在一所大學建立一個比較理論性的基礎學科，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情，需要幾代人不懈的努力。我們幾位老師開了個頭，建立了一個基礎，但這條路應該怎樣走下去，我們過去的發展有哪些寶貴的經驗可以總結借鑒，有哪些缺失應該改正，需要我們沉靜下來坦誠認真地去思考和反省，需要我們的同學和校友給我們督促和批評。我1987年加入中大，在英文系任教。1999年離開，到2005年語言學系成立的第二年重回中大校園。除了頭兩年我每年有一個學期在湖南大學工作之外，一直服務於本系，對系裏發展有一定的瞭解。以下我想對我們的本科教育和學術研究表達一些個人的感想和祝願。
在本科教育方面，我們老師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系的畢業生，跟英文系的畢業生有什麽不同，跟中文系的畢業生又有什麽不同？這兩個系都是跟語言有關的，也開設語言學課程。 我想我們的畢業生具有以下特點：他們對語言的多樣性，對語言理論的基本概念，對語言結構各個層次的形式關係，對語言作爲一個邏輯演繹系統，都會比其他兩個系的同學更爲敏感。同學對語言的敏感度，來自他們修讀語言學系的各種核心課程和交叉學科的課程，以及他們的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手語等現代語言訓練。這方面負責現代語言的同事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有人說“粵語沒有語法”，或者說“兒童靠模仿學習語言”，或者說“法語比德語更爲動聽”，或者說“語言決定思維”這些命題的時候，我想我們所有的畢業生都能給予有力的反駁，像傳教士灌輸人生觀一樣去更正說這些話的人的語言觀。我深信，我們的同學和校友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裏都常常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扮演宣道者的角色，從事語言科學普及工作。這都是讓我們感到欣慰的。
但是我想以往三年制的時間實在太短，同學們使用英語和中文來進行語言學討論，來書寫語言學，訓練還是不夠的、達不到理想的標準。同學對基本語言學概念的掌握，還需要通過大量的語言學原著的閱讀來加強； 同學對具體語言現象進行實證調查和理論分析，需要更多的訓練來加以提高這方面的能力。現在是四年制的課程，希望同學們能認同我們的教育理念，幫助我們把本科教育辦得更紮實更深化更有效。我也希望我們的校友在社會上能保持他們對語言學的熱情和信念，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更傑出的貢獻。我想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信念：當前的社會不管是在語言教育、資訊科技、醫療衛生、以及大衆傳媒方面，都迫切需要語言學的科學知識，不僅僅需要語言學的理論知識，也迫切需要對本土本國各種語言現象的研究發現。在我看來，香港和中國當前社會的發展，需要大量語言學人才，希望我們的同學堅持求知的熱情，樹立爲社會爲民族獻身的大志，對推動本土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在學術研究方面，我有兩點感想。第一，我們要清楚認識到，我們是一個語言學系，評估一個語言學系的成就，主要看它對語言學理論的貢獻，我們在座的好些老師都從事跟漢語有關的語言學實證研究，但是實證研究的目的在於它揭示語言的本質規律。零散的實證發現，如果不跟語言理論或者認知理論結合起來，恐怕只能流於零碎表面，存在著極大的局限。 系內語言學同仁大概都認同我這種看法。這裏我想引用英國歷史學家、思想家伯林 Issiah Berlin的一番說話來進一步說明。伯林是具廣泛影響力的思想家，爲我國知識界所熟知。 他對自由概念的闡述，對研究風格和知識結構的所謂刺蝟和狐狸之區分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是知識人常會引用的概念。 他在1969年的一篇題爲“general education”的文章裏面有以下一段話：
“The academic value of a subject seems to me to depend largely on the ratio of ideas to facts in it. ‘Interplay’ would doubtless be a better word than ‘ratio’ to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nevertheless the latter brings out more clearly the danger of underrating the component of ideas, whether intuitive, empirical or logical (that is, deductive, hypothetico-deductive, inductive, and so forth). Thus, in subjects where the factual component is virtually non-existent, for example in logic or pure mathematics, expertise infallibly connotes a high degree of intellectual power. Whatever may be thought of the value of these disciplines, it is plain that only a very gifted man can be a good pure mathematician or a good logician.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an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export figures for Danish cheeses during a given decad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ght offer material useful to an economic historian capable of valuable original work in this field, or function as an illustration for some new and revolutionary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economic change. Consequently the labours of the expert on the sales of Danish cheese might well be more socially useful than an elaborate topological fantasy. Nevertheless our respect for the specialist on cheeses is not high: we value his work but not him; and the sol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low content of ideas—hypotheses, powers of reasoning, capacity for general ideas, awar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lements in a total pattern—in such painstaking but intellectually undemanding work.” (Berlin 1969/2001: 222)
伯林指出，一個學科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所創造的概念和理論，而不是它所發現的基本事實。他覺得，一個學科的理論概念與它所涵蓋的事實之比例，標志著這個學科的成熟程度。一個學科其相對於事實的理論內涵越多，它的價值就越高。從這個角度看就很容易明白，爲什麽像數學這種非經驗科學受到知識界的如此重視，也很容易明白爲什麽人們對一個經濟學家針對丹麥乳酪在某個世紀的升降規律的總結歸納，不會給予很高的評價。我引用伯林這段話，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批評和自我警惕。我自己的研究就很容易被列爲經濟史丹麥乳酪銷售量升降趨勢的這個類別。但我同意伯林對學科的極其深刻的洞見，他的看法十分適用於語言學：長遠來說， 國際上的同行和以後中國語言學學科發展史對中文大學語言學系的評價，基本上也會用伯林所提出的標準，看我們對語言學理論能有多少貢獻。因此我覺得，我們學系應該堅持理論語言學，不僅僅維持現狀，而是要不斷把這個方向加強壯大，這樣才能回應未來的挑戰。
我的第二個祝願從某個角度上看是比較簡單的目標，但也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目標。我希望我們系在十年內能成爲全中國（包括中國大陸、臺灣）同行們所一致公認的最強最優秀的語言學系。在人人都努力追求全球化的時代，我這樣說好像有點不合時宜： 我們這幾年的排名不是比很多大陸臺灣的大學好嗎？但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排名都多少帶點自欺欺人的成分。我們的語言學全球排名曾經超過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但我們深知這些只是假像。我們跟U Mass的差距，用香港的通俗語言來說，不僅僅是幾個‘馬位’的差距，而是鴻溝式的差距。更何況實際上北大、清華的語言學排名現在也迎頭趕上，甚至開始超過我們。
有些同學可能去過MIT ，在參觀校園的時候可能經過 Kendall Square的地鐵站。地鐵月臺的墻壁上有許多白磁磚，上面載錄了科學史上的里程碑，有無數里程碑是跟麻省理工學院有關的，裏面不但包括鐳射的發明、盤尼西林的化學合成、病毒突變的發現等自然科學成就、也包括1957年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發表具有劃時代意義名著《句法結構》 (Syntactic Structures) 這個語言學發展史上的突破。我的祝願是很簡單的，當人們十年後談到我們系，就能夠立刻聯想到跟我們老師和研究生有關的一系列語言學重要發現，就好像當我想到北大、 MIT、UCLA、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時候，就能夠馬上聯想起一大串重要的語言學理論突破和研究發現一樣。要實現這個目標，會要求我們有清晰的目標，要求我們對語言學事業具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要求我們繼續刻苦努力。
我最近讀了黃燦然編的《香港新詩名篇》，裏面有康夫1988年的一首題爲 ‘詩中議論’ 的詩。它的結尾很能表達我對本系學術發展的祝願：
“你的火炬
要交到指定的位置
不要交給風
塵土和雨”